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惠达 冯景 苏绰子威 从兄亮
　　周惠达，字怀文，章武文安人也。父信，历乐乡、平舒、成平三县令，皆以廉能称。惠达幼有节操，好读书，美容貌。魏齐王萧宝夤为瀛州刺史，召惠达及河间冯景同在阁下，甚礼之。及宝夤还明，惠达随入洛阳。宝夤西征，惠达复随入关。宝夤除雍州刺史，今惠达使洛阳。未还，而宝夤谋反闻于京师。有司以惠达是其行人，将执之。惠达乃私驰还。至潼关，遇大使杨侃。侃谓曰：“何为故入兽口？”惠达曰：“萧王必为左右所误，今往，庶其改图。”及至，宝夤反形已露，不可弥缝。遂用惠达为光禄勋、中书舍人。宝夤既败，唯惠达等数人从之。宝夤语惠达曰：“人生富贵，左右咸言尽节，及遭厄难，乃知岁寒也。”
　　贺拔岳为关中大行，惠达为岳府属。岳为侯莫陈悦所害，惠达遁入汉阳之麦积崖。悦平，归于周文帝。文帝复以为府司马，便委任焉。周文帝为大将军、大行台，以惠达为行台尚书、大将军府司马，封文安县子。周文出镇华州，留惠达知后事。时既承丧乱，庶事多阙。惠达营造戎仗，储积仓粮，简阅士马，以济军国之务，甚为朝廷所称。后拜中书令，进爵为公。大统四年，兼尚书右仆射。其年，周文与魏文帝东讨，令惠达辅魏太子居守，总留台事。及芒山失律，人情骇动。赵青雀据长安子城反，惠达奉太子出渭桥北以御之。军还，青雀等诛。拜吏部尚书。久之，复为右仆射。自关右草创，礼乐缺然。惠达与礼官损益旧章，是以仪轨稍备。魏文帝因朝奏乐，顾谓惠达曰：“此卿功也。”惠达虽居显职，性廉退，善下人，尽心勤公，爱拔良士，以此皆敬而附之。薨，子题嗣。隋开皇初，以惠达著绩前代，追封萧国公。
　　冯景，字长明，河间武垣人也。父杰，为伏与令。景少与周惠达友，俱以客从萧宝夤。宝夤后为尚书右仆射，引景领尚书都令史。正光中，宝夤为关西大行台，景又为行台都令史。及宝夤败还长安，或议归罪阙下，或言留州立功。景曰：“拥兵不还，此罪将大。”宝夤不从，遂反。及宝夤平，景方得还洛。朝廷闻景有谏言，故不罪之。后事贺拔岳为行台郎。岳使景诣齐神武，察其行事。神武闻岳使至，甚有喜色，问曰：“贺拔公讵忆吾邪？”即与景歃血，托岳为兄弟。景还，以状报岳。岳曰：“此奸有余，而实不足。自古王臣无私盟者也，吾料之熟矣。”岳北合费也头，东引纥豆陵伊利，西总侯莫陈悦、河州刺史梁景睿及酋渠为盟誓，共会平凉，移军东下。惧有专任之嫌，使景启孝武帝。帝甚悦。又为岳大都督府从事中郎。后侯莫陈悦平，周文使景于京师告捷。帝有西迁意，因问关中事势。景劝帝西迁。后以迎孝武功，封高阳县伯，除散骑常侍、行台尚书。大统初，诏行泾州事，卒于官。
　　苏绰，字令绰，武功人，魏侍中则之九世孙也。累世二千石。父协，武功郡守。绰少好学，博览群书，尤善算术。从兄让为汾州刺史，周帝饯于都门外。临别，谓曰：“卿家子弟之中，谁可任用者？”让因荐绰。周文乃召为行台郎中。在官岁余，未见知。然诸曹疑事，皆询于绰而后定。所行公文，绰又为之条式。台中咸称其能。周文与仆射周惠达论事，惠达不能对，请出外议之。乃召绰，告以其事，绰即为量定。惠达入呈，周文称善，谓曰：“谁与卿为此议者？”惠达以绰对，因称其有王佐才。周文曰：“吾亦闻之久矣。”寻除著作佐郎。
　　属周文与公卿往昆明池观渔，行至城西汉故仓地，顾问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苏绰博物多通，请问之。”周文乃召绰问，具以状对。周文大悦，因问天地造化之始，历代兴亡之迹。绰既有口辩，应对如流。周文益嘉之，乃与绰并马徐行至池，竟不设网罟而还。遂留绰至夜，问以政道，卧而听之。绰于是指陈帝王之道，兼述申、韩之要。周文乃起，整衣危坐，不觉膝之前席。语遂达曙不厌。诘朝，谓周惠达曰：“苏绰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台左丞，参典机密。自是宠遇日隆。绰始制文案程式，硃出墨入，及计帐、户籍之法。
　　大统三年，齐神武三道入寇，诸将咸欲分兵御之，独绰意与周文同。遂并力拒窦泰，擒之于潼关。封美阳县伯。十一年，授大行台度支尚书，领著作，兼司农卿。
　　周文方欲革易时政，务弘强国富人之道，故绰得尽其智能，赞成其事。减官员，置二长，并置屯田以资军国。又为六条诏书，奏施行之。
　　其一，先修心，曰：
　　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临下国，论其尊贵，并古之诸侯也。是以前代帝王，每称共理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虽各有所司，然其理人之本，莫若守宰之最重也。凡理人之体，当先理已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静，则思虑妄生。思虑妄生，则见理不明。见理不明，则是非谬乱。是非既乱，则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也？是以理人之要，在于清心而已。夫所谓清心者，非不贪货财之谓，乃欲使心气清和，志意端静。心和志静，则邪僻之虑无因而作。邪僻不作，则凡所思念无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临其人，则彼下人孰不从化？是以称理人之本，先在理心。
　　其次又在理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国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责射中。今君身不能自理，而望理百姓，是犹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犹无的而责射中也。故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义，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礼让，躬行廉平，躬行俭约，然后继之以无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训其人。是以其人畏而爱之，则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见而自兴行矣。
