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麒麟 程骏 李彪孙昶 高道悦 甄琛 高聪
　　韩麒麟，昌黎棘城人。自云汉大司马增之后也。父瑚，秀容、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学，美姿容，善骑射。景穆监国，为东曹主书。文成即位，赐爵渔阳男。父亡，在丧有礼。后参征南慕容白曜军事。进攻升城，师人多伤。及城溃，白曜将坑之。麒麟谏曰：“今方图进趣，宜示宽厚，勍敌在前，而便坑其众，恐三齐未易图也。”白曜从之，皆令复业，齐人大悦。后白曜表麒麟与房法寿对为冀州刺史。白曜攻东阳，麒麟上义租六十万斛，并攻战器械，于是军须无乏。及白曜被诛，麒麟停滞多年。
　　孝文时，拜齐州刺史，假魏昌侯。在官寡于刑罚，从事刘普庆说麒麟曰：“明公仗节方夏，无所斩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须斩断以立威名，当以卿应之。”普庆惭惧而退。麒麟以亲附之人，未阶台官，士人沈抑，乃表请守宰有阙，宜推用豪望，增置吏员，广延贤哲，则华族蒙荣，良才获叙，怀德安土，庶或在兹。朝议从之。
　　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饥，麒麟表陈时务曰：
　　古先哲王，经国立政，积储九稔，谓之太平。故躬藉千亩，以率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礼教兴行。逮于中代，亦崇斯业，入粟者与斩敌同爵，力田者与孝悌均赏。实百王之常轨，为政之所先。今京师人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盖一夫不耕，或受其饥，况于今者，动以万计？故顷年山东遭水，而人有馁终，今秋京都遇旱，谷价踊贵，实由农人不劝，素无储积故也。
　　伏惟陛下天纵钦明，道高三五，上垂覆载之泽，下有冻馁之人，皆由有司不为其制，长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丰穰积年，竞相矜夸，浸成侈俗。故令耕者日少，田者日荒。谷帛罄于府库，宝货盈于市里，衣食匮于室，丽服溢于路。饥寒之本，实在于斯。愚谓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断。吉凶之礼，备为格式，令贵贱有别，人归朴素。制天下男女，计口受田。宰司四时巡行，台使岁一案检，勤相劝课，严加赏罚。数年之中，必有盈赡，虽遇凶灾，免于流亡矣。
　　往年校比户贯，租赋轻少。臣所统齐州，租粟才可给俸，略无入仓。虽于人为利，而不可长久。脱有戎役，或遭天灾，恐供给之方，无所取济。请减绢布，增益谷租，年丰多积，岁俭出振。所谓私人之谷，寄积于官；官有宿积，则人无荒年矣。
　　卒官，遗敕其子，殡以素棺，事从俭约。
　　麒麟立性恭慎，恆置律令于坐傍。临终之日，唯有俸绢数十疋，其清贫如此。赠散骑常侍、燕郡公，谥曰康。长子兴宗，字茂先。好学有文才，位秘书中散。卒，赠渔阳太守。
　　子子熙，字元雍。少自修整，颇有学识，为清河王怿郎中令。初，子熙父以爵让弟显宗，不受；子熙成父素怀，卒亦不袭。及显宗卒，子熙别蒙赐爵，乃以先爵让弟仲穆。兄弟友爱如此。母亡，居丧有礼。子熙为怿所眷遇，遂阙位，待其毕丧后，复引用。及元叉害怿，久不得葬。子熙为之忧悴，屏居田野。每言王若不得复封，以礼迁葬，誓以终身不仕。后灵太后反政，以叉为尚书令，解其领军。子熙与怿中大夫刘定兴、学官令傅灵、宾客张子慎伏阙上书，理怿之冤，极言元叉、刘腾诬誷。书奏，灵太后义之，乃引子熙为中书舍人。后遂剖腾棺，赐叉死。寻修国史。建义初，兼黄门，寻为正。
　　子熙清白自守，不交人事。又少孤，为叔显宗所抚养。及显宗卒，显宗子伯华又幼，子熙爱友等于同生。长犹共居，车马资财，随其费用，未尝见于言色。又上书求析阶与伯华，于是除伯华东太原太守。及伯华在郡，为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诉朝廷。明帝诏遣案检，弼遂大见诘让。
　　尔硃荣之禽葛荣，送至京师。庄帝欲面数之，子熙以为荣既元凶，自知必死，恐或不逊，无宜见之。尔硃荣闻而大怒，请罪子熙。庄帝恕而不责。及邢杲起逆，诏子熙慰劳。杲诈降，子熙信之。迁至乐陵，杲复反，子熙还。坐付廷尉，论以大辟，恕死免官。孝武初，领著作，以奉册勋，封历城县子。天平初，为侍读，除国子祭酒。子熙俭素安贫，常好退静。迁鄴之始，百司并给兵力，时以祭酒闲务，止给二人。或有令其陈请者，子熙曰：“朝廷自不与祭酒兵，何关韩子熙事。”论者高之。元象中，加卫大将军。
　　先是，子熙与弟娉王氏为妻，姑之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婚，后遂与寡妪李氏奸合而生三子。王、李不穆，迭相告言。子熙因此惭恨，遂以发疾。卒，遗戒不求赠谥，其子不能遵奉，遂至干谒。武定初，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幽州刺史。
　　兴宗弟显宗，字茂亲。刚直，能面折廷诤，亦有才学。沙门法抚，三齐称其聪悟。尝与显宗校试，抄百余人名，各读一遍，随即覆呼，法抚犹有一二舛谬，显宗了无误错。法抚叹曰：“贫道生平以来，唯服郎耳。”
　　太和初，举秀才，对策甲科，除著作佐郎。后兼中书侍郎。既定迁都，显宗上书：
　　一曰：窃闻舆驾今夏若不巡三齐，当幸中山。窃以为非计也。何者？当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费则徭役可简，并功则洛京易就。愿早还北京，以省诸州供帐之费，则南州免杂徭之烦，北都息分析之叹；洛京可以时就，迁者佥尔如归。
　　二曰：自古圣帝必以俭约为美，乱主必以奢侈贻患。仰惟先朝，皆卑宫室而致力于经略，故能基宇开广，业祚隆泰。今洛阳基趾，魏明所营，取讥前代。伏惟陛下损之又损之。顷来北都富室，竞以第宅相尚，今因迁徙，宜申禁约，令贵贱有检，无得逾制。端广衢路，通利沟洫，使寺署有别，士庶异居，永垂百世不刊之范。
　　三曰：窃闻舆驾还洛阳，轻将数千骑，臣甚为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犹坐不垂堂，况万乘之尊，富有四海乎。清道而行，尚恐衔橛之失，况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
　　四曰：窃惟陛下耳听法音，目玩坟典，口对百辟，心虑万机，晷昃而食，夜分而寝。加以孝思之至，与时而深；文章之业，日成篇卷。虽睿明所用，未足为烦，然非所以啬神养性，熙无疆之祚。庄周有言：“形有待而智无涯，以有待之形，役无涯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也。
