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政 李谔 鲍宏 高构 荣毗 陆知命 梁毗 柳彧 赵绰 杜整
　　裴政，字德表，河东闻喜人也。祖邃，父之礼，并《南史》有传。政幼聪明，博闻强记，达于从政，为当世所称。仕梁，以军功封为夷陵侯，给事黄门侍郎。及魏军围荆州，政在外见获，萧察谓政曰：“我，武皇帝之孙，不可为尔君乎？尔何烦殉身于七父。若从我计，则贵及子孙，不然，分腰领矣。”锁之，送至城下，使谓元帝曰：“王僧辩闻台城破，已自为帝。王琳孤弱，不能复来。”政许之。既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吾以间使被禽，当以碎身报国。监者击其口，终不易辞。察怒，命趣行戮。蔡大业谏曰：“此人之望也，杀之，则荆州不可下。因得释。会江陵平，与城中朝士俱送京师。周文闻其忠，援员外散骑侍郎，引入相府。命与卢辩依《周礼》建六官，并攒次朝仪，车服器用，多遵古礼，革汉、魏之法，事并施行。寻授刑部下大夫，转少司宪。政明习故事，又参定周律。能饮酒，至数斗不乱。簿案盈几，剖决如流，用法宽平，无有冤滥。囚徒犯极刑者，乃许其妻子入狱就之。至冬，将行决，皆曰：“裴大夫致我于死，死无所恨。”又善钟律，尝与长孙绍远论乐，事在《绍远传》。
　　隋开皇元年，为率更令，加上仪同三司。诏与苏威等修定律令。采魏、晋刑典，下至齐、梁，沿革轻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余人，凡疑滞不通，皆取决于政。进位散骑常侍，转左庶子。多所匡正，见称纯悫，东宫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右庶子刘荣，性甚专固。时武职交番，通事舍人赵元恺作辞见帐，未及成。太子再三催促，荣令元恺口奏，不须造帐。及奏，太子问：“名帐安在？”元恺云：“禀承刘荣，不听造帐。”太子即以诘荣，荣便拒讳，太子付政推问。未及奏状，阿附荣者先言于太子曰：“政欲陷荣，推事不实。”太子召责之，政曰：“凡推事有两，一察情，一据证，审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荣位高任重，纵实语元恺，盖是纤介之愆，计不须讳。又察元恺，受制于荣，岂敢以无端之言妄相点累。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恺引左卫率崔茜等证，茜款状悉与元恺符同。察情既敌，须以证定。臣谓荣语元恺非虚。”太子亦不罪荣，而称政平直。
　　政好面折人短，而退无后言。时云定兴数入侍太子，为奇服异器，进奉后宫，又缘女宠，来往无节。政数切谏，太子不纳。政谓定兴曰：“公所为不合礼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于太子非令名也。愿公自引退，不然将及祸。”定兴怒，以告太子，太子益疏政。由是出为襄州总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奉，散给僚吏。人犯罪者，阴悉知之，或竟岁不发，至再三犯，乃因都会时，于众中召出，亲案其罪，五人处死，流、徒者甚众。合境惶慑，令行禁止，称为神明，尔后不修囹圄，殆无诤讼。卒于官。著《承圣实录》十卷。及太子废，文帝追忆之曰：“向遣裴政、刘行本在，共匡弼之，犹应不令至此。”
　　子南金，位膳部郎，学涉有文藻，以轻财贵义称。
　　李谔，字士恢，赵郡人也。博学解属文。仕齐，为中书舍人，有口辩，每接对陈使。周平齐，拜天官都上士。谔见隋文帝有帝王志操，深自结纳。及帝为丞相，甚见亲待，访以得失。时兵革屡动，国用虚耗，谔上《重谷论》以讽焉。帝纳之。及受禅，历比部、考功二曹侍郎，赐爵南和伯。谔性公方，明时务。迁书侍御史。上谓群臣曰：“朕昔为大司马，每求外职，李谔陈十二策，苦劝不许，朕遂决意在内。今此事业，谔之力也。”赐物二千段。
　　谔见礼教凋弊，公卿薨亡，其爱妾侍婢，子孙辄嫁卖之，遂成风俗，乃上书曰：“臣闻追远慎终，人德归厚，三年无改，方称为孝。如闻大臣之内，有父祖亡没，日月未久，子孙无赖，引其妓妾，嫁卖取财，有一于此，实损风化。妾虽微贱，亲承衣履，服斩三年，古今通式。岂容遽褫衰绖，强傅铅华，泣辞灵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见者，犹致伤心，况乎人子，能堪斯忍！复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贵，平生交旧，情若弟兄。及其亡没，杳同行路，朝闻其死，夕规其妾，方便求娉，以得为限。无廉耻之心，弃友朋之义。且居家理务，可移于官，既不正私，何能赞务？”上览而嘉之。五品已上妻妾不得改醮，始于此也。
　　谔又以时文体尚轻薄，流宕忘反，上书曰：
