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下
　　沈重 樊深 熊安生 乐逊 黎景熙 冀俊 赵文深 辛彦之 何妥 萧该包 恺 房晖远 马光 刘焯 刘炫 褚晖 顾彪 鲁世达 张冲 王孝籍
　　沈重，字子厚，吴兴武康人也。性聪悟，弱岁而孤，居丧合礼。及长，专心儒学，从师不远千里。遂博览群书，尤明《诗》及《左氏春秋》。梁武帝欲高置学官，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乃革选，以重补国子助教。后除《五经》博士。梁元帝之在籓也，甚叹异之。及即位，乃遣主书何武迎重西上。
　　魏平江陵，重乃留事梁主萧察，累迁都官尚书，领羽林监。察又令重于合欢殿讲《周礼》。武帝以重经明行修，乃遣宣纳上士柳裘致书礼聘，又敕襄州总管卫公直敦喻遣之，在途供给，务从优厚。保定末，至于京师，诏令讨论《五经》，并校定钟律。天和中，复于紫极殿讲三教义，朝士、儒生、桑门、道士至者二千余人。重辞义优洽，枢机明辩，凡所解释，咸为诸儒所推。六年，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露门博士，仍于露门馆为皇太子讲《论语》。建德末，表请还梁，武帝优诏不许。重固请，乃许。为遣小司门上士杨汪送之。梁主萧岿拜重散骑常侍、太常卿。大象二年，来朝京师。开皇三年卒，年八十四。隋文帝遣舍人萧子宝祭以少牢，赠使持节、上开府仪同三司、许州刺史。重学业该博，为当世儒宗。至于阴阳图纬、道经、释典，无不通涉。著《周礼义》三十一卷、《仪礼义》三十五卷、《礼记义》三十卷、《毛诗义》二十八卷、《丧服经义》五卷、《周礼音》一卷、《仪礼音》一卷、《礼记音》二卷、《毛诗音》二卷。
　　樊深，字文深，河乐猗氏人也。事继母甚谨，弱冠好学，负书从师于河西，讲习《五经》，昼夜不倦。魏永安中，随军征讨，以功累迁中散大夫。尝读书，见吾丘子，遂归侍养。
　　孝武西迁，樊王二姓举义，为魏所诛。深父保周、叔父欢周并被害。深因避难，坠崖伤足，绝食再宿。于后遇得一箪饼，欲食之，然念继母老痺，或免虏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寻觅，母得见，因以馈母。还复遁去，改易姓名，游学于汾晋间。习天文及算历之术。后为人所告，囚送河东。属东魏将韩轨长史张曜重其儒学，延深至家，因是便得逃隐。周文平河东，赠保周南郢州刺史，欢周仪同三司。深归葬其父，负土成坟。
　　寻而于谨引为府参军事，令在馆授教子孙。周文置学东馆，教诸将子弟，以深为博士。深经学通赡，每解书，多引汉魏以来诸家义而说之。故后生听其言者，不能晓悟，背而讥之曰：“樊生讲书，多门户，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性好学，老而不怠。朝暮还往，常据鞍读书，至马惊坠地，损折支体，终亦不改。后除国子博士，赐姓万纽于氏。天平二年，迁县伯中大夫，加开府仪同三司。建德元年，表乞骸骨，诏许之。朝廷有疑议，常召问焉。后以疾卒。
　　深既专经，又读诸史及《仓》、《雅》、篆、籀、阴阳、卜筮之书。学虽博赡，讷于辞辩，故不为当时所称。撰《孝经》《丧服问疑》各一卷。又撰《七经异同》三卷。子义纲。
　　熊安生，字植之，长乐阜城人也。少好学，励精不倦。从陈达受《三传》，从房虬受《周礼》，事徐遵明，服膺历年，后受《礼》于李宝鼎，遂博通《五经》。然专以《三礼》教授，弟子自远方至者千余人。乃讨论图纬，捃摭异闻。先儒所未悟者，皆发明之。齐河清中，阳休之特奏为国子博士。时西朝既行《周礼》，公卿以下，多习其业，有宿疑硕滞者数十条，皆莫能详辨。天和三年，周齐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与齐人语及《周礼》，齐人不能对。乃令安生至宾馆，与公正言。公正有口辩，安生语所未至者，便撮机要而骤问之。安生曰：“《礼》义弘深，自有条贯，必欲升堂睹奥，宁可汨其先后？但能留意，当为次第陈之。”公正于是问所疑，安生皆为一一演说，咸究其根本。公正嗟服。还，具言之于武帝，帝大钦重之。
　　及入鄴，安生遽令扫门。家人怪而问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将见我矣。”俄而帝幸其第，诏不听拜，亲执其手，引与同坐，谓曰：“朕未能去兵，以此为愧。”安生曰：“黄帝尚有阪泉之战，况陛下龚行天罚乎！”帝又曰：“齐氏赋役繁兴，竭人财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库及三台杂物散之百姓，公以为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陛下此诏，异代同美。”帝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纣，悬首白旗；陛下平齐，兵不血刃，愚谓圣略为优。”帝大悦，赐帛三百匹、米三百石、宅一区，并赐象笏及九镮金带，自余什物称是。又诏所司给安车驷马，令随驾入朝，并敕所在供给。至京，敕令于大乘佛寺，参议五礼。宣政元年，拜露门博士、下大夫，时年八十余。寻致仕，卒于家。
　　安生既学为儒宗，尝受其业，擅名于后者，有马荣伯、张黑奴、窦士荣、孔笼、刘焯、刘炫等，皆其门人焉。所撰《周礼义疏》二十卷，《礼记义疏》三十卷、《孝经义》一卷，并行于世。安生与同郡宗道晖、张晖、纪显敬、徐遵明等为祖师。道晖好着高翅帽、大屐，州将初临，辄服以谒见，仰头举肘，拜于屐上，自言学士比三公。后齐任城王湝鞭之，道晖徐呼安伟，安伟出，谓人曰：“我受鞭，不汉体。”复蹑屐而去。冀州人为之语曰“显公钟，宋公鼓，宗道晖屐，李洛姬肚”，谓之四大。显公，沙门也，宋公，安德太守也；洛姬，妇人也。
　　安生在山东时，岁岁游讲，从之者倾郡县。或诳之曰：“某村古冢，是晋河南将军熊光，去七十二世。旧有碑，为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连年讼焉。冀州长史郑大讠雚判之曰：“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上人；河南将军，晋无此号。诉非理记。”安生率其族向冢而号。将通名，见徐之才、和士开二人相对，以徐之才讳“雄”，和士开讳“安”，乃称“触触生”，群公哂之。
　　乐逊，字遵贤，河东猗氏人也。幼有成人之操，从徐遵明于赵、魏间，受《孝经》、《丧服》、《论语》、《诗》、《书》、《礼》、《易》、《左氏春秋》大义。寻而山东寇乱，学者散逸，逊于扰扰之中，犹志道不倦。大统七年，除子都督。九年，太尉李弼请逊教授诸子。既而周文盛选贤良，授以守令。相府户曹柳敏、行台郎中卢光、河东郡丞辛粲相继举逊，称有牧人之才。弼请留不遣。魏废帝二年，周文召逊教授诸子。在馆六年，与诸儒分授经业，讲《孝经》、《论语》、《毛诗》及服虔所注《春秋左氏传》。周闵帝践阼，以逊有理务材，除秋官府上士，转小师氏下大夫。自谯王俭以下，并束脩行弟子之礼。逊以经术教授，甚有训导之方。及卫公直镇蒲州，逊为直主簿。
