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云翼 赵秉文 韩玉 冯璧 李献甫 雷渊 程震
　　杨云翼，字之美，其先赞皇檀山人，六代祖忠，客平定之乐平县，遂家焉。曾祖青、祖郁、考恒，皆赠官于朝。云翼天资颖悟，初学语辄画地作字，日诵数千言。登明昌五年进士第一，词赋亦中乙科，特授承务郎、应奉翰林文字。承安四年，出为陕西东路兵马都总管判官。泰和元年，召为太学博士，迁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七年，签上京、东京等路按察司事，因召见，章宗咨以当世之务，称旨。大安元年，翰林承旨张行简荐其材，且精术数，召授提点司天台，兼翰林修撰，俄兼礼部郎中。崇庆元年，以病归。贞祐二年，有司上官簿，宣宗阅之，记其姓名，起授前职，兼吏部郎中。三年，转礼部侍郎，兼提点司天台。
　　四年，大元及西夏兵入鄜延，潼关失守，朝议以兵部尚书蒲察阿里不孙为副元帅以御之。云翼言其人言浮于实，必误大事。不听，后果败。兴定元年六月，迁翰林侍讲学士，兼修国史，知集贤院事，兼前职，诏曰：“官制入三品者例外除，以卿遇事敢言，议论忠谠，故特留之。”时右丞相高琪当国，人有请榷油者，高琪主之甚力，诏集百官议，户部尚书高夔等二十六人同声曰：“可。”云翼独与赵秉文、时戩等数人以为不可，议遂格。高琪后以事谴之，云翼不恤也。二年，拜礼部尚书，兼职如故。三年，筑京师子城，役兵民数万，夏秋之交病者相籍，云翼提举医药，躬自调护，多所全济。四年，改吏部尚书。凡军兴以来，入粟补官及以战功迁授者，事定之后，有司苛为程式，或小有不合辄罢去，云翼奏曰：“赏罚国之大信，此辈宜从宽录，以劝将来。”
　　是年九月，上召云翼及户部尚书夔、翰林学士秉文于内殿，皆赐坐，问以讲和之策，或以力战为言，上俯首不乐，云翼徐以《孟子》事大、事小之说解之，且曰：“今日奚计哉，使生灵息肩，则社稷之福也。”上色乃和。
　　十一月，改御史中丞。宗室承立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事于京兆，大臣言其不法，诏云翼就鞫之，狱成，廷奏曰：“承立所坐皆细事，不足问。向大兵掠平凉以西，数州皆破，承立坐拥强兵，瞻望不进。鄜延帅臣完颜合达以孤城当兵冲，屡立战绩。其功如此，而承立之罪如彼，愿陛下明其功罪以诛赏之，则天下知所劝惩矣。自余小失，何足追咎。”承立由是免官，合达遂掌机务。
　　哀宗即位，首命云翼摄太常卿，寻拜翰林学士。正大二年二月，复为礼部尚书，兼侍读。诏集百官议省费，云翼曰：“省费事小，户部司农足以办之。枢密专制军政，蔑视尚书。尚书出政之地，政无大小，皆当总领。今军旅大事，社稷系焉，宰相乃不得预闻，欲使利病两不相蔽得乎。”上嘉纳之。
　　明年，设益政院，云翼为选首，每召见赐坐而不名。时讲《尚书》，云翼为言帝王之学不必如经生分章析句，但知为国大纲足矣。因举“任贤”“去邪”、“与治同道”“与乱同事”、“有言逆于汝心”“有言逊于汝志”等数条，一皆本于正心诚意，敷绎详明。上听忘倦。寻进《龟鉴万年录》、《圣学》、《圣孝》之类凡二十篇。
　　当时朝士，廷议之际多不尽言，顾望依违，浸以成俗。一日，经筵毕，因言：“人臣有事君之礼，有事君之义。礼，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罚，入君门则趋，见君之几杖则起，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受命不宿于家，是皆事君之礼，人臣所当尽者也。然国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一陈之，则向所谓礼者特虚器耳。君曰可，而有否者献其否；君曰否，而有可者献其可。言有不从，虽引裾、折槛、断鞅、轫轮有不恤焉者。当是时也，姑徇事君之虚礼，而不知事君之大义，国家何赖焉。”上变色曰：“非卿，朕不闻此言。”云翼尝患风痹，至是稍愈，上亲问愈之之方，对曰：“但治心耳。心和则邪气不干，治国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则朝廷百官莫不一于正矣。”上矍然，知其为医谏也。
　　夏人既通好，遣其徽猷阁学士李弁来议互市，往返不能决，朝廷以云翼往议乃定。五年卒，年五十有九，谥文献。
　　云翼天性雅重，自律甚严，其待人则宽，与人交分一定，死生祸福不少变。其于国家之事，知无不言。贞祐中，主兵者不能外御而欲取偿于宋，故频岁南伐。有言之者，不谓之与宋为地，则疑与之有谋。至于宰执，他事无不言者，独南伐则一语不敢及。云翼乃建言曰：“国家之虑，不在于未得淮南之前，而在城既得淮南之后。盖淮南平则江之北尽为战地，进而争利于舟楫之间，恐劲弓良马有不得骋者矣。彼若扼江为屯，潜师于淮以断饷道，或决水以潴淮南之地，则我军何以善其后乎。”及时全倡议南伐，宣宗以问朝臣，云翼曰：“朝臣率皆谀辞，天下有治有乱，国势有弱有强，今但言治而不言乱，言强而不言弱，言胜而不言负，此议论所以偏也。臣请两言之。夫将有事于宋者，非贪其土地也，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缀之，则我三面受敌矣，故欲我师乘势先动，以阻其进。借使宋人失淮，且不敢来，此战胜之利也。就如所料，其利犹未可必然。彼江之南其地尚广，虽无淮南岂不能集数万之众，伺我有警而出师耶。战而胜且如此，如不胜害将若何。且我以骑当彼之步，理宜万全，臣犹恐其有不敢恃者。盖今之事势与泰和不同。泰和以冬征，今我以夏往，此天时之不同也。冬则水涸而陆多，夏则水潦而涂淖，此地利之不同也。泰和举天下全力，驱飐军以为前锋，今能之乎？此人事之不同也。议者徒见泰和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难。请以夏人观之，向日弓箭手之在西边者，一遇敌则搏而战、袒而射，彼已奔北之不暇，今乃陷吾城而虏守臣，败吾军而禽主将。曩则畏我如彼，今则侮我如此。夫以夏人既非前日，奈何以宋人独如前日哉。愿陛下思其胜之之利，又思败之之害，无悦甘言，无贻后悔。”章奏不报。时全果大败于淮上，一军全没。宣宗责诸将曰：“当使我何面目见杨云翼耶？”