　　臣闻古先哲王之化人也，必变其视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为训人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让，正俗调风，莫大于此。其有上书献赋，制诔镌铭，皆以褒德序贤，明勋证理。苟非惩劝，义不徒然。降及后代，风教渐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卯，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捐本逐末，流遍华壤，递相师祖，久而愈扇。
　　及大隋受命，圣道聿兴，屏黜浮词，遏止华伪。自非怀经抱持，志道依仁，不得引预搢绅，参厕缨冕。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推罪。自是公卿大臣感知正道，莫不钻仰坟素，弃绝华绮，择先王之令典，行大道于兹世。
　　如闻外州远县，仍踵弊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宗党称孝，乡曲归仁，学必典谟，交不苟合，则摈落私门，不加收齿；其学不稽古，逐俗随时，作轻薄之篇章，结朋党而求誉。则选充吏职，举送天朝。盖由县令、刺史，未行风教，犹挟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宪司，职当纠察。若闻风即劾，恐挂纲者多，请勒有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
　　谔又以当官者好自矜伐，复上奏具陈其弊。请加罪黜，以惩风轨。上以谔前后所奏颁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风，深革其弊。谔在职数年，务存大体，不尚严猛，由是无刚謇之誉，而潜有匡正之志。
　　邳公苏威以临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业污杂，非敦本之义。遂奏约遣归农。有愿依旧者，在所州县，录附市籍，仍撤毁旧店，并令远道，限以时日。时逢冬塞，莫敢陈诉。谔因别使，见其如此，以农工有业，各附所安，逆旅之与旗亭，自古非同一概，即附市籍，于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托，岂容一朝而废？徒为劳扰，于事非宜。遂专决之，并令依旧。使还诣阙，然后奏闻。文帝善之曰：“体国之臣，当如此矣。”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惠政，人夷悦服。卒官。
　　四子。世子大方袭爵，最有才器。大业初，判内史舍人。次大体、大钧，并位尚书郎。
　　鲍宏，字润身，东海郯人也。父机，以才学知名。仕梁，位书侍御史。宏七岁而孤，为兄泉之所爱育。年十二，能属文，尝和湘东王绎诗，绎嗟赏不已，引为中记室。累迁通直散骑侍郎。江陵平，归于周，明帝甚礼之，引为麟趾殿学士。累迁遂伯下大夫。与杜子晖聘陈，谋伐齐，陈遂出兵度江以侵齐。帝尝问宏取齐策，宏以为“先皇往日，出师洛阳，彼有其备，每不克捷。如臣计者，进兵汾、潞，直掩晋阳，出其不虞，以为上策。”帝从之。及定山东，除小御正，赐爵平遥县伯，加仪同。隋文帝作相，奉使山南。会王谦举兵于蜀，路次潼州，为谦将达奚惎所执，逼送成都，竟不屈节。谦败，驰传入京，文帝嘉之，赐以金带。及受禅，加开府，进爵为公。历利、邛二州刺史，秩满还京。时有尉义臣者，其父崇不从尉迟迥，从复与突厥战死。上嘉之，将赐姓金氏。访及群下，宏曰：“昔项伯不同项羽，汉高赐其姓刘氏，秦真父能死难，魏武赐姓曹氏。请赐以皇族。”帝曰：“善。”因赐义臣姓杨。后授均州刺史，以目疾免，卒于家。
　　初，周武帝敕宏修《皇室谱》一部，分为《帝绪》、《疏属》、《赐姓》三篇。有集十卷，行于世。
　　高构，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辩给过人，好读书，工吏事。仕齐，历兰陵、平原二郡太守。齐灭，周武帝以为许州司马。隋文帝受禅，累迁户部侍郎。时内史侍郎晋平东与兄子长茂争嫡，尚书省不以断，朝臣三议不决。构断而合理，上以为能，召入内殿，劳之曰：“我闻尚书郎上应列宿，观卿才识，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礼教之所重，我读卿判数遍，词理惬当，意所不能及也。”赐米百石。由是知名。
　　冯翊武乡女子焦氏既痖又聋，嫁之不售。尝樵菜于野，为人所犯而有孕，遂生一男。时年六岁，莫知其姓，于是申省。构判曰：“母不能言，穷究理绝。案《风俗通》，姓有九种，或氏于爵，或氏所居。此兒生在武乡，可以武为姓。”寻迁雍州司马，以明断见称。岁余，转吏部侍郎，号为称职。复徙雍州司马，坐事左转盩厔令，甚有能名。上善之，复拜雍州司马。仁寿初，又为吏部侍郎，以公事免。