　　孝文颇纳之。显宗又上言：
　　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贤良方正之称。今州郡贡察，徒有秀、孝之名，而无秀、孝之实。而朝廷但检其门望，不复弹坐。如此则可令别贡门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门望者，是其父祖之遗烈，亦何益于皇家。益于时者，贤才而已。苟有其才，虽屠钓奴虏之贱，圣皇不耻以为臣；苟非其才，虽三后之胤，自坠于皁隶矣。议者或云：今世等无奇才，不若取士于门。此亦失矣。岂可以世无周、邵，便废宰相而不置哉。但当校其有寸长铢重者，即先叙之，则贤才无遗矣。
　　又曰：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徙恶以从善者，法也。是以有国有家，必以刑法为政，生人之命，于是而在。有罪必罚，罚必当辜，则虽以捶挞薄刑，而人莫敢犯。有制不行，人得侥幸，则虽参夷之诛，不足以肃。自太和以来，未多坐盗弃市，而远近肃清。由此言之，止奸在于防检，不在严刑。今州郡牧守，邀当时之名，行一切之法；台阁百官，亦咸以深酷为无私，以仁恕为容盗。迭相敦厉，遂成风俗。陛下居九重之内，视人如赤子；百司分万务之要，遇下如仇雠。是则尧、舜止一人，而桀、纣以千百，和气不至，盖由于此。宜敕示百官，以惠元元之命。
　　又曰：昔周王为犬戎所逐，东迁河洛，镐京犹称宗周，以存本也。光武虽曰中兴，实自草创，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废旧。今陛下光隆先业，迁宅中土，稽古复礼，于斯为盛。按《春秋》之义，有宗庙谓之都，无谓之邑，此不刊之典也。况北代，宗庙在焉，山陵托焉，王业所基，圣躬所载，其为神乡福地，实亦远矣。今便同之郡国，臣窃不安。愚谓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旧，以光万叶。
　　又曰：“伏见洛京之制，居人以官位相从，不依族类。然官位非常，有朝荣而夕悴，则衣冠沦于厮竖之邑，臧获显于膏腴之里，物之颠倒，或至于斯。古之圣王，必令四人异居者，欲其业定而志专。业定则不伪，志专则不淫，故耳目所习，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肃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创基拨乱，日不暇给，然犹分别士庶，不令杂居，伎作屠沽，各有攸处。但不设科禁，买卖任情，贩贵易贱，错居浑杂。假令一处弹筝吹笛，缓舞长歌；一处严师苦训，诵《诗》讲《礼》，宣令童龀，任意所从，其走赴舞堂者万数，往就学馆者无一。此则伎作不可杂居，士人不宜异处之明验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训。贤圣明诲，若此之重。今令伎作之家习士人风礼，则百年难成；令士人兒童效伎作容态，则一朝可得。以士人同处，则礼教易兴；伎作杂居，则风俗难改。朝廷每选举人士，则校其一婚一官，以为升降，何其密也。至于伎作官涂，得与膏梁华望接闬连甍，何其略也。今稽古建极，光宅中区，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别伎作，在于一言，有何为疑，而亏盛美？
　　又曰：自南伪相承，窃有淮北，欲擅中华之称，且以招诱边人，故侨置中州郡县。自皇风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数甚众，非所以疆域物士，必也正名之谓也。愚以为可依地理旧名，一皆厘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县，昔以户少并省，今人口既多，亦可复旧。君人者，以天下为家，不得有所私也。故仓库储贮，以俟水旱之灾，供军国之用。至于有功德者，然后加赐。爰及末代，乃宠之所隆，赐赉无限。自比以来，亦为太过。在朝诸贵，受禄不轻，土本被绮罗，仆妾厌梁肉，而复厚赉屡加，动以千计。若分赐鳏寡，赡济实多。如不悛革，岂“周急不继富”之谓也？
　　又曰：诸宿卫内直者，宜令武官习弓矢，文官讽书传。无令缮其蒲博之具，以成亵狎之容，徙损朝仪，无益事实。如此之类，一宜禁止。
　　帝善之。
　　孝文曾谓显宗及程灵虬曰：“著作之任，国书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闻。若欲取况古人，班、马之徒，固自辽阔。若求之当世，文学之能，卿等应推崔孝伯。”又谓显宗曰：“校卿才能，可居中第。”谓程灵虬曰：“卿与显宗，复有差降，可居下上。”显宗曰：“臣才第短浅，比于崔光，实为隆渥。然臣窃谓陛下贵古而贱今。昔扬雄著《太玄经》，当时不免覆甕之谭，二百年外，则越诸子。今臣所撰，虽未足光述帝载，然万祀之后，仰观祖宗巍巍之功，上睹陛下明明之德，亦何谢钦明于《唐典》，慎徽于《虞书》。”帝曰：“假使朕无愧于虞舜，卿复何如尧臣？”显宗曰：“陛下齐踪尧、舜，公卿宁非二八之俦。”帝曰：“卿为著作，仅名奉职，未是良史也。”显宗曰：“臣仰遭明时，直笔无惧，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优于迁、固也。”帝哂之。后与员外郎崔逸等参定朝仪。
　　帝曾诏诸官曰：“近代已来，高卑出身，恆有常分。朕意所为可，复以为不可，宜校量之。”李冲曰：“未审上古已来，置官列位，为欲为膏梁兒地，为欲益政赞时？”帝曰：“俱欲为人。”冲曰：“若欲为人，陛下今日何为专崇门品，不有拔才之诏？”帝曰：“苟有殊人之技，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门，假使无当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纯笃，朕是以用之。”冲曰：“傅岩、吕望，岂可以门见举？”帝曰：“如此济世者希，旷代有一两耳。”冲谓诸卿士曰：“适欲请救诸贤。”秘书令李彪曰：“师旅寡少，未足为援，意有所怀，敢不尽言于圣日。陛下若专以地望，不审鲁之三卿，孰若四科？”帝曰：“犹如向解。”显宗进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礼惟新，国之兴否，指此一选。且以国事论之，不审中秘监、令之子，必为秘书郎，顷来为监、令者，子皆可为不？”帝曰：“卿何不论当世膏腴为监、令者？”显宗曰：“陛下以物不可类，不应以贵承贵，以贱袭贱。”帝曰：“若有高明卓尔，才具俊出者，朕亦不拘此例。”后为本州中正。
