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颎牛弘李德林
　　高颎，字昭玄，一名敏，自言勃海蓚人也。其先因官北边，没于辽左。曾祖皓，以太和中自辽东归魏，官至卫尉卿。祖孝安，位兗州刺史。父宾，仕东魏，位谏议大夫。大统六年，避谗弃官奔西魏，独孤信引宾为僚佐，赐姓独孤氏。及信诛，妻子徙蜀。隋文献皇后以宾父之故吏，每往来其家。宾敏于从政，果敢断决。赐爵武阳县伯，历位齐公宪府长史、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襄州总管府司录，卒于州。及颎贵，开皇中，赠礼部尚书、武阳公，谥曰简。颎少明敏，有器局，略涉文史，尤善词令。初，孩孺时，家有柳树，高百许尺，亭亭如盖。里中父老曰：“此家当出贵人。”年十七，周齐王宪引为记室。袭爵武阳县伯，再迁内史下大夫。以平齐功，拜开府。
　　隋文帝得政，素知颎强明，久习兵事，多计略，意欲引之入府。遣邗公杨惠谕意，颎承旨忻然，曰：“愿受驱驰。纵公事不成，亦不辞灭族。”于是为府司录。时长史郑译、司马刘昉并以奢纵被疏，帝弥属意于颎，委以心膂。尉迟迥起兵也，帝令韦孝宽伐之，军至河阳，莫敢先进。帝以诸将不一，令崔仲方监之，仲方辞以父在山东。时颎见刘昉、郑译等并无去意，遂自请行，深合上旨。受命便发，遣人辞母云，忠孝不可两兼，歔欷就路。至军，为桥于沁水，贼于上流纵火筏，颎预为土狗以御之。既度，焚桥而战，大破之。军还，侍宴于卧内，帝撤御帷以赐之。进位柱国，改封义宁县公，迁丞相府司马，任寄益隆。及帝受禅，拜尚书左仆射、纳言，进封勃海郡公。朝臣莫与为比，帝每呼为独孤而不名也。颎佯避权势，上表逊位，让于苏威。帝欲成其美，听解仆射。数日，帝曰：“苏威高蹈前朝，颎能举善。吾闻进贤受上赏，宁可令去官！”于是令颎复位。俄拜左卫大将军，本官如故。突厥屡为边患，诏颎镇遏缘边。及还，赐马百疋，牛羊千计。领新都大监，制度多出于颎。颎每坐朝堂北槐树下以听事，其树不依行列，有司将伐之。帝特命勿去，以示后人。其见重如此。又拜左领军大将军。余官如故。母忧去职，二旬，起令视事。颎流涕辞让，不许。
　　开皇二年，长孙览、元景山等伐陈，令颎节度诸军。会陈宣帝殂，颎以礼不伐丧，奏请班师。萧岩之叛，诏颎绥集江汉，甚得人和。帝尝问颎以取陈之策，颎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热，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贼必屯兵御守，足得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更解甲，再三若此，贼以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储积，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而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帝用其策，由是陈人益弊。
　　九年，晋王广大举伐陈，以颎为无帅长史，三军皆取断于颎。及陈平，晋王欲纳陈主宠姬张丽华。颎曰：“武王灭殷，戮妲己。今平陈国，不宜取丽华。”乃命斩之。王甚不悦。及军还，以功加上柱国，进爵齐国公，赐物九千段，定食千乘县千五百户。帝劳之曰：“公伐陈后，人云公反，朕已斩之。君臣道合，非青蝇所间也。”颎又逊位，优诏不许。
　　是后右卫将军庞晃及将军卢贲等，前后短颎于帝。帝怒，皆被疏黜。因谓颎曰：“独孤公犹镜也，每被磨莹，皎然益明。”未几，尚书都事姜晔、楚州行参军李君才并奏称水旱不调，罪由高颎，请废黜之。二人俱得罪而去，亲礼逾密。帝幸并州，留颎居守。及还，赐缣五千匹，行宫一所为庄舍。其夫人贺拔氏寝疾，中使顾问不绝。帝亲幸其第，赐钱百万，绢万匹，复赐以千里马。尝从容命颎与贺若弼言及平陈事，颎曰：“贺若弼先献十策，后于蒋山苦战破贼。臣文吏耳，焉敢与猛将论功！”帝大笑，时论嘉其有让。寻以其子表仁尚太子勇女，前后尝赐，不可胜计。
　　时荧惑入太微，犯左执法。术者刘晖私于颎曰：“天文不利宰相，可修德以禳之。”颎不自安，以晖言奏之。上厚加赏慰。突厥犯塞，以颎为元帅击破之。又出白道，进图入碛，遣使请兵，近臣言颎欲反，帝未有所答，颎亦破贼而还。
　　时太子勇失爱，帝潜有废立志，谓颎曰：“晋王妃有神告之，言王必有天下。”颎跪曰：“长幼有序，不可废。”遂止。独孤皇后知颎不可夺，阴欲去之。初，颎夫人卒，后言于帝曰：“高仆射老矣，而丧夫人，陛下何以不为之娶？”帝以后言告颎，颎流涕谢曰：“臣今已老，退朝唯斋居读佛经而已。虽陛下垂哀之深，至于纳室，非臣所原。”帝乃止。至是，颎爱妾产男，帝闻极欢，后甚不悦，曰：“陛下当复信颎邪？始陛下欲为颎娶，颎心存爱妾，面欺陛下，今其诈已见。”帝由是疏颎。
　　会议伐辽东，颎固谏不可。帝不从，以颎为元帅长史，从汉王征辽东，遇霖潦疾疫，不利而还。后言于帝曰：“颎初不欲行，陛上强之，妾固知其无功矣。”又帝以汉王年少，专委军于颎。颎以任寄隆重，每怀至公，无自疑意。谅所言多不用，因甚衔之。及还，谅泣言于后曰：“免颎杀，幸矣！”帝闻，弥不平。俄而上柱国王积以罪诛，当推覆之际，乃有禁中事，云于颎处得之。帝欲成颎罪，闻此大惊。时上柱国贺若弼、吴州总管宇文幹、刑部尚书薛胄、户部尚书斛律孝卿、兵部尚书柳述等明颎无罪，帝愈怒，皆以之属吏。自是朝臣莫敢言。颎竟坐免，以公就第。
　　未几，帝幸秦王俊第，召颎侍宴。颎歔欷悲不自胜，独孤皇后亦对之泣，左右皆流涕。帝谓曰：“朕不负公，公自负朕也。”因谓侍臣曰：“我于高颎胜兒子，虽或不见，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无高颎。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顷之，颎国令上颎阴事，称：“其子表仁谓颎曰：“昔司马仲达初托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安知非福？”于是帝大怒，囚颎于内史省而鞫之。宪司复奏颎他事，云：“沙门真觉尝谓颎曰：‘明年国有大丧。’尼令晖复云：‘十七、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过。”帝闻益怒，顾谓群臣曰：“帝王岂可力求。孔丘以大圣之才，作法垂于后代，宁不欲大位邪？天命不可耳。颎与子言，自比晋帝，此何心乎？”有司请斩之，帝曰：“去年杀虞庆则，今兹斩王积，如更诛颎，天下谓我何！”于是除颎名。初，颎为仆射，其母诫之曰：“汝富贵已极，但有斫头耳，尔其慎之！”颎由是常恐祸变。及此，颎欢然无恨色，以为得免祸。
　　炀帝即位，拜太常卿。时有诏收周、齐故乐人及天下散乐。颎奏：“此乐久废。今若征之，恐无识之徒弃本逐末，递相教习。”帝不悦。帝时侈靡，声色滋甚，又起长城之役。颎甚病之，谓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乐而亡，殷监不进，安可复尔！”时帝遇启人可汗恩礼过厚，颎谓太府卿何稠曰：“此虏颇知中国虚实、山川险易，恐为后患。”复谓观王雄曰：“近来朝廷殊无纲纪。”有人奏之，帝以为讪谤朝政，诛之，诸子徙边。
　　颎有文武大略，明达政务。及蒙任寄之后，竭诚尽节，进引贞良，发天下为己任。苏威、杨素、贺若弼、韩禽等皆颎所荐，各尽其用，为一代名臣。自余立功立事者，不可胜数。当朝执政将二十年，朝野推服，物无异议，时致升平，颎之力也。论者以为真宰相。及诛，天下入不伤惜，至今称冤不已。所有奇策良谋及损益时政，颎皆削稿，代无知者。
　　子盛道，位莒州刺史，徙柳城卒。道弟弘德，封应国公，晋王记室；次弟表仁，勃海郡公。徒蜀郡。