　　炀帝立，召令复位。时为吏部者多以不称去职，唯构最有能名，前后典选之官，皆出其下，时人以构好剧谈，颇谓轻薄，然其内怀方雅，特为吏部尚书牛弘所重。后以老病解职，弘时典选，凡将有所擢用，辄遣人就第问其可不。河东薛道衡才高当世，每称构有清鉴，所为文笔，必先以草呈观构而后出之。构有所诋诃，道衡未尝不嗟伏。大业七年，终于家。所举荐杜如晦、房玄龄等，后皆自致公辅，论者称构有知人之鉴。
　　开皇中，昌黎豆卢实为黄门会郎，称为慎密。河东裴术为右丞，多所纠正。河内士燮、平原东方举、安定皇甫聿道，俱为刑部，并执法平允。京兆韦焜为户部郎，屡进谠言。南阳韩则为延州，甚有惠政。此等事行遗阙，皆有吏干，为当时所称。
　　荣毗，字子谌，北平无终人也。父权，魏兵部尚书。毗少刚鲠，有局量，涉猎群言。仕周，位内史下士。隋开皇中，累迁殿内局监。时以华阴多盗贼，妙选长史，杨素荐毗为华州长史，世号为能。素之田宅，多在华阴，左右放纵，毗以法绳之，无所宽贷。毗因朝集，素谓之曰：“素之举卿，适以自罚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举。”素笑曰：“前言戏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时晋王在扬州，每令人密觇京师消息，遣张衡于路次往往置马坊，以畜牧为辞，实给私人也。州县莫敢违，毗独遏绝其事。上闻而嘉之，赉绢百匹，转蒲州司马。
　　汉王谅之反也，河东豪杰以城应谅。刺史丘和觉变，遁归关中。长史渤海高义明谓毗曰：“河东国之东门，若失之，则为难不细。在中虽复匈匈，非悉反也。但收桀黠者十余人斩之，自当立定耳。”毗然之。义明驰马追和，将与协计。至城西门，为渤海所杀，毗亦被执。及谅平，拜书侍御史，帝谓曰：“今日之举，马坊之事也。无改汝心。”帝亦敬之。毗在朝侃然正色，为百僚所惮。后以母忧去职。岁余，起令视事。寻卒官。赠鸿胪少卿。
　　毗兄建绪，性甚亮直，兼有学业。仕周，为载师下大夫、仪同三司。及平齐之始，留镇鄴城，因著《齐纪》三十卷。建绪与文帝有旧，及为丞相，加位开府，拜息州刺史。将之官，时帝阴有禅代之计，因谓建绪曰：“且踌躇，当共取富贵耳。”建绪自以周之大夫，因义形于色曰：“明公此旨，非仆所闻。”帝不悦。建绪遂行。开皇初来朝，上谓之曰：“卿亦悔不？”建绪稽首曰：“臣位非徐广，情类杨彪。”上笑曰：“朕虽不解书语，亦知卿此言不逊也。”兼始、洪二州刺史，俱有能名。
　　陆知命，字仲通，吴郡富春人也。父敖，陈散骑常侍。知命性好学，通识大体，以贞介自持。仕陈，为太学博士、南狱正。及陈灭，归于家。会高智慧等作乱于江左，晋王广镇江都，以其三吴之望召令讽谕反者。以功拜仪同三司，赐以田宅，复用其弟恪为汧阳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上表陈让，朝廷许之。时见天下一统，知命诣朝堂上表，请使高丽以宣示皇风，使彼君臣面缚阙下。书奏，天子异之。岁余，授普宁镇将。人或言其正直者。由是待诏于御史台。炀帝嗣位，拜书侍御史，侃然正色，为百僚所惮。帝甚敬之。后坐事免。岁余，复职。时齐王暕颇骄纵，昵近小人，知命奏劾之，暕竟得罪，百僚震栗。辽东之役，为东暆道受降使者，卒于师。赠御史大夫。
　　梁毗，字景和，安定乌氏人也。祖越，魏泾、豫、洛三州刺史，郃阳县公。父茂，周沧、兗二州刺史。毗性刚謇，颇有学涉。仕周，累迁布宪下大夫。宣政中，封易阳县子，迁武藏大夫。隋文帝受禅，进爵为侯。开皇初，以鲠正，拜书侍御史，名为称职。转大兴令，迁雍州赞务。毗既出宪司，复典京邑，直道而行，无所回避，颇失权贵心，由是出为西宁州刺史，改封邯郸县侯。在州十一年。
　　先是，蛮夷酋长皆服金冠，以金多者为豪俊，由是递相陵辱，每寻干戈，边境略无宁岁。毗患之，后因诸酋长相率以金遗之，于是置金座侧，对之恸哭，谓曰：“此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灭。今将此来，欲杀我邪！”无所纳，悉以还之。于是蛮夷感悟，遂不相攻。文帝闻而善之，征为散骑常侍、大理卿。处法平允，时人称之。岁余，进位上开府。毗见左仆射杨素贵重擅权，百僚震慑，恐为国患，因上封事曰：“窃见左仆射越国公素，幸遇愈重，权势日隆，所私皆非忠谠，所进咸是亲戚，子弟布州，兼州连县。天下无事，容息奸图，四海稍虞，必为祸始。夫奸臣擅命，有渐而来。王莽资之于积年，桓玄基之于易世，而卒殄汉祀，终倾晋祚。陛下若以素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帝大怒，命有司禁止，亲自诘之。毗极言曰：“素既擅权宠，作威作福，将领之处，杀戮无道。又太子、蜀王罪废之日，百僚无不震悚，唯素扬眉奋肘，喜见容色，利国家有事以为身幸。”毗发言謇謇，有诚亮之节，帝无以屈也，乃释之。素自此恩宠渐衰。但素任寄隆重，多所折挫，当时朝士无不慑伏；有敢与相是非，辞气不挠者，独毗与柳彧及尚书左丞李纲而已。后上不复专委于素，盖由察毗之言。
