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到王府大街64号去过一趟。

　　这其实是老门牌，现在早不这么叫了，这里曾是中国作协和全国文联的旧址，人称“文联大楼”，多年前也早改为商务印书馆的办公地点。我去干什么，记不清了。只记得受一股莫名力量的驱遣，我踽踽地登上一楼半的台阶，轻轻地推开那扇久违了的大门。门开的一瞬，我几乎有点晕眩。我很害怕地窥探着，寻找着，希望它最好面目全非，不再是什么小礼堂。但它好像还是礼堂的模样，格局未变，新主人连起码的装修也没搞，一股熟悉的陈旧的气息扑面而来。大厅里没有人，很空旷，我甚至觉得很荒凉。蓦地，我的耳畔响起了怒吼声，咆哮声，然后，是什么东西重重地摔在地上轰地一声巨响。我赶快逃也似地返身跳下楼梯，冲出大门，直冲到繁华的大街上。大街平静如故。车流和人流无知无觉地移动着，像无始无终的时间。但这并未减却我的紧张，我的心还在卜卜地跳。

　　到底怎么了?我模糊意识到巨响声属于幻觉，且来自遥远的时空，但我还是条件反射似地惊跳起来。我试着整理自己的思绪，好久才平静下来，想起了与这座礼堂连带的好多往事，还有那巨响声的由来。

　　我是1965年分配来这里的，那年我22岁。还在学校图书馆翻杂志的时候，我就感到惊讶，为什么好多权威性的文艺刊物，像《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剧本》、《戏剧报》，还有《人民音乐》、《曲艺》、《民间文艺》等等，编辑部的地址一律标着“王府大街64号”?那个年代刊物寥寥，能将如此多的精华汇聚在一起，那该是何等堂皇而神秘的所在?我想象出入那里的人士，定然个个气度不凡，多少有名的作品曾从他们的手中发出啊。对一个僻处大西北，读着中文系，做着作家梦的学子来说，真是心向往之，却又仰不可攀。然而，造化弄人，怎么也没想到，我本人的毕业分配，报到地点竟就是这王府大街64号。

　　其实我最终并未真正分到这座大楼里工作，而是分到它下属的一个小协会——中国摄影学会。当时这里作为中国作协和全国文联的大本营，并没有聚齐所有的协会，像美协、摄协等都在外面，离得倒不远。报到那天，我一瞥见这座大楼，觉得它那钢青色的身躯在蓝天衬托下，显得格外高大神圣，心里就起了一股敬畏感。文联人事处一个胖而高的中年女同志看了看我的报到证，马上说，好啊好啊，这两天摄影学会正在要人，你就到那儿去吧。我一个学中文的突然去搞摄影，心里自然发紧。我急忙嗫嚅着，我学的不是这个……语音未落，这位女同志便疾言厉色道，你怎么可以不服从组织的分配呐?那时“组织”就是命令，何况那天我太像个乡巴佬了。我觉得她高大的身躯有种威压力，叫人不得不服。我的命运不到十分钟就决定了。事后跟几个同年来的大学生一聊，才知道把谁分配到那里都是人事部门头疼的事。滑头一点的会扶扶眼镜架，故作口吃地说，我高度近视，对不准焦距啊，要么就勾着头很木讷地说，我可是研究甲骨文的，弄得人家无可奈何，遂滑将过去。可惜我不具备这样的智商。当时的我多么沮丧啊。好在，我的失落感不久就变得毫无意义了。不到一年，“文革”爆发，大家全都卷进了无止无休的斗争。什么创作啊，艺术啊，全都变成了罪恶的证据，从事这一行的人不再风度翩翩，而是个个可疑，都要被推上批判席的，只是程度的不同和时间的早晚罢了。