　　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经时，诏百官上封事。逊陈时宜十四条，其五条切于政要。其一，崇教方。其二，省造作。其三，明选举。其四，重战伐。其五，禁奢侈。保定二年，以训导有方，频加赏赐，迁遂伯中大夫。五年，诏鲁公赟、毕公贤等，俱以束脩之礼，同受业焉。
　　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陈公纯举逊以贤良。五年，逊以年在悬车，上表致仕，优诏不许。于是赐以粟帛及钱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县子。人多蛮左，未习儒风。逊劝励生徒，加以课试，数年之间，化洽州境。蛮俗生子，长大多与父母异居。逊每加劝导，多革前弊。在任数载，频被褒锡。秩满还朝，拜皇太子谏议，复在露门教授皇子。大象初，进爵崇业郡公，又为露门博士。二年，进位开府仪同大将军，出为汾阴郡守。逊以老病固辞，诏许之，乃改授东扬州刺史。仍赐安车、衣服及奴婢等，又于本郡赐田十顷，儒者以为荣。隋开皇元年，卒于家，年八十二。赠本官，加蒲、陕二州刺史。
　　逊性柔谨，寡交游，立身以忠信为本。不自矜尚。每在众言论，未尝为人之先，学者以此称之。所著《孝经》、《论语》、《毛诗》、《左氏春秋序论》十余篇。又著《春秋序义》，通贾、服说，发杜氏违，辞理并可观。
　　初，周又有黎景熙，以古学显。
　　黎景熙，字季明，河间郑人，少以孝行闻于世。曾祖嶷，魏太武时，以军功赐爵容城县男，后为燕郡守。祖镇、父琼，并袭爵。季明少好读书，性强记默识，而无应对之能。其从祖广，太武时尚书郎，善古学。常从吏部尚书清河崔宏受字义，又从司徒崔浩学楷篆，自是家传其法。季明亦传习之，颇与许氏有异。又好玄象，颇知术数，而落魄不事生业。有书千余卷。虽穷居独处，不以饥寒易操。与范阳卢道源为莫逆交。永安中，道源劝令入仕，始为威烈将军。孝武西迁，季明乃寓居伊洛。侯景徇地河外，召季明从军，稍迁黎阳郡守。季明从至悬瓠，察景终不足恃，遂去之。客于颍川。时王思政镇颍川，累使召季明，留于内馆。月余，周文又征之，遂入关。乃令季明正定古今文字于东阁。大统末，拜著作佐郎。于时伦辈，皆位兼常伯，车服华盛，唯季明独以贫素居之，而无愧色。又勤于所职，著述不怠。然性尤专固，不合于时，是以一为史官，遂十年不调。武成末，迁外史下大夫。
　　保定三年，盛营宫室。春夏大旱，诏公卿百僚，极言得失。季明上封事曰：
　　臣闻成汤遭旱，以六事自陈。宣王太甚，而圭璧斯竭。岂非远虑元元，俯哀黎庶。今农要之月，时雨犹愆，率土之心，有怀渴仰。陛下垂情万类，子爱群生，觐礼百神，犹未丰洽。岂或作事不节，有违时令，举措失中，当邀斯旱。
　　《春秋》，君举必书，动为典礼。水旱阴阳，莫不应行而至。孔子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可不慎乎！”《春秋》庄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传》以为是岁一年而三筑台，奢侈不恤人也。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传》以为时作南门，劳人兴役。汉惠帝二年夏，大旱，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溪涧水绝，《五行传》以为先是发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汉武帝元狩三年夏，大旱，《五行传》以为是岁发天下故吏，穿昆明池。然则土木之功，动人兴役，天辄应之以异。典籍作诫，倘或可思，上天谴告，改之则善。今若息人省役，以答天谴，庶灵泽时降，嘉谷有时，则年登可觊，子来非晚。《诗》云：“人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或恐极阳生阴，秋多雨水，年复不登，人将无觊。如又荐饥，为虑更甚。
　　时豪富之家，竞为奢丽。季明又上书曰：
　　臣闻宽大所以兼覆，慈爱所以怀众。故天地称其高厚者，万物得其容养焉；四时著其寒暑者，庶类资其忠信焉。是以帝王者，宽大象天地，忠信则四时。招摇东指，天下识其春；人君布德，率土怀其惠。伏惟陛下，资乾御宇，品物咸亨，时乘六龙，自强不息，好问受规，天下幸甚。
　　自古至道之君，亦皆广延博访，询采皞荛，置鼓树木，以求其过。顷者亢旱逾时，人怀望岁，陛下爰发明诏，广求六瘼，同禹、汤之罪己，高宋景之守正，澍雨应时，年谷斯稔。克己节用，慕质去华，此则尚矣。然而硃紫仍耀于衢路，绮縠犹侈于豪富，短褐未充于细人，糟糠未厌于编户。此则劝导之理，有所未周故也。今虽导之以礼，齐之以刑，风俗固难以一矣。昔汉文帝集上书之囊，以作帷帐；惜十家之产，不造露台。后宫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饰，尝不如婢隶之服。然而以身率下，国富刑清，庙称太宗，良有以也。臣闻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今承魏氏衰乱之后，贞信未兴。宜先尊五美，屏四恶，革浮华之俗，抑流竞之风，察鸿都之小艺，焚雉头之异服，无益之货勿重于时，亏德之器勿陈于侧，则人知德矣。
　　臣又闻之，为政之要，在于选举。若差之毫厘，则有千里之失；后来居上，则致积薪之讥。是以古之善为政者，贯鱼以次，任必以能。爵人于朝，不以私爱。简才以授其官，量能以任其用。官得其才，任当其用，六辔既调，坐致千里。虞舜选众，不仁者远，则庶事康哉，人知其化矣。
　　帝览而嘉之。
　　时外史廨宇屡移，未有定所。季明又上言曰：“外史之职，汉之东观，帝王所宝，此焉攸在。自魏及周，公馆不立，臣虽愚瞽，犹知其非。是以去年十一月中，敢冒奏陈，特降中旨，即遣修营。荏苒一周，未知功力。臣职思其忧，敢不重请。”帝纳焉，于是廨宇方立。天和二年，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后以疾卒。
　　又周文初，属天下分崩，时学术之士盖寡，故曲学末伎，咸见引纳。至若冀俊、赵文深之徒，虽才愧昔人，而名著于世，并见收用。
　　冀俊，字僧俊，太原阳邑人也。性沈谨，善隶书，特工模写。初为贺拔岳墨曹参军。岳被害，周文引为记室。时周文志平侯莫陈悦，乃令俊伪为魏帝敕书与费也头，令将兵助周文讨悦。俊寻旧敕模写，及代舍人、主书等署，与真无异。周文大悦。费也头见敕，不以为疑，遂遣兵受周文节度。大统初，封长安县男，从征弘农，战于沙苑，进爵为子。累迁襄乐郡守。寻征还，教明帝及宋献公等隶书。时俗入书学者亦行束修之礼，谓之谢章。俊以书字所兴，起自苍颉，若同常俗，未为合礼，遂启周文，释奠苍颉及先圣、先师。除黄门侍郎、本州大中正。累迁湖州刺史。静退，每以清约自处。前后所历，颇有声称。寻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后进爵为昌乐侯，卒。