　　炀帝即位，迁刑部尚书，并摄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和私役部兵，帝议免述罪，毗固争，因忤旨，遂令张衡代为大夫。毗忧愤卒。帝令吏部尚书牛弘吊之。
　　子敬真，位大理司直。时炀帝欲成光禄大夫鱼俱罗罪，令敬真案其狱，遂希旨陷之极刑。未几，敬真有疾，见俱罗为祟而死。
　　柳彧，字幼文，河东人也。世居襄阳。父仲礼，《南史》有传。仲礼，梁败见囚于周，复家河东。彧少好学，颇涉经史。周大冢宰宇文护引为中外府记室，久而出为宁州总管掾。武帝亲总万机，彧诣阙求试。帝异之，以为司武中士。转郑令。平齐之后，帝赏从官，留京者不预。彧上表曰：“今太平告始，信赏宜明，酬勋报劳，务先有本。屠城破邑，出自圣规，斩将搴旗，必由神略。若负戈擐甲，征扞劬劳。至于镇抚国家，宿卫为重。俱禀成算，非专己能，留从事同，功劳须等。”于是留守并加品级。
　　隋文帝受禅，历尚书虞部、屯田二侍郎。时制三品已上，门皆列戟。左仆射高颎子弘德封应国公，申牒请戟。彧判曰：“仆射之子更不异居，父之戟槊已列门外，尊有厌卑之义，子有避父之礼，岂容外门既设，内阁又施？”事竟不行。颎闻而叹伏。后迁书侍御史，当朝正色，甚为百僚敬惮。上嘉其婞直，谓曰：“大丈夫当立名于世，无容容而已。”赐钱十万，米百石。
　　时刺史多任武将，类不称职，彧上表曰：“伏见诏书以上柱国和干子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钟鸣漏尽。前在赵州，暗于职务，政由群小，贿赂公行。百姓吁嗟，歌谣满道，乃云：‘老禾不早杀，余种秽良田。’古人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干子弓马武用，是其所长；临人莅职，非其所解。如谓优老尚年，自可厚赐金帛，若令刺举，所损殊大。臣死而后已，敢不竭诚。”上善之，干子竟免。有应州刺史唐君明，居母丧，娶雍州长史厍狄士文之从父妹。彧劾之曰：“君明忽劬劳之痛，惑嬿尔之亲，冒此苴缞，命彼褕翟。不义不昵，《春秋》载其将亡：无礼无仪，诗人欲其遄死。士文赞务神州，名位通显，弃二姓之重匹，违六礼之轨仪。请禁锢终身，以惩风俗。”二家竟坐得罪。隋承丧乱之后，风俗颓坏，彧多所矫正，上甚嘉之。又见上勤于听受，百僚奏请多有烦碎，因上疏谏曰：“人君出令，诫在烦数。是以舜任五臣，尧咨四岳，设官分职，各有司存，垂拱无为，天下以乂。所谓劳于求贤，逸于任使。比见事无大小，咸关圣职。陛下留心政道，无惮疲劳，至乃营造细小之事，出给轻微之物，一日之内，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贫，分夜未寝，动以文簿，忧劳圣躬。伏愿思臣至言，少减烦务。”上览而嘉之。以其家，敕有司与之筑宅，因曰：“柳彧正直之士，国之龟宝也。”其见重如此。
　　右仆射杨素当途显贵，百僚慑惮，无敢忤者，尝以少谴，敕送南台。素恃贵，坐彧床。彧从外来，见素如此，于阶下端笏整容曰：“奉敕推公罪。”素遽下。彧据案坐，立素于庭前，辩诘事状。素由是衔之。彧时方为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
　　彧见近代以来，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戏，递相夸竞，至于糜费财力，上奏请禁绝之曰：“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伎，诡状异形。外内共观，曾不相避。竭赀破产，竞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非益于化，实损于人。请颁天下，并即禁断。”诏可其奏。
　　是岁，持节巡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长吏赃污不称职者二百余人，州县肃然，莫不震惧。上嘉之，赐绢布二百匹，氈三十领，拜仪同三司，岁余，加员外散骑常侍。仁寿初，持节巡省太原道十九州。及还，赐绢百五十匹。
　　彧尝得博陵李文博所撰《政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彧送之于秀，秀复赐彧奴婢十口。及秀得罪，杨素奏彧以内臣交通诸侯，除名，配戍怀远镇。行达高阳，有诏徵进。至晋阳，遇汉王谅作乱，遣使驰召彧入城。而谅反形已露，彧入城，度不得免，遂诈中恶不食，自称危笃。谅怒囚之。及谅败，杨素奏彧心怀两端，以候事变，迹虽不反，心实同逆。坐徙敦煌。素卒，乃自申理，有诏徵还。卒于道。
　　有子绍，为介休令。
　　赵绰，字士倬，河东人也。性质直刚毅。周初为天官府史，以恭谨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干见知，为内史中士。父艰去职，哀毁骨立，世称其孝。隋文帝为丞相，知其清正，引为录事参军。迁掌朝大夫，从行军总管是云晖击叛蛮，以功拜仪同。