　　牛弘，字里仁，安定鹑觚人也。其先尝避难，改姓辽氏。祖炽，本郡中正。父元，魏侍中、工部尚书、临泾公，复姓牛氏。弘在襁褓，有相者见之，谓其父曰：“此兒当贵，善爱养之。”及长，须貌甚伟，性宽裕，好学博闻。仕周，历位中外府记室、内史上士、纳言上士，专掌文翰，修起居注。后袭封临泾公，转内史下大夫、仪同三司。开皇初，授散骑常侍、秘书监。弘以典籍遗逸，上表请开献书之路，曰：
　　昔周德既衰，旧经紊弃。孔子以大圣之才，开素王之业，宪章祖述，制《礼》刊《诗》，正五始而修《春秋》，阐《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此则书之一厄也。汉兴，建藏书之策，置校书之官。至孝成之代，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刘向父子雠校篇籍。汉之典文，于斯为盛。及王莽之末，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光武嗣兴，尤重经诰，未及下车，先求文雅。至肃宗亲临讲肄，和帝数幸书林，其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秘牒填委，更倍于前。及孝献移都，吏人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载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魏文代汉，更集经典，皆藏在秘书，内外三阁，遣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论者美其硃紫有别。晋氏承之，文籍尤广。晋秘书监荀勖定魏《内经》，更著《新簿》。属刘、石冯陵，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永嘉之后，寇窃竞兴，其建国立家，虽传名号，宪章礼乐，寂灭无闻。刘裕平姚，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并归江左。宋秘书丞王俭依刘氏《七略》，撰为《七志》。梁人阮孝绪亦为《七录》。总其书数，三万余卷。及侯景度江，破灭梁室，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
　　后魏爰自幽方，迁宅伊洛，日不暇给，经籍阙如。周氏创基关右，戎车未息。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加收集，方盈万卷。高氏据有山东，初亦采访，验其本目，残阙犹多。及东夏初平，获其经史，四部重杂，三万余卷。所益旧书，五千而已。今御出单本，合一万五千余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比梁之旧目，止有其半。至于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说，弥复为少。
　　臣以经书自仲尼迄今，数遭五厄，兴集之期，属膺圣代。今秘藏见书，亦足披览，但一时载籍，须令大备。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若猥发明诏，兼开购赏，则异典必致，观阁斯积。
　　上纳之，于是下诏，献书一卷，赉缣一疋。一二年间，篇籍稍备。进爵奇章公。
　　三年，拜礼部尚书，奉敕修撰《五礼》，勒成百卷，行于当代。弘请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议曰：
　　窃谓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黄帝曰合宫，尧曰五府，舜曰总章，布政兴教，由来尚矣。《周官考工记》曰：“夏后氏代室，堂脩二七，广四脩一。”郑玄注云：“脩十四步，其广益以四分脩之一，则广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寻，四阿重屋。”郑云：“其脩七寻，广九寻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郑玄云：“此三者，或举宗庙，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明其制同也。”马融、王肃、干宝所注，与郑亦异，今不具出。汉司徒马宫议云“夏后氏代室，室显于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显于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于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广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为两序间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据郑玄之说，则夏室大于周堂，如依马宫之言，则周堂大于夏室。后王转文，周大为是。但宫之所言，未详其义。此皆去圣久远，《礼》文残缺，先儒解说，家异人殊。郑注《玉藻》亦云：“宗庙路寝，与明堂同制。”《王制》曰：“寝不逾庙，明大小是同”。今依郑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余。若以宗庙论之，袷享之日，周人旅酬六尸，并后褷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主，及君北面行事于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寝论之，便须朝宴。据《燕礼》：“诸侯宴则宾及卿大夫脱屦升坐。”是知天子宴，则三公九卿并升堂。《燕义》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于二筵之间，岂得行礼？若以明堂论之，总享之时，五帝各于其室。设青帝之位，须于木室内少北西面。太昊从食，坐于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于青帝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豆笾，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设，复须席上升歌，出樽反坫，揖让升降，亦以隘矣。据兹而说，近是不然。案刘向别录及马宫、祭邕等所见，当时有《古文明堂礼》、《王居明堂礼》、《明堂图》、《明堂大图》、《明堂阴阳》、《太山通义》、《魏文侯孝经传》等，并说古明堂事。其书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郑玄云是吕不韦著，《春秋十二纪》之首章，礼家钞合为记。祭邕、王肃云周公作，《周书》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证明，文多不载。束皙以为夏时书。刘瓛云：“不韦鸠集儒者，寻于圣王月令之事而记之。不韦安能独为此记？”今案不得全称周书，亦不可即为秦典，其内杂有虞、夏、殷之法，皆圣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为章名，又论之曰：“明堂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代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玄堂，内曰太室。