　　赵文深，字德本，南阳宛人也。父遐，以医术仕魏，为尚药典御。文深少学楷隶。年十一，献书于魏帝。后立义归朝，除大丞相府法曹参军。雅有钟、王之则，笔势可观。当时碑榜，唯文深、冀俊而已。大统十二年，追论立义功，封白石县男。文帝以隶书纰缪，命文深与黎季明、沈遐等依《说文》及《字林》，刊定六体，成一万余言，行于世。及平江陵之后，王褒入关，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文深之书，遂被遐弃。文深惭恨，形于言色。后知好尚难及，亦改习褒书。然竟无所成，转被讥议，谓之学步邯郸焉。至于碑榜，余人犹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宫殿楼阁，皆其迹也。迁县伯下大夫。明帝令至江陵书影覆寺碑，汉南人士，亦以为工。梁主萧察观而美之，赏遗甚厚。天和元年，露寝等初成，文深以题榜之功，除赵兴郡守。文深虽居外任，每须题榜，辄复追之。后以疾卒。
　　辛彦之，陇西狄道人也。祖世叙，魏凉州刺史。父灵补，周渭州刺史。彦之九岁而孤，不交非类。博涉经史，与天水牛弘同志好学。后入关，遂家京兆。周文见而器之，引为中外府礼曹，赐以衣马珠玉。时国家草创，朝贵多出武人，修定仪注，唯彦之而已。寻拜中书侍郎。及周闵帝受禅，彦之与小宗伯卢辩，专掌仪制。历典祀、太祝、乐部、御正四曹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封五原郡公。宣帝即位，拜小宗伯。时帝立五皇后，彦之切谏，由是忤旨，免官。
　　隋文帝受禅，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进位开府。历国子祭酒、礼部尚书。与秘书监牛弘撰新礼。帝尝令彦之与沈重论议，重不能抗，避席而谢曰：“辛君所谓金城汤池，无可攻之势。”帝大悦。后除随州刺史。时州牧多贡珍玩，惟彦之所贡，并供祭之类。上谓朝臣曰：“人安得无学！彦之所贡，稽古之力也。”迁潞州刺史，前后俱有惠政。彦之又崇信佛道，于城内立浮图二所，并十五层。开皇十一年，州人张元暴死，数日乃苏。云游天上，见新构一堂，制极崇丽。元问其故，云潞州刺史辛彦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彦之闻而不悦。其年卒，谥曰宣。
　　彦之撰《坟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礼耍》一部、《新礼》一部、《五经异义》一部，并行于世。子孝舒、仲龛，并早有令誉。
　　何妥，字栖风，西城人也。父细脚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妥少机警，八岁游国子学，助教顾良戏之曰：“汝姓何，是荷叶之荷？为河水之河？”妥应声答曰：“先生姓顾，是眷顾之顾？为新故之故？”众咸异之。十七，以伎巧事湘东王。后知其聪明，召为诵书左右。时兰陵萧翙，亦有俊才，住青杨巷，妥住白杨头。时人为之语曰：“世有两俊，白杨何妥，青杨萧翙。”其见美如此。
　　江陵平，入周，仕为太学博士。宣帝初立五后，问儒者辛彦之。对曰：“后与天子匹体齐尊，不宜有五。”妥驳曰：“帝喾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数？”由是封襄城县男。文帝受禅，除国子博士，加通直散骑常侍，进爵为公。
　　妥姓劲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纳言苏威尝言于上曰：“臣先人每诫臣云：唯读《孝经》一卷，足可立身经国，何用多为？”上亦然之。妥进曰：“苏威所学，非止《孝经》。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从训，是其不孝；若无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诚。不诚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又云：‘不读《诗》无以言，不读《礼》无以立。’岂容苏绰教子，独反圣人之训乎？”威时兼领五职，上甚亲重之。妥因奏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称职，妥上八事以谏。
　　其一事曰：臣闻知人则哲，惟帝难之。孔子曰：举直错枉则人服，举枉错直则人不服。由此言之，政之安危，必慎所举。故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察今之举人，良异于此。无论谄直，莫择贤愚。心欲崇高，则起家喉舌之任；意须抑屈，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不之服，实由于此。臣闻爵人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伏见留心狱讼，爱人如子，每应决狱，无不询访群公，刑之不滥，君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简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选重官，必参以众议，勿信一人之举，则上不偏私，下无怨望。
　　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党，则罪无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谓比者，即阿党也。谓心之所爱，既已光华荣显，犹加提挈；心之所恶，既已沈滞屈辱，薄言必怒。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则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则有怨恨，谤讟之言出矣。伏愿广加访察，勿使朋党路开，威恩自任。有国之患，莫大于此。
　　其三事曰：臣闻舜举十六族，所谓八元八凯也。计其贤明，理优今日。犹复择才授任，不相侵滥。故得四门雍穆，庶绩咸熙。今官员极多，用人甚少，一人身上，乃兼数职。为是国无人也？为是人不善也？今万乘大国，髦彦不少，纵有明哲，无由自达。东方朔言曰：“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斯言信矣。今当官之人，不度德量力，既无吕望、傅说之能，自负傅岩、渭水之气。不虑忧深责重，唯畏总领不多。安斯宠任，轻彼权轴。颠沛致蹶，实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臣闻穷力举重，不能为用。伏愿更任贤良，分才参掌，使各行其力，则庶事康哉。
　　其四事曰：臣闻《礼》云：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者杀。孔子曰：仍旧贯，何必改作。伏见比年以来，改作者多矣。如范威刻漏，十载不成；赵翊尺秤，七年方决；公孙济迂诞，医方费逾巨万；徐道庆回互子午，糜耗饮食；常明破律，多历岁时；王渥乱名，曾无纪极；张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藉太常；曹魏祖不识北辰，今复兰轹太史。莫不用其短见，便自夸毗，邀射名誉，厚相诬罔。请今日已后，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验，必加重罚。庶令有所畏忌，不敢轻奏狂简。