　　文帝受禅，授大理丞。处法平允，考绩连最。历大理正、尚书都官侍郎，每有奏谳，正色侃然，渐见礼重。上以盗贼不禁，将重其法，绰进谏曰：“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纳之，因谓曰：“若更有闻见，宜数言之。”迁大理少卿。

译文

　　裴政字德表，河东闻喜人。祖父裴邃，父裴之礼，《南史》都有传。
　　裴政自幼聪明，见识广博，记忆力强，从事政治很通达，受到当时人们的称赞。仕于梁朝，因军功封为夷陵侯，任给事黄门侍郎。魏国军队围攻荆州，裴政在城外被俘，萧鮞对裴政说：“我是梁武帝的孙子，不能够作为你的君主吗？你何必要为七父殉葬呢？你若是听从我的计谋，就贵宠及于子孙。不然的话，就要身首异处了。”将裴政铐锁起来，送到荆州城下，让他对元帝说：“王僧辩听说台城被攻破，已经自立为帝。王琳孤单力弱，不能再来。”裴政答应下来。既到城下，裴政告诉城中的人说：“大队援兵就要来了。我因为秘密出使被他们俘虏，当粉身碎骨报效国家。”监督的人抽打他的嘴，裴政始终不改口。萧鮞恼怒，命人迅速把他杀掉。蔡大业谏阻说：“杀了他，正是这个人所希望的。如果杀掉他，荆州就不能攻下了。”裴政因而得到释放。适逢江陵被平定，裴政和城中的朝廷官员一同被押送京城。
　　周文帝闻知裴政忠贞，授予员外散骑侍郎之职，引领入丞相府。命裴政和卢辩根据《周礼》设置六官，一同撰拟朝仪，车马服饰，器物用具，大多遵循古代礼法，革除汉、魏之法，事情一并实行。不久，授刑部下大夫之职，转任少司宪。裴政熟悉史实，又参与制定周朝的刑律。善于饮酒，饮至数斗仍不醉。文簿卷宗堆满几案，析理裁决如流水般迅速，使用刑法宽大公平，没有冤狱和滥杀。因徒犯有死罪，裴政允许其妻子儿子入狱看望，到了冬天将要处决的时候，都说“：裴大夫裁定我死罪，我死了没有什么遗憾的。”裴政又擅长音乐，曾经和长孙绍远议论音乐，事在《绍远传》。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裴政任率更令，加授上仪同三司。诏令与苏威等人共同修订律令。采集魏、晋的刑典，下至齐、梁，沿用变革，刑法轻重，取其折衷。一同撰写的有十几人，凡有疑惑阻滞不通，皆由裴政决断。晋升为散骑常侍，转任左庶子。多有匡正，被称为纯正忠诚。东宫凡是有什么大事，都委托给裴政处置。右庶子刘荣，生性十分专断。当时武职轮流值班，通事舍人赵元恺制作值班名单，名单还没来得及作好。太子再三催促，刘荣让元恺口奏，不必制作名单。元恺上奏，太子问：“名单在哪里？”元恺回答说：“秉承刘荣的命令，不让制作名单。”太子随即诘问刘荣，刘荣便拒不认帐。太子将元恺交给裴政推问。裴政还未来得及上奏，阿谀依附刘荣的人先对太子说：“裴政想陷害刘荣，推问事情不实。”太子召裴政责问，裴政说：“凡是审理案件，必须有两点，一是观察情由，二是依据证据，观察其曲直，以确定是非。臣看刘荣位高任重，即使确实对元恺说了，大概也只是小小的过失，估计也不必否认。再看元恺，受刘荣控制，怎敢用无由头的言语妄自迁累刘荣呢？二人的情由，理由很相似。元恺引左卫率崔..等人作证，崔..的陈说和元恺所说的全部相符。观察情由既然相等，就必须根据证据来定。臣认为刘荣对元恺说的话不假。”太子也不怪罪刘荣，而称赞裴政公平正直。
　　裴政喜欢当面揭人短处，而退出后就不再说什么。当时，云定兴多次入东宫侍奉太子，把奇装异服和怪异的器物，进献给后宫，又因为女儿的恩宠，出入宫中，没有节制。裴政多次直言劝谏，太子不采纳。裴政对云定兴说“：公所作所为不合乎礼法。再者，元妃暴死，路人议论纷纷，这对太子不是好名声。但愿公自动引退，不然的话祸将及身。”云定兴大怒，把这些告诉了太子，太子更加疏远裴政。
　　裴政因此而被贬为襄州总管，妻子儿女没有随他到任，得到的俸禄，都散给了僚属。有人犯了罪，裴政私下里都知道，有的一年到头也不揭发出来，等到屡次犯罪，就借助集会的机会，当着众人把他们喊出来，亲自审理其罪行，有五个人被处死，流放和被罚处劳役的人很多。整个襄州因此惶恐惊惧，令行禁止，称赞裴政神明。自此之后，不修整监狱，几乎没有什么辩争诉讼。死于官任。著有《承贤实录》十卷。等到太子被废，文帝追忆裴政说：“如果让裴政和刘行本还在，共同匡正辅助太子，应该不让太子到这个地步。”
　　儿子裴南金，任膳部郎，学问所涉，多有文采，以轻财贵义受人赞誉。
　　李谔字士恢，赵郡人。学问广博，能写文章。仕于齐国，任中书舍人，能言善辩，常常接待应对陈国的使者。周国平定齐国，任天官都上士。李谔见隋文帝有帝王的志向操守，与之结交甚深。文帝为丞相时，待李谔十分亲近，向李谔询问得失。当时，天下屡有战乱，国家财物浪费很多，李谔上《重谷论》来讽谏。文帝采纳了李谔的建议。文帝受禅继位，李谔任比部、考功二曹侍郎，赐爵南和伯。李谔性格梗直方正，明达时务。升任书侍御史。文帝对群臣说“：朕当初任大司马时，常常请求在京城之外任职，李谔陈述十二条计策，苦苦劝阻，不许朕任外职，朕就决意留在朝中。如今这样的事业，全靠李谔的力量。”赐给李谔财物二千段。