　　其二，敦教化，曰：
　　天地之性，唯人为贵。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异于木石，不同禽兽，故贵之耳。然性无常守，随化而迁。化于敦朴者则质直，化于浇伪者则浮薄。浮薄者则衰弊之风，质直者则淳和之俗。衰弊则祸乱交兴，淳和则天下自治。自古安危兴亡，无不皆由所化也。
　　然世道彫丧，已数百年。大乱滋甚，且二十载。人不见德，唯兵革是闻；上无教化，唯刑罚是用。而中兴始尔，大难未弭，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凡百草创，率多权宜。致使礼让弗兴，风俗未反。比年稍登稔，徭赋差轻，衣食不切，则教化可修矣。凡诸牧守令长，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
　　夫化者，贵能扇之以淳风，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亹亹，日迁于善，邪伪之心，嗜欲之性，潜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谓化也。然后教之以孝悌，使人慈爱；教之以仁顺，使人和睦；教之以礼义，使人敬让。慈爱则不遗其亲，和睦则无怨于人，敬让则不竞于物。三者既备，则王道成矣。此之谓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风易俗，还淳反素，垂拱而临天下以至于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谓要道也。
　　其三，尽地利，曰：
　　人生天地之间，衣食为命。食不足则饥，衣不足则寒。饥寒切体，而欲使人兴行礼让者，此犹逆坂走丸，势不可得也。是以古之圣王知其若此，先足其衣食，然后教化随之。夫衣食所以足者，由于地利尽。地利所以尽者，由于劝课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长而已。人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劝教然后得尽其力。诸州郡县，每至岁首，必戎敕部人，无问少长，但能操持农器者，皆令就田，垦发以时，勿失其所。及布种既讫，嘉苗须理，麦秋在野，蚕停于室，若此之时，皆宜少长悉力，男女并功，若扬汤救火，寇盗之将至，然后可使农夫不失其业，蚕妇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归晚出，好逸恶劳，不勤事业者，则正长牒名郡县，守令随事加罚，罪一劝百。此则明宰之教也。
　　夫百亩之田，必春耕之，夏种之，秋收之，然后冬食之。此三时者，农之要月也。若失其一时，则谷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饥者；一妇不织，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时，不务省事，而令人废农者，是则绝人之命，驱以就死然。单劣之户，及无牛之家，劝令有无相通，使得兼济。三农之隙，及阴雨之暇，又当教人种桑植果，艺其蔬菜，修其园圃，畜育鸡豚，以备生生之资，以供养老之具。
　　夫为政不欲过辞，碎则人烦；劝课亦不容太简，简则人怠。善为政者，必消息时宜而适烦简之中。故诗曰：“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求。”如不能尔，则必陷于刑辟矣。
　　其四，擢贤良，曰：
　　天生蒸黎，不能自化，故必立君以理之。人君不能独理，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列国，置臣得贤则安，失贤则乱，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
　　今刺史县令，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则命于天朝；其州吏以下，并牧守自置。自昔以来，州郡大夫，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末曹小吏，唯试刀笔，并不问志行。夫门资者，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瞽；刀笔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废性行之浇伪。若门资之中而得贤良，是则策骐骥而取千里也；若门资之中而得愚瞽，是则土牛木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笔之中而得志行，是则金相玉质，内外俱美，实为人宝也；若刀笔之中而得浇伪，是则饰画朽木，悦目一时，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阴，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则伊尹、傅说是也，而况兄州郡之职乎？苟非其人，则丹硃、商均虽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况于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见矣。
　　凡所求材艺者，为其可以理人。若有材艺而以正直为本者，必以材而为理也；若有材艺而以奸伪为本者，将因其官而乱也，何致化之可得乎？是故将求材艺，必先择志行，善者则举之，其志行不善则去之。
　　而今择人者，多云邦国无贤，莫知所举。此乃未之思也，非适理之论。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兴，不降佐于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于后土。常引一世之人，理一世之务。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晋无假萧、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岂有万家之都，而云无士？但求之不勤，择之不审，或授之不得其所，任之不尽其材，故云无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万人之英曰俊。”今之智效一官，行闻一邦者，岂非近英俊之士也？但能勤而审之，去虚取实，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则人无多少，皆足化矣。孰云无贤！