　　其余文多不载。时苏威权兼数职，先尝隐武功，故妥言“自负傅岩、渭水之气”，以此激上。书奏，威大衔之。二年，威定考文学，妥更相诃诋。威勃然曰：“无何妥，不虑无博士！”妥应声曰：“无苏威，亦何忧无执事！”于是与威有隙。
　　其后，上令妥考定钟律。妥又上表曰：
　　臣闻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然则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礼乐。又云：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临天下者，礼乐之谓也。臣闻乐有二：一曰奸声，二曰正声。夫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孔子曰：“放郑声，远佞人。”故郑、卫、宋、赵之声出，内则发疾，外则伤人。是以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破，其官坏；角乱则忧，其人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则国亡无日矣。
　　魏文侯问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欲寐；听郑卫之音而不倦，何也？”子夏对曰：“夫古乐者，始奏以文，复乱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郑卫之音者，奸声以乱，溺而不止，优杂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问者，乐也，所爱者，音也。夫乐之与音，相近而不同。为人君者，谨审其好恶。”案圣人之作乐也，非止苟悦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庙之内，君臣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乡里之内，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此先王立乐之方也。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故黄钟、大吕，弦歌干戚，童子皆能舞之。能知乐者，其惟君子。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道矣。纣为无道，太师抱乐器以奔周。晋君德薄，师旷固惜清徵。
　　上古之时，未有音乐，鼓腹击壤，乐在其间。《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黄帝作《咸池》，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汤作《大濩》，武王作《大武》。从夏以来，年代久远，唯有名字，其声不可得闻。自殷至周，备于《诗·颂》。故自圣贤已下，多习乐者，至如伏羲减瑟，文王足琴，仲尼击磬，子路鼓瑟，汉高击筑，元帝吹箫。
　　汉祖之初，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之乐。迎神于庙门，奏《嘉至之乐》，犹古降神之乐也。皇帝入庙门，奏《永至之乐》，以为行步之节，犹古《采荠肆夏》也。乾豆上荐，奏《登歌之乐》，犹古清庙之歌也。登歌再终，奏《休成之乐》，美神飨也。皇帝就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美礼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孙通所制也。汉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当春秋时，陈公子完奔齐，陈是舜后，故齐有《韶》乐。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灭齐，《韶》乐传于秦。汉高祖灭秦，《韶》乐传于汉。汉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乐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复作《四时之舞》，以示天下安和，四时顺也。孝景采《武德舞》以为《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为《盛德》。虽变其名，大抵皆因秦旧事。至于晋、魏，皆用古乐。魏之三祖，并制乐辞。自永嘉播越，五都倾荡，乐声南度，以是大备江东。宋、齐已来，至于梁代，所行乐事，犹皆传古。三雍四始，实称大盛。及侯景篡逆，乐师分散，其四舞三调，悉度伪齐。齐氏虽知传受，得曲而不用之于宗庙朝廷也。
　　臣少好音律，留意管弦，年虽耆老，颇皆记忆。及东土克定，乐人悉反，问其逗留，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调四舞，并皆有手，虽不能精熟，亦颇具雅声。若令教习传授，庶得流传古乐。然后取其会归，撮其指要，因循损益，更制嘉名，歌盛德于当今，传雅正于来叶，岂不美欤。谨具录三调四舞曲名，又制歌辞如别。其有声曲流宕，不可以陈于殿庭者，亦悉附之于后。
　　书奏，别敕太常，取妥节度。于是作清、平、瑟三调声，又作八佾《鞸》、《铎》、《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传宗庙雅乐，历数十年，唯作大吕，废黄钟。妥又深乖古意，乃奏请用黄钟。诏下公卿议，从之。俄而子蔚为秘书郎。有罪当刑，上哀之，减死论。是后恩礼渐薄。六年，出为龙州刺史。时有负笈游学者，妥皆为讲说教授之。又为《刺史箴》，勒于州门外。在职三年，以疾请还，诏许之。复知学事。
　　时上方使苏夔在太常参议钟律，夔有所建议，朝士多从之。妥独不同，每言夔之短。帝下其议，群臣多排妥。妥复上封事，指陈得失，大抵论时政损益，并指斥当世朋党。于是苏威及吏部尚书卢恺、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寻为国子祭酒，卒官。谥曰肃。

译文

　　熊安生字植之，长乐阜城人。自幼喜爱学习，振奋精神，不知疲倦。跟随陈达学习《三传》，跟随房箈学习《周礼》，侍奉徐遵明，认真学习了一年，后来又跟李宝鼎学习《礼》，于是博览通晓《五经》。然而，熊安生专门传授《三礼》，从远方来的学生有一千多人。探讨谶纬之学，搜集新奇的学说，先前的儒生没有明白的东西，都加以阐发说明。齐武成帝河清年间，阳休之特意奏请熊安生为国子博士。