　　李谔见礼教凋零破弊，公卿死亡之后，子孙就将其爱妾侍婢嫁出卖掉，形成了一种风俗。就上书说“：臣听说追慕远风，慎待其终，人们的德行归于淳厚，三年不要改变，才能称之为孝。如今听说大臣之中，有的父祖亡故之后，时间不久，子孙无赖，就将其姬妾，嫁卖出去换取钱财。有一人这样做，就实在有损于风俗教化。妾虽然卑贱，但因亲自承接父祖衣履，应服重孝三年，这是古今惯例。岂能容许立刻脱去孝服，强行傅施粉黛，泣辞于灵牌之前，送付到他人室中？凡是见到这种情况的人，尚且伤心，何况作为人子，岂能忍受这些！还有一些朝廷重臣，职位声望都很高贵，平生交友，情如兄弟。等其亡没之后，就远如路人，早上听说旧友死讯，晚上就规劝其妾，方便时就嫁出去，以得人求聘为限。没有廉耻之心，背弃朋友情义。而且居家处理事务，可以移于官场，既然不能纠匡私欲，怎么能够赞助政务？”文帝观览李谔的上书而嘉奖他。五品以上官员的妻妾不许改嫁，从此开始。
　　李谔又因当时文章崇尚轻薄，流宕忘返，上书说：
　　“臣听说古代聪明的帝王教化百姓，必定改变其听到和看到的东西，防止其嗜好和欲望，堵塞其邪恶放荡之心，指示一条淳厚平和的道路。五教六行，是训导百姓的根本；《诗》、《书》、《礼》、《易》，是进入道义的门径。故而能够家家孝顺慈爱，人人知道礼仪谦让，匡正民俗，调理风俗，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有上书献赋，制讠来镌铭的，都用来褒扬德行，述说贤哲，标明勋业，论证事理。只要不是责罚和奖励，就决不是徒劳无功。
　　“下及后代，风俗教化渐渐衰落。魏国的三祖，更加崇尚文词，忽略君主的大道理，喜好雕虫小技。下面的人跟从上面的人，就像影随形响应声一样，争相显示文采，于是就形成一种风俗。江左齐、梁，这种弊病更为厉害，不论贵贱贤愚，只是务求吟诗咏赋。于是又丢掉了理而保存了异端，追逐虚无微末，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超不出月亮露珠这些形象，积案盈箱，只是风和云之类的景物。世俗用这些比较高下，朝廷要根据这些选拔官员。功名利禄之路既然已经开通，爱好崇尚之情就更加笃实。于是，闾里老少，贵游子弟，还不知道天干地支，就先撰写五言诗。至于羲皇、舜、禹的典章，伊尹、傅说、周公、孔子的学说，就不再关心，何曾听得进去！把高傲放诞看作清高虚无，把抒发情感作为勋业功绩，指责儒者的品德操行是古朴笨拙的，借助词赋而成为人格高尚的人。所以，文章日见繁多，政治日益混乱，确实是因为放弃了大圣的楷模，造成了把无用的当作有用的局面。丢弃根本，追逐末节，遍布整个华夏境内，互相学习效法，时间越久就越加盛行。
　　“大隋承受天命，圣道始兴，罢黜浮艳的文词，遏止华丽的伪饰。不是胸藏经典，怀抱朴质，志存于道，心依于仁，就不能成为官员，侧身官吏之列。开皇四年(584)，颁诏于天下，公私文章翰墨，都应据实而录。这一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交付有司追究其罪。自此以后，公卿大臣都明白了正道，没有人不仰慕古代典籍，放弃华艳绮糜，选择古代帝王的好典章，行大道于当世。
　　“如今听说边远州县，依然继承那种凋敝的世风，选择官吏，举荐人才，不遵循法典规则。宗族同党称赞其孝顺，乡里归于仁爱，要学习就一定学习古代典籍，交往而不随随便便的人，就被摒斥在门外，不加录用；学习不依据古人，追逐世俗，随从时议，写轻薄浮艳的文章，结交朋党而追求名誉的人，就选拔为官吏，举荐到朝廷。大概是因为县令、刺史不推行风化教育，还夹杂私情，心里没有公道。臣既然忝居宪司，就应尽纠察之职。如果听到风声就弹劾，恐怕要有很多人触犯刑律。请求勒令有司，广泛加以搜求寻访，如有这样的人，就陈述情状送达宪台。”
　　李谔又因为做官的人喜好自高自大，再次上书陈说其弊端，请求加以纠罪贬黜，以惩戒风范。文帝把李谔前后的奏章颁布天下，四海之内都趋于风教，深刻地革除了弊端。李谔任职数年，务求存其大体，不崇尚威严刚猛，因此没有刚正的美誉，而是心存匡谬纠正的志向。
　　邳公苏威认为临近官道的店家，乃是求利之人，从事的行业卑污杂乱，不合乎重农的道理，于是就奏请减少，将店家遣归家乡务农。有人愿意依旧开店，就在他们所在的州县，附录于城市的户籍，仍然命令他们拆去原来的店铺，远离官道，限期办理。时逢寒冬，没有人敢于诉说。李谔因出使别的地方，见到他们这样，认为农民和工人各有其业，各自依附所安之业，行旅中的店铺和集市上的酒楼，自古以来就不一样，就是附属于城市户籍，在道理上也行不通。况且，临道店铺是行旅的依托，岂能容许一朝废除？拆除临道店铺，白白劳动扰乱百姓，不合于事理。就擅专裁决，令一切依旧。出使回京到了朝堂，然后才奏知文帝，文帝认为他处理得很好，说：“体察国家的大臣，应当这样。”
　　后来，李谔因为年纪大了，出京任通州刺史，甚有德政，人们都心悦诚服。卒于官任。
　　鲍宏字润身，东海剡人。父亲鲍机，因才能学问而知名。仕于梁朝，官至书侍御史。