　　河朔民十有一人为游骑所迫，泅河而南，有司论罪当死，云翼曰：“法所重私渡者，防奸伪也。今平民为兵所迫，奔入于河，为逭死之计耳。今使不死于敌而死于法，后惟从敌而已。”宣宗悟，尽释之。哀宗以河南旱，诏遣官理冤狱，而不及陕西，云翼言：“天地人通为一体，今人一支受病则四体为之不宁，岂可专治受病之处而置其余哉。”朝廷是之。
　　司天有以《太乙新历》上进者，尚书省檄云翼参订，摘其不合者二十余条，历家称焉。所著文集若干卷，校《大金礼仪》若干卷，《续通鉴》若干卷，《周礼辨》一篇，《左氏》、《庄》、《列赋》各一篇，《五星聚井辨》一篇，《县象赋》一篇，《勾股机要》、《象数杂说》等著藏于家。
　　赵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阳人也。幼颖悟，读书若夙习。登大定二十五年进士第，调安塞簿，以课最迁邯郸令，再迁唐山。丁父忧，用荐者起复南京路转运司都勾判官。明昌六年，入为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上书论宰相胥持国当罢，宗室守贞可大用。章宗召问，言颇差异，于是命知大兴府事内族膏等鞫之。秉文初不肯言，诘其仆，历数交游者，秉文乃曰：“初欲上言，尝与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郑赞道、高坦等私议。”庭筠等皆下狱，决罚有差。有司论秉文上书狂妄，法当追解，上不欲以言罪人，遂特免焉。当时为之语曰：“古有朱云，今有秉文，朱云攀槛，秉文攀人。”士大夫莫不耻之。坐是久废，后起为同知岢岚军州事，转北京路转运司支度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阴晦连日，宰相张万公入对，上顾谓万公曰：“卿言天日晦冥，亦犹人君用人邪正不分，极有理。若赵秉文曩以言事降授，闻其人有才藻，工书翰，又且敢言，朕非弃不用，以北边军事方兴，姑试之耳。”泰和二年，召为户部主事，迁翰林修撰。十月，出为宁边州刺史。三年，改平定州。前政苛于用刑，每闻赦将至，先掊贼死乃拜赦，而盗愈繁。秉文为政，一从宽简，旬月盗悉屏迹。岁饥，出禄粟倡豪民以赈，全活者甚众。
　　大安初，北兵南向，召秉文与待制赵资道论备边策，秉文言：“今我军聚于宣德，城小，列营其外，涉暑雨，器械弛败，人且病，俟秋敌至将不利矣。可遣临潢一军捣其虚，则山西之围可解，兵法所谓‘出其不意、攻其必救’者也。”卫王不能用，其秋宣德果以败闻。寻为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转翰林直学士。
　　贞祐初，建言时事可行者三：一迁都，二导河，三封建。朝廷略施行之。明年，上书愿为国家守残破一州，以宣布朝廷恤民之意，且曰：“陛下勿谓书生不知兵，颜真卿、张巡、许远辈以身许国，亦书生也。”又曰：“使臣死而有益于国，犹胜坐糜廪禄为无用之人。”上曰：“秉文志固可尚，然方今翰苑尤难其人，卿宿儒，当在左右。”不许。四年，拜翰林侍讲学士，言：“宝券滞塞，盖朝廷初议更张，市肆已妄传其不用，因之抑遏，渐至废绝。臣愚以为宜立回易务，令近上职官通市道者掌之，给以银钞粟麦缣帛之类，权其低昂而出纳。”诏有司议行之。
　　兴定元年，转侍读学士。拜礼部尚书，兼侍读学士，同修国史，知集贤院事。又明年，知贡举，坐取进士卢亚重用韵，削两阶，因请致仕。金自泰和、大安以来，科举之文其弊益甚。盖有司惟守格法，所取之文卑陋陈腐，苟合程度而已，稍涉奇峭，即遭绌落，于是文风大衰。贞祐初，秉文为省试，得李献能赋，虽格律稍疏而词藻颇丽，擢为第一。举人遂大喧噪，诉於台省，以为赵公大坏文格，且作诗谤之，久之方息。俄而献能复中宏词，入翰林，而秉文竟以是得罪。
　　五年，复为礼部尚书，入谢，上曰：“卿春秋高，以文章故须复用卿。”秉文以身受厚恩，无以自效，愿开忠言、广圣虑，每进见从容为上言，人主当俭勤、慎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上嘉纳焉。哀宗即位，再乞致仕，不许。改翰林学士，同修国史，兼益政院说书官。以上嗣德在初，当日亲经史以自裨益，进《无逸直解》、《贞观政要》、《申鉴》各一通。
　　正大九年正月，汴京戒严，上命秉文为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秉文指事陈义，辞情俱尽。及兵退，大臣欲称贺，且命为表，秉文曰：“《春秋》‘新宫火，三日哭’。今园陵如此，酌之以礼，当慰不当贺。”遂已。时年已老，日以时事为忧，虽食息顷不能忘。每闻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则拜章，小则为当路者言，殷勤郑重，不能自已。三月，草《开兴改元诏》，闾巷间皆能传诵，洛阳人拜诏毕，举城痛哭，其感人如此。是年五月壬辰，卒，年七十四，积官至资善大夫、上护军、天水郡侯。