　　当时，北周《周礼》已经流行，自公卿以下，大都学习《周礼》，有过去留下的疑问和大的滞碍几十条，人们都不能详加辨明。北周武帝天和三年(568)，周朝和齐朝互通友好，兵部尹公正出使齐朝，和齐人谈到《周礼》，齐人不能回答，就让熊安生到宾馆，和尹公正交谈。尹公正能言善辩，熊安生说到他不知道的，就撮取关键的问题突然向熊安生发问。熊安生说“：《礼》的道理弘大深奥，自然有其顺序，一定想要升堂入室看到其精奥，难道宁可打乱其先后顺序吗？只要能够留意，我会为您按次序陈说它。”尹公正于是向熊安生询问有疑问的问题，熊安生都一一讲解，探究其根本。尹公正非常佩服，回国后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了周武帝，周武帝十分钦敬看重熊安生。
　　进入邺都之后，熊安生急忙令人打扫门庭。家里的人奇怪地问他，熊安生说“：周武帝重视道术，尊重儒生，必定会来见我。”不一会儿，周武帝临幸其宅第，诏令不用下拜，亲自拉着他的手，领着他一同坐下。周武帝对他说“：朕没有能够罢却战争，因此感到惭愧。”熊安生说：“黄帝尚且有阪泉之战，何况陛下恭敬地代行上天的惩罚呢？”周武帝又说“：齐朝赋税劳役繁重，耗尽了百姓的财力，朕救齐朝百姓于水火，想革除其弊政，准备将府库和三台的杂物分散给百姓，公以为怎么样？”熊安生说：“当初，武王战胜商纣，分发鹿台的财物，发放巨桥的谷物。陛下这个诏令，时代不同，美善是相同的。”周武帝又说：“朕和武王相比怎么样？”熊安生说：“武王讨伐商纣，把纣王之首悬挂在白旗杆上，陛下平定齐国，不战而获胜利，以我的愚见，陛下的谋略为优。”周武帝非常高兴，赐给熊安生帛三百匹、米三百石、宅院一所，并赐给象牙手板和九环金带，赏赐的其他物品和上面那些差不多。又诏令所司给熊安生安车驷马，令其随从车驾入朝，并敕令所在之地供给所需之物。至了京城，奉命在大乘佛寺参与讨论五礼。周武帝宣政元年(578)，熊安生任露门博士、下大夫，这时熊安生已八十多岁。不久就退休了，死在家中。
　　熊安生的学问既然为儒生尊崇，曾经跟他学习和在他之后享有高名的人，有马荣伯、张黑奴、窦士荣、孔笼、刘焯、刘炫等，都是他的学生。熊安生撰著有《周礼义疏》三十卷，《礼记义疏》三十卷，《孝经义》一卷，都流传于世。
　　熊安生和同郡人宗道晖、张晖、纪显敬、徐遵明等人为北朝儒学的创始人。宗道晖喜欢戴高翅帽，穿大木板鞋，州中将官刚到任，宗道晖就戴着高翅帽，穿着大木板鞋去拜见，仰着头，抬着胳膊肘，在大木板鞋上叩拜，自称学士等同于三公。后来，齐任城王高氵皆鞭打宗道晖，宗道晖慢慢地呼喊安伟，安伟出来后，对人说“：我挨鞭子，不失汉之礼仪。”宗道晖又穿上大木板鞋离开了。冀州人为他们几个人编了几句顺口溜：“显公钟，宋公鼓，宗道晖屐，李洛姬肚。”称之为四大。显公是僧人，宋公是安德太守，洛姬是一个妇女。
　　熊安生在山东时，年年到处讲学，跟随他听讲的人很多，有人诳他说：“某村有一古墓，是晋河南将军熊光的墓，距现在已七十二世了。原来有墓碑，被村里的人埋藏起来了。”熊安生掘地寻找墓碑，没有找到，因而引起连年不断的官司。冀州长史郑大灌判决道“：距今七十二世，是羲皇上人；河南将军，晋朝没有这样的官名。诉讼不符合道理和记载。”熊安生率领族人对着墓冢大哭。将要通报姓名，见到徐之才与和士开二人相对而坐，因徐之才名讳为“雄”和士开名讳为“安”，就自称“触触生”，众人都哂笑他。
　　黎景熙字季明，河间莫阝人。少年时因孝顺而闻名于世。曾祖黎嶷，北魏太武帝时，因军功赠爵容城县男，后为燕君郡太守。祖父黎镇、父亲黎琼都世袭封爵。
　　黎季明小时候喜欢读书，生性记忆力强，有默默记忆的才能，而没有应酬对答之才。他的从祖父黎广，太武帝时任尚书郎，擅长古代之学。曾经跟随吏部尚书清河人崔宏学习字义，又跟从司徒崔浩学习楷书和篆书，自此以后家传其学。季明也学习字义、楷书和篆书，与许慎有很多不同。又爱好天象，对术数很是通晓，但穷困失意，不从事谋生之业。有书一千多卷。虽然穷困独自居处，却不因生活所迫改变节操。和范阳人卢道源是心意相投感情深厚的朋友。北魏孝庄帝永安年间，卢道源劝说他出去做官，才做了个威烈将军。北魏孝武帝西迁，季明就寄居在伊洛。侯景夺取河南之地，召季明到军队中，稍后改任黎阳郡太守。季明跟随侯景到了悬瓠，发现侯景最终不足以依恃，就离开了他，寄居在颍川。当时王思政镇守颍川，多次派人召见季明，留在内馆。过了一个多月，周文帝又征召他，就进了关中。周文帝就令季明在东阁订正确定古今的文字。西魏文帝大统末年，授著作郎之职。当时和他同辈的人，都官位兼任侍中，车马服饰华丽丰盛，只有季明一人居于贫贱之位，而没有惭愧的表情。季明对其职守又很勤奋，撰著不懈怠。然而性格特别固执，不合时宜，因此一做史官，就十年不调任。周明帝武成末年，升任外史下大夫。
　　周武帝保定三年(563)，大造宫殿，春夏二季大旱，诏令公卿和文武百官，尽力上言朝政得失。季明上秘密奏章道：“臣听说成汤时遭受旱灾，让六卿自己陈述得失。周宣王非常过分，宝玉都用尽了。难道不是为百姓作长远的考虑，俯首哀叹百姓不幸吗？如今正是农事的关键月份，季节雨都延误过去了，普天下百姓的心里，都渴望下雨。陛下关心普天下的事物，像爱护儿子一样爱护众人，敬重礼遇各种神灵，尚且不能丰收谐和。难道是有的事情没有节制，违背了时节，举动失去折中，而导致这场旱灾吗？
　　“《春秋》中说，君主举动必定要记录下来，行动要成为典范礼仪。水旱阴阳，没有不应君主的行动而至的。孔子说：‘言语行动，是有道德的人感动天地的原因，能够不慎重吗？’《春秋》庄公三十一年冬天，天不降雨。《五行传》认为这一年中三次修筑高台，奢侈浮华，不体恤百姓。僖公二十一年夏天，大旱。《五行传》以为这时修建南门，让百姓辛劳，大兴劳役。汉惠帝二年夏天，大旱；五年夏天，大旱，江河中的水减少，溪水和山涧中的水断绝。《五行传》认为是在这之前出动十四万六千人修建长安城造成的。汉武帝元狩三年夏天，大旱。《五行传》认为这一年出动天下原有的官吏，凿通昆明池。这样说的话，建筑工程一类的事情，一劳动人力役，上天就有奇异之事来相应。典章经籍作为警示，如果或许可以引起深思的话，上天的责备告示，改正过来就好了。如今如果停止百姓的劳役，来报答上天的责备，或许天降甘霖，好的庄稼有机会生长，那么，丰收的年成就可以期望了，百姓的到来就不会迟了。《诗》说：‘人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或许恐怕阳气太盛而生阴，秋天雨水多起来，年成再不丰收，人们就没有希望了。如果又加饥荒，可忧虑的就更多了。”
　　当时，豪强富贵人家，都争相攀比奢侈华丽。季明又上书说：
　　“臣听说宽大是为了广为覆盖，慈爱是为了关怀众人。所以，说天高地厚，是因为万物都能得到天地的包容养育；四季显示出寒冷暑热，是因为各种事物都能从四季的忠实诚信中得到帮助。因此，帝王的宽容大度像天地一样，忠实诚信像四季一样。招摇星指向东方，天下的人都知道春天来了；君主布施恩德，普天下的人都怀念其恩惠。希望陛下借助上天统御天下，各种事物都能亨通，乘驭六龙，自强不息，喜爱问询，接受规范，天下的百姓就十分幸运了。