　　鲍宏七岁时死了父亲，由兄长泉之爱护抚育。年满十二岁，就能作文章，曾经奉和湘东王萧绎诗，萧绎嗟叹赞赏不已，引荐为中记室。多次升迁至通直散骑常侍。江陵被平定，归顺周朝，周明帝待他很有礼仪，任命为麟趾殿学士。多次升迁至遂伯下大夫。和杜子晖出使陈国，谋划讨伐齐国。陈国就出兵渡江侵略齐国，周武帝曾经向鲍宏询问夺取齐国的策略，鲍宏认为：“先皇以往攻齐，从洛阳出兵，他们有防备，每次都不能取胜。按照臣的计谋，进兵汾、潞，直袭晋阳，出其不意，才是上策。”周武帝听从鲍宏的建议。等到齐国被平定，任命鲍宏为小御正，赐爵平遥县伯，加授仪同。
　　隋文帝为丞相时，鲍宏奉命出使山南。适逢王谦在蜀举兵反叛，鲍宏路经潼州，被王谦的部将达奚..抓获，强行送往成都，鲍宏终于不能屈服。王谦失败后，鲍宏被迅速传入京城。文帝嘉奖鲍宏宁死不屈，赐给他金带。文帝受禅即位，加授鲍宏为开府，晋封爵位为公。历任利、邛二州刺史，任满回京。当时有一个名叫尉义臣的人，其父尉迟崇不跟从尉迟迥造反，后来在与突厥军队作战中战死。文帝嘉奖他，准备赐给他姓刘金氏，向群臣询问。鲍宏说：“当初项伯不同于项羽，汉高祖赐其姓刘；秦贞的父亲能为国死难，魏武帝赐其姓曹。请求把皇族之姓赐予尉义臣。”文帝说“：好。”因此就赐义臣姓杨。
　　后来又授任为均州刺史，因生眼病免官。死于家中。
　　当初，周武帝敕令鲍宏修撰《皇室谱》一部，分作《帝绪》、《疏属》、《赐姓》三篇。有文集十卷行于世。
　　柳彧字幼文，河东解人。世代居于襄阳。父柳仲礼，《南史》中有传。梁国被战败后，柳仲礼被周国俘虏，又在河东安下家。
　　柳彧少年时喜爱学习，对经史多有涉猎。周大冢宰宇文护用为中外府记室，过了很久，出任宁州总管掾。周武帝亲自执政， 柳彧到朝中请求应试。武帝认为柳彧非同寻常，任命为司武中士。转任郑县令。平定齐国之后，武帝奖赏跟从征伐的官员，留守京城的人没有奖赏。 柳彧上表说：“如今刚刚得到太平，有功者必定要得赏赐，赏赐应该分明，酬谢勋绩，报答功劳，务必要有所本。攻破城池，出自陛下谋划，斩敌将拔敌旗，必定出自陛下的神略，就像披坚执锐，征伐辛劳一样。至于镇守安抚国家，在宫中守卫，担任警戒，也是重要的。都是秉承已定的计划，不只是自己的能力。留守京师和跟从征伐，事情是一样的，功劳必须相等。”于是留守京城的人都一同加官晋级。
　　隋文帝受禅继位， 柳彧历任尚书虞部、屯田二侍郎。按照当时的制度，三品以上的官员，门外皆竖有戟槊。左仆射高赹的儿子高弘德，封爵应国公，申行牒文，请求在门外竖立戟槊。 柳彧在申请文书上批道：“仆射之子没有另外居处，父亲的戟槊已竖立在门外，尊贵有超出卑贱的道理，儿子有回避父亲的礼仪，岂能容许门外已经设置，内房又设立呢？”此事终于没有实行。高赹听到后，赞叹佩服。后来升任书侍御史，立于朝堂，神色端正，百官十分敬重畏惧。文帝嘉奖其刚直，对他说：“大丈夫应当建立功名于世，不能与世沉浮。”赏赐给 柳彧钱十万，米一百石。
　　当时，刺史之职多由武将担任，很多人不称职，柳彧上表说：“伏见诏书任命上柱国和干子为杞州刺史，和干子年近八十，已是钟鸣漏尽之时。从前在赵州，对职务已是糊涂，政务由一群小人决断，贿赂公然盛行。百姓感慨，歌谣遍及道路，以至于说‘老禾不早杀，余种秽良田。’古人说：‘耕种应当问奴仆，纺织应该问婢女。’这说的是各有所能。干子擅长骑马射箭，冲锋陷阵；治理百姓，担当职务，则不是他所能明白的。如果说优待年老的人，自然可以多多赐给金银布帛；若令其做刺史，所损害的就特别大。臣死了也就罢了，岂敢不竭尽忠诚！”文帝认为 柳彧说得对，干子终于被免职。
　　应州刺史唐君明，居母丧期间，娶雍州长史库狄士文叔父的妹妹。柳彧弹劾他说“：唐君明忽视丧母的悲痛，惑于燕尔新婚的亲情，把丧母的孝服遮掩起来，穿上那种带有文采的祭服。没有亲义，《春秋》记载这样的人将要灭亡；没有礼义，诗人想要这样的人快些死。士文任职于国家，名高位显，背弃二姓的重要对比，违背六礼的法式规范。请将唐君明终身囚禁，以惩戒风俗。”二家竟然连坐获罪。隋朝承接丧乱之后，风俗颓废败坏， 柳彧多有矫正，文帝很赞赏他。
　　另，柳彧见文帝听政理事甚勤，文武百官奏请的事情多有繁琐零碎，因而上疏劝谏说：“君主发布命令，戒除繁琐。因此，舜把事情交付五臣，尧咨询四岳，设置官员，分担职务，各自都有自己的职责，尧、舜垂袖拱手无所作为，而天下平安。这就是所说的在求取贤才上辛劳，在任命使用上安逸。及见事无大小巨细，都请陛下裁处。陛下留心政务，不畏惧疲劳，至于建造房舍这样的小事，供给轻细微小之物，一日之内，应酬答对百官，以至于日已至晚忘记进食，夜至更深未能安寝，举动都是文书簿记，忧扰劳累陛下之本。伏愿陛下考虑臣的至诚之言，稍稍减少一些繁琐的事务。”文帝看了 柳彧的上书，甚为赞赏。因为柳彧家中贫困，文帝敕令有司给柳彧建筑宅院，说“：柳彧是正直之士，是国家的瑰宝。”柳彧受到的重视就像这样。