　　正大间，同杨云翼作《龟鉴万年录》上之。又因进讲，与云翼共集自古治术，号《君臣政要》为一编以进焉。秉文自幼至老未尝一日废书，著《易丛说》十卷，《中庸说》一卷，《扬子发微》一卷，《太玄笺赞》六卷，《文中子类说》一卷，《南华略释》一卷，《列子补注》一卷，删集《论语》、《孟子解》各一十卷，《资暇录》一十五卷，所著文章号《滏水集》者三十卷。
　　秉文之文长于辨析，极所欲言而止，不以绳墨自拘。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古诗则沉郁顿挫。字画则草书尤遒劲。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人问秉文及王庭筠起居状，其为四方所重如此。
　　为人至诚乐易，与人交不立崖岸，未尝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养如寒士。杨云翼尝与秉文代掌文柄，时人号“杨赵”。然晚年颇以禅语自污，人亦以为秉文之恨云。
　　赞曰：杨云翼、赵秉文，金士巨擘，其文墨论议以及政事皆有足传。云翼谏伐宋一疏，宣宗虽不见听，此心何愧景略。庭筠之累，秉文所为，兹事大愧高允。
　　韩玉，字温甫，其先相人，曾祖锡仕金，以济南尹致仕。玉明昌五年经义、辞赋两科进士，入翰林为应奉。应制一日百篇，文不加点。又作《元勋传》，称旨，章宗叹曰：“勋臣何幸，得此家作传耶！”泰和中，建言开通州潞水漕渠，船运至都。升两阶，授同知陕西东路转运使事。
　　大安三年，都城受围。夏人连陷邠、泾，陕西安抚司檄玉以凤翔总管判官为都统府募军，旬日得万人，与夏人战，败之，获牛马千余。时夏兵五万方围平凉，又战于北原，夏人疑大军至，是夜解去。当路者忌其功，驿奏玉与夏寇有谋，朝廷疑之，使使者授玉河平军节度副使，且觇其军。先是，华州李公直以都城隔绝，谋举兵入援，而玉恃其军为可用，亦欲为勤王之举，乃传檄州郡云：“事推其本，祸有所基，始自贼臣贪容奸赂，继缘二帅贪固威权。”又云：“裹粮坐费，尽膏血于生民。弃甲复来，竭资储于国计。要权力而望形势，连岁月而守妻孥。”又云：“人谁无死，有臣子之当然。事至于今，忍君亲之弗顾。而谓百年身后，虚名一听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颜以居人世。”公直一军行有日矣，将有违约、国朝人有不从者，辄以军法从事。京兆统军便谓公直据华州反，遣都统杨珪袭取之，遂置极刑。公直曾为书约玉，玉不预知，其书乃为安抚所得。及使者觇玉军，且疑预公直之谋，即实其罪。玉道出华州，被囚，死于郡学。临终书二诗壁间，士论冤之。
　　子不疑，字居之。以父死非罪，誓不禄仕。藏其父临终时手书云：“此去冥路，吾心皓然，刚直之气，必不下沉。儿可无虑。世乱时艰，努力自护，幽明虽异，宁不见尔。”读者恻然。
　　冯璧，字叔献，真定县人。幼颖悟不凡，弱冠补太学生。承安二年经义进士，制策复优等，调莒州军事判官，宰相奏留校秘书。未几，调辽滨主簿。县有和籴粟未给价者余十万斛，散贮民居，以富人掌之，有腐败则责偿于民，民殊苦之。璧白漕司，即日罢之，民大悦。
　　泰和四年，调鄜州录事。明年，伐蜀，行部檄充军前检察，帅府以书檄委之。章宗欲招降吴曦，诏先以文告晓之，然后用兵。蜀人守散关不下，金兵杀获甚众，璧言：“彼军拒守而并祸其民，无乃与诏旨相戾乎？”主帅憾之，以璧招两当溃卒，璧即日率风州已降官属淡刚、李果偕行。道逢军士所得子女金帛牛马皆夺付刚，使归其家，军士则以违制决遣之。比到两当，军民三万余众鼓舞迎劳，璧以朝旨慰遣之。及还，主帅嘉其能，奏迁一官。五年，自东阿丞召补尚书省令史，用宗室承晖荐授应奉翰林文字，兼韩王府记室参军。俄转太学博士。至宁初，忽沙虎弑逆，遂去官。
　　宣宗南迁，璧时避兵东方，由单父渡河诣汴梁，时相奏复前职。贞祐三年，迁翰林修撰。时山东、河朔军六十余万口，仰给县官，率不逞辈窜名其间。诏璧摄监察御史，汰逐之。总领撒合问冒券四百余口，劾案以闻，诏杖杀之，故所至争自首，减几及于半。复进一官。初，监察御史本温被命汰宗室从坦军于孟州，军士欲谋变，本温惧不知所为。寻有旨，北军沈思忠以下四将屯卫州，余众果叛入太行。于是，密院奏以璧代本温竟其事。璧驰至卫，召四将喻以上意。思忠等挟叛者请还奏之，璧责以大义，将士惭服，不日就汰者三千人。
　　六月，改大理丞，与台官行关中，劾奏奸脏之尤者商州防御使宗室重福等十数人，自是权贵侧目。
　　兴定四年，以宋人拒使者于淮上，遣兵南伐，诏京东总帅纥石烈牙吾塔攻盱眙，牙吾塔不从命，乃率精骑由滁州略宣化，纵兵大掠。故兵所至原野萧条，绝无所资，宋人坚壁不战，乃无功而归。行省奏牙吾塔故违节制，诏璧佩金符鞫之。璧驰入牙吾塔军，夺其金符，易以他帅摄。牙吾塔入狱，兵士哗噪，以吾帅无罪为言，璧怒责牙吾塔曰：“元帅欲以兵抗制使耶？待罪之礼恐不如此，使者还奏，狱能竟乎。”牙吾塔伏地请死，璧曰：“兵法，进退自专，有失机会以致覆败者斩。”即拟以闻，时议壮之。
　　十月，改礼部员外郎，权右司谏、治书侍御史。诏问时务所当先者，璧上六事，大略言减冗食，备选锋，缓疑似以慎刑，择公廉以检吏，屯戍革朘削之弊，权贵严请托之科。又条自治之策四，谓别贤佞，信赏罚，听览以通下情，贬损以谨天戒。诏以东方饥馑，盗贼并起，以御史中丞完颜伯嘉为宣慰使，监察御史道远从行。道远发永城令簿奸赃，伯嘉与令有违，付令有司，释簿不问，燕语之际，又许参佐克忠等台职。璧皆劾之，伯嘉竟得罪去。