圣人南面而听，响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虽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数，各有所依。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庙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径九丈，阴阳九六之变，且圆盖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闼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宫应日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八牖乘九宫之数也。户皆外设而不闭，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钟九九之实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应三统，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阔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气，于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礼也。”观其模范天地，则象阴阳，必据古文，义不虚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参《月令》，青阳总章之号不得而称，九月享帝之礼不得而用。汉代二京所建，与此说悉同。
　　建安之后，海内大乱，魏氏三方未平，无闻兴造。晋则侍中裴頠议“直为一殿，以崇严父之祀，其余杂碎，一皆除之。”宋、齐已还，咸率兹礼，前王盛事，于是不行。后魏代都所造，也自李冲，三三相重，合为九屋。檐不覆基，房间通街，穿凿处多，迄无可取。及迁洛阳，更加营构，五九纷竞，遂至不成。宗祀之事，于焉靡托。
　　今皇猷遐阐，化覃海外，方建大礼，垂之无穷。弘等不以庸虚，谬当议限。今检明堂必须五室者何？《尚书帝命验》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显纪，黑曰玄矩，苍曰灵府。”郑玄注曰：“五府与周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损益，至于五室，确然不变。夫室以祭天，天实有五，若立九室，四无所用。布政视朔，自依其辰。郑司农云：“十二月分在青阳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郑玄亦云“每月于其时之堂而听政焉。”《礼图》画个，皆在堂偏，是以须为五室。明堂必须上圆下方者何？《孝经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圆下方，八窗四达，布政之宫。”《礼记盛德篇》曰：“明堂四户八牖，上圆下方。”是以须为圆方。明堂必须重屋者何？案《考工记》，夏言“九阶，四旁两夹窗，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后不言屋，制亦尽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无五室之文。郑注云：“五室者，亦据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则有，灼然可见。《礼记明堂位》曰：“太庙，天子明堂。”言鲁为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礼乐，鲁之太庙，与周之明堂同。又曰：“复庙重檐，刮楹达响，天子之庙饰。”郑注：“复庙，重屋也。”据庙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坏，《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庙，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庙之上屋也。”《周书·作洛篇》曰：“乃立太庙宗宫路寝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云：“重亢，累栋；重廊，累屋也。”依《黄图》所载，汉之宗庙皆为重屋。此去古犹近，遗法尚存，是以须为重屋。明堂必须为辟雍者何？《礼记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雍。”《明堂阴阳录》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内有太室，以象紫宫。”此则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马宫、王肃以为明堂、辟雍、太学同处，蔡邕、卢植亦以为明堂、灵台、辟雍、太学同实异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则谓之清庙，取其正室，则曰太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周水圜如璧，则曰辟雍，其实一也。”其言别者，《五经通义》曰：“灵台以望气，明堂以布政，辟雍以养老教学。”三者不同。袁准、郑玄亦以为别。历代所疑，岂能辄定？今据《郊祀志》云：“欲为明堂，未晓其制。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一殿无壁，盖之以茅，水圜宫垣，天子从之。”以此而言，其来则久。汉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灵台于洛阳，并别处。然明堂并有璧水，李尤明堂铭曰“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须有辟雍。
　　今造明堂，须以礼经为本。形制依于周法，度数取于《月令》，遗阙之处，参以余书，庶使该详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阶，上圆下方，四阿重屋，四旁两门，依《考工记》、《孝经》说。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径九丈，八闼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书月令》论。殿垣方在内，水周如外，水内径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记》、《观礼经》。仰观俯察，皆有则象，足以尽诚上帝，祗配祖宗，弘风布教，作范于后矣。
　　上以时事草创，未边制作，竟寝不行。
　　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诏定雅乐，又作乐府歌词，撰定圆丘五帝凯乐，并议乐事。弘上议云：
