辛雄族祖琛 琛子术 术族子德源 杨机 高道穆兄谦之 綦俊山伟 宇文忠之 费穆 孟威
　　辛雄，字世宾，陇西狄道人也。父暢，汝南、乡郡二郡太守。雄有孝性，居父忧，殆不可识。清河王怿为司空，辟为左曹。怿迁司徒，仍授左曹。雄用心平直，加以闲明政事，经其断割，莫不悦服。怿每谓人曰：“必也无讼，辛雄有焉。”历尚书驾部、三公郎。会沙汰郎官，唯雄与羊深等八人见留，余悉罢遣。
　　先是，御史中丞、东平王匡复欲舆棺谏诤，尚书令、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诏恕死。雄奏理匡曰：“窃惟白衣元匡，历奉三朝，每蒙宠遇，谔谔之性，简自帝心。故高祖锡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弹纠。当高肇之时，匡造棺致谏，主圣臣直，卒以无咎。假欲重造，先帝已容之于前，陛下亦宜宽之于后。”未几，匡除平州刺史。右仆射元钦称雄之美，左仆射萧宝夤曰：“吾闻游仆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省事，足矣’今日之赏，何其晚哉！”
　　初，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经恩竞诉，枉直难明。遂奏曾染风闻者，不问曲直，推为狱成，悉不断理。诏门下、尚书、廷尉议之。雄议曰：“《春秋》之义，不幸而失，宁僭不滥。僭则失罪人，滥乃害善人。今议者不忍罪奸吏，使出入纵情，令君子小人，薰莸不别，岂所谓赏善罚恶，殷勤隐恤者也？古人唯患察狱之不精，未闻知冤而不理。”诏从雄议。自后每有疑议，雄与公卿驳难，事多见从。于是公能之名甚盛。又为《禄养论》，称仲尼陈五孝，自天子至于庶人，无致仕之文。《礼记》：八十，一子不从政；九十，家不从政。郑玄注云：“复除之。”然则止复庶人，非公卿士大夫之谓。以为宜听禄养，不约其年。书奏，孝明纳之。后除司空长史。时诸公皆慕其名，欲屈为佐，莫能得也。
　　时诸方贼盛，而南寇侵境，山蛮作逆，孝明欲亲讨，以荆州为先。诏雄为行台左丞，与临淮王彧东趣叶城；别将裴衍，西通鸦路。衍稽留未进，议师已次汝滨。逢北沟求救，议以处分道别，不欲应之。雄曰：“王执麾阃外，唯利是从，见可而进，何必守道？”彧恐后有得失之责，要雄符下。雄以车驾将亲伐，蛮夷必怀震动，乘彼离心，无往不破，遂符彧军，令速赴击。贼闻，果自走散。在军上疏曰：“凡人所以临坚陈而忘身，触白刃而不惮者，一则求荣名，二则贪重赏，三则畏刑罚，四则避祸难。非此数事，虽圣王不能劝其臣，慈父不能厉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赏必行，罚必信，使亲疏贵贱，勇怯贤愚，闻钟鼓之声，见旍旗之列，莫不奋激，竞赴敌场。岂厌久生而乐早死也？利害县于前，欲罢不能耳。自秦、陇逆节，将历数年，蛮左乱常，稍已多载。凡在戎役，数十万人，三方之师，败多胜少，迹其所由，不明赏罚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愍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诏，赏不移时。然兵将之勋，历稔不决，亡军之卒，晏然在家，致令节士无所劝慕，庸人无所畏慑。进而击贼，死交而赏赊；退而逃散，身全而无罪，此其所以望敌奔沮，不肯进力者矣。为重发明诏，更量赏罚，则军威必张，贼难可弭。臣闻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须废也。赏罚，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敌，士之所难，欲其必死，宁可得也？”后为吏部郎中。
　　及尔硃荣入洛，河阴之难，人情未安，雄潜窜不出。孝庄欲以雄为尚书，门下奏曰：“辛雄不出，存亡未知。”孝庄曰：“宁失亡而用之，可失存而不用也？”遂除度支尚书。后以本官兼侍中、关西尉劳大使。将发，请事五条：一言逋悬租调，宜悉不征；二言简罢非时徭役，以纾人命；三言课调之际，使丰俭有殊，令州郡量检，不得均一；四言兵起历年，死亡者众，或父或子，辛酸未歇，见存耆老，请假板职，悦生者之意，慰死者之魂；五言丧乱既久，礼仪罕习，如有闺门和穆，孝悌卓然者，宜旌其门闾。庄帝从之，因诏：人年七十者授县，八十授郡，九十加四品将军，百岁从三品将军。
　　永熙三年，兼吏部尚书。时近习专恣，雄惧其谗匿，不能守正，论者颇讥之。孝武南狩，雄兼左仆射，留守京师。永熙末，兼侍中。帝入关右，齐神武至洛，于永宁寺大集朝士，责雄及尚书崔孝芬、刘廞、杨机等曰：“为臣奉主，匡危救乱。若处不谏诤，出不陪随，缓则耽宠，急便窜避，臣节安在？”乃诛之。
　　二子，士璨、士贞，逃入关中。
　　雄从父兄纂，字伯将，学涉文史，温良雅正。初为衮州安东府主簿，与秘书丞同郡李伯尚有旧。伯尚与咸阳王禧同逆，逃窜投纂，事觉，坐免官。后为太尉骑兵参军，每为府主清河王怿所赏。至定考，怿曰：“辛骑兵有学有才，宜为上第。”及梁将曹义宗攻新野，诏纂为荆州军司。纂善抚将士，人多用命，贼甚惮之。会孝明崩讳至，咸以对敌，欲秘凶问。纂曰：“安危在人，岂关是也？”遂发丧号哭，三军缟素，还入州城，申以盟约。寻为义宗所围，相率固守。孝庄即位，除兼尚书，仍行台。后大都督费穆击义宗禽之，入城，因举酒属纂曰：“微辛行台之在斯，吾亦无由建此功也。”
　　永安二年，元颢乘胜至城下，为颢禽之。及孝庄还宫，纂谢不守之罪。帝曰：“于时朕亦北巡，东军不守，岂卿之过。”转荥阳太守。百姓姜洛生、康乞得者，旧是前太守郑仲明左右，豪猾偷窃，境内患之。纂伺捕禽获，枭于郡市，百姓欣然。纂侨属洛阳，太昌中，乃为河南邑中正。
　　永熙三年，除河内太守。齐神武赴洛，兵集城下，纂出城谒，神武慰勉之。因命前侍中司马子如曰：“吾行途疲弊，宜代吾执河内手也。”寻为兼尚书、南道行台、西荆州刺史。时蛮酋樊大能应西魏，纂攻之，不克而败，为西魏将独孤信所害。赠司徒公。
　　雄族祖琛。琛字僧贵。祖敬宗，父树宝，并代郡太守。琛少孤，曾过友人，见其父母无恙，垂涕久之。释褐奉朝请、荥阳郡丞。太守元丽性颇使酒，琛每谏之。丽后醉，辄令闭阁，曰：“勿使丞入也。”孝文南征，丽从舆驾，诏琛曰：“委卿郡事，如太守也。”景明中，为扬州征南府长史。刺史李崇，多事产业，琛每谏折，崇不从，遂相纠举，诏并不问。后加龙骧将军、南梁太守。崇因置酒谓琛曰：“长史后必为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对曰：“若万一叨忝，得一方正长史，朝夕闻过，是所愿也。”崇有惭色。卒于官。
　　琛宽雅有度量，涉猎经史，喜愠不形于色。当官奉法，所在有称。