　　初，谍者告归德行枢密院言，河朔叛军有窃谋南渡者，行院事胡土门、都水监使毛花辇易其人，不为备。一日，红衲数百联筏南渡，残下邑而去。命璧鞫之。璧以二将托疾营私，闻寇弛备，且来不战、去不追，在法皆当斩。或以为言：“二将皆宠臣，而都水者赀累巨万，若求援禁近，必从轻典。君徒结怨权贵，果何益耶？”璧叹曰：“睢阳行阙，东藩重兵所宿，门廷之寇且不能御，有大于此者，复何望乎！”即具所拟闻。
　　四年，迁刑部郎中。关中旱，诏璧与吏部侍郎畏忻审理冤狱。时河中帅阿虎带及僚属十数人皆以弃城罪当死，系同州狱待报。同州官僚承望风旨，问璧何以处之，璧曰：“河中今日重地，朝议拟为驻跸之所，若失此则河南、陕西有唇亡之忧。以彼宗室勋贵故使镇之，平居无事竭民膏血为浚筑计，一旦有警乃遽焚荡而去，此而不诛，三尺法无用矣。”竟以无冤上之。
　　冬十月，出为归德治中。未几，改同知保静军节度使。又改同知集庆军节度使，到官即上章乞骸骨，进一官致仕。正大九年，河南破，北归，又数年卒，年七十有九。
　　李献甫，字钦用，献能从弟也。博通书传，尤精《左氏》及地理学。为人有干局，心所到则绝人远甚，故时人称其精神满腹。兴定五年登进士第，历咸阳簿，辟行台令史。正大初，夏使来请和，朝廷以翰林待制冯延登往议，时献甫为书表官，从行。夏使有口辩，延登不能折，往复数日不定，至以岁币为言，献甫不能平，从旁进曰：“夏国与我和好百年，今虽易君臣之名为兄弟之国，使兄输币，宁有据耶？”使者曰：“兄弟且不论。宋岁输吾国币二十五万疋，典故具在，君独不知耶？金朝必欲修旧好，非此例不可。”献甫作色曰：“使者尚忍言耶？宋以岁币饵君家而赐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国君臣无一悟者，诚谓使者当以为讳，乃今公言之。使者果能主此议，以从赐姓之例，弊邑虽岁捐五十万，献甫请以身任之。”夏使语塞，和议乃定。后朝廷录其功，授庆阳总帅府经历官。寻辟长安令。京兆行台所在，供亿甚繁，献甫处之常若有余，县民赖之以安。入为尚书省令史。天兴元年，充行六部员外郎，守备之策时相倚任之。以功迁镇南军节度副使，兼右警巡使，死于蔡州之难，年四十。
　　所著文章号《天倪集》，留汴京。献甫死，其家亦破，同年华阴王元礼购得之，传于世。
　　雷渊，字希颜，一字季默，应州浑源人。父思，名进士，仕至同知北京转运使，注《易》行于世。渊庶出，年最幼，诸兄不齿。父殁，不能安于家，乃发愤入太学。衣弊履穿，坐榻无席，自以跣露，恒兀坐读书，不迎送宾客，人皆以为倨。其友商衡每为辩之，且周恤焉。后从李之纯游，遂知名。登至宁元年词赋进士甲科，调泾州录事，坐高庭玉狱，几死。后改东平，河朔重兵所在，骄将悍卒倚外敌为重，自行台以下皆摩抚之，渊出入军中，偃然不为屈。不数月，闾巷间多画渊像，虽大将不敢以新进书生遇之。寻迁东阿令，转徐州观察判官。兴定末，召为英王府文学兼记室参军，转应奉翰林文字。拜监察御史，言五事称旨，又弹劾不避权贵，出巡郡邑所至有威誉，奸豪不法者立箠杀之。至蔡州，杖杀五百人，时号曰“雷半千”。坐此为人所讼，罢去。久之，用宰相侯挚荐，起为太学博士、南京转运司户籍判官，迁翰林修撰。一夕暴卒，年四十八。
　　正大庚寅倒回谷之役，渊尝上书破朝臣孤注之论，引援深切，灼然易见，主兵者沮之，策竟不行。为人躯干雄伟，髯张口哆，颜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则疾恶之气见于颜间，或嚼齿大骂不休，虽痛自惩创，然亦不能变也。为文章诗喜新奇。善结交，凡当涂贵要与布衣名士无不往来。居京师，宾客踵门未尝去舍，家无余赀，及待宾客甚丰腆。莅官喜立名，初登第摄遂平县事，年少气税，击豪右，发奸伏，一邑大震，称为神明。尝擅笞州魁吏，州檄召之不应，罢去。后凡居一职辄震耀，亦坐此不达。
　　程震，字威卿，东胜人。与其兄鼎俱擢第。震入仕有能声。兴定初，诏百官举县令，震得陈留，治为河南第一，召拜监察御史，弹劾无所挠。时皇子荆王为宰相，家僮辈席势侵民，震以法劾之，奏曰：“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赞君父，同济艰难。顾乃专恃权势，蔑弃典礼，开纳货赂，进退官吏。纵令奴隶侵渔细民，名为和市，其实胁取。诸所不法不可枚举。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难矣。”于是，上责荆王，出内府银以偿物直，杖大奴尤不法者数人。未几，坐为故吏所讼，罢官。岁余。呕血卒。

译文

　　杨云翼，字之美，他的祖先是赞皇檀山人，六代祖杨忠客居平定的乐平县，于是就将家安在那里。他的曾祖杨青、祖父杨郁、父亲杨恒都被朝廷任用为官。杨云翼天资聪明，刚开始学说话便在地上划字，每天能背诵几千字的文章。明昌五年(1194)，杨云翼考进士得了第一，词赋也中了乙科，被特授承务郎、应奉翰林文字。承安四年(1199)，他出任陕西东路兵马都总管判官。泰和元年(1201)，召为太学博士，并升迁为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泰和七年，任签上京、东京等路按察司事，因此被召见。章宗问他有关朝政事务，他回答得很合皇帝的心意。大安元年(1209)，翰林承旨张行简推荐说他有才干，而且精通术数，因此杨云翼被召回任提点司天台，兼翰林修撰，不久又兼礼部郎中。崇庆元年(1212)，杨云翼因病辞官回家。贞祐二年(1214)，有关机构给皇帝奏上官员簿籍，宣宗看后，记起杨云翼的名字，起用他担任以前的职务，兼任吏部郎中。三年，他转任礼部侍郎，兼提点司天台。
