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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世女子维洛烈嘉
“先生,玫瑰花。”
她身后却缓缓地驶过一列装甲运兵车,接着又是大军车,南越士兵的长枪与刺刀在黄昏入夜里闪闪发亮。我举起照相机,女子便顺从羞怯地笑着:“五百盾,先生。”
她在黑暗中依旧柔软羞怯。晚上有蚊,酒店房间的床挂了蚊帐,蚊群仍在帐外轰轰作响。我们在黑暗中互相摸索,她只脱掉宽松的长袜,胸前的兰花开放如春。我还是第一次接触女体,忙乱惊喜,乍以为青梅竹马,两情双悦。而她只是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说:“五千盾,先生。”
我们在蚊帐内静静相拥,街外亮了蓝光,一架坦克,卡隆卡隆地驶过,远去了,街上便异常静寂。借一点昏蓝的街灯,她提起我的手,忽然弹起,用越南话急急解释什么,可能是宵禁了。我还没来得及答话,她拿了五千盾便走了,遗下了一束微微萎谢的玫瑰,散发着香气。我便冲往向街的窗户,大叫:“哈啰。哈啰。”有人便在对街挥动一朵绣在长衫的兰花。想她在黑暗中脱下长衫了。我抛下那束微微萎谢的玫瑰,高声道:“你叫什么名字?”声音在寂静的街道上来回反复。此时夜空亮了信号弹,像烟花。
“我叫做维洛烈嘉。”
我怀疑这只是我的幻觉。翌日西贡市仍然满街三轮车夫,卖香蕉、避孕套的小贩,及小偷。战争从来未曾存在,我在“欧陆酒店”对门的咖啡座,喝一杯越南的EYPRESSO,在广场另一边看到了维洛烈嘉,在卖明信片:“五百盾,先生。”她今天换了一件绣纹竹了哥长衫,远远看见了我,扬起三角草帽招呼。我唤她:“维洛烈嘉。维洛烈嘉。”只是她不会听到,因为发生了爆炸。
爆炸之后非常静,像电影的默片,沙沙地播着,忽然断了片,只映着灰白的条光。一个吃惊的男孩靠着墙,手里还握着自行车的方向盘,只是车身不知去向。瞎眼小偷在翻起的泥土摸索手表、自来墨水笔。维洛烈嘉伏在地上,她的脸还是惊异羞怯,不知在看些什么,嘴角微微带笑,手里还握着一张明信片。
再回到越南,已经是十几年后的事。我已经从一个初到法国念建筑的学生,退了学,变成了法国共产党党员,而且在马赛市联结第三世界工人阶级,吸纳党员,大选期间四处拉票。1975年越南革命成功,1976年中国四人帮已经倒台,1978年我正考虑离开法国,退出共产党,这时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邀请欧洲共产党员参观建设,我就再回到越南。
还是看到了维洛烈嘉。机场挂满了红布条和鲜花,她穿了军服,头戴红星帽,在胡志明的画像下迎接外宾。我大吃一惊,匆匆拿起照相机,给她拍一幅照,镁光灯闪动一刻,她竟然向镜头敬礼:“欢迎国际朋友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对。维洛烈嘉并不会说法语,声音从不响亮,而且她一点也没长老,只是脸上还是介乎盛放与萎谢之间,长着细细的皱纹。我只好道:“十分眼熟。或许十多年前我来西贡时见过。”她只淡淡地看我一眼:“不可能,我一直住在河内。而且,先生,请记着,西贡已经改名胡志明市。”
胡志明市红旗飘扬,巨大的革命标语在街道中矗立,街道倒是宽阔冷淡了很多,和我印象中的西贡,似曾相识,但其实已经是另一番景象了。
在新经济区我们参观了革命热情。整排整排的草屋,稻米碧绿如海,池塘里养着肥大的对虾,小孩笑语喧天,果真是人间天堂。我却在一间草屋里,离了队,吸一支烟,公鸡在屋里咯咯啄食,赤裸而无人照管的肮脏小孩,号啕大哭。维洛烈嘉来找我。我们在幽暗的小屋里默然相对。良久我方问:“到底新经济区有多少人饿死呢?”维洛烈嘉在窗前,窗外阳光非常光亮,她不过是影子,缓缓地转过身来,道:“我爱我的国家。请原谅我。”又转过身去了,头扬得非常高:“美军轰炸河内时我被父母送到市外一个营房暂避。在营里有时有打美军的纪录片看。我看了很高兴,拍了掌。回到河内时,返家途中,看见湖里掉了一只巨大的美军B—52飞机。还未到家,已经到处碎瓦。我发狂地乱抓乱找,但从此没了我的家和我的父母。党便是我的家,我的父母。有时午夜在孤儿院里醒来,梦见自己不断在拍掌,便独自地哭了。”她轻轻地走近我,虽然还穿着军服,此刻十分妩媚,低声道:“因为我爱我的国家,所以……”