　　“自古以来，最具德行的君主，也都广泛请求，到处询访，询问打柴草的人，把鼓挂在树干上，以征求过失。前不久，大旱超过了时节，百姓渴望收成，陛下于是发布圣明的诏令，广泛搜求百姓的六种疾苦，象禹、汤那样归罪自己，推崇宋景坚守正直，及时雨顺应时节，年成因此而获得丰收。约束自己，节俭用品，仰慕质朴，去除浮华，这样就高尚了。然而，高官仍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上炫耀，丝罗尚且充斥于豪强富贵之家，小小老百姓连粗布衣服都穿不上，编入户籍的平民连糟糠都吃不饱。这就是劝说引导的道理，有些没能周遍的缘故。如今，即使用礼仪引导他们，用刑法来约束他们，风俗也很难一致了。当初，汉文帝收集上书用的书袋，用来作帐子；爱惜十户人家的物产，不建造露台；后宫中的佳丽，穿的衣服不及地，和今天富贵之家的服饰相比，还不如婢女奴隶的衣服。然而，汉文帝自身为属下作出表率，国家富足，刑罚清正，庙号称为太宗，确实是有原因的。臣听说，圣人长久坚持他的道义，天下就能教化成功。如今承继魏朝衰败战乱之后，忠贞诚信没有兴起。应该先尊崇五美，屏除四恶，革除浮华的世俗，抑制竞相斗富的世风，察纠鸿都之中的雕虫小技，焚毁野鸡头之类的奇装异服，没有益处的货物不要在当时推重，有损德行的器物不要放置在身旁，这样，人们就知道陛下的德行了。
　　“臣又听说，从事政治的关键，在于选拔举荐。如果有毫厘的差误，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后来的人居于上位，就会导致堆积薪柴的讥讽。因此，古代善于从事政治的人，用人像游鱼一样一个一个地按照次序，任用必定要根据能力。在朝中赐爵给人，不是因为个人的爱好。分别才能而授予官职，根据才能而加以任用。授官适合其才，任命正当其用，六辔既已调和，就可全不费力地而致千里之远。虞、舜选拔众人，不仁义的人就让他远远地走开，则各种事情就安康了，百姓就明白他们的教化了。
　　周武帝看后，嘉奖黎季明。
　　当时，外史的官署屡屡迁移，没有固定的处所。季明又上言道：“外史的职守，就是汉朝的东观，是帝王珍重的，这就是外史的职责所在。自魏朝到周朝，公馆没有设立，臣虽然愚鲁暗昧，尚且知道这样不对。因此，去年十一月间，敢于冒昧陈奏，陛下特意颁下旨意，当即命令修建外史官署。很快过了一年，不知道功效如何。臣常常思虑这件忧患。怎敢不再次请求。”周文帝采纳他的建议，于是官署就建造起来了。天和二年(567)，黎季明晋升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后来病死。
　　另外，周文帝初年，适逢天下分崩离析，当时，有学问道术的人很少。所以，孤陋寡闻和有小技的人，都被引荐任用。至于像冀俊、赵文深一类的人，虽然才能有愧于前人，而声名显于当世，都受到任用。
　　黎景熙字季明，河间莫阝人。少年时因孝顺而闻名于世。曾祖黎嶷，北魏太武帝时，因军功赠爵容城县男，后为燕君郡太守。祖父黎镇、父亲黎琼都世袭封爵。
　　黎季明小时候喜欢读书，生性记忆力强，有默默记忆的才能，而没有应酬对答之才。他的从祖父黎广，太武帝时任尚书郎，擅长古代之学。曾经跟随吏部尚书清河人崔宏学习字义，又跟从司徒崔浩学习楷书和篆书，自此以后家传其学。季明也学习字义、楷书和篆书，与许慎有很多不同。又爱好天象，对术数很是通晓，但穷困失意，不从事谋生之业。有书一千多卷。虽然穷困独自居处，却不因生活所迫改变节操。和范阳人卢道源是心意相投感情深厚的朋友。北魏孝庄帝永安年间，卢道源劝说他出去做官，才做了个威烈将军。北魏孝武帝西迁，季明就寄居在伊洛。侯景夺取河南之地，召季明到军队中，稍后改任黎阳郡太守。季明跟随侯景到了悬瓠，发现侯景最终不足以依恃，就离开了他，寄居在颍川。当时王思政镇守颍川，多次派人召见季明，留在内馆。过了一个多月，周文帝又征召他，就进了关中。周文帝就令季明在东阁订正确定古今的文字。西魏文帝大统末年，授著作郎之职。当时和他同辈的人，都官位兼任侍中，车马服饰华丽丰盛，只有季明一人居于贫贱之位，而没有惭愧的表情。季明对其职守又很勤奋，撰著不懈怠。然而性格特别固执，不合时宜，因此一做史官，就十年不调任。周明帝武成末年，升任外史下大夫。
　　周武帝保定三年(563)，大造宫殿，春夏二季大旱，诏令公卿和文武百官，尽力上言朝政得失。季明上秘密奏章道：“臣听说成汤时遭受旱灾，让六卿自己陈述得失。周宣王非常过分，宝玉都用尽了。难道不是为百姓作长远的考虑，俯首哀叹百姓不幸吗？如今正是农事的关键月份，季节雨都延误过去了，普天下百姓的心里，都渴望下雨。陛下关心普天下的事物，像爱护儿子一样爱护众人，敬重礼遇各种神灵，尚且不能丰收谐和。难道是有的事情没有节制，违背了时节，举动失去折中，而导致这场旱灾吗？
　　“《春秋》中说，君主举动必定要记录下来，行动要成为典范礼仪。水旱阴阳，没有不应君主的行动而至的。孔子说：‘言语行动，是有道德的人感动天地的原因，能够不慎重吗？’《春秋》庄公三十一年冬天，天不降雨。《五行传》认为这一年中三次修筑高台，奢侈浮华，不体恤百姓。僖公二十一年夏天，大旱。《五行传》以为这时修建南门，让百姓辛劳，大兴劳役。汉惠帝二年夏天，大旱；五年夏天，大旱，江河中的水减少，溪水和山涧中的水断绝。《五行传》认为是在这之前出动十四万六千人修建长安城造成的。汉武帝元狩三年夏天，大旱。《五行传》认为这一年出动天下原有的官吏，凿通昆明池。这样说的话，建筑工程一类的事情，一劳动人力役，上天就有奇异之事来相应。典章经籍作为警示，如果或许可以引起深思的话，上天的责备告示，改正过来就好了。如今如果停止百姓的劳役，来报答上天的责备，或许天降甘霖，好的庄稼有机会生长，那么，丰收的年成就可以期望了，百姓的到来就不会迟了。《诗》说：‘人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或许恐怕阳气太盛而生阴，秋天雨水多起来，年成再不丰收，人们就没有希望了。如果又加饥荒，可忧虑的就更多了。”
　　当时，豪强富贵人家，都争相攀比奢侈华丽。季明又上书说：
　　“臣听说宽大是为了广为覆盖，慈爱是为了关怀众人。所以，说天高地厚，是因为万物都能得到天地的包容养育；四季显示出寒冷暑热，是因为各种事物都能从四季的忠实诚信中得到帮助。因此，帝王的宽容大度像天地一样，忠实诚信像四季一样。招摇星指向东方，天下的人都知道春天来了；君主布施恩德，普天下的人都怀念其恩惠。希望陛下借助上天统御天下，各种事物都能亨通，乘驭六龙，自强不息，喜爱问询，接受规范，天下的百姓就十分幸运了。
　　“自古以来，最具德行的君主，也都广泛请求，到处询访，询问打柴草的人，把鼓挂在树干上，以征求过失。前不久，大旱超过了时节，百姓渴望收成，陛下于是发布圣明的诏令，广泛搜求百姓的六种疾苦，象禹、汤那样归罪自己，推崇宋景坚守正直，及时雨顺应时节，年成因此而获得丰收。约束自己，节俭用品，仰慕质朴，去除浮华，这样就高尚了。然而，高官仍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上炫耀，丝罗尚且充斥于豪强富贵之家，小小老百姓连粗布衣服都穿不上，编入户籍的平民连糟糠都吃不饱。这就是劝说引导的道理，有些没能周遍的缘故。如今，即使用礼仪引导他们，用刑法来约束他们，风俗也很难一致了。当初，汉文帝收集上书用的书袋，用来作帐子；爱惜十户人家的物产，不建造露台；后宫中的佳丽，穿的衣服不及地，和今天富贵之家的服饰相比，还不如婢女奴隶的衣服。然而，汉文帝自身为属下作出表率，国家富足，刑罚清正，庙号称为太宗，确实是有原因的。臣听说，圣人长久坚持他的道义，天下就能教化成功。如今承继魏朝衰败战乱之后，忠贞诚信没有兴起。应该先尊崇五美，屏除四恶，革除浮华的世俗，抑制竞相斗富的世风，察纠鸿都之中的雕虫小技，焚毁野鸡头之类的奇装异服，没有益处的货物不要在当时推重，有损德行的器物不要放置在身旁，这样，人们就知道陛下的德行了。