　　贞祐四年，元和西夏进兵..延，潼关失守，朝廷商议由兵部尚书蒲察阿里不孙任副元帅进行抵御，杨云翼说蒲察阿里不孙这个人言过其实，一定会误大事，朝廷不听他的意见，后来果然战败了。
　　兴定元年(1217)六月，杨云翼迁任翰林侍讲学士，兼修国史，知集贤院事并兼前职，皇上下诏说：“官制入三品的人，按例应到外面任职，因为你遇事敢言，议论国事忠诚正直，所以特意留在朝中。”当时右丞相高琪执掌朝政，有人请求实行油料专卖，高琪竭力赞同，召集百官商议此事，户部尚书高夔等二十六人同声说“：可以。”只有杨云翼和赵秉文、时戬等几个人认为不行，这一建议才被搁置下来，高琪后来找事责备他，云翼也不在乎。兴定二年，杨云翼任礼部尚书，兼职和过去相同。兴定三年，在京师修筑子城，服劳役的士兵、百姓有好几万人。夏秋之交的季节，生病的人接连不断，杨云翼拿着药品，亲自给病人医治，救治了许多人。兴定四年，他改任吏部尚书。自从战争发生以来，一些人因交纳粮食而得补官或者因战功而升迁，可是，在事成以后，有关机构设了许多繁琐苛刻的程式，只要小有不合，就会被罢去。杨云翼上奏说：“赏罚是有关国家信誉的大事，对这些人应该从宽录用，以勉励后者。”
　　这年九月，皇帝在内殿召见杨云翼及户部尚书高夔、翰林学士赵秉文，都赐坐。皇帝问他们有关讲和的策略，有的人力主作战，皇帝就低着头很不高兴，杨云翼缓缓地用《孟子》中的事大、事小的说法来解释此事，并且说：“现在应计划如何使百姓能得到生息，这就是社稷之福。”皇帝的脸色这才变得温和一些。
　　十一月，杨云翼改任御史中丞。宗室承立为代理参知政事，在京兆行尚书省事，大臣们都说他不遵法令。皇上下诏让云翼审问他，罪状成立后，杨云翼在朝廷上奏：“承立现在所犯的都是小事，不值得审。过去元兵入侵平凉以西，几个州都被攻破，承立拥有强兵却坐守不动，远远观望而不进兵。..延统帅完颜合达据守孤城抵挡大兵的进攻，多次立战功，他的功绩是这样大，而承立的罪责又是那样大，愿陛下明确他们的功罪加以赏罚，那么天下人就知道鼓励的和惩罚的是什么了。剩下的那些小过失，有什么值得追究的呢？”承立因此被免官，完颜合达便掌管了机要大事。
　　金哀宗即位，先任命杨云翼主管太常卿事，不久拜为翰林学士。正大二年(1225)二月，再任礼部尚书兼侍读。皇帝下诏召集百官商议尚书省费用之事，杨云翼说：“省部费用事小，户部司农足可以办理。枢密院专制军事要务，蔑视尚书省。尚书省是主持政务的地方，政事不管大小都应是总领。现在军队的大事关系着国家社稷，宰相却不能参预，要想做到利弊两方面都清楚能行吗？”皇帝赞赏他的看法并加以采纳。
　　第二年，设立了益政院，以杨云翼为首，每次皇上召见不必唱名而赐坐。当时讲解《尚书》，杨云翼说帝王学习不必像读经的学生那样分析章句，只要知道治国的大纲就足够了。因而举出“任贤”、“去邪”、“与治同道”、“与乱同事”、“有言逆于汝心”、“有言逊于汝志”等几条，全都本于正心诚意，解释得非常详细明了。皇帝听讲时忘记了疲倦。不久，杨云翼向皇帝进上《龟鉴万年录》、《圣学》、《圣孝》之类共二十篇文章。
　　当时的朝臣在朝廷商议大事时大多不能畅所欲言，他们前顾后瞻，迟疑不决，逐渐成了习惯。一天，经筵过后，杨云翼乘机说：“人臣有事君王之礼，有事君王之义。礼，不敢触犯国君车驾的马匹，践踏花草的就受责罚，进入君王的门要小步趋行，见了君王的几案手杖就要肃立，国君有诏令不等车驾立即起程，接受命令时不在家里住宿，这都是事君之礼，人臣应当尽力去做。然而关系到国家的利益，民众的祸福的事情，都要一一陈述意见，这时，以上所说的礼就是空虚的。君王说某些事可以办，而有反对意见的人就要说出不可以的道理。君王说不可以办，而有认为可以的人就应说出可行的道理。进言之后，君王不肯听从，有人即使拉住衣袖，折断门槛，扯断马鞍，阻止车轮前进也不顾惜。那时如果只遵循事君之礼，而不知事君的大义，国家还依靠什么呢？”皇帝听后，脸色一变，说“：如果不是你，我就听不到这样的话。”
　　杨云翼曾患风痹病，后来稍好了些，皇帝亲自问他治病的方法，杨云翼回答说“：只是治心罢了，心和，那么邪气就不能干扰。治国也是这样，人君先正其心，那么朝廷百官无不尽归于正了。”皇帝听后感到震惊，知道他用医道进谏。
　　西夏人已与金通好，派来他们的徽猷阁学士李弁来商议两国的贸易之事，你来我往不能议定，朝廷派杨云翼去，一商议就谈定了。正大五年(1228)，杨云翼去世，享年五十九岁，谥号为文献。