　　长子悠，字元寿，早有器业，为侍御史，监扬州军。贼平，录勋书，时李崇犹为刺史，欲寄人名，悠不许。崇曰：“我昔逢其父，今复逢其子。”早卒。
　　悠弟俊，字叔义，有文才。魏子建为山南行台，以为郎中。有军国机断。还京，于荥阳为人所劫害。赠东秦州刺史。俊弟术。
　　术字怀哲，少明敏，有识度，解褐司空胄曹参军。与仆射高隆之共典营构鄴都宫室。术有思理，百工克济。再迁尚书右丞，出为清河太守，政有能名。追授并州长史，遭父忧去职。清河父老数百人，诣阙上书，请立碑颂德。齐文襄嗣事，与尚书左丞宋游道、中书侍郎李绘等并追诣晋阳，俱为上客。累迁散骑常侍。武定六年，侯景叛，除东南道行台尚书，封江夏县男。与高岳等破侯景，禽萧明。迁东徐州刺史，为淮南经略使。齐天保元年，侯景徵江西租税，术率诸军度淮断之，烧其稻数百万石。还镇下邳，人随术北度淮者三千余家。东徐州刺史郭志杀郡守，文宣闻之，敕术自今所统十余州地，诸有犯法者，刺史先启听报；以下先断，后表闻。齐代行台兼总人事，自术始也。安州刺史、临清太守、盱眙蕲城二镇将犯法，术皆案奏杀之。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赀财尽赐术。三辞不见许，术乃送诣所司，不复以闻。邢邵闻之，遗术书曰：“昔钟离意云：孔子忍渴于盗泉，便以珠玑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谓异代一时。”及王僧辨破侯景，术招携安抚，城镇相继款附，前后二十余州。于是移镇广陵，获传国玺送鄴，文宣以玺告于太庙。此玺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纽交盘龙，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二汉相传，又历魏、晋；晋怀帝败，没于刘聪；聪败，没于石氏；石氏败，晋穆帝永和中，濮阳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护何融送于建业；历宋、齐、梁；梁败，侯景得之；景败，侍中赵思贤以玺投景南衮州刺史郭元建，送于术，故术以进焉。寻徵为殿中尚书，领太常卿。仍与朝贤，议定律令。迁吏部尚书，食南衮州梁郡干。迁鄴以后，大选之职，知名者数四，互有得失，未能尽美。文襄少年高朗，所弊也疏；袁叔德沈密谨厚，所伤者细；杨愔风流辨给，取士失于浮华；唯术性尚贞明，取士以才以器，循名责实，新旧参举，管库必擢，门阀不遗。考之前后铨衡，在术最为折衷，甚为当时所称举。天保末，文宣尝令术选百员官，参选者二三千人，术题目士子，人无谤讟，其所旌擢，后亦皆致通显。
　　术清俭寡嗜欲，勤于所职，未尝暂懈，临军以威严，牧人有惠政。少爱文史，晚更勤学，虽在戎旅，手不释卷。及定淮南，凡诸赀物，一毫无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齐、梁时佳本，鸠集万余卷，并顾、陆之徒名画，二王已下法书，数亦不少。俱不上王府，唯入私门。及还朝，颇以饟遗贵要，物议以此少之。十年卒，年六十。皇建二年，赠开府仪同三司、中书监、青州刺史。
　　子阁卿，尚书郎。阁卿弟衡卿，有识学，开府参军事。隋大业初，卒于太常丞。术族子德源。德源字孝基，祖穆，魏平原太守。父子馥，尚书左丞。
　　德源沈静好学，十四解属文，及长，博览书记。美仪容，中书侍郎裴让之特相爱好，兼有龙阳之重。齐尚书仆射杨遵彦、殿中尚书辛术皆一时名士，并虚襟礼敬，同举荐之。后为兼员外散骑侍郎，聘梁使副。德源本贫素，因使，薄有资装，遂饷执事，为父求赠，时论鄙之。中书侍郎刘逖上表荐德源：弱龄好古，晚节逾厉，枕藉《六经》，渔猎百氏；文章绮艳，体调清华。恭慎表于闺门，谦捴著于朋执；实后进之辞人，当今之雅器。由是除员外散骑侍郎。后兼通直散骑常侍，聘陈。及还，待诏文林馆，位中书舍人。
　　齐灭，仕周为宣纳上士。因取急诣相州，会尉迟迥起逆，以为中郎，德源辞不获免，遂亡去。隋受禅，不得调者久之。隐林虑山，郁郁不得志，著《幽居赋》以自寄。素与武阳太守卢思道友善，时相往来。魏州刺史崔彦武奏德源潜为交结，恐有奸计，由是谪令从军讨南宁。及还，秘书监牛弘以德源才学显著，奏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德源每于务隙撰集，注《春秋三传》三十卷，注《扬子法言》二十三卷。蜀王秀奏以为掾，转谘议参军，卒官。有集二十卷，又撰《政训》、《内训》各二十卷。有子素臣。
　　德源从祖兄元植，齐天保中，司空司马。学涉，有名闻于世。
　　德源族叔珍之，少有气侠，历位北海太守，后行平州事，卒于州。赠骠骑大将军、洛州刺史，谥曰恭。
　　子悫，武定末，开府铠曹参军。
　　杨机，字显略，天水冀人也。祖伏恩，徙居洛阳，因家焉。机少有志节，为士流所称。河南尹李平、元晖，并召署功曹。晖尤委以郡事。或谓晖曰：“弗躬弗亲，庶人弗信，何得委事于机，高卧而已。”晖曰：“吾闻君子劳于求士，逸于任贤，吾既委得其才，何为不可？”由是声名更著。时皇子国官多非其人，诏选清直之士，机见举为京兆王愉国中尉，愉甚敬惮之。后为洛阳令，京辇伏其威风。诉讼者一经其前，后皆识其名姓，并记其事理。历司州别驾、清河内史、河北太守，并有能名。永熙中，除度支尚书。机方直之心，久而弥厉，奉公正己，为时所称。家贫无马，多乘小犊车，时论许其清白。与辛雄等并为齐神武所诛。
　　高恭之，字道穆，自云辽东人也。祖潜，献文初，赐爵阳关男。诏以沮渠牧犍女赐潜为妻，封武威公主，拜驸马都尉。父崇，字积善，少聪敏，以端谨称。家资富厚，而崇志尚俭素。初，崇舅氏坐事诛，公主痛本生绝胤，遂以崇继牧犍后，改姓沮渠。景明中，启复本姓，袭爵，除洛阳令。为政清断，吏人畏其威风，发扌适不避强御，县内肃然。卒，赠沧州刺史，谥曰成。
　　道穆以字行于世，学涉经史，所交皆名流俊士。幼孤，事兄如父。每谓人曰：“人生厉心立行，贵于见知，当使夕脱羊裘，朝佩珠玉。若时不我知，便须退迹江海，自求其志。”御史中尉元匡高选御史，道穆奏记求用于匡，匡遂引为御史。其所纠扌适，不避权豪。正光中，出使相州。前刺史李世哲，即尚书令崇之子，多有非法，逼买人宅，广兴屋宇，皆置鸱尾，又于马埒堠上为木人执节。道穆绳纠，悉毁去之，并表发其赃货。尔硃荣讨蠕蠕，道穆监其军事，荣甚惮之。萧宝夤西征，以为行台郎中，委以军机之事。后属兄谦之被害，情不自安，遂托身于孝庄。孝庄时为侍中，深相保护。及即位，赐爵龙城侯，除太尉长史，领中书舍人。及元颢逼武牢，或劝帝赴关西者，帝以问道穆，道穆言关中残荒，请车驾北度，循河东下。帝然之。其夜到河内郡北，帝命道穆烛下作诏书，布告远近，于是四方知乘舆所在。寻除给事黄门侍郎、安喜县公。于时尔硃荣欲回师待秋，道穆谓曰：“大王拥百万之众，辅天子而令诸侯，此桓、文之举也。今若还师，令颢重完守具，可谓养虺成蛇，悔无及矣。”荣深然之。及孝庄反政，因宴次谓尔硃荣曰：“前若不用高黄门计，社稷不安，可为朕劝其酒，令醉。”荣因陈其作监军时，临事能决，实可任用。寻除御史中尉，仍兼黄门。
