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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友
钱琼，听听，这名字多窝囊！当今时代，穷什么也不能穷了钱啊！我想，当初是不是他的父母吃错了药，给他起了个这么个总统级别的名字。
钱琼是我的对门邻居，从小和我钻裤裆长大的，他在一家化工厂上班，最近戴着鲜艳艳的红花光荣地下岗了。
论年岁，钱琼四十岁刚有点尾巴。他高高的个子，细瘦的身材，罗圈腿、虾米腰，要说“可爱”两个字，在他浑身从头到脚也找不出半点来。他的两只眼睛总是灰蒙蒙的，像是罩了一层雾，整天无精打采的。初次见到他的人，还以为他加了三天三夜的班刚从工作台上走下来呢！
他也有个老婆，虽说是别的男人剩下的，但有个老婆总比搂着个被团睡觉舒服多了。更可喜的是，不但有个老婆，而且还有个儿子，已经整六岁了，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功劳，他也不太清楚，反正这孩子必须叫自己是爸爸。
左邻右舍都说钱琼是个大好人，我却没感觉到。但有一点我是很清楚的，钱琼没有别的爱好，特爱下象棋，是个地道的棋上君子。见了棋子，他那双灰蒙蒙的眼睛立即就闪出贼亮亮的光来，但十局有九局输的他却从来不服输。偶尔赢一局，他会像刚学会走路的孩子那样高兴起来。
遇上这种人，算我祖上八辈没积德。别看他整天像掉了魂似的，但我在不在家他几乎全知道。好不容易熬个休息日，他老早就把你盯住了，诚心诚意地把你叫到家里，给你沏上一壶两块钱买一大堆的茶，恭恭敬敬地双手递给你，让你陪着走象棋。说实话，有个阶段，我真想搬走，可惜搬家的条件我又不具备。
这天晚饭后，我正准备给孩子辅导英语，突然门铃叮当叮当地叫起来，不用猜，准是这小子！打开门，果然看见他躬着个虾米腰，一脸歉笑地站在门外：“我的哥呀，过来杀几盘吧！”还没等说话，他就连推带拉把我请到他的家里了。
那棋桌上的棋子儿，早已整整齐齐地对阵摆好了，他的老婆见我来，抱着孩子进了里屋。
我拉下脸来，冷冷地对他说：“今晚咱俩赌钱，每局一百块，不然我就不干了！”我拉出转身要走的架势。
他那灰蒙蒙的眼睛闪了一下光，连连点头道：“好，好，只要你陪我下棋，我什么都依你！”说完，还大大咧咧地在棋桌摆上五、六张百元票子，我扫了一眼，心想：这也许是他全家这个月的口粮吧！
连下几局，他连输几局，他老人家眼前那几张票子像长了腿一样，一个劲地往我跟前跑，最后全跑过来了。我把赢的钱握在手里，故意捏得嘎吧嘎吧响，然后装进衣袋里，头一歪，对他说：“老兄，这回你总该服了吧！”
“不，不，好哥哥，再杀几盘！”他两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两眼带着万般的乞求。
“可你已经没有钱了呀！”
“哥哥，再输你就扒我的裤子！”
“这可是你说呀，那好，我再陪你几局。”
这回，钱琼的棋下得非常仔细，每走一步，都要好长时间，进、退、退、进……棋盘上不时吧哒吧哒地落下他头上滴下的汗珠子。
尽管他举步小心，但他最后还是输了。
他的头耷拉了下来，虾米腰也快躬成了半个月亮。
“来吧，老弟，还要我动手扒你的裤子吗？”我两手叉着腰，俨然像个获胜的将军。
正在这时，里面的门突然响了一下，钱琼那剃着光头的儿子，赤着脚从里屋跑了出来。到了我跟前，一下子爬在地上，三下两下就把裤子扒了下来，露出了圆圆的脏屁股来：“叔叔，扒我的裤子吧，你看，我的裤子可比爸爸的好扒多了。”