　　杨云翼天性高雅自重，律己很严，待人却很宽厚，与人若有一定的交情，死生祸福都不会有一点改变。对于国家大事，知无不言。贞祐年间，掌管兵权的人不能抵抗外来侵略而要想从南宋得到补偿，所以连年攻打南方。谁议论这件事，不是说他替宋人争地，就是怀疑他与宋人有阴谋。至于宰执大臣，对别的事没有不说的，只有南伐一事一句话也不敢说起。杨云翼就建议说：“国家的忧虑，不在未得淮南之前，而在得到淮南之后。淮南平定，长江以北都成为战场，进而在水上船舶之中争利，恐怕强弓良马不能有用武之地。敌方如扼住长江屯兵，暗派军队到淮河以切断粮道，或者决开淮河淹没淮南的土地，那么我军如何处理后事呢？”时全倡议南伐时，宣宗同朝臣商议此事，杨云翼说：“朝臣都说些阿谀之辞，天下有治有乱，国势有强有弱，现在只说治不说乱，只说强不说弱，只说胜不说败，所以说这些议论是片面的。请让我谈谈两方面的情况。想攻打宋，并不是贪宋的土地，而是怕西北方有危难而南面又接连出事，将使我们三面受敌，所以想让我军乘势先动，以阻止宋的进攻。假如宋人失去淮河，而且不敢再来，这场战争我们就胜了。即使如所料那样，也不是一定得利。宋在长江以南土地广阔，即使没有淮南，难道不能集中几万人，等到北方有急乘机出兵吗？胜了尚且如此，如果不能战胜对方将会有什么样的坏处呢？况且我们以骑兵抵挡他们的步兵，按理说是应该万无一失，但我还担心得不到保证。现在的情况和泰和年间不同，泰和年间作战是冬天出征，现在我们是在夏天前往，这是天时的不同。冬天水干涸，陆地多，夏天却水漫而多泥淖，这是地利的不同。泰和年间是用天下全力，让勇武的军队当先锋，现在能做到吗？这是人事的不同。议论此事的人只见泰和取胜容易，而不知道今天的困难。请再来看看夏人，过去我们在西部边境的弓箭手，一遇到敌人就搏斗作战，袒露身子射箭，对方奔逃都来不及。而现在他们攻陷我们的城池，俘虏守臣，打败我军并抓获了主将。过去是那样怕我们，现在却这样欺负我们。夏人已与过去不同了，宋人怎么会和以前相同呢？愿陛下考虑胜利的好处和失败的害处，不要喜欢听甜言蜜语，不要招致今后的悔恨。”上奏后没有回报。时全果然在淮上大败，全军覆没。宣宗责备诸将说：“让我用什么脸面去见杨云翼呀！”
　　河朔的百姓有十分之一被元人骑兵所迫，渡河而到河南面来，有关部门按罪判处死刑。杨云翼说“：法律所重判的是私渡者，是为了防止奸伪之徒，现在平民被兵所迫，逃到黄河，是逃避死亡的办法，现在这样做是使他们不死于敌兵而死于法，以后他们只好跟从敌兵了。”宣宗明白了道理，把渡河而来的人都释放了。因河南遇旱，哀宗下诏派官员去审理冤狱，而没派人去陕西，杨云翼说“：天地人合为一体，现在的人肢体得病，全身都不舒服，怎么能专治受病的地方而不管其他地方呢？”朝廷认为他说得对。
　　司天监有人进上了《太乙新历》，尚书省交杨云翼参订，云翼摘出了其中二十多处错误，得到了历法家的称赞。杨云翼所著文集若干卷，校订《大金礼仪》若干卷，《续通鉴》若干卷，《周礼辨》一篇，《左氏传》、《庄子》、《列赋》各一篇，《五星聚井辨》一篇，《县象赋》一篇，《勾股机要》、《象数杂说》等著作，都藏在家中。
　　赵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阳人。他从小聪明、悟性强，读起书来就像早已学过一般。大定二十五年(1185)中进士，调任安塞主簿，因为赋税收得最多而升迁为邯郸令，又调任唐山令。守父丧以后，又被推荐任南京路转运司都勾判官。
　　明昌六年(1195)，赵秉文入朝任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他上书议论宰相胥持国应当罢免，宗室守贞可以重用。章宗召见他询问，见他说话前后不一致，于是命令知大兴府事内族完颜礸等审问他。赵秉文开始不敢说，便追问他的仆人，仆人便说出了和他们交往的一些人，赵秉文这才说：“起初打算上书皇帝时，曾与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郑赞道、高坦等私下议论过。”王庭筠等都被捕入狱，每人受到的判决和处罚有所差别。有关部门认为赵秉文上书狂妄，依法应当追查罪责，押送监狱。章宗不想因人进言而判罪，所以就特别免去了对他的处罚。当时人为此而编话说：“古有朱云，今有秉文，朱云攀槛，秉文攀人。”士大夫无不耻笑他。他因此久被废黜。后来被起用为同知岢岚军州事，又转为北京路转运司支度判官。承安五年(1200)冬十月，连日阴天，宰相张万公上朝和皇帝谈论，皇上对张万公说：“你说白天阴暗，也像君王用人邪正不分一样，这很有道理。就如赵秉文过去因奏事降职，但听说这人有才华，善于写文书，又敢说话，我不是放弃他不用，因为北方边境战争刚起，所以先试用一下。”泰和二年(1202)，赵秉文被召回任户部主事，升为翰林修撰。十月，出任为宁边州刺史。三年，改任平定州刺史，前任刺史为政苛刻，好用刑，每次听说大赦将到，就先杀了犯人然后再接受大赦的旨令，这样盗贼越来越多。赵秉文为政一切从宽从简，一两月后，盗贼全都不再出没。遇上饥年，他拿出自己的俸禄和所得的粮食，并倡导有钱人赈济穷人，这样，救活了许多人。
　　大安初年(1209)，北方敌军南下，皇上召赵秉文与待制赵资道论备边策略，赵秉文说：“现在我军聚集在宣德，宣德城小，军队只好布置在城外，经过夏天雨淋，器械会被损坏，人也会得病，等秋天敌兵来到，就对我方不利了。现在可派临潢一支军队攻打敌军虚处，这样便可解山西之围，这就是兵法上所说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卫王不用赵秉文的计策，到秋天宣德果然战败。不久赵秉文任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不久又转翰林直学士。
　　贞祐初年，他提出可实行的三条建议：一是迁都，二是导河，三是实行封建，朝廷大略加以施行。第二年，赵秉文上书表示愿意为国家守卫残破的一州，以宣布朝廷体恤百姓的愿望。他说“：陛下不要认为书生不知兵，颜真卿、张巡、许远等人都以身殉国，他们都是书生。”又说“：假如我的死有益于国家，胜过做个坐吃俸禄的无用之人。”皇帝说“：秉文的精神固然可敬，然而现在翰林苑特别难找适当的人，你身为宿儒，应当在我身边。”因此没有答应。