　　道穆外执直绳，内参机密，凡是益国利人之事，必以奏闻，谏争尽言，无所顾惮。选用御史，皆当世名辈，李希宗、李绘、阳休之、阳斐、封君义、邢子明、苏淑、宋世良等三十人。于时用钱稍薄，道穆表曰：“百姓之业，钱货为本，救弊改铸，王政所先。自顷以来，私铸薄滥，官司纠绳，挂网非一。在市铜价，八十一文得铜一斤，私铸薄钱，斤余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随之以重刑，得罪者虽多，奸铸者弥众。今钱徒有五铢之文，而无二铢之实，薄甚榆荚，上贯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因循有渐，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复何罪。昔汉文帝以五分钱小，改铸四铢。至武帝复改三铢为半两。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轻也。论今据古，宜改铸大钱，文载年号，以记其始。则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铜价至贱，五十有余，其中人功，食料、锡炭、铅钞，纵复私营，不能自润。直置无利，自应息心，况复严刑广设也。以臣测之，必当钱货永通，公私获允。”后遂用杨侃计，铸永安五铢钱。
　　仆射尔硃世隆当朝权盛，因内见，衣冠失仪，道穆便即弹纠。帝姊寿阳公主行犯清路，执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车。公主深恨，泣以诉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岂可私恨责之也？”道穆后见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深以为愧。”道穆免冠谢，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谢朕！”寻敕监仪注。又诏：“秘书图籍及典书缃素，多致零落，可令道穆总集帐目，并牒儒学之士，编比次第。”
　　道穆又上疏曰：“高祖太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论刑辟是非，虽事非古始，交济时要。窃见御史出使，悉受风闻，虽时获罪人，亦不无枉滥。何者？得尧之罚，不能不怨。守令为政，容有爱憎，奸猾之徒，恆思报恶，多有妄造无名，共相诬谤。御史一经检究，耻于不成，杖木之下，以虚为实。无罪不能自雪者，岂可胜道哉！臣虽愚短，守不假器，绣衣所指，冀以清肃。若仍更踵前失，或伤善人，则尸禄之责，无所逃罪。如臣鄙见，请依太和故事，还置司直十人，名隶廷尉，秩以五品，选历官有称，心平性正者为之。御史若出纠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数。廷尉遣司直与御史俱发。所到州郡，分居别馆。御史检了，移付司直。司直覆问事讫，与御史俱还。中尉弹闻，廷尉科案，一如旧式。庶使狱成罪定，无复稽宽，为恶取败，不得称枉。若御史、司直纠劾失实，悉依所断狱罪之。听以所检，迭相纠发。如二使阿曲，有不尽理，听罪家诣门下通诉，别加案检。如此，则肺石之傍，怨从可息；聚棘之下，受罪吞声者矣。”诏从之，复置司直。
　　及尔硃荣死，帝召道穆，付赦书，令宣于外，谓曰：“今当得精选御史矣。”先是，荣等常欲以其亲党为御史，故有此诏。及尔硃世隆等战于大夏门北，道穆受诏督战。又赞成太府卿李苗断桥之计，世隆等于是北遁。加卫将军、大都督，兼尚书右仆射、南道大行台。时虽外托征蛮，而帝恐北军不利，欲为南巡之计。未发，会尔硃兆入洛，道穆虑祸，托病去官。世隆以其忠于前朝，遂害之。太昌中，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雍州刺史。子士镜袭爵，为北豫州刺史。道穆兄谦之。
　　谦之字道让，少事后母以孝闻。专意经史，天文、算历、图纬之书，多所该涉。好文章，留心《老》、《易》。袭父爵。孝昌中，行河阴令。先是有人囊盛瓦砾，指作钱物，诈市人马，因而逃去。诏令追捕，必得以闻。谦之乃伪枷一囚，立于马市，宣言是前诈市马贼，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议者。有二人相见，忻然曰：“无复忧矣！”执送案问，悉获其党。并出前后盗处，失物之家，各得其本物，具以状告。寻正河阴令。在县二年，损益政体，多为故事。时道穆为御史，亦有能名，世美其父子兄弟并著当官之称。
　　旧制，二县令得面陈得失。时佞幸之辈，恶其有所发闻，遂共奏罢。谦之乃上疏曰：“臣以无庸，谬宰神邑，实思奉法不挠，称是官方。酬朝廷无赀之恩，尽人臣守器之节。但豪家支属，戚里亲媾，缧绁所及，举目多是。皆有盗憎之色，咸起恶上之心。县令轻弱，何能克济？先帝昔发明诏，得使面陈所怀。臣亡父先臣崇之为洛阳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贵敛手，无敢干政。近年已来，此制遂寝，致使神宰威轻，下情不达。今二圣远遵尧、舜，宪章高祖，愚臣亦望策其驽蹇，少立功名。乞行新典，更明往制，庶奸豪知禁，颇自屏心。”诏付外量闻。
　　谦之又上疏，以为：“自正光以来，边城屡扰，命将出师，相继于路。但诸将帅，或非其才，多遣亲者，妄称入募，唯遣奴客充数而已。对寇临敌，略不弯弓。则是王爵虚加，征夫多阙，贼虏何可殄除，忠贞何以劝诫也？且近习侍臣，戚属朝士，请托官曹，擅作威福。如有清贞奉法，不为回者，咸共谮毁，横受罪罚。在朝顾望，谁肯申闻？蔽上拥下，亏风损政。使谗谄甘心，忠谠息义。且频年以来，多有征发，人不堪命，动致流离。苟保妻子，竞逃王役，不复顾其桑井，惮此刑书。正由还有必困之理，归无自安之路。若听归其本业，徭役微甄，则还者必众，垦田增辟，数年之后，大获课入。今不务以理还之，但欲严符切勒，恐数年之后，走者更多。故有国有家者，不患人不我归，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敌不我攻，唯恃吾不可侮。此乃千载共遵，百王一致。伏愿少垂览察。”灵太后得其疏，以责左右近侍，诸宠要者由是疾之。乃启太后，云谦之有学艺，除为国子博士。