　　二十一年，车驾南征，以显宗为右军府长史、统军。次赭阳，齐戍主成公期遣其军主胡松、高法援等并引蛮贼，来击军营。显宗拒战，斩法援首。显宗至新野，帝曰：“何不作露布也？”显宗曰：“臣顷见镇南将军王肃获贼二三，驴马数匹，皆为露布。臣在东观，私每哂之。近虽仰凭威灵，得摧丑虏，兵寡力弱，禽斩不多。脱复高曳长缣，虚张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弥甚。所以敛毫卷帛，解上而已。”帝笑曰：“如卿此勋，诚合茅社，须赭阳平定，检审相酬。”新野平，以显宗为镇南广阳王嘉谘议参军。显宗上表，颇自矜伐，诉前征勋。诏曰：“显宗进退无检，亏我清风，付尚书推列以闻。”兼尚书张彝奏免显宗官。诏以白衣守谘议，展其后效。显宗既失意，遇信向洛，乃为五言诗赠御史中尉李彪，以申愤结。二十三年卒。显宗撰冯氏《燕志》、《孝友传》各十卷。景明初，追赭阳勋，赐爵章武男。子伯华袭。
　　程逡，字驎驹，本广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晋都水使者，坐事流凉州。祖父肇，吕光人部尚书。骏少孤贫，居丧以孝称。师事刘延明，性机敏好学，昼夜无倦。延明谓门人曰：“举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亚之也。”骏白延明曰：“今名教之儒，咸谓老庄其言虚诞，不切实要，不可以经世。骏为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庄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谓至顺矣。人若乖一，则烦伪生；爽性，则冲真丧。”延明曰：“卿年尚幼，言若老成，美哉。”由是声誉益播。沮渠牧犍擢为东宫侍讲。
　　太延五年，凉州平，迁于京师。为司徒崔浩所知。文成践阼，为著作郎。皇兴中，除高密太守。尚书李敷奏骏实史才，方申直笔，请留之。书奏，从之。献文屡引骏与论《易》、《老》义，顾谓群臣曰：“朕与此人言，意甚开暢。”问骏年，对曰：“六十一。”帝曰：“昔太公老而遭文王，卿今遇朕，岂非早也。”骏曰：“臣虽才谢吕望，陛下尊过西伯。觊天假余年，竭《六韬》之效。”
　　延兴末，高丽王琏求纳女于掖庭，假骏散骑常侍，赐爵安丰男，持节如高丽迎女。骏至平壤城。或劝琏曰：“魏昔与燕婚，既而伐之，由行人具其夷险故也。今若送女，恐不异于冯氏。”琏遂谬言女丧。骏与琏往复经年，责琏以义方。琏不胜其忿，遂断骏从者酒食，欲逼辱之，惮而不敢害。会献文崩，乃还。拜秘书令。
　　初，迁神主于太庙，有司奏：旧事，庙中执事官例皆赐爵，今宜依旧。诏百寮评议，群臣咸以为宜依旧事。骏独以为不可，表曰：“臣闻名器为帝王所贵，山河为区夏之重，是以汉祖有约，非功不侯。未见预事于宗庙，而获赏于疆土。虽复帝王制作，弗相沿袭。然一时恩泽，岂足为长世之轨乎。”书奏，从之。文明太后谓群臣曰：“言事，固当正直而准古典；安可依附暂时旧事乎！”赐骏衣一袭，帛二百匹。又诏曰：“骏历官清慎，言事每惬。门无挟货之宾，室有怀道之士。可赐帛六百匹，旌其俭德。”骏悉散之亲旧。
　　性介直，不竞时荣。太和九年正月病笃，遗命曰：“吾存尚俭薄，岂可没为奢厚哉。昔王孙裸葬，有感而然；士安籧篨，颇亦矫厉。可敛以时服，明器从古。”初骏病甚，孝文、文明太后遣使者更问其疾，敕侍御师徐謇诊视，赐以汤药。临终，诏以小子公称为中散，从子灵虬为著作佐郎。及卒，孝文、文明太后伤惜之。赐东园秘器、朝服一称、帛三百匹，赠兗州刺史、曲安侯，谥曰宪。所作文章，自有集录。
　　李彪，字道固，顿丘卫国人也，孝文赐名焉。家寒微，少孤贫，有大志，好学不倦。初受业于长乐监伯阳，伯阳称美之。晚与渔阳高悦、北平阳尼等将隐名山，不果而罢。悦兄闾博学高才，家富典籍，彪遂于悦家手抄口诵，不暇寝食。既而还乡里。平原王陆睿年将弱冠，雅有志业。娶东徐州刺史博陵崔鉴女，路由冀、相，闻彪名而诣之。修师友之礼，称之州郡遂。遂举孝廉，至京师，馆而受业焉。高闾称之朝贵，李冲礼之其厚，彪深宗附之。
　　孝文初，为中书教学博士。后假散骑常侍、卫国子，使于齐。迁秘书丞，参著作事。自成帝已来，至于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国书，编年序录为《春秋》体，遗落时事。彪与秘书令高祐始奏从迁、固体，创为纪、传、表、志之目焉。
　　彪又表上封事七条，曰：
　　古先哲王之为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下及抱关击柝，其宫室车服，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人志定。今时浮华相竞，情无常守；大为消功之物，巨制费力之事，岂不谬哉。夫消功者，锦绣雕文是也；费力者，广宅高宇，壮制丽饰是也。其妨男业害女工者，可胜言哉！汉文时，贾谊上疏，云今之王政可为长太息者六，此即是其一也。夫上之所好，下必从之。故越王好勇而士多轻死；楚王好瘠而国有饥人。今二圣躬行俭素，诏令殷勤，而百姓之奢犹未革者，岂楚、越之人易变如彼，大魏之士难化如此？此盖朝制不宣，人未见德使之然耳。臣愚以为第宅车服，自百官以下至于庶人，宜为其等制。使贵不逼贱，卑不僭高，不可以称其侈意，用违经典。
　　其二曰：
　　《易》称：“主器者莫若长子。”《传》曰：“太子奉冢嫡之粢盛。”然则祭无主则宗庙无所飨，冢嫡废则神器无所传。圣贤知其如此，故垂诰以为长世之法。昔姬王得斯道也，故恢崇儒术以训世嫡。世嫡于是乎习成懿德，用大协于黎蒸。是以世统黎元，载祀八百。逮嬴氏之君于秦也，弗以义方教厥冢子，冢子于是习成凶德，肆虐以临黔首。是以飨年不永，二世而亡。亡之与兴，道在于师傅。故《礼》云：“冢子生，因举以礼，使士负之，有司齐肃端冕，见于南郊。”明冢嫡之重，见乎天也。“过阙则下，过庙则趋，”明孝敬之道也。然古之太子，自为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此则远世之镜也。高宗文成皇帝慨少时师不勤教，尝谓群臣曰：“朕始学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专。既临万机，不遑温习。今而思之，岂非唯予之咎，抑亦师傅之不勤。”尚书李免冠而谢。此则近日之可鉴也。伏惟太皇太后翼赞高宗，训成显祖，使巍巍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幼蒙鞠诲，圣敬日跻，及储宫诞育，复亲抚诰，日省月课，实劳神虑。今诚宜准古立师傅，以诏导太子。诏导正则太子正，太子正则皇家庆，皇家庆则人事幸甚矣。
　　其三曰：
　　《记》云：国无三年之储，谓国非其国。光武以一亩不实，罪及牧守。圣人之忧世重谷，殷勤如彼；明君之恤人劝农，相切若此。顷年山东饥，去岁京师俭，内外人庶，出入就丰。既废营产，疲困乃加，又于国体，实有虚损。若先多积谷，安而给之，岂有驱督老弱，糊口千里之外。以今况古，诚可惧也。臣以为宜析州郡常调九分之二，京都度支岁用之余，各立官司。年丰籴积于仓，时俭则加私之二，粜之于人。如此，人必事田以买官绢，又务贮财以取官粟。年登则常积，岁凶则直给。又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人。相水陆之宜，料顷亩之数，以赃赎杂物余财市牛科给，令其肆力。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甄其正课并征戍杂役。行此二事，数年之中，则谷积而人足，虽灾不害。