我俩都被这小家伙搞懵。我把赢来的钱放到桌子上，拍拍他的肩膀转身走了。钱琼从此再也没来找我下棋。
我要的也就是这个结果。
路口警察 €
“这个题材可真不错！”
我把手中的茶杯使劲往桌子上一放，水就开了花，溅了满满一桌子。
刚才有个电话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说是县西葫芦口村有个叫娄友的人，十几年如一日，在村东的十字路口指挥交通，使一个一年出十几次甚至几十次车祸的路口交通秩序井然，至今也再没发生过一起车祸。
作为报社记者，新闻触角是很敏感的。我向领导打了个招呼，便挎上相机，匆匆搭上了去葫芦口的班车。
到那里时，已近中午。天热得吸口气肺里立即就像点了一团火。
十字路口中间，有一个用碎石头垒起来的圆形台子，一个中等个子警察直直地立在上面，敬礼——摆臂——停车——放行，口里还咬着一个哨子，不时“笛笛”地叫着，动作是那么规范、潇洒。
“咔嚓，咔嚓！”
我的相机贪婪地吞着这些镜头。
等我走近台前，却把我的两眼给愣直了：这是一个哪国的警察，简直就是一个多国部队的逃兵！
只见他从上嘴唇到下嘴巴，密密麻麻地扎满了胡子，胡子上挂满了厚厚的路尘，脏兮兮的警帽下压着毛卷卷的长发，两眼直直地射着前方，由于转动频率高，脚上那双旧军鞋已经探出了两个指甲很长的脚趾，他的肩上斜挎着一个塑料步话机，一根圈了好几道圈的锈铁丝（天线）歪歪扭扭地从肩上斜向天空。
看着他的装束，我差点笑出声来。我仰面递给他随身带来的矿泉水，道：“您就是娄友先生吧？辛苦了，来！”
他瞪了我一眼，冷冷地说：“没看见我在干什么吗？”
我的脸有点发烧，为了掩饰窘相，急忙掏出烟来点上，顺手也递给他一支。
他理也不理，只是狠狠地扔给我一句话：“神经病！”
我忙掏出记者证，在他眼前晃了晃：
“喂，想和您聊几句，我是记者！”
他好长时间没说话，等左边的车放行后，他才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噢，我知道你就会吹牛皮！”
我干脆离开他，转身找村长去了。
这葫芦口村的村长，五十多岁，长得像个冬瓜，矮矮的、胖胖的，仿佛谁使劲推他一把，他立即就会满地滚起来。听说有人找他，他撩着两条小短腿，一路小跑来到了村委会，见了我，脸笑得像洞庭湖的波浪，躬着个腰，使劲地拉着我的手，上下左右地晃动着：“领导光临，欢迎欢迎！有失远迎，该死该死！我们现在就到醉不倒饭庄去谈吧，那里可是昨天刚开业的啊！”
当我说明来意后，冬瓜村长脸上的笑容却立即跑到太平洋去游泳了，那又粗又圆的腰也挺直了。他坐到办公椅子上，翘起二郎腿来，快乐地颤抖着，吃饭的事再也不提了。直到我再次提起娄友这个人，他才点上烟，不紧不慢地说：“要说他嘛，从小就没偷鸡摸狗的事，也算是个好人吧！我们葫芦口是三县交界处，来往车辆特别多，那条路口人称万人口，这里好像有阴气，每年不知车轮下有多少冤鬼，可娄友在那设卡后，死人的事就再没有发生过。”
“他为什么要在这里设交通岗呢？”
我掏出笔来，认真地记录着。
“十几年前，娄友结婚的第二天，高高兴兴地骑自行车载着媳妇去丈人家，刚走到那个路口，就被外地一辆拉煤的大车撞上了。娄友飞到了路边，人没事，可他的媳妇却走上了不归路。娄友疯了，被送进了县精神病院，可是没多久，他就跑了出来，也不知从哪里弄来这么一身警服，风雨不误，每天像上班一样到这里来指挥来往的车辆。别看他是个疯子，还真的像模像样的。那些本地和外地司机都乖乖地听他的。可就是有点不好，谁不听他的指挥，他就会毫不客气地拿起石头砸人家的玻璃，听说有一回还把县长的车给砸了，大脑受刺激呀，唉……”