　　谨案礼，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周礼》奏黄钟，歌大吕，奏太蔟，歌应钟，皆旋相为宫之义。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则太蔟为宫，姑洗为商，蕤宾为角，南吕为徵，应钟为羽，大吕为变宫，夷则为变徵。他月放此。”故先王之作律吕也，所以辨天地四方阴阳之声。扬子云曰：“声生于律，律生于辰。”故律吕配五行，通八风，历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环转运，义无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余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递相为宫者，谓当其王月，名之为宫。今若十一月不以黄钟为宫，十三月不以太蔟为宫，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岂不阴阳失度，天地不通哉？刘歆《锺律书》云：“春宫秋律，百卉必凋；秋宫春律，万物必荣；夏宫冬律，雨雹必降；冬宫夏律，雷必发声。”以斯而论，诚为不易。且律十二，今直为黄钟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复何施？恐失圣人制作本意。故须依《礼》作还相为宫之法。
　　上曰：“不须作旋相为宫，且作黄钟一均也。”弘又论六十律不可行：
　　谨案《续汉书律历志》：“元帝遣韦玄成问京房于乐府。房对：‘受学故小黄令焦延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中吕，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六十律毕矣。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冬至之声，以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此声气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统一日。其余以次运行，当日者各自为宫，而商徵以类从焉。’房又曰：‘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准之状如瑟，长一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执始之类，皆房自造。房云受法于焦延寿，未知延寿所承也。至元和元年，待诏候钟律般肜上言：‘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故待诏严嵩，具以准法教其子宣，愿召宣补学官，主调乐器。’太史丞弘试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罢。自此律家莫能为准施弦。熹平六年，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问准意。光等不知，归阅旧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书，犹不能定其弦缓急，故史官能辩清浊者遂绝。其可以相传者，唯大榷常数及候气而已。”据此而论，房法汉世已不能行。沈约《宋志》曰：“详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无施于乐。”《礼》云“十二管还相为宫”，不言六十。《封禅书》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而悲，破为二十五弦。”假令六十律为乐得成，亦所不用，取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之意也。
　　又议曰：
　　案《周官》云“大司乐掌成均之法。”郑众注云：“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三礼义宗》称“《周官》奏黄钟者，用黄钟为调，歌大吕者，用大吕为调。奏者谓堂下四县，歌者谓堂上所歌。但以一祭之间，皆用二调。”是知据宫称调，其义一也。明六律六吕迭相为宫，各自为调。今见行之乐，用黄钟之宫，乃以林钟为调，与古典有违。案晋内书监荀勖依典记，以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之法，制十二笛。黄钟之笛，正声应黄钟，下徵应林钟，以姑洗为清角。大吕之笛，正声应大吕，下徵应夷则。以外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钟，是勖下徵之调。不取其正，先用其下，于理未通，故须改之。
　　上甚善其议，诏弘与姚察、许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乐。是后议置明堂，诏弘条上故事，议其得失。上甚敬重之。
　　时杨素恃才矜贵，贱侮朝臣，唯见弘未尝不改容自肃。素将击突厥，诣太常与弘言别。弘送素至中门而止，素谓曰：“大将出征，故来叙别，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谓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怀。寻授大将军，拜吏部尚书。
　　时帝又令弘与杨素、苏威、薛道衡、许善心、虞世基、崔子发等并召诸儒，论新礼降杀轻重。弘所立议，众咸推服之。及献皇后崩，王公已不下能定其仪注。杨素谓弘曰：“公旧学时贤所仰。今日之事，决在于公。”弘了不辞让，斯须之间，仪注悉备，皆有故实。素叹曰：“衣冠礼乐尽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丧。祥禫具有降杀，期服十一月而练者，无所象法，以闻于帝。帝下诏除期练之礼，自弘始也。
　　弘在吏部，先德行后文才，务在审慎。虽致缓滞，所有进用，并多称职。吏部侍郎高孝基，鉴赏机晤，清慎绝伦，然爽俊有余，迹似轻薄，时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识其真，推心任委。隋之选举，于斯为最，时论服弘识度之远。
　　炀帝之在东宫，数有诗书遗弘，弘亦有答。及嗣位，尝赐弘诗曰：“晋家山吏部，魏代卢尚书，莫言先哲异，奇才并佐余。学行敦时俗，道素乃冲虚，纳言云阁上，礼仪皇运初。彝伦欣有叙，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赐诗者，至于文词赞扬，无如弘美。大业二年，进位上大将军。三年，改右光禄大夫。从拜恆岳，坛墠珪币牲牢，并弘所定。还下太行山，炀帝尝召弘入内帐，对皇后赐以同席饮食。其亲重如此。弘谓其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孙，宜以诚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六年，从幸江都，卒。帝伤惜之，赗赠甚厚。归葬安定，赠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文安侯，谥曰宪。
　　弘荣宠当世，而车服卑俭，事上尽礼，待下以仁，讷于言而敏于行。上尝令宣敕，弘至阶下，不能言，退还拜谢，云并忘之。上曰：“传语小辩，故非宰臣任也。”愈称其质真。大业之代，委遇弥隆。性宽厚，笃志干学，虽职务繁杂，书不释手。隋室旧臣，始终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酗，尝醉射杀弘驾车牛，弘还宅，其妻迎谓曰：“叔射杀牛。”弘闻，无所怪问，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杀牛，大是异事。弘曰：“已知。”颜色自若，读书不辍。其宽和如此。有文集十二卷行于世。