　　“臣又听说，从事政治的关键，在于选拔举荐。如果有毫厘的差误，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后来的人居于上位，就会导致堆积薪柴的讥讽。因此，古代善于从事政治的人，用人像游鱼一样一个一个地按照次序，任用必定要根据能力。在朝中赐爵给人，不是因为个人的爱好。分别才能而授予官职，根据才能而加以任用。授官适合其才，任命正当其用，六辔既已调和，就可全不费力地而致千里之远。虞、舜选拔众人，不仁义的人就让他远远地走开，则各种事情就安康了，百姓就明白他们的教化了。
　　周武帝看后，嘉奖黎季明。
　　当时，外史的官署屡屡迁移，没有固定的处所。季明又上言道：“外史的职守，就是汉朝的东观，是帝王珍重的，这就是外史的职责所在。自魏朝到周朝，公馆没有设立，臣虽然愚鲁暗昧，尚且知道这样不对。因此，去年十一月间，敢于冒昧陈奏，陛下特意颁下旨意，当即命令修建外史官署。很快过了一年，不知道功效如何。臣常常思虑这件忧患。怎敢不再次请求。”周文帝采纳他的建议，于是官署就建造起来了。天和二年(567)，黎季明晋升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后来病死。
　　另外，周文帝初年，适逢天下分崩离析，当时，有学问道术的人很少。所以，孤陋寡闻和有小技的人，都被引荐任用。至于像冀俊、赵文深一类的人，虽然才能有愧于前人，而声名显于当世，都受到任用。
　　何妥字栖凤，西城人。父亲细脚胡，经商进入蜀地，就在郫县安下了家。侍奉梁武陵王萧纪，主管金银布帛，因而成为大富翁，称为西州大商贾。
　　何妥小时候机灵敏锐，八岁时到国子之学学习，助教顾良戏耍他说：“你姓何，是荷叶的荷，还是河水的河？”何妥应声回答说“：先生姓顾，是眷顾的顾，还是新故的故？”众人都是认为他很了不起。十七岁那年，因精练的技艺而侍奉湘东王。后来，湘东王知道何妥聪敏明达，就召到身边诵读书籍。当时，兰陵萧..也有非凡的才能，住在青杨巷，何妥住在白杨头。当时的人这样说他们“：世上有两位俊才，白杨何妥，青杨萧..。”他受到的称赞就像这样。
　　江陵被平定后，何妥进入周朝，任太学博士。周宣帝刚刚设立五位皇后，问儒生辛彦之，辛彦之回答说：“皇后和天子相匹配，尊崇相等，不应有五位。”何妥驳斥说“：帝..有四位妃子，舜有二位妃子，哪里有固定的数目？”因此封为襄城县男爵。隋文帝即位，何妥任国子博士，加授通直散骑常侍之职，晋爵位为公。
　　何妥生性急躁，很有口才，喜欢议论别人的是非。纳言苏威曾经对文帝说：“臣的亡逝的父亲经常告诫臣说：‘只读一部《孝经》，就足够树立己身，治理国家了，何必多读别的书。’”文帝也认为说得对。何妥进奏说：“苏威学习的书本，不止是一部《孝经》。他的父亲如果确有这样的话，就是苏威不听从教导，这就是他的不孝；如果没说过这样的话，就是当面欺骗陛下，这就是他的不诚实。不诚实，不孝顺，怎么能够侍奉君主？况且孔夫子又说‘：不读《诗》无以言，不读《礼》无以立。’岂能容忍苏绰教导儿子，偏偏和圣人的教导相违背呢？”苏威当时兼任五种职务，文帝非常亲爱重视他。何妥因而上奏，说苏威不可信任。又因苏威执掌天文和法律制度，都不称职，何妥上奏八件事，向文帝进谏：
　　“第一件事是：臣听说，了解人的人就是哲人，只有帝王难以了解人。孔子说：把正直的人提拔出来，放在邪曲的人之上，百姓就服从了；若是把邪曲的人提拔出来，放在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不会服从。由此来说，政治的安全与危险，在于举荐人才是否一定能够慎重，所以，举荐贤才受到皇上的赏赐，埋没贤才就要受到杀戮。观察今日的举荐人才，与这些有很大差异。不论谄媚讨好还是正直，不分别贤才还是愚昧。心里想让他登高位，就可以从平民百姓一下子提拔到重要的职位；心里想要压制某人，就一定是到老仍是郎官署官之类的小官。百姓不服，实在是因为这些。臣听说，在朝廷封赏某人官爵，就当着众官员之面封赏；在市曹杀戮犯人，就当众杀戮。俯伏看见陛下留心刑狱诉讼，爱护百姓像爱护儿子一样，每当应该裁决刑狱之时，没有一次不是询访诸位公卿，不滥杀无辜，这是君主圣明。刑狱既然这样，封爵也应这样。如果有大功，在帝王心中加以查实，就可以擢升。自此以下，如果选拔重要的官员，一定要参照众人的见解，不要听信一人提拔，这样就上不徇私情，下边没有怨恨。
　　“第二件事是：孔子说：观察其互相勾结，其罪过就无法遮掩了。又说：‘君子是团结，而不是勾结；小人是勾结，而不是团结。’他所说的勾结，就是阿谀党附。说的是心里喜爱的人，即使已经光彩夺目，荣耀显赫，还要加以提拔；心里厌恶的人，即使已经沉居屈辱的地位，一点点话也一定要发怒。既然已经提拔起来，必定互相遮掩，这样欺骗皇上的念头就滋生出来了；屈辱既然已经加之于身，就会有怨恨，毁谤辱骂的话就说出口了。俯伏希望陛下广泛加以访察，不要让结党营私的路打开，威势和恩惠都由自己决定。国家的灾患，没有比这些更大的了。
　　“第三件事是：臣听说舜提拔十六类人，就是所说的八元八凯。考察其贤达明智，道理胜于今日。况且又选拔才能，授予职任，互相不侵扰，不重复。所以，四门得以和睦，各种事功都很兴盛。如今，官员特别多，用人非常少，一人之身竟然兼有好几种职务。因为国家没有人才吗？因为人才不善良吗？如今，有万辆车马的大国，才俊之士不少，纵然有圣明的哲人，也没有缘由自己荐达。东方朔说过‘：尊重他就让他做将军，压抑他就使他成为俘虏。’这话是真的。如今做官的人，不考虑德行，不衡量才能，既然没有吕望、傅说的才能，又自负傅岩、渭水的傲气。不考虑忧患深重，责任重大。只是害怕总揽的职务不够多。安居于这种宠贵的职务，轻视卿相的职守。颠沛流离而导致挫折，实在是因为这些。《易》说‘：鼎折足，帝王或诸侯食用的肉羹倾洒出来，刑罚深重，凶。’说的是大臣不能胜任。
　　“第四件事是：臣听说《礼》这样说：诡辩的言论破坏了法律，扰乱名分而改变做法，利用歪门邪道扰乱政治的人，就要杀掉。孔子说：依旧贯通，何必改变做法？俯伏发现连年以来改变做法的事情很多。如范威刻制计时的滴漏，十年没有刻制成；赵翊衡量秤，用了七年才定下来；公孙济迂腐虚妄，医疗处方费用超过很多万；徐道庆往返于南北，白白耗费饮食；常明破坏律令，历时达一年多；王渥混淆名份，没有限度；张山居不知道星位，先前已冒名太常；曹魏祖连北斗星都不认识，如今又超过了太史。无一不是用其短浅的见识，就自我夸耀，博取名誉，互相大肆以不实之辞欺骗人。请求自今日以后，有像这种情况的，如果他说的话失实，一定要加以重罚，但愿让他有所顾忌，不敢轻易上奏，恣意选拔。”
　　其余几事，文籍大都没有记载。当时苏威身兼数职，先前曾经隐居武功，所以何妥说：“自负傅岩、渭水之气。”用这些激将皇上。此书上奏之后，苏威非常忌恨何妥。开皇二年(582)，苏威考定经籍文章，与何妥又相互指责。苏威愤怒地说：“没有何妥，不必顾虑没有博士！”何妥应声说：“没有苏威，也何必担心没有供役使的人！”于是和苏威产生了仇隙。
　　后来，皇上令何妥考定音乐。何妥又上表说：