　　夫良玉未剖，与瓦石相类；名骥未驰，与驽马相杂。及其剖而莹之，驰而试之，玉石驽骥，然后始分。彼贤士之未用也，混于凡品，竟何以异。要任之以事业，责之以成务，方与彼庸流较然不同。或吕望之屠钓，百里奚之饭牛，宁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败，当此之时，悠悠之徒，岂谓其贤？及升王朝，登霸国，积数十年，功成事立，始识其奇士也。于是后世称之，不容于口。彼环玮之才，不世之杰，尚不能以未遇之时，自异于凡品，况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后用，是千载无太公；必待夷吾而后任，是百世无夷吾。所以然者，士必从微而至著，功必积小以至大，岂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达也？若识此理，则贤可求，士可择。得贤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则天下之理，何向而不可成也？
　　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则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则事无不理。官烦，则必杂不善之人。杂不善之人，则政必有得失。故语曰：“官省则事省，事省则人清；官烦则事烦，事烦则人浊。”清浊之由，在于官之烦省。案今吏员，其数不少。昔人殷事广，尚能克济，况今户口减耗？依员而置，犹以为少。如闻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扰乱细人，甚为无理。诸如此辈，悉宜罢黜，无得习常。
　　非直州郡之官，宜须善人，爰至党族闾里正长之职，皆当审择，各得一乡之选，以相监统。夫正长者，理人之基。基不倾者上必安。
　　凡求贤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审者，必由任而试之，考而察之。起于居家，至于乡党，访其所以，观其所由，则人道明矣，贤与不肖别矣。率此以求，则庶无愆悔矣。
　　其五，恤狱讼，曰：
　　人受阴阳之气以生，有情有性。性则为善，情则为恶。善恶既分，赏罚随焉。赏罚得中，则恶止而善劝；赏罚不中，则人无所措手足，则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者，欲使察狱之官，精心悉意，推究根源。先之以五听，参之以证验。妙睹情状，穷鉴陷伏，使奸无所容，罪人必得。然后随事加刑，轻重皆当，舍过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礼律，无不曲尽人心，而远明大教，使获罪者如归。此则善之上者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识，推理求情，时或难尽。唯当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务求曲直，念尽平当。听察之理，必穷所见，然后拷讯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则从轻，未审不妄罚，随事断理，狱无停滞。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残暴，同人木石，专用捶楚。巧诈者，虽事彰而获免；辞弱者，乃无罪而被罚。有如此者，斯则下矣，非共理所寄。今之宰守，当勤于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条，则刑所不赦。
　　又当深思远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与杀无辜，宁赦有罪；与其害善，宁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宁滥舍有罪，不谬害善人也。今之从政者则不然，深文巧劾，宁致善人于法，不免有罪于刑。所以然者，非皆好杀人也，但云为吏宁酷，可免后患。此则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奸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贵物，一死不可复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诬，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将恐往往而有。是以自古已来，设五听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狱之典，此皆爱人甚也。凡伐木杀草，田猎不顺，尚违时令而亏帝道；况刑罚不中，滥害善人，宁不伤天心，犯和气！和气损而欲阴阳调适，四时顺育，万物阜安，苍生悦乐者，不可得也。故语曰，一夫吁嗟，王道为之倾覆，正谓此也。凡百宰守，可无慎乎！
　　若深奸巨猾，伤化败俗，悖乱人伦，不忠不孝，故为背道，杀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识此二途，则刑政尽矣。
　　其六，均赋役，曰：
　　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明先王必以财聚人，以仁也。今寇逆未平，军国费广，虽未遑减省，以恤人瘼，然宜令平均，使下无怨。平均者，不舍豪强而征贫弱，不纵奸巧而困愚拙，此之谓均也。故圣人曰：“盖均无贫。”
