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那天的上午，市长罗同同志在办公楼大门口叫住了我，要我和他一起去五月花烈士公墓。我刚分到这里不久，“五月花”这个很美的名字吸引了我。

“叫车吗？”我问市长。

“不用。”他说。

“骑车去？”

“步行吧”。

我们沿着一条明净的小河的河岸向东走去。天气很好，清明节，被大自然的巨手镶嵌在嫩绿和鹅黄的色彩中。我们走得不快。我很兴奋，市长同志却显得十分平静。

“我戴红领巾那阵子，每逢清明，都要去扫墓的。”我说。

“是。以前……这是一个传统。”市长说。

“现在，好像……”我看见市长面部难以察觉地抽动一下，突然把话截住了。

“好像什么？”他转过头来问我。

“好像去的人不多了……”我声音很低地回答。

“会多起来的。”我们不再说话。

“您怎么突然要去公墓呢？”我抵不住沉默，又问道。

“突然？噢，我是突然想去、看看……”

我感到自己问得荒唐，有点不安了。市长投来一束并不介意的目光。我给自己鼓了些勇气，决定再对他提出几个我琢磨过多次的问题。

“罗市长——”

“嗯。”

“您为什么还不搬进市府的首长楼里去？”

“我拿不起房租。”他笑笑，说。

他不愿告诉我，我心里想。我接问道：

“听说您在省里当过副部长？”

“嗯。”

“那您为啥要求来这个边远小城当市长？”

“这里空气好。”

没法再问！但我不死心：

“您的独生女下乡时嫁在农村了，是吗？”

“嗯。”

“怎么不安排在城里照顾您呢？”

“我专门留她在乡下给我种菜呢——我这人很自私的”

我不再问什么了。

五月花烈士公墓到了。

墓地被松柏树守护着。地上萌生了茸茸的草芽儿。墓地中心有一块青石巨碑。我们朝那里走去。

石碑上赫然地刻着“黑流河战斗殉难烈士纪念碑”一行字。下面刻满了烈士的姓名。我一个个看下去。忽然，一个名字跳进我的眼睛——“罗同”！我被震动了，回过头看着表情肃穆的罗市长，充满敬重地问：

“和您重名？”

“不，就是我。”

“我不明白……”

“三十七年前我们在这里打过一次恶仗。当时我是副营长，我带领的一百六十七名同志在突围中全部牺牲了，当然，也包括我……后来，我苏醒了，是被大雨浇醒的。我发现自己还活着，只是肚子被炮弹皮炸开了。我拼命往前爬，老乡的担架把我救了。在兄弟部队医院里我活了下来，可是我所在部队的同志们却以为我牺牲了……解放后，在这里建立纪念碑，把我的名字和死去的同志们刻在一起了。你来看——”市长指着石碑告诉我，“这个刘二牛，他是个大个子机枪手，忒勇敢，我们都叫他‘牛歪把子’；这个鲁新刚是个通讯员，好机灵的一个小鬼头，才十七岁；这个马光是个排长，读得一肚子好诗文……，，

我眼里涌满了泪水。

市长又说话了：“解放后，我和一位诗人一起来这里瞻仰公墓，正是五月，满地开着黄的、红的蒲公英和别的什那么花，那诗人便说把公墓叫做‘五月花烈士公墓’吧。就是那天，我才看到碑上有我的名字。我痛哭了一场。能和自己那些死去的战友们在一起我真幸福……”市长声音有点哽咽。我感到血在胸膛里激荡。

过了几分钟，市长问我：

“你说，一个死去的人会不会提出这样或那样的种种要求？”

“不会。”我小心地回答道。

“会不会要好车坐，好房子住，要当大官，要利用权力搞特殊？”

“不会。”

“是的，不会的。我就是这样一个死人——和我的那些战友一样——死了三十多年了。现在你看到的我，只不过是死去的我和我死去的战友们派出来为人民做事的仆人——是一个灵魂——你懂吗？”市长问。

“懂了！”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