　　谦之与袁翻、常景、郦道元、温子升之徒，或申款旧。好施赡恤，言诺无亏。居家僮隶，对其兒不挞其父母，生三子便免其一世。无愆黥奴婢，常称：“俱禀人体，如何残害？”谦之以父舅氏沮渠蒙逊曾据凉土，国书漏阙，乃修《凉书》十卷，行于世。凉国盛事佛道，为论贬之，称佛是九流之一家。当世名流，竞以佛理来难，谦之还以佛义对之，竟不能屈。以时所行历多未尽善，乃更改元修者撰，为一家之法。虽未行于世，识者叹其多能。时朝议铸钱，以谦之为铸钱都将长者史，乃上表求铸三铢钱，曰：
　　盖钱货之立，本以通有无，便交易，故钱之轻重，世代不同。太公为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时，更铸大钱。秦兼海内，钱重半两。汉兴，以秦钱重，改铸榆荚钱。至文帝五年，复为四铢。孝武时悉复销坏，更铸三铢。至无狩中，变为五铢。又造赤仄之钱，以一当五。王莽摄政，钱有六等：大钱重十二铢，次九铢，次七铢，次五铢，次三铢，次一铢。魏文帝罢五铢钱，至明帝复立。孙权江左铸大钱，一当五百。权赤乌年，复铸大钱，一当千。轻重大小，莫不随时而变。窃以食货之要，八政为首，聚财之贵，诒训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饶，御海内之富，莫不腐红粟于太仓，藏朽贯于泉府。储畜既盈，人无困弊，可以宁谧四海，如身使臂者矣。昔汉之孝武，地广财饶，外事四戎，遂虚国用。于是草茅之臣，出财助边；兴利之计，纳税庙堂。市列榷酒之官，邑有告缗之令。盐铁既兴，钱弊屡改，少府遂丰，上林饶积。外辟百蛮，内不增赋者，皆计利之由也。今群妖未息，四郊多垒，徵税既烦，千金日费，仓储渐耗，财用将竭，诚杨氏献税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钱犹屡改，并行大小，子母相权。况今寇难未除，州郡沦败，人物凋零，军国用少。别铸小钱，可以富益，何损于政，何妨于人也？且政兴不以钱大，政衰不以钱小，唯贵公私得所，政化无亏，既行之于古，亦宜效之于今矣。昔禹遭大水，以历山之金铸钱，救人之困；汤遭大旱，以庄山之金铸钱，赎人之卖子者。今百姓穷悴，甚于曩日，钦明之主，岂得垂拱而观之哉？臣今此铸，以济交乏，五铢之钱，任使并用，行之无损，国得其益。
　　诏将从之。事未就，会卒。
　　初，谦之弟道穆，正光中为御史，纠相州刺史李世哲事，大相挫辱，其家恆以为憾。至是世哲弟神轨为灵太后深所宠任，会谦之家僮诉良，神轨左右之，入讽尚书，判禁谦之于廷尉。时将赦，神轨乃启灵太后，发诏于狱赐死。朝士莫不哀之。所著文章百余篇，别有集录。永安中，赠营州刺史，谥曰康。又除一子出身，以明冤屈。
　　谦之弟谨之，字道修。父崇既还本姓，以谨之继沮渠氏。
　　綦俊，字剽显，河南洛阳人也。其先居代。俊孝庄时仕，累迁为沧州刺史，甚为吏人畏悦。寻除太仆卿。及尔硃世隆等诛，齐神武召文武百司，下及士庶，议所立。莫有应者。俊避席曰：“广陵王虽为尔硃扶戴，当今之圣主也。”神武将从之。时黄门崔甗议不同，高乾、魏兰根等固执甗言，遂立孝武帝。及帝入关，神武深思俊言，常以为恨。寻除御史中尉，于路与仆射贾显度相逢，显度恃勋贵，排俊驺列倒，俊忿见于色，自入奏之。寻加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俊佞巧，能候当涂，斛斯椿、贺拔胜皆与友善。性多诈，贺拔胜出镇荆州，过俊别，因辞俊母。俊故见败氈弊被，胜更遗之钱物。后兼吏部尚书，复为沧州刺史。徵还，兼中尉，章武县伯。寻除殷州刺史，薨于州。赠司空公，谥曰文贞。
　　子洪实，字巨正，位尚书左右郎、魏郡邑中正。嗜酒好色，无行检，卒。
　　山伟，字仲才，河南洛阳人也。其先居代。祖强，美容貌，身长八尺五寸，工骑射，弯弓五石，为奏事中散。从献文猎方山，有两狐起于御前，诏强射之，百步内，二狐俱获。位内行长。父幼之，位金明太守。伟涉猎文史，孝明初，元匡为御史中尉，以伟兼侍御史。入台五日，便遇正会，伟司神武门。其妻从叔为羽林队主，挝直长于殿门，伟即劾奏。匡善之，俄然奏正，帖国子助教，迁员外郎、廷尉评。
　　时天下无事，进仕路难，代迁之人，多不沾预。及六镇、陇西二方起逆，领军元叉欲用代来寒人为传诏，以慰悦之，而牧守子孙投状求者百余人。叉因奏立勋附队，令各依资出身。自是北人，悉被收叙。伟遂奏记，赞叉德美。叉素不识伟，访侍中安丰王延明、黄门郎元顺，顺等因是称荐之。叉令仆射元钦引伟兼尚书二千石郎，后正名士郎，修起居注。仆射元顺领选，表荐为谏议大夫。
　　尔硃荣之害朝士，伟时守直，故免祸。及孝庄入宫，仍除伟给事黄门侍郎。先是伟与仪曹郎袁升、屯田郎李延考、外兵郎李奂、三公郎王延业方驾而行，伟少居后。路逢一尼，望之叹曰：“此辈缘业，同日而死。”谓伟曰：“君方近天子，当作好官。”而升等四人皆于河阴遇害，果如其言。
　　俄领著作郎，节闵帝立，除秘书监，仍著作。初，尔硃兆入洛，官守奔散，国史典书高法显密埋史书，故不遗落。伟自以为功，诉求爵赏。伟挟附世隆，遂封东阿县伯，而法显止获男爵。伟寻进侍中。孝静初，除卫大将军，中书令，监起居。后以本官复领著作，卒官。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幽州刺史，谥曰文贞公。
　　国史自邓彦海、崔深、崔浩、高允、李彪、崔光以还，诸人相继撰录。綦俊及伟等谄悦上党王天穆及尔硃世隆，以为国书正应代人修缉，不宜委之余人，是以綦、伟等更主大籍。守旧而已，初无述著，故自崔鸿死后，迄终伟身，二十许载，时事荡然，万不记一。后人执笔，无所凭据，史之遗阙，伟之由也。外示沈厚，内实矫竞。与綦俊少甚相得，晚以名位之间，遂若水火。与宇文忠之之徒代人为党，时贤畏恶之。而爱尚文史，老而弥笃。伟弟少亡，伟抚寡训孤，同居二十余载，恩义甚笃。不营产业，身亡之后，卖宅营葬，妻女不免飘泊，士友叹愍之。长子昂袭爵。
　　宇文忠之，河南洛阳人也。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世据东部，后居代都。父侃，卒于书侍御史。忠之涉猎文史，颇有笔札，释褐太学博士。天平初，除中书侍郎。裴伯茂与之同省，常侮忽之，以忠之色黑，呼为“黑宇”。后敕修国史。元象初，兼通直散骑常侍，副郑伯猷，使梁。武定初，为尚书右丞，仍修史。未几，以事除名。忠之好荣利。自为中书郎六七年矣，遇尚书省选右丞，预选者皆射策，忠之试焉。既获丞职，大为忻满，志气嚣然，有骄物之色。识者笑之。既失官爵，怏怏发疾，卒于君山。

译文

　　辛雄，字世宾，陇西狄道人。父亲辛畅，任汝南、乡郡二郡太守。
　　辛雄很重孝道，替父亲守丧，因过于伤心而消瘦变形，人们几乎无法将他认出。清河王元怿任司空，征请他任左曹。元怿任司徒，仍请他任左曹。他心地坦荡，加上对政务十分熟悉，所以，经他处理的事情，人们无不心悦诚服。元怿常对别人说：“有辛雄在，就一定没有讼案。”他历任尚书驾部、三公郎。适逢朝廷淘汰郎官，惟有他与羊深等八人留任，其余的人全部被罢职遣归。