　　然财货之生，其功不易。纺纴织绩，起于有渐，非旬日之间，所可造次。必须劝课，使预营理。绢乡先事织纴，麻土早修纺绩。先时而备，至时而输，故王赋获供，下人无困。如其不预劝戒，临时迫切，复恐稽缓，以为己过，捶扑交至，取办目前。富商大贾，缘兹射利，有者从之贵买，无者与之举息。输税之人，于是弊矣。
　　租税之时，虽有大式，至于斟酌贫富，差次先后，皆事起于正长，而系之于守令。若斟酌得所，则政和而人悦；若检理无方，则吏奸而人怨。又差发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贫弱者或重徭而远戍，富强者或轻使而近防。守令用怀如此，不存恤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
　　周文甚重之，常置诸坐右。又令百司习诵之，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
　　自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遂以成俗。周文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庙，群臣毕至，乃命绰为大诰，奏行之。其词曰：
　　惟中兴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会于王庭。柱国泰洎群公列将罔不来朝。时乃大稽百宪，敷于庶邦，用绥我王度。皇帝若曰：“或尧命羲和，允厘百工。舜命九官，庶绩咸熙。武丁命说，克号高宗。时惟休哉，朕其钦若。格尔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将丕命女以厥官。”
　　六月丁巳，皇帝朝格于太庙，凡厥具僚，罔不在位。
　　皇帝若曰：“咨我元辅、群公、列将、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夤敷祖宗之灵命，稽于先王之典训，以大诰于尔在位。昔我太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创我皇基。烈祖、景宗，廓开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诞敷文德。龚惟武考，不霣其旧。自时厥后，陵夷之弊，用兴大难于彼东土，则我黎庶，咸坠涂炭。惟台一人，缵戎下武，夙夜祗畏，若涉大川，罔识攸济。是用稽于帝典，揆于王度，拯我人瘼。惟彼哲王，示我通训，曰天生黎蒸，罔克自乂，上帝降鉴叡圣，植元后以乂之。时惟元后弗克独乂，博求明德，命百辟群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这，惟以恤人，弗惟逸豫。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弼。上下一体，各勤攸司，兹用克臻于皇极。故其彝训曰：‘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乂。’今台一人，膺天之嘏，既陟元后。股肱百辟，乂服我国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职。嗟！后弗艰厥后，臣弗艰厥臣，政于何弗斁？呜呼艰哉！凡尔在位，其敬听命。”
　　皇帝若曰：“柱国，惟四海之不造，载繇二纪。天未绝我太祖、烈祖之命，用锡我以元辅。国家将附，公惟栋梁。皇之弗极，公惟作相。百揆愆度，公惟大录。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乂，迪七德，敷九功，龛暴除乱，下绥我苍生，傍施于九正，若伊之在商，周之有吕，说之相丁，用保我无疆之祚。”
　　皇帝若曰：“群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乎朕躬。宰惟天官，克谐六职。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司众，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时三事，若三阶之在天；惟兹四辅，若四时之成岁。天工人其代诸。”
　　皇帝若曰：“列将，汝惟鹰扬，作朕爪牙。寇贼奸宄，蛮夷猾夏，汝徂征。绥之以惠，董之以威，刑期无刑，万邦咸宁。俾八表之内，莫违朕命，时汝功。”
　　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人父母。人惟不胜其饥，故先王重农；不胜其寒，故先王贵女工。人之不率于孝慈，则骨肉之恩薄；弗惇于礼让，则争夺之萌生。惟兹六物，实为教本。呜呼！为上在宽，宽则人怠，齐之以礼，不刚不柔，稽极于道。”
　　皇帝若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时。岁月日时，罔易其度，百宪咸贞，庶绩其凝。呜呼！惟若王官，陶均万国，若天之有斗，斟元气，酌阴阳，弗失其和，苍生永赖；悖其序，万物以伤。时惟艰哉！”
　　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阴一阳；礼俗之变，一文一质。爰自三五，以迄于兹，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袭，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汉遗弊，袭魏、晋之华诞，五代浇风，因而未革，将以穆俗兴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辅、庶僚、列辟，朕惟否德，其一朕心力，祗慎厥艰，克遵前王之丕显休烈，弗敢怠荒。咨尔在位，亦协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艰是务。克捐厥华，即厥实，背厥伪，崇厥诚。勿愆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归于道德仁义，用保我祖宗之丕命。荷天之休，克绥我万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朕言不再。”