　　长子方大，亦有学业，位内史舍人。
　　次子方裕，凶险无仁心，在江都与裴虔通等谋杀逆，事见《司马德戡传》。
　　李德林，字公辅，博陵安平人。祖寿，魏湖州户曹从事。父敬族，历太学博士、镇远将军。魏静帝时，命当世通人正定文籍，以为内校书，别在直阁省。德林幼聪敏，年数岁，诵左思《蜀都赋》，十余日便度。高隆之见而叹异之，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为天下伟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观之，月余车马不绝。年十五，诵《五经》及古今文集，日数千言。俄而该博坟典，阴阳纬候无不通涉。善属文，词核而理暢。魏收尝对高隆之谓其父曰：“贤子文笔，终当继温子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己嫉贤，何不近比老彭，乃远求温子！”
　　年十六，遭父艰，自驾灵舆，反葬故里。时严寒，单缞跌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居贫感轲，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无复宦情。其后母病稍愈，逼令仕进。齐任城王湝为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馆，朝夕同游，殆均师友。后举秀才，尚书令杨遵彦考为上第，授殿中将军。及长广王作相，引为丞相府行参军。未几，王即帝位，累迁中书舍人，加通直散骑侍郎，别典机密。寻丁母艰，以至孝闻，朝廷嘉之。裁百日，夺情起复，固辞不起。魏收与阳休之论《齐书》起元事，百司会议。收与德林致书往复，词多不载。后除中书侍郎，仍诏修国史，时齐帝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馆，与黄门侍郎颜之推同判文林馆事。累迁仪同三司。
　　周武帝平齐，遣使就宅宣旨云：“平齐之利，唯在于尔，宜入相见。”仍令从驾至长安，授内史上士，诏诰格式及用山东人物，一以委之。周武谓群臣曰：“我常日唯闻李德林与齐朝作书檄，我正谓其是天上人。岂言今日得其驱使，复为我作文书，极为大异。”神武公纥豆陵毅答曰：“臣闻明主圣王，得骐驎凤皇为瑞，是圣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虽来，不堪使用。如李德林来受驱策，亦是陛下圣德感致，有大才用，胜于骐驎凤皇远矣。”帝大笑曰：“诚如公言。”宣政末，授御正下大夫。后赐爵成安县男。
　　宣帝大渐，隋文帝初受顾命，令邗国公杨惠谓德林曰：“朝廷赐令总文武事，今欲与公共成，必不得辞。”德林答曰：“愿以死奉公。”隋文大悦，即召与语。刘昉、郑译初矫诏召隋文受命辅少主，总知内外兵马事。译欲授隋文冢宰，译自摄大司马，昉为小冢宰。德林私启：“宜作大丞相，假黄钺，都督内外诸军事。”遂以译为相府长史。昉为相府司马，二人由是不平。以德林为相府属，加仪同大将军。
　　未几而三方构乱，指授兵略，皆与之参详。军书羽檄，朝夕顿至，一日之中，动逾百数。或机速竞发，口授数人，文意百端，不加治点。郧公韦孝宽为东道元帅，师次永桥，沁水长，孝宽师未得度。长史李询密启：“诸大将受尉迟迥饷金。”隋文得启，以为忧，议欲代之。德林曰：“临敌代将，自古所难，乐毅所以辞燕，马服以之败赵也。公但以一腹心，明于智略，素为诸将所信伏者，速至军所，观其情伪。纵有异意，必不敢动。”隋文曰：“公不发此言，几败大事！”即令高颎驰驿往军所，为诸将节度，竟成大功。凡厥谋谟，皆此类也。进授丞相府从事内郎。禅代之际，其相国总百揆、九锡殊礼诏策笺表玺书，皆德林之辞也。隋文癸祚之日，授内史令。初，将受禅，虞庆则等劝隋文尽灭宇文氏，德林固争以为不可。隋文怒，由是品位不加，唯依班例，授上仪同，进爵为子。
　　开皇元年，敕令与太尉于翼、高颎等同修律令。讫，奏闻，别赐骏马及九环金带。五年，敕令撰录作相时文翰，勒成五卷，谓之《霸朝杂集》。隋文省读讫，明旦谓德林曰：“自古帝王之兴，必有异人辅佐。我昨读《霸朝集》，方知感应之理。昨宵恨夜长，不得早见公面。”于是追赠其父定州刺史、安平县公，谥曰孝。隋文后幸鄴，德林以疾不从。敕书追之，后御笔注云：“伐陈事意，宜自随也。”时高颎入京，上语颎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略。”帝以之付晋王广。
　　初，大象末，文帝以逆人王谦宅赐之，寻又改赐崔谦，帝令德林自选一好宅并庄店作替。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卫国县市店八十区为替。九年，车驾幸晋阳，店人表诉，称地是平人物，高氏强夺，于内造舍。上责德林。德林请勘逆人文簿及本换宅之意，上不听，悉追店给所住者。由是嫌之。初，德林称其父为太尉谘议，以取赠官，李元操等阴奏之曰：“德林父终于校书，妄称谘议。”上甚衔之。至是，复庭议忤意，因数之曰：“公为内史，典朕机密，比不预计议者，以公不弘耳。朕方以孝理天下，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须设教。然则孔子孙当说《孝经》也？又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实忿之而未能发。今当以一州相遣耳。”因出为湖州刺史。在州逢旱，课人掘井溉田，为考司所贬。岁余，卒官，时年六十一。赠大将军、廉州刺史，谥曰文。将葬，敕令羽林百人，并鼓吹一部，以给丧事，祭以太牢。

译文

　　高颎字昭玄，一名敏，自称是渤海蓚人。祖先因在北部边疆做官，死在辽东。曾祖父高詗，太和中从辽东回到魏国，官至卫尉卿。祖父孝安，曾任兖州刺史。
　　颎父高宾，出仕东魏，官居谏议大夫。大统六年(540)，为避谗害弃官投奔西魏，独孤信用高宾为幕僚，赐姓独孤氏。独孤信被杀害，高宾和妻子儿女被徙于蜀。隋文献皇后因为高宾是她父亲的旧属，常常出入于高宾家中。高宾在政事上很机敏，外事果断。赐武阳县伯爵，历任齐公宇文宪府长史、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襄州总管府司录，死于襄州。及高颎显贵后，开皇年间，追赠礼部尚书、武阳公，隘号为简。
　　高颎自幼聪明敏捷，有大器量，学涉文史，特别擅长辞令。当初，高颎孩提时，家有柳树，高约百尺，宛如伞盖。家乡父老们说“：这一家要出大贵人。”十七岁那年，周齐王宇文宪任命他为记室。袭父爵为武阳县伯，又升任内史下大夫。因平定齐国有功，晋升为开府。
　　隋文帝执政，平时就知道高颎精明强干，熟悉军事，智多谋广，想要把高颎召入自己府中。派遣邗公杨惠向高颎说明这种意思，高颎得旨后十分高兴，说：“愿效犬马之劳。即使杨公的事不能成功，也不怕灭族之祸。”于是任隋文帝府司录。这时，长史郑译、司马刘窻，都因奢侈纵欲被疏远，文帝更加中意高颎，视为心腹，尉迟迥起兵作乱，文帝令韦孝宽领兵讨伐，大军到了河阳，就没有人敢打头阵了。文帝因诸将不和，命令崔仲方监军，仲方因父亲在山东就推辞了。这时，高颎见刘窻、郑译等人都没有去的意思，就主动请命，正合文帝的意思。高颎受命出发，派人向母亲辞行说：“忠孝不能两全，儿上路时很悲痛。”到了军中，令人在泌水上建桥，贼兵在上游放下水阀，高颎事先令人用堵水的土袋防备。过河之后，焚烧浮桥，率兵力战，大破尉迟迥军。从军中回京，侍宴于卧室中，文帝撤掉御用的帷帐赐给高颎。擢升为柱国，改封为义宁县公，改任丞相府司马，更加得到文帝的信任。