　　臣又闻前代明王皆务怀远人，礼贤引滞。故汉高过赵，求乐毅之胄；晋武廓定，旌吴、蜀之彦。臣谓宜于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门才，引令赴阙，依中州官比，随能序之。一可以广圣朝均新旧之义，二可以怀江、汉归有道之情。
　　其四曰：
　　汉制，旧断狱报重尽季冬，至孝章时改尽十月，以育三微。后岁旱，论者以不十月断狱，阴气微，阳气泄，以故致旱，事下公卿。尚书陈宠曰：“冬至阳气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应，周以为春。十二月阳气上通，雉雊鸡乳，殷以为春。十三月阳气已至，蛰虫皆震，夏以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统。三统之月断狱流血，是不稽天意也。”章帝善其言，卒以十月断。今京都及四方断狱报重，常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三微。宽宥之情，每过于昔，遵之典宪，犹或阙然。今岂所谓助阳发生，垂奉微之仁也？诚宜远稽周典，近采汉制，天下断狱起自初秋，尽于孟冬。不于三统之春，行斩绞之刑。如此则道协幽显，仁垂后昆矣。
　　其五曰：
　　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之不廉，乃曰簠簋不饰。此君之所以礼贵臣，不明言其过也。臣有大谴，则白冠氂缨盘水加剑，造室而请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敢逃刑也。圣朝宾遇大臣，礼崇古典，自太和降，有负罪当陷大辟者，多得归第自尽。遣之日，深垂隐愍，言发凄泪，百官莫不见，四海莫不闻，诚足以感将死之心，慰戚属之情。然恩发于衷，未著永制，此愚臣所以敢陈末见。
　　昔汉文时，人有告丞相勃谋反者，逮系长安狱，顿辱之与皁隶同。贾谊乃上书，极陈君臣之义，不宜如是。夫贵臣者，天子为其改容而体貌之，吏人为共俯伏而敬贵之。其有罪过，废之可也，赐之死可也；若束缚之，输之司寇，搒笞之，小吏詈骂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及将刑也，臣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天子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纳其言。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至孝武时，稍复下狱。良由孝文行之当时，不为永制故耳。今天下有道，庶人不议之时，安可陈瞽言于朝？且恐万世之后，继体之主有若汉武之事。焉得行恩当时，不著长世之制乎。
　　其六曰：
　　《孝经》称父子之道天性，盖明一体而同气，可共而不右离者也。及其有罪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恩也。而无情之人，父兄系狱，子弟无惨惕之容；子弟即刑，父兄无愧恧之色。宴安荣位，游从自若，军马仍华，衣冠犹饰。宁是同体共气，分忧均戚之理也？臣愚以为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诣阙请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职任必要，不宜许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厉凡薄，使人知有所耻矣。
　　其七曰：

译文

　　韩麒麟，昌黎棘城人，自称是汉朝大司马韩增的后代。
　　他虽然年幼，却喜爱学习，仪表俊美，善于骑马射箭。景穆监理朝政，任他为东曹主书。文成帝即位，赐给他渔阳男的爵号。后来参加征南将军慕容白曜率领的征讨，攻打升城，军中有很多人受伤。等到攻破城池，慕容白曜准备把抓到的俘虏全部活埋。韩麒麟劝告说“：现在我们谋图向南进取，应显示宽厚仁爱。强敌在前，尚未打败，却坑杀许多人，恐怕南齐不容易图取呀。”白曜听从了他的劝告，下令将俘虏全部释放，让他们恢复本业。南齐人十分高兴。后来，慕容白曜上表请求朝廷任韩麒麟与房法寿任冀州刺史。慕容白曜进攻东阳，韩麒麟为他提供六十万斛军粮和各种攻战器械，使得军需用品毫不匮乏。白曜被朝廷诛杀，韩麒麟多年没有升迁。
　　孝文帝时，他任齐州刺史，封为魏昌侯。做官时很少用刑罚。从事刘普庆劝他“：您受朝廷之命治理中原时，没有杀戮什么人，凭什么树立威信？”他回答说：“人们不触犯刑律，我为什么要杀戮？如果必须靠杀人来树立威信，当用你来试试。”刘普庆满面惭愧地退下。韩麒麟因新归降的人没有能进身官府，读书人颇受压抑，便上表请求朝廷应该任用归附的豪门望族，增加官吏数额，广泛延纳贤士哲人。这样，使大族蒙受恩荣，人才获得进取的机会，人人怀念朝廷恩德，使地方安稳宁静，或许根本就在于此。朝廷会议，同意了他的意见。
　　太和十一年(487)，京都一带发生大饥荒，韩麒麟上表陈述时务，说：
　　“古代圣哲的帝王治理国家，建立政权，积蓄九年的粮食，才称得上太平。所以亲自耕田千亩，给百姓做出表率。这样才能使天下衣食丰足，礼仪盛行。到了后来，帝王仍崇敬力田农业，缴纳粮食的人同在战场上杀敌的一样都可以得到朝廷赐给的爵位，种田的人同孝敬父母、和睦兄弟的人一起可以得到同样的奖赏。这实在是历代帝王一贯的做法，为政者所必须首先考虑的。现在，京城的人不种田的居多，不劳而食的人口，三分之中有其二。一个人不种，就可能会挨饿，更何况像现在这样，不耕田者数以万计？所以，近年山东遭受水灾，而有很多人挨饿受冻；今年秋天京城发生旱灾，谷价飞涨，实在是因为农民不事农业，平常没有积蓄的缘故。
　　“陛下您天资聪明英纵，德望高于三王五霸。尽管上面有您覆天载地的恩泽，下面却仍有挨饿受冻的百姓，都是因为有关的部司不制定出奖励农耕的制度，官吏不体恤农民，不把农耕作为根本。自从长久升平，多年丰收，官吏竞相浮夸，渐渐养成奢侈的风气。由此使得种田的人越来越少，土地荒芜的越来越多；府库里的粮食布帛几乎用完，集市上的东西却很充盈；家里衣食匮乏，道路上行走的人却盛装艳服，忍饥受寒的根本原因，实在由此引起。我认为凡是珍奇玩好，都应该禁绝；婚丧嫁娶的礼仪，都应该制定一定的格式。让富贵和贫贱的有所区别，人人归于朴素。根据天下男女数量，按人口多少分给田地，下级官吏四时到乡村巡行督促，上级官吏，一年检查一次，多劝农夫耕田，根据耕田情况，严加奖励和处罚。数年之内，一定会有丰余，再遇到灾荒，可避免流离死亡。