　　柱国泰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人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繇此道，用臻于刑措。自时厥后，历千载未闻。惟帝念功，将反叔世，逖致于雍熙，庸锡降丕命于我群臣。博哉王言，非言之难，行之实难。臣闻‘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商书曰；‘终始惟一，德乃日新。’惟帝敬厥始，慎厥终，以跻日新之德，则我群臣，敢不夙夜对扬休哉！惟兹大谊，未光于四表，以迈种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明训，率迁于道，永膺无疆之休。”
　　帝曰：“钦哉。”
　　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

译文

　　苏绰，字令绰，武功人。魏侍中苏则的九世孙。他们家各代都有人食俸禄二千石。他的父亲苏协，任武功郡的太守。
　　苏绰从小酷好学习，博览群书，尤工于算术。他的从兄苏让任汾州刺史，周文帝宇文泰在京城城门外替他饯行。临分别时问：“你们家的子弟，谁可以被任用？”苏让推荐了苏绰。宇文泰便任他为行台郎中。在任上一年多，没有被重用。然而同僚们遇到疑难问题，都向他询问，然后再决定。颁发的公文，他也为之规定格式。行台中都称赞他的才能。宇文泰与仆射周惠达商议事情，惠达不能拿出意见，请求到外面与别人商量一下。他找来苏绰，告知事情的原委，苏绰马上向他谈出看法。惠达入内呈报，宇文泰认为很好，问：“谁给你出的这个主意？”惠达回答是苏绰，并称赞他有辅助天子的才干。宇文泰说“：我也很早就听说过他了。”不久，命他为著作郎。
　　宇文泰与公卿大臣前往昆明池看捕鱼，走到城西西汉的仓库故址，问左右这是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有人说：“苏绰博通文物，请问问他。”宇文泰召来苏绰询问，他详细回答。宇文泰非常高兴，因而问他天地万物形成的开始，历代兴起败亡的过程。他善于辞令，应对如流。宇文泰更喜欢他，与他并马慢慢行到昆明池，竟忘记设网捕鱼就回来了。又把他留下来直谈到深夜，询问他为政之道，躺在那里认真听他讲述。苏绰于是陈说兴国立业的道理，并阐述申子和韩非子学说的要旨。宇文泰听着便起身，正襟危坐，不自觉地用膝盖趋向前面。两人说到天明也不知道疲倦。第二天上朝，宇文泰对周惠达说：“苏绰真是一个奇才，我要让他从政。”立即授予他大行台左丞，让他参与国家的机密。从此，宇文泰对他宠爱日益隆重。他开始制定文案上的各种格式，以及记帐、户籍的统计方法。
　　大统三年(537)，高欢率三路人马入侵西魏，将领们都主张分兵抗御。只有苏绰与宇文泰的意见相同，让军队全力对付窦泰一路，在潼关将他俘获。朝廷封苏绰为美阳县伯。大统十一年，封他为大行台度支尚书，负责著作，兼司农卿。
　　宇文泰想改革政治，志在弘扬强国富民之道，所以苏绰能尽情发挥他的智慧才能。他赞成宇文泰的改革，主张减少官员，设置二长，并实行屯田以供给军队。又起草了六条诏书，奏报朝廷施行。
　　其一是“先修心”，他说：
　　“凡是要治理人的身体，应首先治理自己的内心。内心是一身的主宰，所有行为的根本。内心不清静，则各种思虑就会产生。各种思虑产生了，则对道理认识得就不清楚，对道理认识不清楚，是非就会混淆。是非混淆，连自己都不能管得住，怎么能治理别人呢？所以，治理别人的关键在于清静自己的内心。所谓清静自己的内心，不是指不贪取财货，而是使心境清静平和，志操端正静谧。心境平和，志操清静，邪念就无法产生。邪念没有产生，那么他所考虑的无不都是至大至公的道理。用至大至公的道理治理别人，下面的人谁不洗心向化？
　　“其次还在于治理自身。君主的身体是百姓的圭表，是国家的标的。圭表不正，就不可能得到直的影子；标的不明，就不可能要求人们射中，如果君主自身还不能自理，而去治理百姓，就好像圭表弯曲，而却要求影子顺直；君主的道德不能培养，而却想让百姓培养道德，就好像没有标的却要求人们射中目标一样。所以做国君的，必定要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义，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礼让，躬行廉洁公平，躬行勤俭节约，然后再加上不知疲倦，加上明察秋毫。再用这八条去训诫别人，人们才会对你畏惧而又敬爱，把你作为准则去仿效。”
　　其二是“敦教化”，他说：
　　“人的性情不会固定不变，常随教化而改变。用淳厚质朴的品德去教育导化，则会变得质朴正直；用浅薄虚伪的品质去教育导化，则会变得浮泛薄劣。浮泛薄劣则是世道衰败的风气，质朴正直则是世道淳厚祥和的风俗。衰败则祸乱交替兴起，淳厚则天下自然就会大治。自古国家的安危兴亡，无不由教化所定。
　　“教化，贵在能够鼓动淳厚的风尚，传播祥和的气息，布施道德的恩泽，昭示朴素的习气。能使百姓勤勉忙碌，天天向善。邪恶虚伪的心思，贪婪嗜欲的性情，会潜移默化，逐渐改正，而自己却不知不觉，这样就是所谓的教化。然后教育他们孝敬父母，热爱兄弟，使之仁慈友爱；教育他们仁义和顺，使之团结和睦；教育他们懂得礼仪道德，使之互敬互让。仁慈友爱就不会遗漏任何一个人不去亲近，和睦团结就不会怨恨别人，互敬互让就不会争夺抢掠。三者都具备了，那么治理天下的天道就形成了。这就是所说的教化。”
　　其三是“尽地利”，他说：
　　“人们的衣食之所以能得到满足，是由于地尽其利。土地之所以能尽其利，是由于劝课农桑有方。负责这项任务的，是各级地方长官啊。百姓们是昏冥的，自己思考得不周严，必须劝戒教育才能尽他们的力量从事农桑。各州郡县的守土官吏每到一年伊始，一定要告诫所辖百姓，不管年纪大小，只要能拿动农具的，都要下田，按时垦田种植，不要丧失农时。播种完毕，禾苗需要管理，小麦登场，秋苗长在地里，蚕放在屋里，此时男女老幼都应该努力，那紧张的情形就像用水救火，就好像强盗将要到来。这样才可以使农夫不失去他们的本业，蚕妇能够完成她们的工作。如果游手好闲，晚出早归，好逸恶劳，不尽力从事农桑的，里正家长将他们的名字报到郡县，郡守县令随时予以惩罚。惩处一人，教育千百，这是明达智慧的地方长官的职责啊。