说到这里，村长摇了摇头不说了，我也停住手中的笔不写了——因为我们的报纸根本就不会去宣传一个神经不正常的警察。
钱琼是我的对门邻居，从小和我钻裤裆长大的，他在一家化工厂上班，最近戴着鲜艳艳的红花光荣地下岗了。
论年岁，钱琼四十岁刚有点尾巴。他高高的个子，细瘦的身材，罗圈腿、虾米腰，要说“可爱”两个字，在他浑身从头到脚也找不出半点来。他的两只眼睛总是灰蒙蒙的，像是罩了一层雾，整天无精打采的。初次见到他的人，还以为他加了三天三夜的班刚从工作台上走下来呢！
他也有个老婆，虽说是别的男人剩下的，但有个老婆总比搂着个被团睡觉舒服多了。更可喜的是，不但有个老婆，而且还有个儿子，已经整六岁了，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功劳，他也不太清楚，反正这孩子必须叫自己是爸爸。
左邻右舍都说钱琼是个大好人，我却没感觉到。但有一点我是很清楚的，钱琼没有别的爱好，特爱下象棋，是个地道的棋上君子。见了棋子，他那双灰蒙蒙的眼睛立即就闪出贼亮亮的光来，但十局有九局输的他却从来不服输。偶尔赢一局，他会像刚学会走路的孩子那样高兴起来。
遇上这种人，算我祖上八辈没积德。别看他整天像掉了魂似的，但我在不在家他几乎全知道。好不容易熬个休息日，他老早就把你盯住了，诚心诚意地把你叫到家里，给你沏上一壶两块钱买一大堆的茶，恭恭敬敬地双手递给你，让你陪着走象棋。说实话，有个阶段，我真想搬走，可惜搬家的条件我又不具备。
这天晚饭后，我正准备给孩子辅导英语，突然门铃叮当叮当地叫起来，不用猜，准是这小子！打开门，果然看见他躬着个虾米腰，一脸歉笑地站在门外：“我的哥呀，过来杀几盘吧！”还没等说话，他就连推带拉把我请到他的家里了。
那棋桌上的棋子儿，早已整整齐齐地对阵摆好了，他的老婆见我来，抱着孩子进了里屋。
我拉下脸来，冷冷地对他说：“今晚咱俩赌钱，每局一百块，不然我就不干了！”我拉出转身要走的架势。
他那灰蒙蒙的眼睛闪了一下光，连连点头道：“好，好，只要你陪我下棋，我什么都依你！”说完，还大大咧咧地在棋桌摆上五、六张百元票子，我扫了一眼，心想：这也许是他全家这个月的口粮吧！
连下几局，他连输几局，他老人家眼前那几张票子像长了腿一样，一个劲地往我跟前跑，最后全跑过来了。我把赢的钱握在手里，故意捏得嘎吧嘎吧响，然后装进衣袋里，头一歪，对他说：“老兄，这回你总该服了吧！”
“不，不，好哥哥，再杀几盘！”他两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两眼带着万般的乞求。
“可你已经没有钱了呀！”
“哥哥，再输你就扒我的裤子！”
“这可是你说呀，那好，我再陪你几局。”
这回，钱琼的棋下得非常仔细，每走一步，都要好长时间，进、退、退、进……棋盘上不时吧哒吧哒地落下他头上滴下的汗珠子。
尽管他举步小心，但他最后还是输了。
他的头耷拉了下来，虾米腰也快躬成了半个月亮。
“来吧，老弟，还要我动手扒你的裤子吗？”我两手叉着腰，俨然像个获胜的将军。
正在这时，里面的门突然响了一下，钱琼那剃着光头的儿子，赤着脚从里屋跑了出来。到了我跟前，一下子爬在地上，三下两下就把裤子扒了下来，露出了圆圆的脏屁股来：“叔叔，扒我的裤子吧，你看，我的裤子可比爸爸的好扒多了。”
我俩都被这小家伙搞懵。我把赢来的钱放到桌子上，拍拍他的肩膀转身走了。钱琼从此再也没来找我下棋。
我要的也就是这个结果。
路口警察 €
“这个题材可真不错！”
我把手中的茶杯使劲往桌子上一放，水就开了花，溅了满满一桌子。