　　“过去审核农户交纳情况，发现田租赋税既轻且少。我所管辖的齐州，百姓交纳的租粟只够官吏的俸禄，入仓的数量很少。虽然对老百姓有好处，却不可以长久这样下去。假如遇到战争或天灾，恐怕救济的东西都无处获得。请求朝廷减少征收绢绸和布匹的数量，增加谷物的数额。丰收年景就多积存一些，遇到荒歉就拿出来赈济。这就是所说的把私人的粮食寄存在官仓，官仓有积蓄，则老百姓就不会再有灾荒年了。”
　　韩麒麟性情恭敬谨慎，经常将国家的律令放在座位旁边。临去世的时候，家中惟有数十匹作为俸禄的丝绢。他的清贫就是这样。
　　韩子熙，字元雍。从小就能自我约束，颇有学问见识，任清河王元怿的郎中令。最初，他的父亲韩兴宗把父亲韩麒麟的封爵让给弟弟韩显宗继承，显宗不接受，子熙仍然成全父亲的意愿，自己始终不继承。显宗去世，子熙蒙受朝廷别的封爵，又把封爵让给了兄弟韩仲穆。他同兄弟之间就是如此友爱亲密。他的母亲去世，守丧完全按照礼节。他被清河王元怿所信任，为母亲守丧期间，元怿将他的职位空着也不找人代替。等到他守丧完毕，又重新任用。元叉害死了元怿，很久没有下葬。子熙十分忧虑憔悴，住在野外替元怿守灵。声言如果元怿的王号不重新恢复，尸体不按朝廷大礼迁葬，自己终身不再做官。后来，灵太后又掌握朝政，任元叉为尚书令，解除了他领军的职务。子熙与元怿的中大夫刘定兴、学官令傅灵瞯、宾客张子慎向朝廷上书，申诉元怿的冤枉，斥责元叉、刘腾对元怿的诬蔑。灵太后看到奏章进行廷议，又任子熙为中书舍人。后来，剖开刘腾的棺木，处死了元叉。不久，子熙奉命修撰国史。建义初年，他兼职黄门，不久正式任黄门职务。
　　子熙清廉自守，不随便与人联络交结。他早年丧父，叔父韩显宗将他收养。显宗去世，儿子伯华年幼，子熙对于这位从弟十分友爱，就像同父同母所生的一样。经常住在一起，自己的车辆马匹钱财，任他享用，脸上从未表现出不愉快的表情。他又上书朝廷，请求赐给伯华官职，于是，伯华被任为东太原太守。伯华在任上，被刺史元弼侮辱，子熙便哭着在朝廷上诉说这件事，明帝下诏调查，元弼受到了指责。
　　尔朱荣擒获葛荣后，将他送到京城。庄帝想当面斥责葛荣。子熙认为葛荣既然是罪魁祸首，知道自己一定会被处死，恐怕很不顺从，不宜再去看他。尔朱荣听说后十分恼怒，请求加罪子熙。庄帝饶恕了他。邢杲叛乱，朝廷命子熙去招抚，邢杲假称投降，子熙相信了他。回到乐陵，邢杲再次反叛。子熙回到京城，坐罪交付廷尉处理，判以大辟罪，朝廷饶他不死，免去了他的官职。孝武初年，任著作郎，因奉命册封勋臣，被封为历城县子。
　　天平初年，为侍读，任国子监祭酒。子熙生活俭朴，安贫乐贱，喜好清静闲散。京师刚迁到邺城，朝廷给各部司配有兵丁，以供驱使，当时人们都认为祭酒是一个闲散职务，只给了两个人。有人劝子熙奏请朝廷多给几个人，子熙说：“朝廷不愿意多给祭酒配备兵丁，关我韩子熙什么事？”议论的人都称赞他。元象年间，加封他为卫大将军。
　　原先子熙给他的兄弟娶王氏为妻，王氏是他姑母的女儿，生了两个孩子。子熙还没有娶妻，后来与寡妇李氏苟合，生了三个孩子。王氏和李氏不和睦，经常互相争吵，子熙因此惭愧气愤，积郁成疾。死后，遗嘱后代不要向朝廷请求谥号。他的儿子没有遵行，便向朝臣请托求谥。武定初年，朝廷赠封他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幽州刺史。
　　韩显宗，字茂亲。为人刚直，敢当面向皇帝直言谏诤。也十分有才学。和尚法抚，在三齐一带被称为聪明过人，曾与显宗比试。抄了一百多个人的名字，每人各读一遍，随即背诵，法抚记错了一两个，显宗却没有一处错误。法抚叹服，说“：贫僧有生以来，只佩服你这个年轻人啊！”太和初年，显宗被举荐为秀才，朝廷对策，取为甲等，任命为著作佐郎，后又兼任中书侍郎。朝廷决定迁都洛阳，显宗给孝文帝上书说：
　　“一、听说皇上今夏如不巡视三齐，也要出游中山，我认为不应该这样啊。当今徭役应当早日停止，洛阳应早日建成。节省费用开支，徭役就可以减少；将一些不必要的工程合并，洛阳就可以早日建成。希望您的车驾及早回到京城，这样可以省去各州郡供应的费用，南部州县可以免除各项徭役的纷扰，北都可以停止骨肉分离的叹息。洛阳可以马上迁入，群臣百姓会高兴得像回到家里一样。
　　“二、自古以来，圣哲开明的皇帝都把勤俭节约当成美德，昏庸淫乱的君主必会因奢侈腐化留下祸患。我朝先代帝王都节减皇宫的开支而致力于经略国家大事，所以能够使基业开拓广大，国运兴隆平安。今天洛阳的城址，是魏明帝营造的，却被前代所讥讽。望陛下对旧城城址尽力缩小。过去北都的富豪人家，比着看谁的府宅豪华，现在借着迁都的机会，应该申明禁令，让穷人和富人的住宅都有一定标准，不能超过国家的规定。街道要宽广笔直，沟渠要往来交通，寺庙和官衙要有区别，官民不要杂处，要永远成为百代不磨的典范。
　　“三、听说您的车驾到洛阳，只带领着数千名骑兵，我认为您很不应该这样做啊。富贵人家的孩子，还不坐在危险的房子下面，更何况您是拥有万乘大国、富有四海的帝王呢！扫清道路再行走，还恐怕会有车辆倾覆的闪失，更何况跋涉万水千山而不多加考虑呢。
　　“四、陛下您耳中经常听的是佛法的声音，眼中经常看到的是经典巨著，口中说的是国家的各种法律，心里考虑的是天下纷繁的事务，日过中午才吃上饭，夜半三更才能就寝。再加上对双亲十分孝敬思念，随着年岁的增长，倾注的感情越来越多。又用力于文章大业，每日挥成数篇。虽然您智力过人，不感到这些事情烦难，然而，不爱惜精神，存养性情，就不能有无疆的寿命。庄周说过‘：身体有限度，而智慧却无穷尽，用有限度的身体，去役使无穷无尽的智慧，体力会消耗完的。’这使愚臣我常常忧虑不安啊。”
　　孝文帝对他的意见颇愿采纳。
　　韩显宗又上表说：
　　“前代选拔人才，必先正定名分。所以，有贤良方正的说法。现在各州郡察举的人才，徒有才干优秀，孝敬父母的名声，而没有优秀和孝敬的事实。朝廷只看他们的出身姓氏，不再考虑其他条件。如果这样，可令州郡另外察举出身望族的人作为做官的人才，何必让他们假冒优秀与孝敬的资格呢？所谓门阀望族，只是他们祖上的功绩，对朝廷有什么益处呢？对国家有用的，是贤良卓越的人才。假如他有才干，虽然出身像屠户、渔夫、奴仆、俘虏那样卑贱，圣上您也要不耻于以他们为臣；假如他没有才干，虽然是大禹、商汤、周文王的后代，也会自己沦为皂役奴仆啊。有些论者可能会说：‘现在世上没有有才干的人，不如在望门大族选拔人才。’这也是错误的。怎么因为世上没有周公、邵虎，便撤掉宰相的职务而不再设置呢？只有通过考核，认为他有寸长铢重般的能力，就可先叙职任用，这样贤才就不会遗失。”