　　“田地必须春耕，夏种，秋收，然后冬天才能食用。春、夏、秋这三时，是农夫重要的月份。如果失掉其中的一个时机，就无法得到谷物而会没有吃的。所以先王告诫百姓说：‘一个农夫不种田，天下必然有人受饿；一个农妇不织布，天下必定有人挨冻。’如果在这三个时候不明白它们的重要，让农夫们不能务农，是断绝普天下人的性命，赶他们去死。那些没有劳力，没有耕牛的人家，要劝他们互通有无，使得相互周济。
　　“为政不要过于琐碎，琐碎了就引起人们厌烦；劝课农桑不能过于简单，简单了人们就会懈怠。善于为政的官吏，必须根据时机而确定繁与简。所以《诗经》上说‘：既不刚烈，又不柔软，颁布的政令合适宽缓，各种福气都会到来。’如果不是这样，则一定会成为滥施刑罚，杀害无辜的暴政。”
　　其四是“擢贤良”，他说：
　　“现在的刺史、县令，都有幕僚官吏，这些都是辅助人员。刺史、太守都是由朝廷任命；州中的吏役以下的人都由刺史和太守自己选用。自古以来，州郡中的僚佐，只看他们的门第出身，大多不选择贤能的人；选拔低级小吏，只测试他的笔墨文字，并不考虑他们的道德节操。今后选拔人才，应当不受门第出身的限制，主要看他个人的才干。
　　“今天负责铨选人才的官吏，大多说自己管辖的地方没有贤能的人才，不知道应该举荐谁。这是不高明的看法，是毫无道理的见解。我之所以这样认为，古人说过：英明的君主振兴国家，并不要苍天送给他人才；道德高尚的人受命任事，不向土神和地神那里拔擢人才。他们常任用一个时代的人才，去治理一代的政务。所以，殷代和周代不等待后稷和契、尧、舜的大臣，魏、晋也不需假借萧何、曹参的帮助。孔子说：‘十家之中，就必定会有像我这样忠诚和守信用的人。’哪有拥有万户的都城，而却说没有人才呢？只是寻求得不勤奋，选择得不审慎，或授予的官职不得其所，任用的职务不能使他们施展才华，所以才推说没有人才。古人说：‘千人之秀曰英，万人之英曰俊。’今天那些靠智慧效命官职，行为在一方声名播远的，难道不是类似英俊杰出的人才吗！只要能勤勉而慎重地去寻找，去掉虚饰去追求实际，认真选拔州郡中最优秀的人才而加以任用，不管有多少，都可以教化人民，谁能说没有人才？
　　“美玉未经雕琢，与瓦片和石头十分相似；好马没有奔驰，与劣马没有什么不同。等到将玉石雕凿磨光，骑上好马奔腾跳跃，美玉与石头，好马与劣马才能分开。那些贤能的人才没有使用，与平庸的人混杂一起，也没有什么两样，要交给他们事业，让他们担负任务，才能看出他们与那些平庸之徒完全不同。古代的吕尚垂钓，百里奚喂牛，宁戚扣打牛角唱歌，管仲三战三退的时候，那些凡夫俗子却怎么也不会说他们有无比贤能的才干；等他们进入朝堂，掌握重任，用数十年功夫，建立了不朽的事业，才会认识到他们是有奇异才能的人才。于是后世人称赞他们的声音不绝于口。人才必定从不出名到声名大振，功业必定一点点积累才能辉煌远大，哪有不委任给他职务他就能成功，不发挥他的才能他就能使事业兴旺发达？
　　“然而，要善于选拔官吏，一定首先精简官吏的数目。官吏数目少，则贤能的人容易充任。贤能的人充任，事情就没有办不好的。官吏数量多，必定会混杂进去不善良不贤能的人。混杂一些不善良不贤能的人，则政治一定会遭受损失。所以有人说：‘官少则事少，事少则人纯洁；官多则事多，事多则人员混杂。’
　　“选拔人才的道路不是只有一条，然而获得时要慎重，任用时必须试用和考察，从他的住家到他的乡党邻里，都要调查访问，那么，对这个人的情况就会很清楚，贤与不贤就能区别开来。”
　　其五是“恤狱讼”，他说：
　　“要先用辞听、色听、气听、身听、目听五种方法审理案情，再参验证据，认真观察当事人的表情行迹，仔细识别案件的细节，使罪恶无所隐瞒，罪犯一定能够抓获。然后根据各种情况量刑，轻重都很恰当。
　　“先王的制度规定：与其杀死无辜，宁可赦免有罪的人；与其危害善良，宁可利于邪恶。公开惩罚不一定准确，宁肯舍弃那些有罪的人不管，也不轻易伤害好人。今天从政执法的人都不是这样。他们搬弄法律条文，罗织周纳，巧为弹劾，陷人于罪。宁肯使好人受法律惩处，也不让有罪的人免于刑戮。他们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都喜好杀人，只是认为官吏严酷，可免去种种后患。这些人根据自己的感情任意处治无辜，不考虑公正无私。这样奉行法律的人，都是邪恶的小人。
　　“如果是老奸巨滑，伤风败俗，背逆人伦，不忠不孝，故意犯罪的大恶大奸，杀一儆百，以使帝王的教化能够纯洁清静，施用重刑也是可以的。懂得以上两个方面，那么刑政就算很完善了。”
　　其六是“均赋役”，他说：
　　“国家如果没有钱财，就不能保存，所以三王五霸以来都有征税的制度。虽然赋税的轻重程度不一样，而作用却是相同的。现在敌寇还没有平定，军务与国政的开支十分浩大，虽然无法减少，以体恤人民的疾苦，然而也应该在征收时平均，使百姓没有怨言。平均，就是不放过豪强地主，只征收贫弱无告的百姓们的赋税；不放纵奸刁巧伪的人，而加征那些诚实朴拙的平民。
　　“征收租税时虽然有粗略的规定，然而，斟酌交税人的贫富情况而确定缴纳赋税的多少、顺序的先后，都由家长里正提议，由太守县令决定。如果斟酌得宜，就会政情通达，百姓喜悦；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使官吏行奸作弊，百姓叫苦连天。”
　　宇文泰对他起草的六条诏书非常重视，常常放在座位的右边。又命令百官们熟读背诵，各地的刺史、太守、县令不熟悉六条诏书和计帐的，不能做官。
　　自从西晋以来，文风竞为浮华绔丽，以后相沿成习。宇文泰想革除弊端，利用魏帝祭祀宗庙，群臣聚集的机会，命苏绰起草《大诰》，奏报天子施行。《大诰》行文朴实，内容丰赡，天子御批“钦哉”。从此以后，文章都按这种格式。
　　苏绰性情节俭，不经营家产，家中没有多余的钱财。因海内尚未平静，他常把天下的事作为自己的责任。他广求贤才俊杰，共同弘扬为政之道。凡是他举荐的人才，都升到很高的官位。宇文泰也与他推心置腹，委以重任，从没有别的想法。宇文泰如果外出巡游，常把预先签署姓名的空纸交给苏绰，如果有需要处理的事情，他就可以随时施行。回来后，苏绰只需让他知道就行了。苏绰常说治国的方法，应当像慈父一样爱护百姓，像严师一样教育百姓。每次与公卿大臣议论朝政，从白天到夜晚，事无巨细，都了如指掌。由于过度劳累，便积成疾病，大统十三年(547)在官位上去世，享年四十九岁。