　　早先，御史中丞、东平王元匡又想抬着棺木进宫，向皇帝进谏，尚书令、任城王元澄弹劾他对天子不尊重，朝廷下诏饶恕他的死罪。辛雄替元匡申辩，陈奏说“：元匡原为布衣，立官三朝，常蒙受先帝的恩宠。他正直无私的性格，很得先帝们的称赞。所以，高祖孝文帝赐给他匡这个名字，陛下您命他负责弹劾的重任。高肇专权时，他就抬着棺木向朝廷谏诤。那时，天子圣明，大臣正直，朝廷始终没有怪罪他。假如他又要重新抬棺上殿，先帝原先已经原谅了他，陛下您也应宽厚地对待他。”不久，元匡被任命为平州刺史。右仆射元钦称赞辛雄品格高尚，左仆射萧宝夤说：“我听游仆射说：‘如能得到像辛雄这样的四五个人才来处理省台的事务，就足够了。’今天才认识他，真是太晚了呀！”
　　开初，廷尉少卿袁翻考虑到犯罪的人经恩准可以上诉，但是非曲直却难以判明。便奏请朝廷，凡是靠道听途说，不问是非，推成狱案的，一概不予受理。朝廷下诏让门下、尚书、廷尉共同议论。辛雄说“：《春秋》中的大义，现在不幸而失去了，处理狱案，宁宽勿严。宽则会让犯罪的人逃脱惩罚；严则会使好人受害。现在，人们不忍心加罪于奸恶贪婪的官吏，使他们为所欲为，使得道德高尚的君子，与行为卑劣的小人，香臭不分，怎么能说是赏善罚恶、殷勤地替那些受冤屈的人着想呢？古人常担心处理案件不精细，没有听说知道冤枉而不处理的。”朝廷下诏按他的意见办。从此，朝廷每遇到疑难问题，他与朝臣发生分歧，大多听从他的意见。于是，他的公正能干的名声传播开来。
　　他写了《禄养论》，说孔子陈述的五孝中，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百姓，没有不让做官这种说法。《礼记》上说：年纪八十岁，一个儿子不从政，专门侍奉他；年纪九十岁，全家都不从政，专门侍奉他。郑玄注释说：“可以再任命他。”然则，这些只对庶民百姓，不是针对公卿大臣说的。他认为应该允许用俸禄奉养老人，不限制年纪界限。奏章上达，孝明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后来，他被任命为司空长史。各公卿大臣都仰慕他的声望，想让他担任自己的助手，却不能如愿以偿。
　　当时，各方盗贼强盛，南朝又侵犯边境，山蛮聚众作乱，孝明帝想亲自讨伐，把荆州作为第一个目标。朝廷下诏命辛雄为行台左丞，与临淮王元..，向东进至叶城；别将裴衍，向西打通亚鸟地一带的道路。裴衍犹豫观望，没有进发。元..的军队已到达汝河之滨，适逢北沟的魏军向他求救，元..认为在路途中不宜分兵管别的事，所以不想应允。辛雄劝他说：“您在朝廷以外指挥军队，怎么有利就怎么办，有合适的机会就进攻，何必墨守成规？”元..害怕事后朝廷对他进行责罚，要求辛雄给他军符。他认为天子目前要亲自征讨，蛮夷必大受震动，趁着他们惊慌失措，可无往而不胜。便把军符给了元..的军队，让他们迅速出击。敌人听到后，果然逃散。
　　他在军旅中给朝廷上疏说“：人之所以能在军阵中舍身忘我，身触白刃而毫不畏惧的原因，一是为了追求美好的名声，二是为了获得优厚的奖赏，三是畏惧严厉的刑罚，四是为了杀死敌人，保护自己。如果离开这四条，虽然是圣明的君主也不能劝动他的大臣，慈祥的父亲也不能驱使他的儿子。英明的天子深深了解其中的道理，所以赏必行，罚必信，使那关系亲的，关系远的，地位高的，地位低的，勇敢的，怯懦的，聪明的，愚蠢的，一听到进军的号角钟鼓，一看到猎猎飘扬的军旗，无不感奋激扬，竞相冲入敌阵。难道是厌恶活的太久而愿意早死吗？是利害摆在他的面前，欲罢不能啊！自从秦、陇一带发生变乱，已历经数年；南方的蛮族骚扰，已有几载；前后参加讨伐的士兵，共有数十万人；参与这三个方面作战的军队，却失败的多，胜利的少，究其原因，是赏罚不明造成的。陛下如果想早日平定天下，应同情将士们的辛勤劳瘁，降下明诏，奖赏决不拖延。然而，过去将士们的功勋，迟迟不予奖励；在战阵上逃跑的兵卒，安安稳稳地在家住着，使得那些重气节，忘生死的人得不到鼓励，庸陋卑劣的人无所畏惧。奋勇杀敌，死了奖赏却一再拖延；临阵逃脱，身体得以保全而不受惩罚，这就是士卒所以望风逃窜、不肯奋力进击的原因啊！如果重新下达诏命，更换赏罚的标准，军威一定能够大振，敌人一定可以被扫除。”后来，朝廷任他为吏部郎中。
　　尔朱荣率军占据洛阳，在河阴大肆杀戮朝臣，人心惶惶，辛雄藏匿不出。孝庄帝想命他为尚书，门下省奏报说：“辛雄没有出来，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孝庄帝说“：就是他死了也要用他，怎么能活着而不用呢？”便任命他为度支尚书。
　　后来，他又兼任侍中、关西慰劳大使。即将出发，他向朝廷请求五件事：一是过去所欠的租调，应全部免征；二是省简和废除不合时节的徭役，以舒缓百姓的生计；三是征收调绢的时候，要让丰收和歉收的地方有区别，让各州郡量力而行，不得强求一样；四是历年兵连祸结，死亡无数，有的失去父亲，有的失去儿子，辛酸伤悲，至今犹存，活着的老人，请求授予官职，让幸存的人感到高兴，死去的人灵魂得到安慰；五是社会动乱已久，礼仪荒废，如果阖门和睦，孝顺父母，团结兄弟，事迹突出的，应在他们的家门口悬挂匾额，予以表彰。孝庄帝同意他的建议，因而下诏，命给七十岁的老人授县级官职，八十岁的老人授郡级官职，九十岁的加封为四品将军，百岁老人封为从三品的将军。
　　永熙二年(533)，他兼任吏部尚书。这时，天子渐至专断恣肆，辛雄惧怕他受谗言产生邪念，所以，不像过去那样坚守正道。人们议论起来颇有讥讽。孝武帝到南方巡游，辛雄兼任左仆射，留守京城。永熙末年(534)，他兼任侍中。孝武帝被迫西入长安，齐神武帝高欢来到洛阳，在永宁寺聚集所有的朝臣，责怪辛雄和尚书崔孝芬、刘貵、杨机等人说“：作为大臣的侍奉君主，要匡扶危机，救治祸乱。如果在朝廷内不去进谏劝阻，天子外出又不陪驾随往，天下太平则邀幸取宠，出现祸乱便争相逃跑，大臣的节操到哪里去了？”便将他们诛杀。
　　辛琛，字僧贵。从小失去父亲，曾到友人那里，见人家的父母都安然无恙，很感伤心，涕泪良久。出仕后，任奉朝请、荥阳郡丞。太守元丽好使酒任性，辛琛常常劝阻他。元丽醉酒后常令从人关上房子的门说“：不要让郡丞辛琛进来看见了。”孝文帝南征，元丽跟着一道去，他对辛琛说“：我托你管理郡中的事务，你就像太守一样。”
　　景明时，辛琛任扬州征南府的长史，刺史李崇大量置办家产，他常常劝谏，李崇不听，他便纠察举劾他，朝廷下诏不予追究。后来，朝廷加封他为龙骧将军、南梁太守。李崇因而置办酒席为他饯行，问他：“长史你将来也一定能升任刺史，但不知道你选择什么样的人任长史？”他回答说“：如果我万一任刺史，要选择一个端方正直的人任长史，天天让他批评我的过失，这是我的愿望啊！”李崇面有愧色。辛琛死在太守任上。
　　他宽厚文雅，很有度量，广泛涉猎经书史集，喜怒不形于色。当官奉公守法，所到之处都有美称。