　　文帝受禅即位，任命高颎为尚书左仆射、纳言，晋爵为渤海郡公。朝臣没有人能和他相比，文帝常常称他为独孤，而不称其名。高颎佯装避讳权势，上表请求辞职，位居苏威之下。文帝想成就他的美名，解除了高颎的仆射之职。过了几天，文帝说：“苏威高居前朝，高颎能够举荐贤才。我听说举荐贤才应该受到很高的奖赏，怎么能够让他辞官呢！”于是令高颎官复原职。很快又拜任左卫大将军。仍兼原职。突厥屡屡侵犯边境，为害边民，诏令高颎镇守边关。还朝时，赐马百匹，牛羊数千。兼任新都大监，朝迁制度多出自高颎。高颎每次朝见都坐在朝堂北边的槐树下，那棵槐树不成行列，有司准备把它砍伐掉。文帝特意命令不要砍伐，留下来给后人做个示范。文帝就是这样看重高颎。又升任左领军大将军，仍兼原职。母丧，为母守丧辞职，过了二十天，文帝令其复职处理事务，高颎痛哭流涕，推辞谦让，未获允许。
　　开皇二年(582)，长孙览、元景山等领兵讨伐陈国，文帝令高颎节制调度诸军。适逢陈宣帝死，高颎因为有不伐丧之礼，请求班师。萧岩叛乱，诏令高颎安抚江汉之地，深得人心。文帝曾经问高颎攻取陈国的方略，高颎说：“江北地寒，收获的时间迟；江南气候热，水田热的早。计算江南收获的季节，稍稍调集一些人马，虚张声势，假装进攻之势。陈兵必定屯兵防守，足可以误其农时。他们把兵聚集起来之后，我方就解甲归田，再三这样，陈兵习以为常。之后我方再调集兵力，他们必定不相信我方会进攻，在他们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我方派大兵渡江，登陆作战，士气更加高涨。再说，江南土层浅，房屋多是用竹子茅草搭起的，储存食物，都不用地窖。秘密派遣人渡江，借风放火，等他们修建好后，再放火焚烧。这样做的话，用不了几年，江南的财力就会耗尽了。”文帝采用高颎的计谋，陈国因此更加穷困。
　　九年(589)，晋王杨广率师大举伐陈，用..为元率府长史，三军的行动皆由高颎裁断。陈国既平，晋王想纳陈后主宠姬张丽华。高颎说：“武王灭殷，杀掉妲己。如今平定陈国，不应该取张丽华。”就下令斩之，晋王很不高兴。大军还朝，因功加上柱国，晋爵为齐国公，赏赐丝帛九千段，确定食禄千乘县一千五百户。文帝犒劳他说：“公伐陈之后，有人说公要造反，朕已经把他杀了。君臣和睦，不是小人能离间得了的。”高颎又一次辞职，诏令不许。
　　此后，右卫军庞晃和将军卢贲等人，前前后后在文帝面说高颎的不是。文帝大怒，把他们都贬黜了。文帝于是对高颎说“：独孤公像铜镜一样，每磨一次，都更加明亮。”不久，尚书都事姜晔、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一起奏称水旱不调，罪过在于高颎，请求废黜，二人皆获罪免职。文帝和高颎更为亲密。文帝巡幸并州，留高颎守京师。还朝后，赐高颎缣五千匹，行宫一所作为庄舍。其夫人贺拔氏病死，文帝常遣使问讯不绝。文帝亲自到高颎宅第，赐钱百万，绢万匹，又赐给一匹千里马。文帝曾平静地命高颎和贺若弼说一说平定陈国之事，高颎说：“贺若弼先献十条计策，后来又在蒋山苦战破贼。我只是一个文官，怎敢和猛将论功劳大小！”文帝大笑，时论称赞高颎有谦让之德。不久，其子表仁娶太子杨勇之女，前后赏赐的物品很多，无法计算。
　　当时有荧惑星入太微垣，侵犯左执法。术士刘晖私下对高颎说“：天象对宰相不利，可修德以祈禳之。”高颎惊恐不安，把刘晖的话奏知文帝。文帝厚加赏慰。突厥侵犯边关，文帝命高颎为元帅，抗击突厥军。兵出白道，进入沙漠，遣使入朝请求援兵，近臣说高颎要造反，文帝没有同意增援，高颎也同样大破贼兵，得胜还朝。
　　这时，太子杨勇失宠，文帝有废立太子的意思，对高颎说：“有神告知晋王妃，说晋王必定享有天下。”高颎跪着说“：长幼有序，太子不可废。”文帝于是就作罢了。独孤皇后知道高颎志不可夺，阴谋除掉高颎。当初，高颎夫人死的时候，皇后对文帝说“：高仆射老了，死了夫人，陛下为何不替他再娶一个呢？”文帝把皇后的话告诉高颎，高颎流泪辞谢道：“臣如今已经老了，退朝后只是斋居读佛经而已。虽然陛下十分哀怜老臣，但若说到另娶妻室，不是老臣的愿望。”文帝于是作罢。到了现在，高颎的爱妾生下一个男孩，文帝听到后很高兴，皇后非常不高兴，说：“陛下还相信高颎吗？当初陛下想给高..娶妻室，高颎心里想着爱妾，当面欺骗陛下，如今他的诡诈已经露出来了。”文帝因此疏远了高颎。
　　适逢商议讨伐辽东，高颎坚决劝阻。文帝不听，任命高颎为元帅长史，跟从汉王杨谅征讨辽东，遇到阴雨疾役，大军不利而还。皇后对文帝说“：高颎当初就不想去，陛下勉强他去，妾本来就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文帝因汉王年少，把军队都托付给高颎。高颎认为深得信任，心怀公正，从来没有疑虑。杨谅的话多不被采用，非常忌恨高颎。回朝后，杨谅哭着向皇后说：“没有被高颎杀掉，就算是幸运了！”文帝听到后，更加愤愤不平。不久，上柱国王积因罪被杀，审讯的时候，有宫禁之事，说是在高颎那里得知的。文帝想定高颎的罪，听到这些十分震惊。这时，上柱国贺若弼、吴州总管宇文瞖、刑部尚书薛胄、户部尚书斛律孝卿、兵部尚书柳述等人，申明高颎无罪，文帝更加恼怒，把他们都交给有司处置。从此，朝中大臣再没有人敢说话。高颎终于连坐免官，保留爵号。
　　过了不久，文帝到秦王杨俊的宅第，召高颎来陪宴。高颎痛哭流涕，悲不自胜，独孤皇后亦相对哭泣，手下的人亦皆痛哭。文帝对高颎说：“朕不辜负公，公自辜负朕。”于是对侍臣说“：我对高颎胜似儿子，虽然有时不见，但常常像在眼前。自从他被解职，转眼就忘了，好像本来就没有高颎这个人一样。不可用自己要挟国君，自称天下第一。”此事刚过不久，高颎的属下上告高颎的阴谋之事，称“：其子表仁对高颎说‘：昔日司马仲达开始假装有病，不朝见天子，终于得了天下。公今遇此事，怎么知道不是福气呢？’”于是文帝大怒，把高颎囚禁在内史省审讯。宪司又奏高颎别的事情，说：“僧徒真觉曾经对高颎说：‘明年国家有大丧。’尼令晖又说‘：十七、八年，皇帝有大难。十九年就过不去。’”文帝听后更加恼怒，对群臣说：“帝王岂能凭强力而求。孔子有大圣之才，制定法律流传后代，难道不想为天子？天命不允许。高颎和他儿子说的那些话，自比为晋帝，是何种居心！”有司请斩高颎，文帝说：“去年杀了虞庆则，如今刚杀了王积，若再杀高颎，天下人会怎么说我！”于是就将高颎除名。
　　当初，高颎任仆射，其母告诫他说：“你的富贵已达到顶点，只是还有杀头的事，你要谨慎啊！”高颎因此常恐发生祸变。等到被除名，高颎面有欢欣，脸无恨色，以为灾祸已经免除。
　　炀帝即位，任高颎为太常卿。当时有诏令收周、齐原有的乐人和天下散乐。高颎奏道“：这种音乐早就废除了。今天征集，恐怕无识之徒弃本逐末，互相传授。”炀帝不高兴了。炀帝这时奢侈淫靡，沉湎声色，又开始修筑长城。高颎非常不满，对太常丞李懿说：“周天元因喜好音乐而灭亡，殷鉴不远，怎么能够再这样呢！”当时，炀帝对启人可汁恩礼过于优厚，高颎对太府卿何稠说：“这个外族人对中国虚实、山川险易所知甚多，恐怕成为后患。”又对观王杨雄说“：近来朝廷特别没有纲常法纪。”有人把这些话奏知炀帝，炀帝认为这是诽谤朝政，杀了高颎，并把他的几个儿子发配到边疆。
　　高颎有文韬武略，精通政务，承蒙文帝信任，竭尽忠诚，举荐贤良，以天下为己任。苏威、杨素、贺若弼、韩禽等人，皆是高颎举荐的，各尽其用，成为一代名臣。其余立功立事，亦是不可胜数。当朝执政近二十年，朝野人士无不赞服，没人议论是非，当时社会升平，靠的是高颎的力量。论者认为高颎是名符其实的宰相。高颎被杀，天下之人无不伤悼，至今仍为高颎鸣冤不止。所有的奇策良谋和时政方略，都是出自高颎之手，当时没有人知道这种情况。
　　高颎子盛道，官至莒州刺史，发配到柳城，死在那里；盛道弟弘德，封应国公，任晋王记室；次弟表仁，封渤海郡公，并徙于蜀郡。
　　牛弘字里仁，安定鹑觚人。其先人为了避难，改姓辽氏。祖父炽，本郡中正。父元，任魏侍中、工部尚书，爵临泾公，复本姓牛氏。
　　弘在襁褓中，有相士见到他，对他的父亲说：“此儿命当大贵，好好地抚养他。”长大后，形貌甚伟，性格宽厚，喜好读书，博闻广识。任职于周朝，历任中外府记室、内史上士、纳言上士，专掌文翰，修起居注。后袭封临泾公，转任内史下大夫、仪同三司。