　　宇文泰十分悲痛惋惜，哀伤的情绪感动了周围的人。苏绰即将埋葬时，他对朝臣们说：“苏尚书平生谦逊退让，崇尚勤俭简朴。我想成全他平生的志愿，又恐怕庸碌之徒不能理解；如果给他优厚的馈赠和崇高的封号，又违背了过去我们相知相近的友谊。我进退维谷，拿不定主意。”尚书令史麻瑶越过座位进前说“：过去的晏子，是齐国贤能的大臣，一件狐皮衣服穿了三十年。他死后埋葬，齐主只派了一辆车，为的是不辱没他平生的志向。苏绰既然操行清白，谦让自居，我认为葬事应当从简，以表彰他的美德。”宇文泰认为他说得很对，因而举荐麻瑶到朝廷。苏绰归葬家乡武功时，只用一辆用布幔围起的车运载他的遗体。宇文泰与公卿大臣都步行送出同州的城郭以外。宇文泰亲自在灵车后斟酒祭告说“：尚书您平生做的事情，妻子兄弟不知道的，我都知道。只有你知道我的心，我了解你的意。本想共同平定天下，不幸你舍下我离去，我该怎么办？”因而放声大哭，不觉酒杯从手中失落。埋葬的那一天，又派人送去牛、羊、猪三牲祭祀他，宇文泰又亲自起草了祭文。
　　苏绰写了《佛性记》、《七经论》，都在世上流布传播。周明帝二年，让他配飨周文帝的庙庭。
　　苏威，字无畏，苏绰之子。他从小就性情淳厚，五岁时丧父，悲哀痛苦的情形和成年人一样。宇文泰在世时，他继承父爵为美阳县公。大冢宰宇文护见到他后给他以礼遇，把女儿新兴公主嫁给他。他见宇文护专擅大权，恐怕殃及自身，便逃入山中。由于叔父的逼迫，他才回来。然而仍经常住在山中的寺院中，以读书为最大乐事。武帝亲政，封他为稍伯下大夫。前后授给他的官职，他都以有病辞退不受。
　　他的从父的妹妹嫁给河南的元世雄。世雄过去与突厥有矛盾，突厥人与周朝通好，请求得到元世雄和他的妻子才能甘心。北周便将世雄夫妇送给突厥。苏威知道突厥人贪财好利，便卖掉田产家宅，花尽所有的钱将世雄夫妇赎回，人们都称赞他的轻财好义。
　　杨坚任丞相，高赹多次夸奖苏威的贤能。杨坚平时也很敬重他的名望，将他召入自己的卧室内，与他交谈后非常高兴。住了一个多月，他听说杨坚要接受北周的禅让，便逃归乡村。高赹请求将他追回，杨坚说：“这是因为他不愿意参与我的事，暂且让他在乡间住一段。”杨坚受禅称帝，征拜他为太子少保，追赠他的父亲为邳国公，让他继承爵位。不久又命他兼纳言，他全都上表辞让，朝廷下诏不允许。
　　隋文帝曾与文献皇后对饮，召苏威、高赹、杨素、广平王杨雄四人同饮，对他们说：“太史说我的命运只能当三年皇帝，我很忧虑，所以举行这次酒宴。现在想营造南山险要的地方，将来遇到事变与你们一起固守那里，以观察时局的变化，怎么样？”苏威进谏说：“周文王修养道德，还有地震灾害的发生；宋景公对人慈爱，一句话就使他生病的法星退避三舍。愿陛下崇尚道德，享受上天赐予的..美。如果放弃道德，一味凭借险要自固，原来与你同舟共济的人，也会成为你的仇敌。纵有南山的险阻，怎么能够使你保国全身呢？”隋文帝很赞成他的话，敬他一杯酒。
　　早先，苏威的父亲苏绰在西魏时因国家用度不足，创议制定征税法，很为朝廷重视。不久他叹息说“：我所创立的征税法正好像拉开的弓，不是安定社会的方法。以后的君子，谁能将这把拉开的弓弦松弛下来呢？”苏威听到这句话后，常常把减少赋税作为自己的责任。这时，便奏请朝廷减少赋税和劳役，务必按照典章制度制定赋役标准，隋文帝都接受了。他逐渐被隋文帝亲近和重用，与高赹一起掌管朝政。他见宫中用银子做幔帐的挂钩，因而极力陈说节俭的好处以劝谕隋文帝。隋文帝听了感动得脸色都变了，一切旧有的装饰，都命令除掉。隋文帝曾恼恨一个人，准备把他杀死。苏威入宫劝谏，隋文帝不听，更加恼怒，要出去亲自将那人杀掉。苏威挡住他的去路，隋文帝躲闪着出了宫殿，苏威又拦住了他，他一甩衣袖回到殿内。过了很久，召见苏威并感谢他说：“你能这样大胆谏阻，我今后就没有忧虑了。”于是赐给他两匹马，十多万钱。过了一年多，命他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原来的官职照旧。持书侍御史梁毗弹劾他身兼五职，陷于繁苛的公务之中，又不举荐贤能代替自己。隋文帝说“：苏威天天孜孜不倦，志向远大，举荐贤能暂时缺失，何必太着急。”他又对苏威说“：被任用就施行自己的主张，不被任用就退而隐居，只有我与你才能这样啊！”他又对朝臣们说“：苏威如不遇上我，就无法落实他说过的话；我如果没有苏威，怎么去实现自己的主张呢？杨素的才能举世无双，如果让他根据古代和今天的情况，宣布道德，推行教化，却不是苏威的对手。苏威如果遭逢乱世，就连汉初商山中的四个年纪高迈的隐士，也不会轻易使他折服啊！”
　　不久，他被任命为刑部尚书，解除了少保、御史大夫的职务。这时，他与高赹同心协力，赞助朝政，大小事情无不运筹谋划。所以参政数年，天下太平。不久转任户部尚书，纳言官职不变。山东各州百姓发生饥荒，隋文帝命他前往赈恤。他又迁任吏部尚书，兼领国子祭酒。隋朝建立在长期战乱之后，法律制度杂乱无章。隋文帝命朝臣们整顿改革旧的法典，形成一代新的法典，法律制度的格式大多由苏威确定，人们都认为他很有才能。开皇九年(589)，他被封为尚书右仆射。这一年，因母亲去世离职，哀毁骨立，朝廷不断下诏慰勉。不久，命他复职任事，他坚持辞绝，朝廷下诏不允许。第二年，隋文帝巡视并州，命他与高赹留下总理京城事务。不久他也到并州隋文帝的住所，处理讼案。
　　没过多时，朝廷命他持节巡抚江南，授予他相机处理一切事务而不需奏报朝廷的权力。他经过会稽，翻越五岭然后回来。江南自从东晋以来刑法废弛。隋朝平定南陈之后，地方长官尽力改变法纪松弛的情况，无论男女老幼，都让他们背诵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五种礼义。苏威又加上一些繁琐的辞藻，百姓们都为此叫苦连天。他回到朝廷，奏报江南应按内地州郡整顿户籍。隋文帝认为江南刚刚平定，召来户部尚书张婴，批评苏威为政太急。这时江南各州县又谣传朝廷要将他们迁移到关中，远近的百姓都惊恐不安。饶州的吴世华起兵作乱，将县令活活用刀一块块割死，将他的肉吃掉。于是，陈朝原有的国土上的百姓全部起来造反，活捉了长史，抽去肠子将他杀死，说：“你还让我们背诵五教吗？”不久，朝廷命内史令杨素将叛乱讨平。
　　苏威的儿子苏夔以公子的身份享有盛名，罗致宾客，天下的士大夫大多归附。当时讨论礼乐，他与国子博士何妥各有不同的意见，于是二人各持己见。朝廷让群臣们署名表决同意谁的意见，群臣们大多趋附苏威，因而，赞同苏夔的人十个中就有八九。何妥愤怒地说“：我作为师长讲学四十多年，反而被这个后生屈服！”他便奏劾苏威与礼部尚书卢恺、吏部侍郎薛道衡、尚书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人结为朋党，台省中都喊王弘为太子，称李同和为叔父，说二人就像苏威家的子弟。又说苏威靠不正当的手段任用他的从父的弟弟苏彻、苏肃等为官。另外，国子学聘请黎阳人王孝逸为书学博士，苏威却让卢恺将王孝逸安排到他的尚书府任参军。隋文帝命蜀王杨秀、上柱国虞庆则等人调查，事情全部属实。隋文帝把《宋书》中《谢晦传》里的有关朋党的文章让苏威读。他非常恐惧，脱下帽子叩首。隋文帝说：“谢罪已经晚了！”于是，下令免去他的官爵，让他以开府的身份回家。朝中知名的人士受苏威牵连的有一百多人。不久，隋文帝说“：苏威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只是他被别人蒙蔽了。”命将他的名字记在皇宫门外。