　　右仆射杨素当权，显赫尊贵，百官都很畏惧，没有人敢于不顺从。曾因小小的罪过，敕令送往南台。杨素自恃宠贵，坐在 柳彧的座位上。柳彧从外面进来，看见杨素这样，在台阶上端着手板正色道“：尊奉敕令追究公的罪过。”杨素急忙下来。柳彧依桌案坐下，让杨素站在大厅堂前，辩白诘问事情的来龙去脉。杨素因此忌恨 柳彧。但因柳彧此时正得文帝的信任，所以杨素没有中伤柳彧。柳彧见近代以来，通都大邑的百姓每逢正月十五日，就作角抵戏，互相争竞夸耀，以至于浪费很多财力，上书请求禁绝角抵戏说“：私下见到京城和京城之外的州县，每逢正月十五日夜，人群充塞街道，鼓声震天，火炬照彻大地，人人头戴兽形面具，男子身穿女人之服，倡优耍弄杂技，奇形怪状。男男女女都来观看，互相不曾回避。竭尽资财，破费财产，都在此时一争高低。人们倾室而出，不论高低贵贱，男女互相混杂，黑白不分。污秽的行为因此而生，盗贼由此而起。不仅无益于教化，而且实在有损于百姓。请求颁诏天下，一并立即禁止。”诏令准许 柳彧的上奏。
　　这一年，柳彧持符节出巡河北五十二州，奏请罢免贪赃枉法和不称职的长官二百多人，州县整肃，无不震惊畏惧。文帝嘉奖 柳彧，赐给绢布二百匹，毛毡三十领，授予仪同三司。过了一年多，加授员外郎散骑常侍。仁寿初年，持节巡视太原道十九州。回京后，又赐绢一百五十匹。
　　柳彧曾经得到博陵李文博撰写的《政道集》十卷。蜀王杨秀派人来索求，柳彧把书送给杨秀，杨秀又赐给柳彧十名奴仆和婢女。等到杨秀得罪，杨素上奏，说 柳彧以朝廷大臣交结诸侯王，将柳彧除去名籍，发配到怀远镇戍边。行至高阳，有诏令征回京师。回至晋阳，适逢汉王杨谅作乱，派遣使者召 柳彧入城。杨谅造反的形势已经明显，柳彧入城后，估计难以幸免，就假装患了恶疾不能进食，自称已是十分危险。杨谅恼怒，把 柳彧囚禁起来。杨谅失败后，杨素奏柳彧怀有二心，等待事情发生变化，表面虽没有造反，心里实际上已和叛逆者相同。柳彧又坐罪发配到敦煌。杨素死后， 柳彧就自己上书申辩，诏令征还京师。死于途中。
　　赵绰字士倬，河东人。生性质朴正直，刚强果决。周朝初年任天官府史，因为恭谦谨慎，做事勤恳，擢升为夏官府下士。稍后，又因精明干练为人所知，任内史中士。因父丧辞官，悲哀过度损坏了身体，世人都称赞他孝顺。隋文帝为丞相时，知道赵绰清廉正直，用为录事参军。升任掌朝大夫，跟随行军总管是云晖打击叛乱的蛮族，因功授予仪同之职。
　　文帝受禅继位，授赵绰大理丞之职。赵绰执法公平允当，考绩接连都是最好的。历任大理正、尚书都官侍郎，每次奏闻案件，神色端庄，渐渐地受到重视。文帝因盗贼不能禁绝，准备加重刑法，赵绰进谏说“：法律是天下最可信任的，怎么能够失去呢？”文帝高兴地采纳了赵绰的建议，因而对赵绰说：“如果再听到见到什么，应该多多进言。”升任赵绰为大理少卿。
　　萧摩诃原是陈国的将领，他的儿子萧世略在江南叛乱，摩诃依律应该连坐。文帝说“：萧世略年龄还不到二十岁，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事！因为他是名将的儿子，被人逼迫才这样做罢了。”因而赦免了摩诃。赵绰坚决谏阻，认为不可赦免。文帝不能让赵绰屈从，就想等赵绰退朝后赦免摩诃，因而命令赵退朝就餐。赵绰说“：臣上奏的案件没有裁决，不敢退朝。”文帝说“：大理就为朕特别释放摩诃吧！”因而命身边的人将摩诃释放。
　　刑部侍郎辛..曾经穿粉红色的裤子，俗话说是吉利之官，文帝认为是妖邪，准备将辛..斩首。赵绰说：“根据法律，辛..不应有死罪，臣不敢遵命。”文帝非常愤怒，对赵绰说：“你怜惜辛..，就不怜惜自己吗？”命令左仆射高赹将赵绰斩首。赵绰说：“陛下宁可杀了臣，也不可杀辛..。”到了朝堂，赵绰解衣赴死，文帝派人问赵绰说“：究竟怎么样？”赵绰回答说“：一心执行法律，不敢顾惜死亡。”文帝生气地进去了，很久才把赵绰释放。次日，文帝向赵绰道歉，慰劳勉励赵绰，赐给他物品三百段。
　　当时，禁止质料薄劣的私人铸造的钱在市面流通，有两个人在集市上用这种劣质的钱换好钱，武候把他们抓起来奏知文帝，文帝令将二人都杀了。赵绰谏阻说“：这两个人论罪应该杖击，杀了他们不合法律。”文帝说“：不关你的事。”赵绰说“：陛下不因为臣愚昧，把臣放在法司的位置，想要随便杀人，怎能不关臣之事？”文帝说：“摇撼大事摇撼不动，应该退下。”赵绰回答说：“臣希望感动天心，何论摇撼大树！”文帝又说：“喝羹的话，热了就放下。天子的威势，想要挫动吗？”赵绰拜礼而又向前，文帝斥责他也不肯后退。文帝于是就到内室去了。书侍御史柳..又上书奏请，直言切谏，文帝才作罢。文帝认为赵绰有忠诚正直之心，常常引入内室，有时遇见文帝和皇后同榻，文帝就招呼赵绰坐下，议论得失。前后赏赐的财物以万数计。后来，晋位开府，追赠其父为蔡州刺史。
　　当时，河东薛胄任大理卿，和赵绰都以公平宽恕闻名，然而，薛胄裁断刑狱根据情理，而赵绰则是遵守法律，都认为他很称职。文帝经常对赵绰说：“对于卿，朕没有什么好爱惜的，只是卿的骨相当不得富贵。”仁寿中，赵绰死于官任，文帝为赵绰之死痛哭流涕，派遣宫中使者前往吊唁祭奠，鸿胪监护丧事。二个儿子，名赵元方、赵元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