　　又说“：皇帝之所以能够高居尊位而驾驭天下，在于威望；百姓所以改恶向善，是受法律的约束。所以建国立家，一定以刑法去治理。救活人的生命，靠的也是刑法。有了罪就应当受到惩罚；惩罚那些犯了罪的，虽然用的是木板和鞭子一类较轻的刑具，而人们也不敢再犯。有了法律制度而不执行，人们心存侥幸，那么，虽然用夷灭三族的重刑，也不能肃清犯罪行为。自太和年以来，没有过多地对盗贼处以斩首弃市的重刑，而天下却太平无事。由此看来，止息犯罪在于严格执行法律，不在于加重刑罚。现在州郡的官员，只图博取一时的虚名，滥肆实行刑罚；朝廷的官员，也都认为严酷苛峻为执法无私，认为仁恕宽厚为放纵容忍罪犯，互相仿效督促，便成了风气。陛下居于九重深宫之内，视百姓有如赤子；朝廷各个部担当处理各种事务的重任，对百姓却有如仇敌。所以尧和舜这样圣明的皇帝只有一个两个，而像夏桀、殷纣这样的暴君却数以千百。天地畅和之气不出现的原因，大概就在于此。应该告诫百官群僚，要施恩惠于黎民百姓。”
　　韩显宗又上奏章说“：过去周平王因被犬戎族进攻，将都城向东迁至河洛一带，镐京仍然称宗周，是为了保存根本。光武帝刘秀虽号称中兴，对洛阳实在是草草创建，西京仍设置京兆尹，也不废除旧时的建制。现在陛下您发扬光大祖先开创的基业，迁往中原，根据古制恢复汉族礼仪，这实在是盛大的举动。根据《春秋》一书的意思，有皇族宗庙的城市叫都，没有的称邑，这是不容改动的典章。况且在北部的代都，有皇族的宗庙和先王的坟墓，王业的基础，天子的依托，但如果说那里是神乡福地，也差得太远了。现在，代都只同于一般的州郡，我为此感到很不安。我认为代京建立辅地，设置京兆尹一职，都应该和过去一样。尊崇根本，重视旧制，以光耀史册。”
　　他还说：“我见洛阳的规定，居住按照官位的高低划分，不按照姓氏宗族。然而，官位是不稳定的，有的早晨荣耀而晚上就已败落，那么，士大夫就会与庶民住在一处，偷盗的赃物就会在富饶之区查获，事情的颠倒，或许就像这样。古代圣贤的帝王，一定要让职业不同的人分居在不同的地方，是想让他们职业稳定，志向专一。职业稳定就不会三心二意，志向专一就不会任意胡来。所以，让他们耳濡目染，不用监督就能成功；父兄的教育，不用严厉施行，就能产生作用。太祖道武皇帝创立基业，拨乱反正，日不暇给，然而，还让官民分开居住，不使他们混杂在一起。作坊、屠户、酒店都有固定的场所，各行各业的商人也都住在一起，不设立律令，可以自由买卖。居住不能混杂，假如在一处弹筝吹笙，轻歌曼舞，一处有严厉的教师在授课，背诵《诗经》，讲解《礼记》，让学童们自己选择，那么，到歌舞场上的会数以万计，而到学馆的却没有一人。这就是手艺人不能杂居，读书人不应与从事其他职业的住在一起的最好证明。所以，孔子说居必择仁，孟母利用三迁作为训诫，圣贤者明哲的教诲，如此重要。假如让工匠之家学习士大夫的风度礼仪，恐怕一百年也学不成；让士大夫家的孩子仿效匠人的音容仪态，一天就可以学会。让读书人在一起，那么，礼教就容易兴盛；与工匠们住在一起，风气习俗就难以改变。朝廷每次选拔门第高的人，则察看他的婚姻情况和祖上的官阶，据此作为升降官职的依据，考虑得是多么周密啊。至于有技艺的人进入仕途，能够与富室贵族房宅相连，又多么简略啊。现在根据古制建立标准，划分好住宅的区域。凡是迁居的都是公家的土地，分别工匠和士大夫的住处，在于朝廷一句话，有什么可犹豫的，而影响了迁都这件盛大壮美的事情？”
　　孝文帝认为这些意见很好。
　　孝文帝曾经对韩显宗和程灵箈说：“著书立说的重任，由撰写国书的人担任。你们的才华，我很了解。中书省的情况，你们都听说了。如果与古人相比较，像班固、司马迁那样的人才，自然很少。如果与当代的人相比较，你们应该首先推举崔光。”孝文帝又对显宗说“：比较你的才能，可居于中等。”对程灵箈说：“你与显宗，也有差别，可居于下等中的上乘。”显宗说：“我才识短浅，但与崔光相比，实在要强得多。我认为陛下您过于尊崇过去而轻视现在。过去扬雄撰写《太玄经》，当时还不免被人讥刺为只能作盖酱罐的毫无价值的废品。二百年以后，其价值超过了所有人的著作。现在我所撰写的，虽然不足以光大帝王的事业，然而万代之后，却可以从中了解先帝们的辉煌业绩和陛下您昭彰后世的道德，这既不次于《唐典》，也不逊色于《虞书》。”孝文帝说：“假如我无愧于虞舜，你同尧的臣相比，会如何呢？”显宗说：“您可以和尧、舜相提并论，公卿大臣难道不都是高阳氏的八个杰出人才吗？”孝文帝说“：你的著作，仅仅是奉行职务，并不是优秀的史书啊。”显宗回答说“：我生逢您所治理的开明盛世，直笔写来，毫不惧怕，又不接受别人的金钱，睡得安稳，吃得有味，这又比司马迁、班固优越呀。”孝文帝听了很不以为然。显宗后来又与员外郎崔逸等人一起修订朝廷礼仪。
　　孝文帝曾下诏对朝臣们说“：近代以来，出身的高贵与卑贱，常有固定的划分，我认为这样既可以，又不可以，应该认真考虑。”李冲说“：不知道自古以来设置官位，是为了那些出身富贵的膏粱子弟安排个位置呢，还是为了参赞政治，有益于当时呢？”孝文帝回答说“：都是为了百姓。”李冲接着说；“如果是为了百姓，陛下您现在为什么专门看重门第的高低，而不下达选拔人才的诏书？”孝文帝说“：如果有异乎常人的才能，不怕别人不知道。然而，那些生于有身份的人家的子弟假如还没有被录用，只要道德清纯笃厚，我可以任用他。”李冲问：“像傅岩、吕望这样的人才，难道可以用门第出身决定他能否被举荐？”孝文帝说“：像这样济世治国的旷世奇才太少了，许多朝代才会有一两个。”李冲对诸位公卿大臣说“：正想向各位求救。”秘书令李彪说：“军队中人才少，不足以作为证明。如果我有什么想法，能不向圣上畅所欲言？陛下如果仅仅以地域门望裁量人才，不了解鲁国的季孙、叔孙、孟孙虽任三卿，哪里赶得上孔子所要求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项人才的标准呢？”孝文帝问：“这如何解释？”显宗答道：“陛下迁都洛阳，各项礼仪制度都得到革新，国家能否兴旺，在此一举。从国事考虑，不要问他是否是中秘监、令的儿子，就一定任为秘书郎。历来任中秘监、令的，儿子们也一定能胜任吗？”孝文帝问“：你为什么不主张让当世的权门贵族任监和令的职务呢？”显宗回答：“陛下认为物不可类聚，不应该老是让贵族的后代继承前代的职务，卑贱的就永远只能承袭卑贱的职务。”孝文帝说：“如果有远见卓识，才能杰出的，我也不拘泥于这个成例。”韩显宗后来任本州的中正官。
　　太和二十一年(497)，孝文帝亲自南征，任命显宗为右军府长史、统军。军队到达赭阳，南齐守将成公期派他的部将胡松、高法援等率领齐军和蛮军进攻魏军大营，显宗率军迎战，将齐将高法援斩首。显宗率军到了新野，孝文帝问他：“为什么不张贴布告？”显宗回答说：“我过去见镇南将军王肃俘获二三个贼兵，几匹驴马，就写露布表功。我在京城的东观，私下里常常嘲笑他。最近我仰伏您的神威，得以摧垮敌兵。由于兵少力单，擒斩敌兵的数量不多，如果因此甩动长长的衣袖舞之蹈之，张扬功劳，仿效王肃过去的做法，罪过更重。所以，我收起毛笔，卷起白绢，不发露布，只将战况呈报给您就行了。”孝文帝说“：像你建立的功勋，可以封为王侯。等到赭阳平定后，再一并封赏。”新野平定，任显宗为镇南广阳王元嘉的咨议参军。显宗在给孝文帝的奏章中，颇有矜持骄傲的口气，自己诉说过去的功劳。孝文帝下诏说“：显宗进退失度，行为不检，有损朝廷清纯的风气，交付尚书按律处分。”兼任尚书职务的张彝奏报免除显宗的官职。孝文帝下诏命他以布衣的身份任咨议，以观后效。