　　“臣听说，明亮了就有礼乐，幽暗了就有鬼神。这样说的话，撼动天地，感动鬼神，没有比礼乐更接近的了。又说：“音乐达到了就没有怨恨，礼仪达到了就没有纷争。恭敬谦让统御天下，说的就是礼仪音乐。臣听说音乐有两种，一种是奸邪的音乐，第二种是雅正的音乐。奸邪的音乐感动人，背逆之气相应；雅正的音乐感动人，和顺之气相应。和顺之气形成景象，所以，音乐施行而伦理清晰，耳聪目明，血气平和，改变风俗，天下都得到安宁。孔子说：‘舍弃郑国的乐曲，斥退小人。’所以，郑、卫、宋、赵的音乐奏出，在内则产生疾病，在外则损伤人。因此，宫音乱则荒淫，其君主骄傲；商音乱则破败，其官员腐败；角音乱则忧患，其百姓怨恨；徵音乱则哀伤，其事功就辛劳；羽音乱则危险，其财物匮乏。五音都乱，那么国家很快就要灭亡了。
　　“魏文侯问子夏说：‘我戴正冠冕而听古时的音乐，就想睡觉；听郑、魏的音乐而不疲倦，为什么呢？’子夏回答说：‘古代的音乐，用文雅的音乐开始，又用勇猛的音乐结束。修省自身以及家庭，使天下公平均匀。郑国和魏国的音乐，以奸邪的音乐结束，沉溺不止，男女混杂，不知父子。如今您问的是乐，您喜爱的是声音。乐和音相近似而不相同。作为君主，要谨慎地辨别好坏。’案，圣人制作音乐，不仅仅是让人耳目欢娱。而是想让人在祖宗庙堂之中，君臣共同听音乐，则无一不和顺恭敬；在乡间里邑之内，老少同听音乐，则无一不平和温顺；在内室之中，父子同听音乐，则无一不和睦亲爱。这就是古代帝王设置音乐的用意。所以，知道声响而不知道乐音的，是禽兽；知道乐音而不知道音乐的，是平民大众。所以，黄钟、大吕，琴瑟之乐和干戚之舞，儿童都能舞弄，能知音乐的人，大概只有君子。不知道声响的人，不能和他谈论乐音。不知道乐音的人不能和他谈论音乐，知道音乐，就几乎接近道了。殷纣做不合道义的事情，太师抱着乐器投奔周。晋国的君主缺少德行，师旷很是怜惜清澈的徵音。
　　“上古的时候，没有音乐，手拍肚子，敲打土块，就算是音乐了。《易》说：‘远古帝王制作音乐崇尚德行，殷勤地推荐给上天，用以配享祖先。’以至于有黄帝制作《咸池》，颛顼制作《六茎》，帝..制作《五英》，尧制作《大章》，舜制作《大韶》，禹制作《大夏》，汤制作《大..》，武王制作《大武》。自从夏朝以来，年代久远，只留下了音乐名字，但其声音已经不能听到了。从殷朝到周朝的音乐，全都在《诗的·颂》中。所以，　自圣明的贤哲以来， 学习音乐的人很多， 如伏羲减少琴弦， 文王补足琴弦， 孔子敲击磬， 子路弹奏瑟， 汉高祖敲击筑， 汉元帝吹箫。
　　“汉高祖初年， 叔孙通借助秦朝的音乐家， 制作汉朝宗庙的音乐。在庙 门举行迎神仪式， 奏 《嘉至之乐》， 好像古时请神下凡的音乐一样。皇帝进入庙门， 奏《永至之乐》， 作为行走的节奏， 好像古时的《采荠》、《肆夏》一样；当把干肉放在豆这种祭器中奉献上去时，奏《登歌之乐》，好像古时的清庙之歌一样；升堂奏歌再次结束之后，奏《休成之乐》，赞美神灵的赏赐；皇帝到东厢坐定之后，奏《永安之乐》，赞美祭礼完成。其中《休成》、《永至》两支乐曲，是叔孙通制作的。汉高祖时，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乐曲。春秋的时候，陈国公子完出逃到齐国，陈国是舜的后代，所以齐国有《韶》这种音乐。孔子在齐国听到《韶》这种音乐，很长时间尝不出肉的味道的，就是这种音乐。秦始皇消灭齐国，《韶》的乐章传到秦国。汉高祖灭亡秦朝，《韶》的乐章流传到汉朝。汉高祖将《韶》改名为《文始》，用以表示不相互因袭。《五行舞》这种乐曲，原是周朝的《大武》乐曲，秦始皇改名为《五行》。到了汉孝文帝，又改为《四时之舞》，用以表示天下安定和平，四季顺畅。孝景帝采用《武德舞》作为《昭德》。孝宣帝又采用《昭德》作为《盛德》。虽然改变名称，但大抵都是因袭秦朝的旧事。到了魏、晋，都是使用古乐。魏国的三祖，都制作音乐词章。自晋永嘉流亡以来，五都倾覆，音乐流传到南方，因此音乐在江东大体具备。宋、齐以来迄于梁代，实行的音乐之事，还都是从古时候流传下来的。辟雍、明堂、灵台三雍和岁、时、日的开始正月旦日，祭祀之乐实在可称为很隆盛。到侯景篡权造反时，音乐师四处流散，四时舞和清商三调，都到了僭伪的齐朝。齐朝虽然知道传授和学习，但得到乐曲之后而不把它用在宗庙和朝廷。
　　“臣自幼爱好音乐声律，留心器乐，虽然年纪老迈，还都能记忆下来。到了东方的国土平定之后，乐工都返回了。询问他们逗留之地，果然说是梁朝人教授的。如今，清商三调和四时舞，都有人弹奏，虽然不能精审熟练，但也具有雅正之声。若让他们教导传授，可望古乐得以流传。然后取其旨归，摘其精要，根据旧有的加以削减增益，另外制定好的名称，歌颂盛大恩德于当今，流传雅正之乐到来世，岂不是美事吗？谨抄录清商三调和四时舞的乐曲名称，又撰写歌辞在别的地方。那些有乐曲流传，而不能在殿堂之上弹奏的，也都附录在后面。”
　　书表上奏之后，文帝另敕令太常，采取何妥制定的节拍尺度，于是制作清、平、瑟三调之声，又制作天子所用的《舞革毕》、《铎》、《巾》、《拂》四种舞曲。在这之前，太常寺留传下来的宗庙雅乐，已经经历了几十年，只有大吕，废除了黄钟。何妥又认为这些宗庙雅乐背离古乐之意，就上奏请求用黄钟。文帝下诏让公卿商议，采纳了何妥的建议。
　　不久，何妥的儿子何蔚任秘书郎，有罪应当施刑，皇上哀怜何妥，将何蔚减除死罪论处。这之后，何妥所受到的恩宠礼遇就逐渐减少了。开皇六年(586)，外任龙州刺史。当时有背着书箱到处求学的人，何妥都为他们讲说传授。又撰写《刺史箴》，刻写在州门外。任职三年，因疾病请求回京，诏令准许。重新掌管学校之事。
　　当时，皇上刚刚让苏夔在太常寺参与议定律吕，苏夔有一些建议，朝中官员大多随从。何妥偏偏与众不同，常常指责苏夔的短处。文帝将其建议下达给群臣，群臣大都排斥何妥的建议。何妥又上秘密奏章，指点陈述得失，大概都是议论时政得失，并斥责当世结党成派之人。于是，苏威和吏部尚书卢恺、侍郎薛道衡等人皆受连累而获罪。授予伊州刺史之职，何妥没有赴任。不久任国子祭酒，死于官任。谥号曰肃。
　　撰写有《周易讲疏》三卷、《孝经义疏》二卷、《庄子义疏》四卷。和沈重等人撰著《三十六科鬼神感应等大义》九卷、《封神书》一卷、《乐要》一卷，《文集》十卷，都流传于世。
　　刘炫字光伯，河间景城人。少年时因聪明机敏受到称赞。和信都人刘焯一起闭门读书，十年之间足不出户。刘炫的眼睛非常明亮，看太阳不目眩，记忆力强，默默地记忆，没有人能和他相比。左手画圆，右手画方，口中诵读，目中数数，耳朵听讲，五件事情一起做，没有遗失。周武帝平定齐国，瀛州刺史宇文亢召刘炫为户曹从事。后来，刺史李绘用为礼曹从事，因有官员的才干而广为人知。
　　隋开皇年间，刘炫奉敕令与著作郎王劭一同修撰国史，不久，改署于门下省，以待顾问。又诏令和诸位术圩订天文律历，兼在内史省考定诸家言论。内史令博陵人李德林待他很有礼貌。刘炫虽然在中书、门下、内史三省都供过职，但竟然没有得到官职，被县司责讨赋税和劳役。刘炫向内史自我陈说，内史把他送到吏部。吏部尚书韦世康问他有什么才能，刘炫自写情状说：“《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孝经》、《论语》，孔安国、郑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