　　当年，文联小礼堂的地位骤然显要起来。据说这里曾叫文艺俱乐部，困难时期，政治空气一度松动，此处也曾开茶座，唱评弹，吼川剧，办舞会，笙歌不息。但自1965年以来，两个批示先后下达，风声越来越紧，小礼堂开不完的会，娱乐活动遂渐至绝迹。我几乎每周都要来一二次，不是听周扬的传达，就是听林默涵的检查，讲的人皆一脸晦气，听的人则忐忑不安，好像都预感到大难临头，惶惶不可终日。果然，到了1966年七八月间，风暴突起，势如狂飚，红卫兵洪流冲向每个角落，所向披靡，这座礼堂自然被率先举上了浪尖，完全变成一个大斗技场了。说来不信，那时小礼堂内外，每天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大字报铺天盖地，很像现今的庙会、博览会、商品交易会，敞开大门迎接四海串联客。大中小型批斗会不断，就像庙会里同时上演着好几台节目一样。这儿在斗冰心，因她的母校是贝满女中，就是附近的灯市口某中学，“小将”们斗起来格外起劲，抓住她回答问题时用了“报馆”这个旧词，大骂其反动。那儿在斗舞蹈家盛婕，已被剃光了头，不知什么话激怒了“小将”，被连推带搡，从楼梯滚了下来，摔伤了。“小将”们固然虔信“革命”，但也有满足好奇心的一面，平日只能在语文课本上见到的名字，忽然不但能见到本人，且可随时拎来观摩、批斗，不是很刺激的事儿吗。

　　多年后我还清晰地记得，一天，一彪身着绿军装，腰扎宽皮带，臂佩红袖标的男女“小将”闯了进来，围住几个“黑帮分子”批斗，喝令他们“自报家门”：报名字、头衔、出身、罪行。有一老戏剧家，高举罪牌，在报出自己的资本家出身后，决不停顿，紧接着大声补充说“我老婆是贫农!”。当时谁也没料到他会这么“不老实”，全愣住了。我想，这若干秒的静场是有潜台词的，那意思是，既然我老婆是贫农出身，你们斗我就有斗“贫农的丈夫”之嫌。不料有一女红卫兵立即喝斥道：“混蛋，谁问你老婆了!”我想这女孩儿一定在家娇纵惯了，平时就没大没小的，不然反应不会如此之敏捷。现在，这位老前辈已经谢世，他在惶急中的本能自卫，制造了一个冷幽默，至今想来令人苦笑。却也有胆子极大的人，当时或稍后，有位女同志贴出了为她的“黑帮丈夫”辩护的小字报，她采用的逻辑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红小鬼”说起，说得全是最革命的话，弄得造反派一时很窘，虽极恼火，又找不出多少有力的话反驳，只好大骂其嚣张，或念叨“是可忍孰不可忍”之类。多年过去了，想起她作为一个女性，敢在那黑云盖顶的时候挺身而出，我还是佩服的。有时，柔弱的恰恰是刚强的。

　　出没在这里的“牛鬼蛇神”的名单确实太壮观了：除了周扬，林默涵，刘白羽等，人在外单位，不时可提来批斗外，像田汉，阳翰笙，光未然，邵荃麟，郭小川，贺敬之，李季，冰心，臧克家，陈白尘，张天翼，严文井，侯金镜，吴晓邦，吕骥，李焕之，冯牧，葛洛，韩北屏，戴不凡，屠岸，陶钝，张雷等等，都是本楼的人。那无异身在囹圄，插翅难飞。每个喧嚣的白天结束后，他们才会有片刻喘息，洗去满脸污垢，但关在地下室的他们，又有几人能够安眠?