刚才有个电话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说是县西葫芦口村有个叫娄友的人，十几年如一日，在村东的十字路口指挥交通，使一个一年出十几次甚至几十次车祸的路口交通秩序井然，至今也再没发生过一起车祸。
作为报社记者，新闻触角是很敏感的。我向领导打了个招呼，便挎上相机，匆匆搭上了去葫芦口的班车。
到那里时，已近中午。天热得吸口气肺里立即就像点了一团火。
十字路口中间，有一个用碎石头垒起来的圆形台子，一个中等个子警察直直地立在上面，敬礼——摆臂——停车——放行，口里还咬着一个哨子，不时“笛笛”地叫着，动作是那么规范、潇洒。
“咔嚓，咔嚓！”
我的相机贪婪地吞着这些镜头。
等我走近台前，却把我的两眼给愣直了：这是一个哪国的警察，简直就是一个多国部队的逃兵！
只见他从上嘴唇到下嘴巴，密密麻麻地扎满了胡子，胡子上挂满了厚厚的路尘，脏兮兮的警帽下压着毛卷卷的长发，两眼直直地射着前方，由于转动频率高，脚上那双旧军鞋已经探出了两个指甲很长的脚趾，他的肩上斜挎着一个塑料步话机，一根圈了好几道圈的锈铁丝（天线）歪歪扭扭地从肩上斜向天空。
看着他的装束，我差点笑出声来。我仰面递给他随身带来的矿泉水，道：“您就是娄友先生吧？辛苦了，来！”
他瞪了我一眼，冷冷地说：“没看见我在干什么吗？”
我的脸有点发烧，为了掩饰窘相，急忙掏出烟来点上，顺手也递给他一支。
他理也不理，只是狠狠地扔给我一句话：“神经病！”
我忙掏出记者证，在他眼前晃了晃：
“喂，想和您聊几句，我是记者！”
他好长时间没说话，等左边的车放行后，他才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噢，我知道你就会吹牛皮！”
我干脆离开他，转身找村长去了。
这葫芦口村的村长，五十多岁，长得像个冬瓜，矮矮的、胖胖的，仿佛谁使劲推他一把，他立即就会满地滚起来。听说有人找他，他撩着两条小短腿，一路小跑来到了村委会，见了我，脸笑得像洞庭湖的波浪，躬着个腰，使劲地拉着我的手，上下左右地晃动着：“领导光临，欢迎欢迎！有失远迎，该死该死！我们现在就到醉不倒饭庄去谈吧，那里可是昨天刚开业的啊！”
当我说明来意后，冬瓜村长脸上的笑容却立即跑到太平洋去游泳了，那又粗又圆的腰也挺直了。他坐到办公椅子上，翘起二郎腿来，快乐地颤抖着，吃饭的事再也不提了。直到我再次提起娄友这个人，他才点上烟，不紧不慢地说：“要说他嘛，从小就没偷鸡摸狗的事，也算是个好人吧！我们葫芦口是三县交界处，来往车辆特别多，那条路口人称万人口，这里好像有阴气，每年不知车轮下有多少冤鬼，可娄友在那设卡后，死人的事就再没有发生过。”
“他为什么要在这里设交通岗呢？”
我掏出笔来，认真地记录着。
“十几年前，娄友结婚的第二天，高高兴兴地骑自行车载着媳妇去丈人家，刚走到那个路口，就被外地一辆拉煤的大车撞上了。娄友飞到了路边，人没事，可他的媳妇却走上了不归路。娄友疯了，被送进了县精神病院，可是没多久，他就跑了出来，也不知从哪里弄来这么一身警服，风雨不误，每天像上班一样到这里来指挥来往的车辆。别看他是个疯子，还真的像模像样的。那些本地和外地司机都乖乖地听他的。可就是有点不好，谁不听他的指挥，他就会毫不客气地拿起石头砸人家的玻璃，听说有一回还把县长的车给砸了，大脑受刺激呀，唉……”
说到这里，村长摇了摇头不说了，我也停住手中的笔不写了——因为我们的报纸根本就不会去宣传一个神经不正常的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