　　开皇初年，授散骑常侍、秘书监之职。牛弘因典籍遗落散失，上表请求开献书之路，其表称：
　　“昔日周德既已衰微，旧经乱弃。孔子凭大圣人的才能，开创大业，制定法令，制《礼》删《诗》，正五始而修撰《春秋》，阐发《十翼》，弘扬《易》道。及秦始皇统一天下，吞并诸侯，先王典籍，焚毁殆尽。这则是书籍的第一次厄难。汉朝建立，制定藏书的政策，设置校书的官职。到了孝成帝，派遣谒者陈农搜求天下的遗书。诏令刘向父子校勘篇籍。汉朝的典籍文献，到这个时候算是最盛。到王莽末年，全部焚烧。这是书籍的第二次厄难。光武继兴，特别重视经籍诰令，未及下车，先求文雅。到了肃宗，亲临讲舍，和帝数次临幸书林，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等殿堂，满是书籍，更超过从前。及孝献迁都，吏人扰乱，图书缣帛，都被用作帷帐行囊。收拢起来往西京运的，装了七十多车，逢西京大乱，一时间被烧个净光，这是书籍的第三次厄难。魏文帝代汉自立，重新收集经典，都藏在秘书省，占用了内外三座楼阁，遣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有的书籍，论者都称赞其所删优劣有别。晋朝继承魏朝，文章典籍更多。晋秘书监荀勖定《魏内经》，另著《新簿》。逢刘粲、石勒进犯，书籍又在逃遁中丢失。这是书籍的第四次厄难。永嘉之后，寇贼四起，其建立国家，虽传名号，法令礼乐，却寂灭无闻。刘裕平定姚氏，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总共才有四千卷，皆是赤轴青纸，文字古拙，一并归于江南。宋秘书丞王俭依照刘氏《七略》，撰写《七志》。梁人阮孝绪也撰写有《七录》。总计其书数，共三万多卷。及侯景渡江，消灭梁朝，秘书省的经籍虽经过战火，但文德殿内的书籍，依然保存了下来。萧绎占据江陵，派兵将平定侯景之乱，收集文德殿的书籍和公私典籍重本，计有七万余卷，全部送往荆州。及周兵入郢，萧绎把这些书集中在外城焚烧，所剩仅十之一二。这是书籍的第五次厄难。
　　“后魏自边远之地，迁居伊洛，时间不长，没有什么经籍。周朝创业于关右，战乱不断。周武帝保定初年，书籍仅有八千卷，后来又经搜集，才达到一万卷。高氏在太行山东建立齐国，开始的时候也采访书籍，和原本相比，残缺的特别多。东夏刚刚平安，获得的经籍史册，四部重杂，计有三万多卷。增加的旧书，只有五千卷。现在挑出的单本，合计一万五千多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和梁朝旧有的书目相比，仅有其半数。至于阴阳、《河》、《洛》之类的书籍，医书图谱著作，更加少了。
　　“臣以为，经书自孔子至今，遭到五次厄难，重新兴集的日子，属于我皇圣世。如今秘书省的藏书，亦足够阅览。但一个时代的书籍，一定要大体具备。不可出现王府没有，私人却有的情况，如果广发诏令，兼以购买奖赏，则必可罗致难得的典籍，满积观阁。”
　　文帝采纳牛弘的建议，于是颁布诏令，献书一卷，赏缣一匹。一二年的功夫，典籍大体具备。牛弘晋爵为奇章公。
　　三年，升任礼部尚书，奉旨修撰《五礼》，刻成百卷，流行于世。牛弘请求依照古制，修立明堂。文帝认为各种事情刚刚开始，没有时间修造明堂，竟放下不去实施。
　　六年，牛弘官任太常卿。九年，诏令制定雅乐，又作乐府歌词，撰定圆丘五帝凯乐，交议制乐事。牛弘上议说：
　　“谨案《礼》书，五声六律，十二管循还奏出宫调。《周礼》奏黄钟，歌大吕，奏太蔟，歌应钟，都是循还相奏为宫调的意思。蔡邕《明堂月令章句》说“：孟春月则太蔟为宫，姑洗为商，蕤宾为角，南吕为徵。应钟为羽，大吕为变宫，夷则为变徵。别的月份和这一样。”所以，先王制作音乐，是为了区别天地四方阴阳之声。扬子云说“：声生于律，律生于辰。”所以，律吕配合五行，沟通八风，经历十二时辰，行于十二月份，循环运转，决无停止的时候。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之末，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依次为宫者，是说当其王月，名之为宫，如今十一月不用黄钟为宫，十二月不用太蔟为宫，就是因为春木不王，夏土不相。这岂不就是阴阳失调、天地不能交通吗？刘歆《钟律书》说：“春宫秋律，百花必定周彡零；秋宫春律，万物必然茂盛；夏宫冬律，必有大雨冰雹；冬宫夏律，必定雷声大震。”据此而论，律吕和阴阳天地的关系确实是不能改变的。况且律有十二，如今仅用黄钟调节，使用的只有七律，其他五律究竟再用于什么地方呢？这恐怕已失去了圣人制作音乐的意思。因此，必须根据《礼》书，重新制作循环为宫之法。”
　　皇上说：“不必制作循环为宫之法，只制作黄钟这一种调乐器就可以了。”牛弘又论六十律不可行：
　　“谨案《续汉书·律历志》‘：元帝派遣韦玄成在音乐官署问京房。京房回答说“：我师承已故小黄令焦延寿。六十律相生的方法是：用上生下，都是三生二；用下生上，都是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下生阳，至中吕而终，十二律就完了。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至南事而中，六十律就尽了。十二律变为六十律，就像八卦变成六十四卦一样。冬至那天的声音，以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始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这是声气的开始，五音的发端。因此各统一日，其余的按次序运行，所当之日自己为宫，商徵因类相从。”京房又说“：竹器之声不能用来测度调值，所以就制作准来确定调值数。准这种乐器形状像瑟，长一丈，十三根弦，距饰物处九尺，用来对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根弦下，刻有分寸，用来作为六十律清浊的节拍。”执始一类律吕名称，都是京房自己制造的。京房说他师承焦延寿，不知焦延寿师承的是谁。到了元和元年(84)，待诏侯钟殷肜上书说：“朝廷官员没有人懂得用准这种乐器调节六十律的调值。因此待诏严嵩，请求用准法教授他的儿子严宣，希望召严宣补学官，主持调节乐器。”太史丞弘用十二律考试严宣，二律相符，四律不符，其余六个不知是什么律，严宣于是作罢。自此以后，音乐家再也无人能够调节准这种乐器。熹平六年(177)，东观召见主管音乐的太子舍人张光，询问准这种乐器的调制。张光等人不知道，回去翻检旧藏的乐器，找到了准，形状制作和京房记载的一样，还是不能确定其弦的缓急，因此，史官能辨识准音清浊的人就没有了。可以相传的，只有大榷常数和候气。’据此而论，京房的六十律相生之法，汉代已不能流行了。沈约《宋志》说‘：详案，古典和今天的音乐家，已无能把六十律用于音乐的人。’《礼》云‘：十二管循环奏出宫调。’不说六十。《封禅书》说‘：大帝使素女弹五十弦瑟而悲伤，破为二十五弦。’假使六十律能够成乐，也会有些不用，取的就是大乐必然省易，大礼必然简易的意思。”
　　又论道：
　　“案《周官》说：‘大司乐主管成均之法。’郑众注说：‘均，就是音调。乐师主管调节它的音调。’《三礼义宗》称：‘《周官》奏黄钟，是用黄钟为调，歌大吕，是用大吕为调。奏说的是堂下四处悬挂，歌说的是堂上所唱。只是在同一次祭祀的时候，二调皆用。’因此可知，根据宫来确定调，意思是一样的。阐明六律六吕相互为宫，各自为调。如今流行的音乐，用黄钟为宫，则就用林钟为调，与古制不同。案，晋内书监荀勖根据典籍记载，用五声十二律循环为宫之法，制成十二笛。黄钟之笛，正声与黄钟相应，下徵与林钟相应，把姑洗作为清角。大吕之笛，正声与大吕相应，下徵与夷则相应。其他各种音调，都像这样。然而，如今用的林钟，是荀勖的下徵调式。不用其正，先用其下，于理不通，因此必须改正。”