　　我回忆着自己当时的感觉，22岁的我，作为一个酷爱文学的外省青年，能见到这么多仰望既久的文坛大家，私心以为是一种幸运，可是，见面在如此不堪的场合，亲眼看他们一个个如囚徒般狼籍，又有种珍贵的瓷器被一排排击碎了的感觉。

　　那时受难的决不限于所谓“黑帮分子”，有些被认为最无瑕疵的人，也会在一个早晨厄运突降。《文艺报》的朱某，刚毕业的大学生，戴一副黑边眼镜，挺文气的，听说还是烈士子弟，又分到了这么好的单位，我真羡慕，觉得他太幸福了。有天我还目送他锁了自行车走进大楼，视线要能拐弯，还会一直目送下去。那时他正忙于“造反”，不料有人秘密举报，说他在“毛选”上搞“眉批”。这太骇人听闻了，用当时的话说，叫狗胆包天。而事实是，他学毛著时爱在空白处写点感想，大约有几句话露出了商榷的架势。他搞“反动批注”的问题被迅速报到公安局，说是马上要逮捕，其实公安局也不怎么想受理，因为太多了，逮捕不过来。于是由一女同志看守他。他推说要上厕所，进去不再出来，待冲进去一看，手表搁在窗台上，人不见了。与此同时，正吃午饭的人觉得窗外有个大鸟样的东西从天上掉下来，发出巨响。大家忙出去看，见他趴在地上挣扎，还在找眼镜呢。看他疼得满地打滚，有人说“活该，反革命”，也有人主张急送医院。到了医院却无人敢治疗，因为他是“畏罪自杀”者。不一会儿，他就死了。生命啊，卑微如一片落叶，着地无声。

　　还有一场面，我每一思及，便不寒而栗。那是批判中国文联副主席刘芝明。刘已是垂暮老人，晃悠悠地站着，垂首静听批判，突然，会场外冲进一人，这人的名字和模样都不记得了，只见他手拿两样东西：一张报纸，一双鞋，好像掌握了重大机密似的威风凛凛。他径直冲到麦克风前高声宣布：现已发现，刘的最新最重大罪行，他胆敢用我们最最最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包鞋”!此言既出，全场几乎大乱，口号声此起彼伏，像一口沸锅。只见这人二话不说，冲到刘的面前，抡起鞋底，照着头和脸左右开弓，嘭嘭嘭的拍击声响了很久。我不忍看，却没法不听。至今我还听到这嘭嘭的击打声，好像就在昨天。有时我会好奇地想：不知那个打人者现在在做什么，是不是也像所有慈祥的老爷爷一样正在含饴弄孙呢?那天我也跟着呼口号了吗?好像呼过，不，一定呼过。

　　最难忘的还是批田汉，这位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先驱，戏剧界的泰斗。揭发人好像是田汉身边的什么人，他那冷酷、嘶哑的声调和闪动在镜片后面刀子一样锐利的目光，足以使被批判者崩溃成一摊泥。他一条一条地揭发着田汉怎样毒害青年，怎样刻骨反动，就像一层一层地剥着人皮，批判稿厚得一世也念不完。控诉渐近高潮，台下群情激昂，有人忽然奋臂高呼“跪下，叫他跪下!”也许因问题提得突然，先静场一息，继而“跪下”声就连成了一片。但田汉居然不跪，僵持着，有人上前按他的头，他还是硬挺着脖颈不跪。人们恼了，吼声暴起，声震四壁。继而，全场静寂如死，似有所待。只听见“咚”的一声，田汉终于自动跪下了!跪得很突然，声音很响，像一座大厦，甚至一座山样轰然倒塌，真是惊心动魄。这一声震碎了我年轻的心灵。这一声从此永远烙刻在我的记忆中了。　　是的，田汉跪下了，这个当年鼓动我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人跪下了，这位国歌——半个世纪来响彻在祖国天空的庄严歌声的词作者跪下了，这个占了现代文学史一个长长的章节，作为一个时代的重要代表的人跪下了。他究竟在给谁下跪呢?也许直到很久以后我们才意识到，他跪下的一瞬，时间更深地楔入了黑夜，黑暗遮没了光亮，愚昧压倒了文明。受凌辱的难道仅仅是田汉一个人吗，不，受凌辱的还有让他下跪的人，还有我们自己的历史啊。