回胡志明市时,她和我共一架汽车,正是黄昏入夜。汽车抛锚,我们便在车外看天色慢慢转暗,满天散落的星星,竟然有幕天席地的亲密了。
在红旗与胡志明画像之下我们分手,银乐队奏了国际歌:“英德格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最后的斗争……”在一片单簧管鼓乐声中,革命同志肃立,她却遥遥地向我敬个礼。我高声道:“再见。维洛烈嘉。”
回到马赛后收到她一张明信片,署名“维洛烈嘉”。又道:“如果我叫做维洛烈嘉,那一定是什么时空,我们曾经邂逅,但已无法追认了。因为无论个人或历史,看来只有一次。但其实超越个人与历史视野,一切也不过在重复。我们会再见的,前世今生。”
我也回到香港,变回了一个营营役役的小商人,与伙伴搞木材买卖,又来到了越南,在西贡河边,黄昏夕照,日本胶卷的广告招牌代替了革命标语。我说:“胡志明市还跟二十年前一样美丽而迟缓。”接待的越南商伴说:“是么,现在又叫做西贡了,又有了姑娘,又有酒吧了,不就跟二十年前一样么。”
连维洛烈嘉也一样,身子单薄,长着细细的皱纹,不过穿了行政人员的套装,在法越合资的标致车行当营业经理。我们是她公司开业半年以来第一批客人,她便殷勤招待。我只拿起了照相机,留住了维洛烈嘉第三张脸。我年纪已大,遂不动声色。她亦落落大方,操流利英法语及普通话,原来是一个旅法归国越侨。
在改革开放后重开的西贡REX酒店顶楼的餐厅,小提琴奏着巴格里尼,我们还点了伯加地红酒。维洛烈嘉多喝了些,忽然瞄着我,用法语道:“这位先生我见过,是不是在巴黎?”“我住在马赛。”“那……是不是在纽约呢?……1974年的圣诞?”“唉,不,那年圣诞我到满地可。”“这……是在新加坡吗。”“新加坡我没到过,或许就在西贡呢。”“西贡?我1989年才第一次回来西贡,你在吗?”
我还是和维洛烈嘉在黯红的舞池起舞。中年乐队竟奏起了WZNASIMONE的WILDASTHEWIND,男歌手竟然也忧怨万分,几近靡靡之音,我不由地将维洛烈嘉拥紧了些。她感觉到了,微微一笑,只道:“岁月催人老。”我一怔,道:“对我吗?”她笑道:“对你也对我,相距永远一样。多么公平。”我讶然于她婉转的残忍。我只好道:“你看,九十年代的越南也有聪明残酷的事业女性了。”她便道:“你难道以为西贡还只有妓女,或爱国干部?时代不一样了。”
她回家时,我有点迟疑,盛夏晚凉,西贡河带来夹草香的微香。我邀她在西贡河边漫步:“二十年前我来到西贡河畔,还是一个充满期待的小伙子。”维洛烈嘉便道:“还是西贡河好。战争也好,和平也好,还是丰盈充足地自北而南而流,不言老也不疲倦。”我忽然明白,逝者如斯,不分昼夜,便轻轻握了维洛烈嘉的手。
她的身体强壮优美,在背后小小的微涡却十分羞怯,好像强壮的、羞怯的、精明的维洛烈嘉都集于一身了。而我当夜也特别疯狂,在这间建在西贡河上的渡轮酒店,一次又一次地遗下了精液。维洛烈嘉只是紧紧地抱着我,皱着眉。我问她:“痛了?不喜欢了?”她总是摇头,然后“唉”的一声,吐出一只带血的牙,转身向我,诡异地笑道:“是假牙。”
阳光刺进缝隙,“嚓”的天便亮了。维洛烈嘉已经穿戴整齐,坐在床沿,轻轻地说:“我讨厌说再见。你等一下便要起床赶飞机。我会到香港找你的,我还要将业务扩展到东南亚呢。”她便转身离去。我半醒半睡之间,问她:“你是维洛烈嘉吗?”她转过来,躬着身,踏踏舞女郎的姿势,道:“维洛烈嘉从不存在,这不过是你的幻觉。”
我在骄阳高挂的西贡河上仔细端详三张照片,惊怯的维洛烈嘉,革命敬礼的维洛烈嘉,潇洒随意的维洛烈嘉。我在甲板上点燃了三张莫名奇妙的照片:个人与历史,竟然毫不掩饰地重复。灰尘慢慢地飘到西贡河上,祭祀了一个革命时代的开始与终结。但无论在什么时候,维洛烈嘉都在,坦然地面对战争、革命、建设,让错误的历史可以返回原地——虽然因为明白,到底不一样了——人类在艰难的错误里,学得聪明些,可以盘起长发,在丰盛的印度支那平原,微微带笑,固执而又安定,凭希望支撑,要活出人的意志与美丽来,世世不息,清亮地说:“是。我就是维洛烈嘉。”
这是我知道最美丽强壮的女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