　　一年多后，他恢复爵位为丕阝公，被封为纳言。跟随隋文帝到泰山祭祀，坐罪不敬被免去官职。不久又恢复官位。隋文帝对群臣说：“人们说苏威假装清廉，实则家中有许多金玉，这是毫无根据的说法。然而他的性情凶狠暴戾，不切实际，追求功名的心情太重，对顺从他的人就喜欢，违背他的人就记恨，这是他最大的缺点。”仁寿初年，又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隋文帝到仁寿宫，任他为总留事。隋文帝回来后，御史奏劾他多有失职。隋文帝发怒，质问并指责他，他连忙谢罪，隋文帝才止息怒火。
　　炀帝即位，准备大举修复长城，苏威进谏劝阻。高赹、贺若弼被朝廷诛杀，他也被牵连免去官职。过了一年多，被任命为鲁郡太守，特许他排列仪仗。不久将他召回朝廷，授予太常卿。他跟从征讨吐谷浑，晋位为右光禄大夫。一年多后，又任纳言，与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内史侍郎虞世基参掌朝政，人们称他们为五贵。炀帝征讨辽东，他以原来的官职兼右武卫大将军，被进晋为光禄大夫，赐爵为房陵侯，不久晋爵为房陵公。他以年老为理由提出辞职，未被允许。
　　杨玄感反叛，炀帝将他召进军帐中，脸上现出恐惧的颜色，问他：“这个小子很聪明，能不能造成大的祸患？”他回答：“粗疏的人并不聪明，您千万不要忧虑。只是怕今后蔓延成为祸乱的根源。”他见不断劳役百姓，人人思乱，因此想劝谕炀帝，炀帝竟不醒悟。
　　隋军征辽返回，来到涿郡，朝廷命他到关中安抚百姓，让他的孙子尚辇直长苏儇做他的副手。他的儿子鸿胪少卿苏夔这之前已任关中简黜大使。一家三口人都出使关中，三秦之地的百姓都替他们感到荣耀。过了一年多，炀帝亲手写诏书说“：玉因洁净而润泽，红色和紫色也不能改变她的品质；松靠寒冷衬托，严霜冷雪不能凋谢她的风采。真可称得上温和仁厚刚劲正直，本性使她们成为这个样子啊。房公苏威，是前后两代帝王的旧臣，朝中的元老，国家的栋梁。他辅弼我治理朝政，奉公守法，屈身遵礼。过去汉代的萧何、张良、韩信三个英杰，辅助惠帝的是萧何；西周有十位治理乱世的名臣，帮助成王治理朝政的是邵公。国家最珍贵的宝物就在于得到贤能的人才。他处理一切事物都公允恰当。虽然多次凭借事情论述道理，都能毫无保留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权衡事情的轻重，都以朝廷为重。可授予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官职不变。”他当时受到朝廷的重视，朝臣们没有能与他相比的。
　　后来他跟随炀帝到达雁门，炀帝被突厥人包围，朝廷十分震惊。炀帝想轻骑突围而去，他劝谏说：“坚守城池则我们绰有余力，轻骑奔驰则是敌方的特长。陛下是大国的君主，怎么能轻易离去？”炀帝才停止突围的念头。突厥人不久也撤围离去。炀帝到达太原，苏威认为盗贼不断出没，劝炀帝返回京城，以便为了国家培植根本。炀帝开始同意，后来竟听从宇文述等人的建议，便驻跸东都。这时天下动乱，他知道炀帝已不能救正，因而甚为忧虑。一次，炀帝问盗贼的情况，宇文述答道：“盗贼的确很少，不足为虑。”苏威不能违心回答，便躲在柱子后面。炀帝喊着他的名字询问，他说：“我不是负责这方面职责的，所以不知道盗贼的多少，只是忧虑贼寇离我们越来越近。”炀帝问“：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过去贼寇占据长白山，现在已近在荥阳、汜水了。”炀帝不高兴地退去。五月五日这一天，百官馈赠给炀帝的礼物大多是珍奇玩好，苏威却献上《尚书》一部，略加讽喻。炀帝意更不平。后来又问他讨伐辽东的事情，他都对答：“希望大赦天下盗贼，派他们去攻打高丽。”炀帝更加恼怒。御史大夫裴蕴迎合炀帝的旨意，命御史张行本弹劾苏威过去在高阳铨选官吏，滥授官职，惧怕突厥，请求返回京城等罪状。炀帝命审理这件事，便下诏说：“苏威树立朋党，喜好异端，胸中常怀诡诈，贪取名利，诋毁律令，污蔑朝廷。过去征讨辽东，是遵奉先帝遗志，凡是参与议论的朝臣都各抒胸臆，而苏威却不直抒己见。陈述善道以启迪帝王的道理难道就像他这样吗？”于是将他免官除名。过了一个多月，有人奏告他与突厥勾结。大理寺主簿斥责他，他陈说自己精诚之心不能感动天子，瑕疵却不断出现，实在是罪该万死。炀帝怜悯他，将他释放。这一年，他随炀帝到达江都，炀帝想重新任用他，裴蕴、虞世基奏报他昏聩多病，炀帝才停止。
　　宇文化及杀死炀帝，命苏威为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宇文化及失败，他又归附李密。李密失败，他到东都洛阳，越王杨侗封他为上柱国、邳公。王世充称帝，他又被任命为太师。他自认为是隋朝旧臣，遭逢动乱，所到之处都随着时局的变化而变化，以求得到宽免。
　　唐太宗平定王世充以后，坐在东都阊阖门内，苏威请求谒见，自称年迈多病，不能叩拜。太宗派人斥责他说：“你是隋朝的宰相，朝政混乱却不能救治，使得生灵涂炭，君死国亡。看见李密、王世充，你都拜伏称臣，高兴得手舞足蹈。现在既然老迈多病，不烦劳见面。”他不久进入长安，又到朝堂请求接见，高祖李渊也不同意。他死在家里，时年八十二岁。
　　苏威行为清静俭约，以廉洁谨慎著称。然而每到朝臣们讨论时政时，他却厌恶别人与自己的意见不同，虽然是小事情，也一定固执地争论。人们他认为没有大臣的体统。他所修订的法令章程都颁行于世，但颇为繁琐细碎，评论者认为不是长久能实行的法律。大业末年，朝廷多次征伐和役使百姓，每到论功行赏时，他都秉承炀帝的意思，常隐瞒这些事。当时群盗四起，郡县有表章奏报朝廷。他都呵斥各地的使者，命他们奏报时减少贼寇的数目。所以朝廷派兵征讨，大多不能获胜。因此，他被众人所议论讥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