　　显宗失意丧志，遇到往洛阳写信的机会，便写了五言诗赠给御史中尉李彪，以抒发郁结在胸中的愤懑。太和二十三年(499)去世。
　　程骏，字駘驹。他从小失去父亲，家境贫穷，守丧时以孝著称。拜刘延明为老师，性格机敏，酷好学习，昼夜苦读，没有倦意。刘延明对学生说“：告诉他事物的一个方向，就能推知其他三个方向，程骏仅次于这样啊。”程骏对刘延明说“：现今提倡名教的读书人，都说老庄的话虚无怪诞，不切实际，不可以用来治理国家。我认为不是这个样子。老子著抱一的学说，庄生申述性本的宗旨。如果都能做到这样，世道可以说就十分顺达了。人如果不专一守本，那么烦恼就会产生；过去任性自为，就会流于放荡丧失真性情。”刘延明说：“你还年幼，说话就这样老成，真好啊！”从此，他的声誉远播。沮渠牧健拔擢他为东宫侍讲。
　　太延五年(439)，凉州平定，程骏迁往京城，被司徒崔浩赏识。文成帝继位，任程骏为著作郎。皇兴年间，任高密太守。尚书李敷奏报程骏实在是一个史才，朝廷正准备修史，请求把他留下。奏章报给献文帝，同意了李敷的意见。献文帝屡次与程骏讨论《易经》、《道德经》的含义，对群臣们说：“我与程骏谈论，思想十分舒畅。”献文帝问程骏的年龄，他回答说“：六十一岁。”献文帝说“：昔日姜太公年纪高迈而遇到周文王，你今日遇到我，难道不是太早了吗？”程骏答道：“我的才能虽然不如姜太公，陛下您的尊贵却超过周文王。如果上天再让我多活几年，我一定像吕望编写《六韬》那样竭尽全力为您效劳。”
　　延兴末年，高丽王高琏请求将女儿送给献文帝做妃子。孝文帝任程骏为散骑常侍，赐给安丰男的爵位，持节到高丽国迎接高琏的女儿。程骏到了平壤城，有人劝高琏说：“北魏过去与燕国通婚，后来又进攻人家，是由于迎亲的使者看见那里山川险要的缘故。现在如果我们将女儿送去，恐怕后果和燕国没有什么不同。”高琏便谎称女儿死去。程骏与高琏反复交涉了一年，用大义批评高琏，高琏十分气忿，断绝了程骏一行人的酒饭，想逼迫和羞辱他们，但由于惧怕北魏而不敢加害他们。恰巧献文帝驾崩，程骏才回来，被封为秘书令。
　　开初，朝廷将神主迁到太庙，有司奏称：按照旧例，庙中的执事官都应该赐给爵位，现在应依旧例。朝廷下诏让朝臣们评议这件事，群臣都认为应该按照旧例。程骏却认为不可以，上表说：“我听说名器被帝王所宝贵，山河为国家所珍重，所以汉代的帝王作出规定，不建立大功，就不分土封侯。没有见过在宗庙料理事务，却能得到疆土的赏赐。虽然也曾有帝王这样作，暂时又被沿袭，然而怎么能将帝王们一时的恩泽当成万世不变的成规呢？”奏报朝廷，同意了他的意见。文明太后对群臣们说：“议论事情，应当正直而又遵循古代的典章制度，怎么可以依循暂时的旧例呢？”赐给程骏衣服一套，帛二百匹。朝廷又下诏说：“程骏做官清廉谨慎，论事常合朝廷的意见，家里没占有什么财货，室中却有道德高尚的主人。可赐给帛六百匹，以表彰他节俭清正的美德。”程骏得到这些东西，全部分给了亲朋旧友。
　　程骏性格正直，不与世争荣。太和九年(485)正月病重，留下遗言说：“我崇尚节俭，怎么能死了之后厚葬呢？过去王孙实行裸葬，是对厚葬有所感慨才这样；士安用粗席子埋葬，显得过于矫情和严厉。我死了，入殓时可以穿上平时的衣服，随葬的明器遵从古制。”程骏最初病危，孝文帝和文明太后派使者来问候他，命御医徐謇给他诊治，赐给他汤药。临终时，朝廷下诏封他的儿子程公称为中散大夫，从子灵箈为著作佐郎。死后，孝文帝和文明太后十分伤感痛惜，赐给他棺木一口，朝服一套、帛三百匹，追赠为兖州刺史、曲安侯，谥号为宪。
　　李彪，字道固，顿丘卫国人，这是孝文帝赐给的名字。家庭贫寒，从小失去父亲，饱受贫困折磨。然而却胸怀大志，好学不倦。最初，受学于长乐的监伯阳，伯阳十分称赞他。后来与渔阳的高悦、北平的阳尼等人想一起隐居名山，没有实行。高悦的兄长高闾学问广博，才干突出，家里藏有很多图书典籍，李彪便到高悦家借阅，天天手抄口念，废寝忘餐。不久回到家乡。平原王陆睿年近二十岁，素怀大志。他娶东徐州刺史博陵人崔鉴的女儿为妻，迎亲路经冀州、相州，听到李彪的名字，专门去拜访他，两人举行了师友的礼节，为州郡的人们所称道。李彪便被举荐为孝廉，到京城入学馆受业。高闾称赞他不久即可贵显，李冲对他礼遇甚厚，李彪与他们关系十分密切。
　　孝文帝即位之初，任他为中书教学博士。后来又封为散骑常侍、卫国子，出使南齐。又任秘书丞，参与著作等事。自从文成帝以来到孝文帝太和年间，崔浩、高允撰写国史，编年序录采用了《春秋》的体例，遗落了许多重大的时事。李彪与秘书令高..上书，请求按司马迁、班固创立的史书体例，撰写分为纪、传、表、志等目。
　　李彪又写表陈述有关封赏的事情七条，其一说：
　　“古代圣哲的先王创立的制度，从天子到公卿，往下再到看门的和打更的，他们住的房子，坐的车子，穿的衣服，都有等级差别。地位低的不得超过地位高的，卑贱的不得超过高贵的。这样，才上下有序，人心稳定。现在的风气，人们竞相浮华，情志变化无常，大肆兴办耗费财力人力的事情。耗费财力的，如制造大批的绫罗绸缎和珍奇玩好；耗费人力的，如建造宫殿庙宇，并大加粉饰。这些妨害男子耕作女子纺织的事情，真是不胜枚举啊！汉文帝时，贾谊上疏，说当时朝政可令人长久叹息的事情有六，这便是其中之一呀。
　　“上边所喜好的，下边一定仿效。所以，越王好勇斗狠，而将士大多轻生敢死；楚王喜欢瘦子，而国内就有人挨饿减肥。现在，太上皇和皇上带头节俭，并下诏命官民都要勤劳。但是，百姓的奢华之风仍未变革，难道是楚国和越国的人就那样容易改变，我们魏国的人民就这样难以变化？这是因为朝廷的制度没有宣传，人们没有被感化所造成的。我认为住宅、车辆、服装，自百官以下到普通百姓，应该规定出等级式样。使高贵的不至于使用卑贱者的，卑贱者不至于违制使用高贵的，人人都不能任意奢侈，有违典章制度。”
　　其二说“：《易经》上称‘：掌管国家神器都不如天子的长子。’《左传》说‘：太子继承王位，庄稼就长得好。’然而，无人祭祀则皇室宗庙就没有供品，太子被废除国家的神器就无人可传。圣贤们知道这个道理，所以立下诰书作为世代遵奉的法典。过去周代的天子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推崇儒术以教育太子，太子因此养成美德，施行政治对于黎民百姓大有好处，所以世代拥有天下，前后历经八百年。到了嬴政当了秦国的皇帝，不用做人的正道教育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于是养成凶恶的品质，对待百姓肆虐横行，因而国运短暂，立国只有两代便被灭掉。灭亡与兴盛，其原因在于前代对后代如何教育。所以，《礼经》上说：‘太子出生后，要举行大礼，让人抱着他，有司的官员严肃端庄，在南郊拜见。’表明太子身份的重要，要被上天知道。‘经过宫阙就下车马步行，经过家庙就去叩拜’，这是申明孝敬尊长的道理。然而，古时候的太子，把自己看成是普通的子民百姓，所以，教育能稳固地在他身上施行。这是古代给我们留下的一面镜子呀。高宗文成皇帝，感叹幼年时老师对他不勤加教诲，曾对群臣们说：‘我刚开始读书时，年纪很小，不能专心。到称帝后，每天面临着繁重的政务，又无暇温习。现在想起来，如果不是我的过失，也是因为老师不勤勉教育。’尚书李讠斤赶快跪下来免冠谢罪。这是近代给我们提供的借鉴。