　　他的长子辛悠，字元寿，很小就器度不凡。任侍御史，监察扬州的军队。敌人被平定，起草立功人的奏书。当时，李崇还任刺史，想写上辛悠的名字，辛悠不同意。李崇说：“我过去遇上正直的父亲，现在又碰上了正直的儿子。”
　　辛术，字怀哲，从小聪明敏锐，遇事颇有见解，脱去布衣入仕，任司空胄曹参军。与仆射高隆之共同负责建筑邺城的宫殿，他处事明白畅达，工匠们都尽心尽力。再迁任为尚书右丞，出任清河太守，为政有能员的名声。朝廷命他为并州长史，因遭父丧离职。清河的父老乡亲数百人到宫廷上书，请求为他立碑歌功颂德。齐文襄帝高澄掌管朝廷大事，他与尚书左丞宋游道、中书侍郎李绘等追随高澄至晋阳，都成为高澄的座上宾。他多次升迁，官至散骑常侍。
　　东魏孝静帝武定六年(548)，侯景叛乱。朝廷任辛术为东南道行台尚书，封为江夏县男。他与高岳等人一起打败侯景，捉获萧明，迁任东徐州刺史，任淮南经略使。北齐天保元年(550)，侯景征收江西的租税，辛术率领军队渡过淮河断绝他的归路，焚烧侯景征收的稻谷数万石。然后北还镇守下邳，淮南人随辛术渡过淮水的有三千多家。东徐州刺史郭志杀死郡守，文宣帝听到奏报后，命令辛术“：从今天起，郭志统率的十多个州县，所有犯法的，刺史先汇报给你，你再下决断，然后奏报朝廷。”北齐的行台长官兼管一方人事，就从辛术这里开始。安州刺史、临清太守、盱眙和蕲城两地的镇将犯法，辛术都将案情奏闻朝廷将他们处死。睢州刺史及所辖的郡守，都因犯法受大辟的处治。朝廷把他们的奴婢一百多口以及资财家产都赐给了辛术。他多次拒绝，却不被朝廷同意。他便将犯官的家口和资财送到司法部门，并不让他们报告朝廷知道。邢邵听说了，写信给他，说：“过去钟离意说：孔子在盗泉旁边忍受干渴，便把珠玑委之于地。您今天能做到这样，真可以说与孔夫子异代而道德相同啊！”
　　王僧辩打败侯景，辛术前去招纳安抚。侯景占据的城镇相继归附，前后共有二十多个州郡。于是，他转而镇守广陵，得到一颗传国玉玺，派人送到邺城。文宣帝把玉玺送至太庙祷告。这颗玉玺为秦代刻制，周有四寸，上端的纽有盘龙相交，上面文字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西汉时代代相传；又历经魏、晋两朝；晋怀帝失败，玉玺流落在刘聪手里；刘聪失败，又归于石勒；石勒失败，晋穆帝永和年间，濮阳太守戴僧施得到了它，派都护何融送到建邺，历经宋、齐、梁三朝；梁失败后，侯景得到了它；侯景失败，侍中赵思贤把玉玺送给侯景的南兖州刺史郭元建，郭元建又送给辛术。所以，辛术进奉给天子。
　　不久，他被授命为殿中尚书，又领任太常卿。便与朝中贤士商议律令。又升任为吏部尚书，食俸于南兖州梁郡。迁都邺城以后，吏部尚书一职，继任者知名的就有三四个，但各有长短得失，不能尽善尽美。高澄年轻放达疏阔，他的缺点也在于疏阔；袁叔德沉稳周严，谨慎宽厚，缺陷在于过分细密；杨忄音风流潇洒，取士有失于浮华不实。惟有辛术性情高洁清明，取士注重才能器识，根据名声探求真实，把他们的今天与昨天相参考。掌管仓库的小官吏只要有能力，也必定被提拔；豪族大姓的人也不会遗漏。考察这一时期铨选人才的情况，辛术最为公正，很被当时所称道。天保末年，文宣帝曾命他选拔一百名官吏，而参选的人多达二三千人。他列出的士子名单，人们没有不满意的；他所选拔出来的，后来都官位显赫。
　　他廉洁俭约，没有别的嗜好。勤于职守，从没有过少许的松懈。统率军队施以威仪，管理地方多有惠政。少年时爱好文学和历史，晚年更加勤奋学习，虽然身在戎马军旅，仍然手不释卷。平定淮南后，对所有的财物秋毫不犯，惟有大量收集典章册籍。这些书大多是宋、齐、梁三朝的精本。他共得到一万多卷图书，以及顾恺之、陆探微之徒的名画，王羲之、王献之以下名家的书法，数量也很不少。这些都不上交公府，而归个人所有。回到朝廷之后，他用这些书画馈赠给重臣权要，人们议论起来因此有些微词。天保十年(559)去世，终年六十岁。
　　杨机，字显略，天水冀人。祖父杨伏恩，移居到洛阳，因而在那里安了家。
　　杨机从小就有志气节操，被读书人所称道。河南尹李平、元晖，一起召请他任功曹，元晖还把郡中的政务交给他处理。有人对元晖说：“不亲自处理政务，也不要相信庶民出身的人。为什么把郡中的事情交给杨机办理，您自己却高卧不起，讨取清闲呢？”元晖答道：“我听说君子们在选拔人才时非常辛苦，一旦人才被发现和使用，他就变得很清闲了。我既然得到一个人才，为什么不使用他呢？”从此，杨机的名声更大。这时，皇帝的儿子们的封国内官吏大多不称职，朝廷下诏选拔清廉正直的人才。杨机被举荐任京兆王元愉封国的中尉，元愉对他既尊重又害怕。后来，他任洛阳令，京城内都畏服他的威严。告状的人从他面前走一趟，以后他都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并记住了他们的案情。他历任司州别驾、清河内史、河北太守，都得到卓有才能的名声。永熙时，被朝廷任命为度支尚书。
　　他的端方正直之心，时间越长就越坚定，一心奉公，严于律己，被世人所称颂。家里贫穷，没有马骑，大多坐小牛犊拉的车外出，人们都认为他十分清廉。他与辛雄等人，一起被高欢杀害。
　　高恭之，字道穆，自称是辽东人。祖父高潜，献文初年，被赐爵为阳关男。天子下诏把沮渠牧腱的女儿赐给他为妻，牧腱的女儿又被封为武威公主，高潜被封为驸马都尉。
　　高道穆的父亲高崇，字积善，从小聪明敏捷，以端正谨慎出名。虽然家资丰厚，而他却崇尚节俭。他的舅父曾获罪被诛杀，武威公主为他们这一家绝了后代而痛哭，便把高崇送给沮渠家继承族业，他因而改姓沮渠。景明时，他又向朝廷奏请恢复原来的高姓，袭承父亲的爵位。任洛阳令，为政清廉，颇有决断，官吏百姓都害怕他的威严。发奸摘伏，不避强权大族，县内因此一片肃然。去世后，朝廷追赠他为沧州刺史，谥号为成。
　　高道穆以书法驰名于世。他博览经书史籍，结交的都是一代名流和豪迈秀雅之士。从小失去父亲，对待长兄就像对父亲一样尊重。他常对人说“：人一生专心致志，奋力做事，贵在被世人了解。所以应当使自己晚上脱去羊裘皮衣，早晨佩带珠玉，富贵而又显赫。如果世人不知道我，就应当隐蔽在江湖山林，以保持自己高洁远大的志向。”御史中尉元匡奉命选拔御史，他上奏章向元匡自荐，元匡推荐他为御史。
　　他纠举弹劾，不回避那些权奸巨豪。正光时，出使相州。前刺史李世哲，是尚书李崇的儿子，干了很多违背法律的事情。他强行买下别人的家宅，扩建自家的房舍，在屋脊上都装上只有宫殿上才能安装的鸱尾，又在马桴堠上装上持着节仗的木人。高道穆弹劾他，将这些非份使用的装饰全部去掉。又上表抄没他的赃物。尔朱荣讨伐蠕蠕族，高道穆负责监察他的军事。尔朱荣很畏惧他。萧宝夤西征，他任行台郎中，萧宝夤把军机大事全都委托给他。