　　贞祐四年(1217)，赵秉文拜翰林侍讲学士，他说：“宝券流通不畅，是因为朝廷原先商议要改变办法，集市上已传言它不再使用了，因而流通受到制约，渐渐就要废绝了。我认为应当立即回收交换，派皇上的近臣到通街大市上掌管这件事，换给银钞、粟麦、缣帛之类的东西，暂按其价格高低而出入。”皇帝诏令有关方面商议实行。
　　兴定元年(1217)，赵秉文转为侍读学士。拜任礼部尚书，兼侍读学士，参与修撰国史，知集贤院事。过了一年，知贡举，因录取的进士卢元用韵重复，被降两级官职，他因此请求辞官。金朝自泰和、大安以来，科举文章弊病更大，有关官员只会墨守成规，所取文章卑陋陈腐，仅仅是合乎教条化的格式而已，文章稍有奇峭，便遭黜落，于是文风大大衰败。贞祐初年，赵秉文主持省试，见李献能写的赋，虽然格律稍有粗疏，但词藻华丽，他便将李献能拔擢为第一，参加科举的人大吵大闹，告到台省，认为赵秉文破坏了文章的格律，而且做诗诽谤他。过了很久，这件事才平息。不久，李献能又中宏词科，入翰林，而赵秉文竟然因这方面的事情而获罪。
　　五年，赵秉文又复任礼部尚书，入朝谢恩时，皇上说：“你的年岁大了，因为文章的原因所以再次起用你。”赵秉文认为自己身受重恩，无以报效，希望大开忠言，使皇上集思广议，每次进见便从容地对皇帝进言说，君王应当俭朴勤政，用兵用刑要谨慎，这样才能使国家长久。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哀宗即位，赵秉文再次请求辞官，但未获准。后来他改任翰林学士，参与修国史，兼益政院说书官，他认为皇帝初即位，应当天天阅读经史，以求有所补益。于是他便献上《无逸直解》、《贞观政要》、《申鉴》各一部。
　　正大九年(1232)正月，汴京戒严，皇上命赵秉文撰写赦文，以表达自己悔悟哀伤的心情。赵秉文指事陈义，文辞情采都很完美。到敌兵退后，大臣们都要来表示祝贺，让赵秉文写贺表。赵秉文说“：《春秋》上说‘新宫火，三日哭’，现在园陵这个样子，以礼而论，应当安慰而不应当祝贺。”于是就停止了。这时赵秉文年纪已老，天天对时事感到忧愁，无论是吃饭还是休息都不能忘。每听到一件事对百姓有好处，一个人可提拔使用，大则给皇帝上奏章，小则给主管官员去说，殷勤郑重，不能自制。三月，起草《开兴改元诏》，街巷中人都能传诵。洛阳人拜读了诏书后，全城人痛哭，其感人到如此程度。这年五月壬辰日，赵秉文去世，享年七十四岁，累官至资善大夫、上护军、天水郡侯。
　　正大年间，他和杨云翼写了《龟鉴万年录》给皇上，又入宫侍讲，与杨云翼一起收集了自古治国之术，名为《君臣政要》合为一编送进朝廷。赵秉文从小到老没有一天放弃读书，著有《易丛说》十卷，《中庸说》一卷，《扬子发微》一卷，《太玄笺赞》六卷，《文中子类说》一卷，《南华略释》一卷，《列子补注》一卷，删集了《论语》、《孟子解》各十卷，《资暇录》十五卷，所著文章收在《滏水集》共三十卷。
　　赵秉文的文章擅长于辨析，畅所欲言，言尽便止，不受规矩的约束。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格，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为近体诗，而五言古诗则沉郁顿挫。他的字画中，草书特别遒劲。朝廷的使者从河、湟一带回来，常说夏人问起赵秉文及王庭筠的生活情况，可见各地人对他的尊重程度。
　　赵秉文为人真诚平易，和人交往不摆架子，从不以名人自居。他历官五朝，官至六卿，自己的生活却如同贫寒的书生。杨云翼曾与赵秉文一起代掌文柄，当时人称他们为杨赵。然而他晚年颇爱用禅语，因而玷污了自己的名声，人们认为这是赵秉文的遗憾之处。
　　冯璧，字叔献，真定县人，他从小异常聪明，二十岁便补太学生。承安二年(1197)考中经义进士，考制策时又评为优等，调任莒州军事判官，宰相奏留朝廷任校秘书。不久，调任辽滨主簿。当时县中有向百姓购买的十多万斛军粮而没有付款，分散贮藏于百姓家中，由富人掌管，如有粮食腐败变质，便由百姓承担责任而赔偿，老百姓为此十分苦恼。冯璧将此事上告漕司，立即停止了这种做法，百姓们十分高兴。
　　泰和四年(1204)，冯璧调..州任录事。第二年，攻打蜀地，行部调他任军前检察，帅府将写文书的事交给他。章宗想招降吴曦，下诏先用文书晓谕他们，然后才用兵。蜀人坚守散关，打不下来，金兵杀了许多人。冯璧说“：他们的军队拒守而祸害了百姓，这不是与诏书的旨意相违背吗？”主帅被他的话感动了，让冯璧招降两当退下的败兵。冯璧当天便率领凤州已投降的官吏淡刚、李果同行。在路上，遇到军士夺得的子女、金帛、牛马，都截下来交给淡刚，让他们回家去，对军士则以违反规定遣散他们。等到了两当，三万多军民都敲锣打鼓前来迎接他们。冯璧传达了朝廷的旨意，并安慰他们，然后让他们回去。他回到军中，主帅赞扬他的能力，上奏给他升官一级。五年，冯璧从东阿丞召补尚书省令史，因宗室承晖的推荐授为应奉翰林文字，并兼任韩王府记事参军。不久他又转为太学博士。至宁初年(1213)，忽沙虎弑君谋逆，他便去官离职。
　　宣宗南迁时，冯璧正在东方避兵乱，他由单父渡过黄河到达汴梁，宰相上奏恢复了冯璧以前的官职。贞祐三年(1215)，冯璧升迁为翰林修撰。当时山东、河朔军中有六十多万口，依靠县里供给，有许多不法之徒假造名字在军中冒领军饷。皇帝下诏让冯璧代任监察御史，淘汰并赶走那些人。总领撒合问冒领了四百多口，冯璧上奏弹劾他，皇帝下诏杖杀了撒合问。因此冯璧所到之处，一些人争着自首，军人的数字减少了一半。冯璧的官职又升一级。起初，监察御史本温被命令到孟州淘汰宗室从坦的军队，军士策谋叛变，本温很害怕，不知怎么办。当时有旨，让北军沈思忠等四将守卫卫州，其他的军队果然叛逃入太行山。于是枢密院上奏由冯璧代替本温来处理这件事。冯璧驰往卫州，召集四将，将皇上的旨意告诉他们，沈思忠等以起初的叛逃者来要挟，让他向朝廷回奏，冯璧以大道理来责问他们，将士们感到惭愧而信服，很快就淘汰了三千人。