　　“太皇太后帮助高宗文成皇帝料理朝政，又将显祖献文皇帝培育成材。丰功伟绩远远地超过前代帝王。陛下您从小就蒙受她的教诲，您对她的尊敬也日益增加，到了太子出生后，您亲加抚育教导，日日检查，月月考课，实在劳心费神。今天，应该按照古制聘请老师，用以教导太子。教导正确太子就行为端正，太子端正就是皇家的福分，皇家有福则天下万民就享受太平。”
　　其三说：“《礼记》上说：国家没有三年的储蓄，就不能叫做国家。光武帝刘秀因一亩地不实在，就加罪于地方长官。圣人忧虑世事重视粮谷，是那样殷勤，不舍昼夜；开明的君主体恤百姓的生活，劝农耕桑，是这样热切。近年山东饥馑，去年京城歉收，百姓们纷纷出走逃向丰收地区。他们既荒废了所经营的产业，遭受疲劳饥饿的折磨，又使国体遭到损伤。如果先多积蓄些粮食，按人口发给他们，他们怎么会扶老携幼，流浪到千里之外逃荒要饭？拿今天的情况与古代相比，实在可怕呀。
　　“我认为应从州郡常年的租赋收入中拿出九分之二，京城每年费用开支的剩余部分，各立专门机构管理。丰年则鼓励百姓粜粮，积聚在官仓中；遇到荒年则加上二成利润，粜给百姓。这样，人们一定专心务农耕田以购买官府的布绢，又注重积存财物以买取官仓的粮食。丰年则积存，荒年则卖出。另外，设立管理农业的官员，从州郡人户中抽去十分之一作为屯户。根据水陆交通的便利情况，估计田亩的数量，把从犯人那里追赃，或出钱赎罪和其他收入中余剩的钱用来购买耕牛，租给屯户，令他们尽力耕种。一个农夫每年要求他交纳六十斛粮食，除了征收正课之外，再让他们服一定的杂役。做好这两件事，数年之内就会积存粮食，人民丰足，虽然遇到灾荒也不会受侵害。
　　“我又听说前代贤明的帝王都一定关怀远方的人才，礼贤下士，拔擢沉滞不起的英才。所以，汉高祖经过旧时的赵国，访求乐毅的后代；晋武帝拥有天下，却表彰吴、蜀之地的俊才。我认为应在黄河以南七州中选拔人才，让他们到京城中，按照中原官吏的标准，根据能力加以任用。这样，一可以表明我朝对新旧占领区的人才一视同仁，二可以怀柔长江、汉水一带士民百姓归顺我朝的感情。”
　　其四说：“汉朝制度，过去断狱决囚在冬季，至孝章皇帝时改在十月，用以孕育在地下萌动的万物。后来遇到旱灾，议论的人认为十月断狱，阴气微弱，阳气散泄，所以导致旱灾发生。朝廷将此事交给公卿讨论定夺。尚书陈宠说‘：冬至时阴气才萌发，所以，十一月有射干、芸、荔等草木初动，周代以这一天为春天的到来。十二月阳气向上涌动，所以，山鸡鸣叫，家鸡抱雏，殷代认为是春天的开始。十三月阳气已经降临，蛰伏在地下的虫子都已苏醒，夏代当作春天的到来。三个朝代把动植物的萌动现象，分别演化成人统、地统、天统三历。在三统一月处决囚犯，是不顺应天意的。’孝章帝同意他的意见，定在十月断狱。
　　“现在京城和各州郡断狱决囚，常常放在冬季，不根据《三统历》推算万物萌动发育的情况。对囚犯宽大赦免的情况，现在远超过了从前，按照典章法律的要求，则是很大的缺陷。今天这种做法，难道就是所谓的帮助阳气发生上升，对万物奉献一点仁爱之心吗？实在应该借鉴周代的典章，采纳汉代的规定，将全国断狱的时间定在初秋开始，初冬结束。不在《三统历》确定的春天施行斩首、绞死一类的刑罚。这样，道德就会施及人世和阴间，仁爱能够流传于后代。”
　　其五说“：古代的大臣有因为不廉洁坐罪被处罚的，不说他不廉洁，而说他盛食物的罐子不注意装了别人家的东西。这是国君对显贵大臣礼貌，不直接说明他的罪过。大臣犯了罪，则洗净官帽，帽缨上加剑，请求自杀，这表明大臣知道自己的罪过而不敢逃脱刑罚呀。我朝礼遇大臣，礼仪崇尚前代。自太和年以来，有犯罪当被砍头的，大多让他回家自尽。颁发命罪臣自裁的圣旨时，陛下您恻隐沉痛，言语悲切，热泪双垂，朝臣们有目共睹，天下士民有耳皆闻，实在能够感动将死者的心灵，慰勉罪臣亲友的感情。然而，只是恩泽发于您的内心，并没有成为永久的制度，所以我敢陈述自己的浅见。
　　“汉文帝时，有人告发丞相周勃谋反，朝廷将他关押在长安监狱中，对他的拷打羞辱与仆役一样。贾谊便上书，极力陈说君臣的大义，不应该这样对待周勃。对于朝廷重臣，天子应该为他改变自己一向严肃的表情，十分礼貌地接待他，下级官吏应该毕恭毕敬地敬重他。他有了罪过，可以免除官职，可以将他赐死，不应将他捆绑起来，送给司法部门鞭打他，让衙役辱骂他，更不应该让老百姓看到这种情形呀。行刑时，犯罪的大臣跪向北面，朝着宫庭的方向再次叩拜，然后自裁。天子则说：‘你们犯了罪啊，我待你们够有礼节了。’朝廷不用派人就将刑罚执行了。
　　孝文帝完全接受了他的意见，以后大臣犯罪，都让他自杀而不再受刑。到了孝武帝时，又恢复了下狱的做法。这是由于孝文帝只在自己在位时这样执行。并没有作为制度确定下来的缘故。”
　　其六说“：《孝经》称遵循父子之道是人的天性，这表明父子同体同气，可以永聚而不可以分离。犯了罪而不株连，是帝王的仁恩厚德。而有些没有感情的人，父兄被关押在监狱，子弟们却没有痛苦悲伤的表情；子弟受刑罚，父兄没有惭愧的容色。依然宴欢享乐，悠游自在。车马和过去一样豪华，衣冠和从前一样鲜艳。这难道是父子兄弟同体共气，安危与共，福祸同担的道理吗？我认为如果父兄犯了罪，应该让子弟穿着素淡的衣服，袒露着脊背，到宫门请罪；子弟如果犯罪，应该让父兄引咎自责，乞请将自己解押到司法部门问罪。如果职务重要，不适宜允许他到有司接受处罚的，可宽慰勉励，将他挽留。这样，足可以严厉地警醒浅薄的世风，使人们知道什么叫耻辱。”
　　其七说：“《周礼》上说：臣子家遇到大的丧事，君主三年内不派人到他家里呼唤他做事。这是圣人们根据人的感情制定的礼节，让孝子尽完自己对父母的哀悼之情。周代末年国家混乱，丧礼渐渐消亡，所以，只在腰里扎上丧带就算穿孝，戴上白帽子就算哀悼。到了暴虐的秦国，丧礼几乎全部泯灭了。汉代初年，屡次兴兵打仗，没有能够遵循古制。到宣帝时，人们如果是军屯户，遭到祖父祖母和父母的丧事，守孝不满三个月，都要服徭役。朝臣们的丧礼制度，没有具体规定。到后汉元初年间，大臣遇到父母去世这类重大的丧事，才能够离开官职度完丧期。到三国魏武和孙、刘时，每天战争不断，前代的礼制，又废而不行。晋朝时，鸿胪寺官员郑默失去亲人，坚决请求离任服完丧事，晋武帝被他的孝诚感动，便下令作为定制。
　　“我朝立国之初，拨乱反正，还没来得及建立守丧的制度。现在四方平静，百姓安居乐业，实在是孝慈之道被推广、礼教制度兴行的时候。然而，我所思虑的还没有完。朝臣们服完父母们的丧期，回朝任职，穿着华丽的衣服，坐着宽敞的车子，到郊庙祭祀；身上的玉器相撞，声音清脆；帽带飘逸，潇洒风流，就如同参加节日的庆典。这样作实在伤害了为人子的道德，亏损了天地的根本。我认为大臣们如有遭遇父母丧事的，都要服满丧期。如果有空缺的官职却因为这个人去守孝，无人能替补，则可以用特殊的诏书对他慰勉，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