　　后来，他的哥哥高谦之被灵太后处死，他心里很不安稳，便倾身于孝庄帝。孝庄帝命他为侍中，对他深加保护。孝庄帝即位，赐给他龙城侯的爵位，授予他太尉长史的职位，兼领中书舍人。元颢逼近武牢关，有人劝孝庄帝避向关西，孝庄帝征询高道穆的意见，他说关中残破荒芜，圣驾应该北渡黄河，再沿黄河东下，孝庄帝接受了他的建议。当夜到达河内郡的北部，孝庄帝命他在烛光下起草诏书，以布告天下。于是，四方的官吏百姓都知道皇帝在哪里。不久，他被任命为给事黄门侍郎、安喜县公。这时，尔朱荣想撤回军队，等到秋天再进攻元颢。道穆劝他说：“大王您拥有百万之众，辅助天子，号令诸侯。这是桓温、文聘的壮举啊。现在如果撤兵，让元颢重新布置防线，真可谓是养虺成蛇，后悔莫及啊。”尔朱荣认为他讲的很有道理。孝庄帝返回京城，在宴会上对尔朱荣说：“先前如果不采纳高黄门的建议，国家就不安定。你可替我劝他喝酒，让他喝醉。”尔朱荣借机陈说高道穆任他的监军时，遇事很有决断，实在可以重用。不久，朝廷任命道穆为御史中尉，仍然兼任黄门侍郎。
　　高道穆对外用法律绳量百官，对内参与朝廷机密大事的商议，凡是利国利民的事情，他必定奏报朝廷。进谏时畅所欲言，无所畏惧。选用的御史，都是当代的知名人物，如李希宗、李绘、阳休之、阳斐、封君义、邢子明等三十人。
　　当时，使用的钱币比较薄，他上表说“：百姓们立业，以钱货为根本。改铸新币，拯救时弊，这是朝廷为政的急务。最近以来，私人铸造的钱币又薄又多，官府依法清理，漏网的不是一个两个。市面上铜的价格，八十一文钱可以买一斤。私人铸造的薄钱，每斤铜可铸二百多。这种情况既表明私铸铜钱可获厚利。所以，虽然国家施之以重刑，犯罪受惩处的人虽然很多，而非法铸造的人数却在不断增加。现在的铜钱纵有五铢钱的标志，却没有二铢的重量，薄得超过榆荚，一穿上绳子就破裂，放到水上，几乎不往下沉。这种弊端前后因循沿袭，越来越严重，而限制查禁却很不得力。朝廷放弃不管，私铸钱的人又有什么罪呢？过去汉文帝因嫌五分钱太小，改铸四铢钱。汉武帝时又将三铢钱改成半两。这都是以大易小，以重代轻。根据往古讨论今天，应该改铸成大钱，铸上年号，以记下它的起始。一斤铜铸成的钱只有六七十文。铜价非常便宜，每斤只值五十多文。其中铸钱时的人工、原料、锡炭、铅砂，纵然再让他私自铸造，也得不到什么利润。无利可图，他们自然就会死心，更何况还有严刑峻法呢？按我的意见，应当让钱与货卖相通，公私铸钱，一概允许。”后来，朝廷采用杨侃的建议，铸造了永安五铢钱。
　　仆射尔朱世隆独揽朝廷大权，到内廷拜见天子，他的衣着打扮失去君臣的礼仪，道穆便立即弹劾他。孝庄帝的姐姐寿阳公主出行，违犯了清道的规矩，拿着红色木棒的兵卒呵斥人，她的车子一直向前走。高道穆命军卒用木棒将她坐的车子打坏。公主十分恼恨，哭着告诉了孝庄帝，孝庄帝说：“高中尉是一个清廉正直的人，他所履行的是公事，我怎么可以因私恨去责怪他呢？”道穆后来见孝庄帝，孝庄帝说：“有一天我姐姐出行冒犯了你，深感惭愧。”道穆脱下帽子跪下谢罪，孝庄帝说：“我有愧于你，你怎么反过来向我谢罪？”不久，命他监修朝廷的礼仪制度。又下诏说：“皇家的图书典籍，以及各种典章的文本，大多零乱残败，可令高道穆收集汇总登记，并选饱学儒士编排顺序。”
　　他又上疏说：“高祖孝文帝太和初年，让廷尉设置司直，讨论死罪判得是否恰当。事情虽然不是古代就有，也不是为了安排朝廷重臣，我认为御史们出去巡查，都根据所闻奏事，虽然不断纠举出犯罪的人，也不免会出现冤枉和滥刑。为什么呢？就是受到像尧这样圣明的帝王的惩罚，也不能不产生怨恨。地方长官们处理政务，总会有情绪上的爱憎。那些奸恶刁滑之徒，常想着报复他受到的责罚，因而，任意编造没有根据的罪状，一起诋毁攻击。御史一经受理查究，总怕案犯构不成大罪，在严刑拷打之下，假的也变成了真的。没有过失受罚，而又不能申雪的，哪里能数得完呢！我虽然愚蠢短浅，却守职不凭借外物。御史们弹劾，固然是希望肃清政治。但如果仍重蹈过去的过失，伤害好人，那么尸位其政的罪责是无法逃脱的。按我的看法，请按太和年间的旧例，仍设置司直十人，隶属廷尉，给予五品官职，选拔卓有政绩，心气公正平和者充任。御史如出京举劾，立即告知廷尉，让他们知道外出御史的人数。廷尉派司直与御史一起出发，到州郡后，他们要分开馆驿住下。御史纠举的案件要交付司直审查，司直审查完毕，再与御史一起回京。中尉负责奏闻朝廷，廷尉负责调查案件，完全按前代旧制去做。这样，可以使狱成定案后，不再会量刑过宽；作恶被惩处，也不会喊冤。如果御史和司直纠劾失实，就按他们断案错误的大小予以处罚。允许纠举的对象检举他们，也允许他们互相揭发。如果这两个使者歪曲案件真相，处理得不合情理，允许被弹劾的罪犯到门下省控诉，另外再派人复审检察。这样一来，在朝廷大门外设置的让鸣冤者敲击的石头旁，告状的人就会止息；在带刺的枣树枝的抽打之下，那些受刑者因罪证确凿，只能忍气吞声。”朝廷下诏采纳他的建议，重新设置了司直。
　　尔朱荣被处死后，孝庄帝召见他，交给他一份诏书，让他向朝臣们宣读，对他说“：现在应当精心选拔御史了。”原先，尔朱荣等人常想把自己的党羽安插为御史，所以，孝庄帝才下了这一道诏书。尔朱世隆在大夏门北面与魏军作战时，高道穆奉命督战。他又支持李苗提出的切断桥梁的建议，于是，尔朱世隆向北逃窜。朝廷加封他为卫将军、大都督，兼任尚书右仆射、南道大行台。当时，朝廷虽然对外说是要南征蛮族，而孝庄帝真正忧虑的是北部的战事不利，想以南巡作借口乘机躲避。还没有出发，尔朱兆已经攻入洛阳。高道穆为了远祸保身，借口有病辞去官职。尔朱世隆因为他忠于孝庄帝，也将他杀害。
　　高谦之，字道让，高道穆的哥哥。少年以侍奉后母孝顺闻名。他专心致志地学习经典史籍，对于天文、算术、历法、占卜图谶之类的书籍，也多有涉猎。喜好写文章，又留心于《老子》、《易经》。后来他继承了父亲的爵位。
　　孝昌年间，他代理河阴县令。原先，有一个人用布袋装上瓦砾片，诈称是钱币，到集市上骗买别人的马匹，然后逃去。朝廷下诏命地方追捕罪犯，一定要将案情报告朝廷。谦之便将一名在押旧犯戴上枷锁，让他站到马市上示众，说这就是前些时候诈骗马匹的骗子，今天想对他施以大刑。然后他派心腹查访集市上私下议论的人们，有两个人见面非常高兴，说：“我们不用再担忧了。”心腹把他们扭送到衙门审问，将他们所有的同伙全部抓获，并查出窝藏赃物的地方。丢东西的人家，都找回了丢失的东西，他把案件处理的情况报告给朝廷。不久，正式任他为河阴县令。在县任职三年，革新政治，大多采用历史上有益的旧例。这时，他的兄弟高道穆任御史，也博得美好的名声，人们称赞他们父子兄弟都享有当官的美好声誉。