　　这年六月，冯璧改任大理丞，与台官出行关中，他弹劾了贪赃枉法尤其严重的商州防御使宗室重福等十几个人，从此权贵们对他侧目而视。
　　兴定四年(1220)，因宋人在淮河上阻止使者南下，朝廷派兵南伐，诏令京东总帅纥石烈牙吾塔攻打盱眙，牙吾塔不听从命令，率领精锐骑兵从滁州攻打宣化，放纵士兵大肆抢掠。所以军队所到之地田野萧条，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宋人躲着不出来作战，因此牙吾塔无功而回。行省上奏说：牙吾塔故意违反制度。皇上下诏让冯璧佩带令符审问他。冯璧驰往牙吾塔的军队，夺了他的金符，让其他将帅代管军队，将牙吾塔逮捕入狱。士兵们都喧哗起来，说：“我们元帅无罪。”冯璧怒责牙吾塔说“：元帅想用军队来对抗朝廷任命的使者吗？你是受处分的人，恐怕不应该这样吧？皇上使者回奏的案子还能了结吗？”牙吾塔伏在地请死，冯璧说：“兵法，进退自作主张，失去作战机会而导致失败者斩。”他立即拟好奏章上报，当时人都认为他很有胆量。
　　十月，冯璧改任礼部员外郎，代理右司谏、治书侍御史。皇上下诏问当前所应当先办的事情，冯璧上书讲了六件事，大致是：减少官府中的多余人员；在士卒中选拔精兵锐卒；对有疑问的案子要慢慢处理，慎于用刑；用公正廉洁的人并以此检查官吏；在屯戍的地方革除剥削士兵的弊病；制定严禁权贵们托人说情的法令。又上了四项自治的条款，就是区别贤人和奸佞，赏与罚必须说到做到，亲自倾听和观察以了解下情，自我贬损来谨守上天的警戒。
　　皇帝下诏，因东方发生饥荒，偷盗众多，派御史中丞完颜伯嘉任宣慰使，监察御史道远从行。道远告发永城县令主簿贪赃枉法，完颜伯嘉和县令有过矛盾，将永城令交给有关部门，而放了主簿不予问罪。在私下交谈时，伯嘉答应让参佐克忠等人担任省台职务，冯璧将这些情况弹劾问罪，完颜伯嘉得罪而去职。
　　起初，有间谍报告了归德的行枢密院说，河朔的叛军有人在暗中谋划南渡，行院事胡土门、都水监使毛花辇把这个人撤换了但不做准备。一天，红衲军用几百只木筏连接在一起南渡，破坏了下邑以后才离去。冯璧受命审问此事。冯璧认为二将托病，营私舞弊，听到盗寇的消息却放松防备，而且敌人来时不迎战，退去不追杀，依法当斩。有人为他们说话“：二将都是宠臣，而且都水使者家有巨万家财，如果向宫中近臣求援，必定从轻处理，你这样只是和权贵结怨，有什么好处呢？”冯璧叹息着说：“睢阳的行宫，是东藩带着重兵宿卫，而门前的贼寇却都无法防御，比这个更加严重的情况发生时，还有什么指望呢？”他立即将详情报告朝廷。
　　四年，冯璧升迁为刑部郎中。关中大旱，皇帝下诏命冯璧与吏部侍郎畏忻审理冤狱。当时河中统帅阿虎带和他的僚属十多人都以弃城罪判处死刑，关在同州狱中等待上报。同州官僚都看上面的旨意办事，问冯璧怎样处置阿虎带等人。冯璧说：“河中是当今重地，朝议时打算把它作为皇上出行时停留的地方，如失去此城，河南、陕西就有亡唇之忧，因为他是皇室宗亲又有功劳，地位高贵，所以派他镇守，太平时搜刮百姓膏血挖河筑城，一旦有了军情便急忙烧光逃去，这样的人不杀，法律便失去作用了。”终于以没有冤情向朝廷报告。
　　冬十月，冯璧出任归德治中，不久，改任同知保静军节度使，又改任同知集庆军节度使，上任后就上书请求退休，皇帝加封他一级官，然后辞职。正大九年(1232)，元军攻破河南，冯璧北归，又过了几年去世，享年七十九岁。
　　李献甫，字钦用，李献能的堂弟。他博通经史，特别精通《左氏春秋》和地理学。李献甫为人干练而有心计，他所想到的比别人深远得多，所以当时人称赞他学识满腹。兴定五年(1221)，李献甫中进士，历任咸阳主簿、行台令史。
　　正大初年(1224)，夏国派使者来讲和，朝廷派翰林待制冯延登前去谈判，当时李献甫是书表官，跟随冯延登前往。夏国的使者很有口才，冯延登不能说服对方，谈了好几天还不能谈定。当讲到要金国每年进贡时，李献甫忍不住了，在旁插话说：“夏国与我国和好百年，现在虽改君臣之名为兄弟之国，哪有让哥哥进贡的道理？”使者说：“且不说兄弟关系。宋每年送我国帛二十五万匹，旧例具在，难道您不知道吗？金朝要想恢复友好关系，也非这样办不可。”李献甫正言厉色地说“：使者还好意思说吗？宋每年给你家币帛而赐姓给你们，俨然以君父自居，但夏国的君臣却没有一个人明白这一点。就是使者也应当加以隐讳，但你现在却公开说出。使者当真能做主和议，那么也要按宋赐姓的规矩，敝国每年送给你们帛五十万匹，献甫也能以身自任，保证办到。”夏国使者说不出话来，和议便定了下来。后来朝廷给他记功，任命他为庆阳总帅府经历官。
　　不久，李献甫被任命为长安县令。长安是京兆行台所在地，供给任务十分繁重，李献甫处理得常常像是还有宽余，县里的百姓依赖他安居乐业。后来他入朝任尚书省令史。天兴元年(1232)任六部员外郎，朝中有关防卫的策略常靠李献甫提出，他又因功升迁为镇南军节度副使兼右警巡使。李献甫死于蔡州之难，年仅四十岁。
　　李献甫所著的文章名为《天倪集》，留在汴京。李献甫死后，他的家也破亡。同年，华阳人王元礼买到了《天倪集》，使这本书能流传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