　　现在的我，也就是已经五十多岁，白发悄悄爬上鬓角的我，伫立在大街上，定定地凝望着老门牌王府大街64号，这长方形的青砖砌成的大楼。真是物犹如此，人何以堪。据说50年代末大楼新建成时，虽因经费压缩，减了规模，它却仍不失为一幢恢弘的建筑，可是现在，它已被暴风雨褪去了钢青色，显得灰白，像一头青丝转眼间白发丛生一样。它杂在今天高楼大厦的群落间，无论色调还是建筑风格，都显得那么老气横秋。是的，它走了太多的路，它老了，在我的视觉里，它渐渐幻化成一只陷身狂涛巨澜中的孤舟，不断地被抛起，又不断地被掷下。现在的作家协会和文联早搬到新楼了，于是，这王府大街64号也就只能作为历史陈迹碇泊在这儿了。如果把它看作一个特定时段中国文艺界的象征，也许是恰当的。它肯定具有研究价值。对于它的历史反思，它在中国文艺史上的功过，早晚该有人会做的罢。

　　然而，我心中的困惑并未完全解开，我不是想追问哪一个具体的人或者哪一件具体的事，我想追问的是人心，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人的精神秘密。忆当年，“小将”们的顽横固然可憎，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经历了漫长的精神磨砺，有的虽只知反复陈述知青生活的苦难，却也很有些人敢于反思这一段变态的人生，可我们知识者、干部或被称为文艺家中的某些人呢，似乎很忌讳再提起这些事；而许多事恐非一个“迷信”和“冲动”可以了结。不是说“侧隐之心，人皆有之”吗，为什么昨天叫着“同志”，恨不得亲热的拥抱，转眼间就铁青了脸，瞪着敌视甚至嗜血的眼光，半点同情心也没有了”?为什么人会一面自己受害，一面琢磨害人?为什么在中国最高的文艺殿堂，上演着这般冷酷的“戏”?这暴力倾向是原先就潜伏着，存在着的，还是一时的迷狂所致?诚然，斗人者当时往往真诚地认为被斗者是有罪的，被斗者也往往认为自己确也是有罪的，但当雨过天晴之后，我们是否就理应认为错误全在历史，自己什么错也没犯过呢?对那些打人者、举报者来说，也是绝对真诚的吗?还是出于恐惧，出于泄忿，出于利益，甚或出于以折磨别人、咀嚼别人的痛苦为乐的阴暗心理?我并不膺服那句人人尽知的“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话，此刻它竟浮了上来。我在想，光有火苗，底下没有大堆的干柴是怎么也燃不成熊熊大火的。

　　人流擦身而过，我注意着今天的男人和女人，早已不复三十年前多是憔悴、迷乱、惊恐、叵测的神色，而换上了健康、紧张、专注、急躁的脸色。人们似乎都盯着一个很实在的单一目标奔走，脚步匆匆。“人对人”粗暴侵犯的时代消歇了，代之而起的总不会是个“人对物”狂热占有的时代吧?

　　一场大噩梦随着那个时代的结束而结束了，但那时代的精神因此也永远地消失了吗?我从外电或零星报道中看到，不是没有人怀恋“文革”，渴望那非人的方式重演。我从眼下层出不穷的贪污犯看出，他们抢掠金钱的疯狂决不亚于“文革”中迫害他人，攫取权利的疯狂。我不禁为之怅然：昨天与今天之间真的已隔着鸿沟?昨天的人心与今天的人心真的已全然不同?外在的文明的进步真的可以代替内在的文化的进步?某日，我偶然翻读加缪的《鼠疫》，里面竟有这样的话：里厄倾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声，心中却沉思着，威胁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兴高采烈的人群却看不到。鼠疫杆菌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窑、皮箱、手帕中耐心地潜伏守候……

　　我再次回望王府大街64号这座老楼，心想，有些东西是应该遗忘的，有些东西却不能遗忘，永远不能。

　　写于1998年6－8月，时值纪念田汉诞辰100周年
雷达（1943—），甘肃天水人。文学评论家、散文家。著有文学评论集《民族灵魂的重铸》，散文集《雷达散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