　　旧制规定，京郊的两位县令可以当面向皇帝陈奏当地政治得失。当时，由于受宠幸的佞臣害怕他们的劣迹被揭发，便一起奏报朝廷，要废除这项规定。高谦之上奏朝廷说：“我没有才能，侥幸管理河阴县，实在想着奉公守法，不屈不挠，尽职尽责，以酬报朝廷对我无法估量的恩德，尽到我做臣子为国家守土安民的职责。但是，那些豪门大姓的旁支近亲，帝王与外戚们的亲戚朋友，盘根错节，到处都是。他们都有邪恶之人憎恶正直人的面色，有蔑视上官的傲慢之心。县令职轻力弱，怎能制服他们？先帝过去曾明确下诏，允许县令当面陈奏。我已去世的父亲高崇曾任洛阳县的县令，常常入宫陈奏地方上的政情，所以，朝廷的王公贵族都自我约束，不敢干涉该县的政事。近几年以来，这条规定已经废除，所以，使得天下首县威望降低，下情不能上达。现在，太后和皇帝遵循尧、舜的治国之道，按照高祖孝文帝的典章制度管理朝政，愚臣我也希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国家多少树立些功名。请求在实行新制度的同时，也能恢复过去一些有益的规定。这样，那些奸恶豪纵之徒就会自我约束，更加小心谨慎。”朝廷下诏交付外廷讨论。
　　高谦之又上疏言事，认为：“自从正光年以来，边境城镇多次被骚扰，受命出师征讨的军队，在路途上往来不断。但是，将帅们有些并非是能打仗的人才，大多派遣他们的亲属，妄称是应征入伍，实际上是他们的亲属又派自己的家丁奴仆充数罢了。一旦与敌人对垒，连弓都拉不开。这样，实则是让朝廷空封了一些王爵，征战的士卒又大多缺失，敌人怎么能被消灭？勇敢忠贞的人又怎么能够被劝诫鼓舞呢？况且，接近天子的侍臣，向朝臣们推荐自己的亲属，请托官员替自己办事，擅自作威作福。如果有清廉贞洁，不替他们回护或不接受请托的，他们就一起攻击诋毁，使人家横遭罪名和惩罚。朝臣们为此胆怯徘徊，谁还敢向朝廷奏闻？欺上瞒下，败坏风气，危害朝政，使得谗言害人者为所欲为，忠贞诚实的人压抑着自己的满腔正义。另外，多年以来，常常征兵讨伐，人民不堪忍受，动不动就背井离乡，以保全妻子儿女的性命，竞相逃脱国家的劳役，不再种植桑田，都是由于害怕刑律的制裁。所以，他们回来，还会被困难滋扰，没有一条能自我保全的道路。如果允许他们归来从事原来的职业，重新甄别，并减轻他们的徭役，那么，回来的人一定很多，被开垦的土地也会增加，数年之后，国家就会收到大量的租税。现在，不按照情理让他们还乡，只想凭着严格的命令逼迫他们，恐怕几年之后流失的人口更多。所以，有国有家，就不担心人家不归顺我们，只担心我们的政治不清明；不要侥幸地想着敌人不进攻我们，而要依赖我们强不可侮。这是千百年来共同遵守、百代帝王认识一致的道理。谨望能稍有垂览省察。”灵太后看到他的奏章，借此责备左右侍臣。这些受宠的政要们因此非常妒恨他，便启奏灵太后，说他很有学问，便将他从河阴县调离，任命为国子博士。
　　高谦之与袁翻、常景、郦道元、温子升等人都喜欢恪守过去的典章制度，对贫穷无告的人喜好布施抚恤，讲究信义，允诺的事情从不落空。对待家里的奴仆，从不当着儿女的面去鞭打他们的父母。生三个儿子的奴仆，便免去他们奴仆的身份。从不对奴婢施行髡刑和黥刑，常常说：“都是人的身体，为什么要加以残害？”他因五舅父沮渠蒙逊曾据守凉州一带，而国书上却没有记载，便撰写了《凉书》十卷，刊行于世。凉国盛行佛教，他写文章贬斥，称佛教是九流中的一家。当世的名流学士，竞相用佛理向他发难诘问，他也用佛教的义理来应付，论敌竟不能使他屈服。因为当时流行的历法不尽完善，他便重新修改撰写，成为独立一家的历法。虽然没有在社会上流行传播，懂行的人都佩服他具有多方面的才能。
　　这时，朝廷商讨铸造钱币的事，便命高谦之为铸钱都将长史。他便上表请求铸造三铢钱，说：
　　“钱币的出现，本来是用它作媒介使交换双方互通有无，方便交易。所以，钱币分量的轻重，各个朝代都不相同。姜太公为周创立了使财帛流通的九府圜法。到了东周景王姬贵时，进一步铸造较大的金属币。秦朝统一中国，铸造的钱有半两重。汉朝建立，因秦代的钱币太重，改铸为重量较轻的榆荚钱。到了孝文帝五年(前184)，又铸造四铢钱。孝武帝刘彻时，又全部销毁，改铸为三铢钱。到汉武帝元狩年间，又变成了五铢钱，并铸造了赤仄钱，以一当五。王莽当政，钱币分为六等，大钱重十二铢，其他依次为七铢、五铢、三铢、一铢。魏文帝废除了五铢钱，明帝曹睿重又恢复。孙权在江东铸造重量很大的钱，以一当五百。孙权赤乌年间，又铸造大钱，以一当千。钱的轻重和大小，无不随着朝代的变化而变化。
　　“我认为理财的要旨，要把国家施政必不可少的八个方面放在首位。聚集财富的重要，都保留在经典著作中。所以，古代的帝王借着天地赐予的丰饶的条件，驾驭着天下的财富，无不在太仓中贮存上足够的粮食，在钱库里存放着充足的货币。储蓄既然充盈，人民就不会困苦，这样就使四海安静无事，就像自己的身体挥动胳膊那样方便。
　　“现在，天下寇乱没有平息，四方的边境战争不断，赋税烦苛，日费千金。仓库的储蓄渐渐耗尽，国家的财用行将枯竭，实在是到了杨氏献税、桑儿言利的时候了。以西京的兴盛，前代铸钱还屡次改动，大的和小的，重的和轻的都一起流行。更何况现今敌寇没有被消灭，州郡沦丧，人民疲敝，国家和军队的开支越来越紧，另外铸造小钱，可以增加钱的数量，对朝廷有什么损失，对百姓有什么妨害呢？况且，国家兴盛不是因为钱铸造得大，国家衰败也不是因为钱铸造得小，最重要的是公私各得其所，政治教化不受影响。这种办法古代既然能够通行，也应该在今天产生作用。”
　　朝廷将下诏按他的建议去办，事情还没有实行，他就去世了。
　　早先，谦之的弟弟道穆在正光时任御史，曾弹劾相州刺史李世哲，颇使李世哲遭到打击，他全家对此都怀恨在心。这时，李世哲的兄弟李神轨被灵太后重用，恰巧，谦之的家僮诬告主人，李神轨将家僮控制，到尚书那里告了高谦之一状，因而将他关进廷尉的监狱。将要释放，李神轨又奏报灵太后，下诏在监狱里赐他自尽。朝臣们无不为他悲哀。他写的文章有一百多篇，另有文集。永安年间，追赠他为营州刺史，谥号为康。
　　山伟，字仲才，河南洛阳人。他的祖先居住代地。祖父山强，仪表丰伟，身长八尺五寸，善于骑马射箭，可拉开五石大弓。任奏事中散。曾跟随献文帝到方山打猎，有两只狐狸在皇帝的面前奔跑，献文帝命他射杀，一百步内，两只狐狸都被射获，被任命为内行长。山伟的父亲山幼之，任金明太守。
　　山伟广泛涉猎文学史书。孝明帝初年，元匡任御史中尉，任命他为兼侍御史。到御史台上任才五天，便遇上孝明帝元旦朝会群臣。他负责神武门的监察，他妻子的从叔任羽林队主，在殿门前鞭打直长，他立即奏报。元匡很是称赞他，不久即奏请朝廷，任他为正侍御史，又由国子助教升任为员外郎、廷尉评。
　　这时，天下太平无事，在仕途上升迁非常困难。由代地迁至洛阳的人，大多不被起用。到六镇、陇西两个地方叛乱时，领军元叉想任用代地出身寒微的人为传诏，以安慰他们。仅州郡牧守的子孙们来投递个人情状，要求任职的就有一百多人。元叉因而奏请建立勋附队，准备按照他们各自的资历给予职务。从此，北边来的人全部被录用。山伟便将这件事奏报，赞扬元叉的美德。元叉从来不认识山伟，向侍中安丰王元廷明、黄门郎元顺询问，元顺等人因此称颂和推荐他。元叉让仆射元钦推荐山伟兼任尚书二千石郎。以后又正名为士郎，参与纂修皇帝的起居注。仆射元顺负责选拔官吏，又上表推荐山伟任谏议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