　　皇上认为牛弘的建议很好，诏令牛弘与姚察、许善心、何妥、虞世基等人订正确立新乐。之后，议论设置明堂，诏令牛弘条陈上代故事，论其得失。皇上非常敬重牛弘。
　　当时，杨素恃才矜持骄贵，轻贱侮辱朝中大臣，只有见到牛弘，未曾不改变面容，恭恭敬敬。杨素将去征伐突厥，到太常府与牛弘话别。牛弘送杨素到中门就止步了，杨素对牛弘说：“我身为大将，出征突厥，所以特意来话别，为何送这么近？”牛弘就拜揖而退。杨素笑着说“：奇章公真正可以说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牛弘也不在意。很快，授大将军之职，任吏部尚书。
　　当时，文帝又令牛弘与杨素、苏威、薛道衡、许善心、虞世基、崔子发等人，一同召集众儒生，讨论新礼降杀轻重的问题，牛弘的议论，众人都很佩服。献皇后死，王公以下大臣不能确定用何礼仪制度。杨素对牛弘说：“公学通古今，众贤敬仰。如今这件事情，就取决于您了。”牛弘一点也不推让，不大一会儿，礼仪制度全部确定了，且都有过去的实例。杨素感慨道：“衣冠礼乐都在这里了，不是我所能及的。”牛弘以为服丧三年，祥礻覃之祭的用具应减少，期服十一个月而服练，没有什么依据，就把这种想法上奏文帝。文帝下诏除期练之礼，自牛弘开始。
　　牛弘任吏部尚书，选拔人才先德行而后文才，十分审慎。虽然选才有时迟缓，但所选用之人，大都称职。吏部侍郎高孝基，识鉴快捷机敏，清正谨慎，无人可比，然而豪爽有余，显得有点轻薄，当时的宰相们多因此怀疑他是否胜任。只有牛弘真正认识其人，真诚地委之以重任。隋朝的选举，这个时候最好，时论甚为佩服牛弘见识深远。
　　炀帝为东宫太子时，多次有诗书赠牛弘，牛弘也有答和。炀帝继位，曾赐牛弘诗说“：晋家山吏部，魏代卢尚书。莫言先哲异，奇才并佐余。学行敦时俗，道素乃冲虚。纳言云阁上，礼仪皇运初。彝伦欣有叙，垂拱事端居。”一同得到赐诗的人，赞扬的文词，没有人能像牛弘这样，受到如此的赞美。大业二年，晋位上将军。三年，改任右光禄大夫。跟从炀帝拜南岳恒山，拜祭所需的物品，都是牛弘确定的。还下太行山，炀帝曾召牛弘入内帐，当皇后之面赐同席饮食。其亲宠重用如此！牛弘对他的儿子说“：我受到非同寻常的礼遇，承恩深重。你们这些子孙，应该以诚敬自立，报答皇上丰隆的恩遇。”六年，跟随炀帝巡幸江都，死于途中。炀帝伤心痛惜，追赠非常丰厚。归葬安定，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文安侯，谥号为宪。
　　牛弘一世荣宠，但是车马服饰卑微节俭，事上尽礼，待下宽仁，说的少，做的多。皇上曾令他宣读敕书，牛弘到了台阶下，没有宣读，退回拜谢，说把敕书上的话都忘掉了。皇上说“：宣旨之类的小事，本来就不是宰相们的事。”更加赞扬牛弘诚厚耿直。炀帝的时候，委任恩遇更为丰隆。牛弘性格宽厚，笃志好学，虽公务繁忙驳杂，而书却不离手。隋朝的旧臣，始终受到信任，而又没有悔恨的，只有牛弘一个人。其弟牛弼，好酒而又酗酒，曾经醉酒射死了牛弘的驾车牛。牛弘回到家里，妻子迎上前说：“叔叔射死了牛。”牛弘听到后，没作任何怪问，直接答道“：作牛肉脯。”坐下后，妻子又说：“叔叔忽然射死了牛，真是怪事。”牛弘说“：已经知道了。”神色自如，读书不止。牛弘宽厚和气如此。有文集十二卷流行于世。
　　李德林字公辅，博陵安平人。祖父李寿，任魏湖州户曹从事，父敬族，历任太学博士、镇远将军。魏静帝时，命当世学问渊博之人订正文献图籍，任内校书，供职于直阁省。
　　李德林自幼聪明机敏，年仅数岁，诵读左思《蜀都赋》，十多天就会背诵了。高隆之见了，大为惊奇，告诉满朝文士说“：待他长大后，肯定是天下了不起的人物。”邺京人士多到李德林家宅来看他，一个多月里，车马不绝。十五岁时，背诵《五经》和古今文集，每日几千字。很快就博览经史典籍，阴阳纬候之书亦是无不涉猎。很会写文章，文词核实，理义通畅。魏收曾当着高隆之的面对李德林的父亲说：“你儿子的文章才华，终会继承温子升，成为文章大家。”高隆之大笑道“：魏常待这么妒嫉贤才，为何不近比老彭，却要远比温子升呢？”
　　李德林十六岁时死了父亲，自己驾着灵车，归葬家乡。时值严冬，李德林穿着单薄的孝服，赤着脚，州里人们看到后，更加敬慕他。李德林贫穷坎坷，母亲多病，就居家读书，没有去做官的意思。后来，母亲的病稍稍好一些，就被逼令出去做官。齐任城王高氵皆任定州刺史，看重他的才能，召入州馆，朝夕同游，像师生朋友一样。
　　后举秀才，尚书令杨遵彦考试定为优秀，授李德林殿中将军之职。长广王任丞相时，任命李德林为丞相府行参军。不久，长广王即皇帝位，李德林累迁中书舍人，加授通直散骑侍郎，另掌机密要务。遭母丧，因十分孝顺而闻名，得到朝廷的嘉奖。守丧百日，朝廷强令复职，李德林坚辞不起。魏收与阳休之讨论《齐书》起元之事，百司会同讨论。魏收和李德林书信来往，商议此事，词多不载。后任中书侍郎，仍诏令修撰国史。其时齐帝留意文章雅事，召李德林入文林馆，与黄门侍郎颜之推同判文林馆事。多次升迁至仪同三司。
　　周武帝平定齐国，派遣使者到李德林宅第宣读圣旨说：“平定齐国的用意，只在于你，应入京相见。”就命令李德林跟随车驾到长安，授任内史上士，诏书诰命的格式和擢用山东人物一类的事情，都委托给李德林。周武帝对群臣说“：我往日听说李德林为齐朝草撰书檄，我只说他是天上之人。岂知今天为我所用，又替我作文书，大是奇异。”神武公纥豆陵毅回答说：“臣听说，圣明的君主得到麒麟凤凰这样的祥瑞之物，是圣德所感而致，不是人力能令他们来的。祥瑞之物虽来，却是不能使用。像李德林这样来受驱使，也是陛下圣德感化的结果，有大才使用，远胜于麒麟凤凰这些祥瑞。”武帝大笑道：“确实像你说的。”宣政年末，授李德林御正下大夫之职。后又赠爵成安县男。
　　宣帝病危，隋文帝初受天子遗诏，令邗国公杨惠对李德林说“：朝廷赐命总揽文武之事，如今想和您共同理政，请您一定不要推辞。”德林答道“：愿以死奉公。”隋文帝非常高兴，即召李德林叙话。刘窻、郑译当初假传圣旨，召隋文帝受命辅助少主，总管内外兵马事务。郑译想授隋文帝宰相之职，自摄大司马之职，刘窻任小冢宰。李德林私下告诉隋文帝说：“应任大丞相，假黄钺，都督内外诸军事。”于是隋文帝就任命郑译为相府长史，刘窻为相府司马，二人因此愤愤不平。任命李德林为相府属，加授仪同大将军。
　　不久，三方乱起，指挥调度兵马之事，隋文帝都是和李德林商议。军书羽檄，早晚不断，一天之内，动辄超过百数。有时各种书檄急待发出，李德林就口授数人，头绪繁多，却用不着修改。郧公韦孝宽任东道元帅，大军到了永桥，沁水暴涨，孝宽的军队不能渡河。长史李询秘密告诉隋文帝说“：诸位大将都接受了尉迟迥的贿赂。”隋文帝听说后，甚是忧虑，商议派人取代韦孝宽。李德林说“：临敌易将，自古以来都是件难事，乐毅就是因为临阵易将才离开了燕国，马服君也因临阵易将使赵国被打败。您只要派一个明于智略又平素为诸将所信服的心腹之人，迅速赶到韦帅大军的驻地，观察一下真假虚实。诸将即使有其他想法，也必定不敢有什么举动。”隋文帝道“：公不说这番话，几乎坏了大事！”即令高赹迅速赶到大军驻地，节制调度诸将，终于大获成功。李德林所献的谋略，都是这一类的。
　　晋升为丞相府从事内郎。隋文帝禅代之际，其总百揆、九锡殊礼诏策笺表玺书等，皆出自李德林之手。隋文帝即位那天，任命李德林为内史令。当初，文帝将要禅代时，虞庆则等人劝隋文帝杀尽宇文氏，李德林坚决争辩，认为不可那样做。隋文帝恼怒李德林，因此不给他加官晋爵，只是按朝班旧例，授职上仪同，晋爵位为子。
　　开皇元年(581)，敕令李德林与太尉于翼、高赹等人同修律令。律令修讫，奏闻文帝，特赐骏马和九环金带。五年(585)，敕令李德林撰写隋文为丞相时的文章，刻成五卷，取名为《霸朝杂集》。隋文帝阅读过之后，次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