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前我们就计划着来看老师，可这天上午等我们赶到市总医院肿瘤病房时，老师却不知了去向。医院里的护士比我们更焦急，她们把应该寻找和查问的地方都查过了，就是没有他的行踪。你说，他人瘦得站都站不稳，能到哪儿去呢？我们意识到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的老师一定是去了墓地。我们匆忙驱车赶到市区西边成吉思汗山脚下小西湖墓地的C区时，在飘扬的雪花里我们看到许多前来祭奠的人，在人们三三两两驻足的每一方白色的墓碑上都镶嵌着一张稚气未脱的孩子的面孔，在那些墓碑的下方镌刻着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的同样的时间：1994年的12月8日。可是我们找遍了墓地问遍了所有前来祭奠的人，却没得到我们老师的信息。一个被肝癌熬尽的油灯一样的生命，在这寒风四起的日子他能到哪儿去呢？难道在我们来市里的路上老师赶去了农场？可说好的是等我们把那座纪念碑塑成之后来接他的呀，难道老师有些等不及了？很有可能。
　　十六年来，我们的老师一直都为在那场大火中丧生的遇难者在人民广场上建一座纪念碑而奔走，文革时期曾经在颍河镇中学教授绘画的我们的老师连纪念碑的图纸都设计好了。遇难者纪念碑是仿照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来设计的，在纪念碑底层的周围是那些像鲜花一样年龄的孩子们的浮雕，为了征得政府的支持，在纪念碑的正面，我们的老师特别选用了政府当年为遇难者发出的讣告里的词语：
　　“12•8”特大恶性安全责任事故中的遇难者永垂不朽！
　　在纪念碑的另外三面，老师看着我们说，然后再雕刻上325名遇难者的名字。为了这座计划中的纪念碑，我们的老师无数次地奔走在相关的各个部门，他甚至四处游说为修建纪念碑募捐。一家盐湖有限公司出于道义为将要修建的纪念碑资助了一百二十八吨原盐。可是捐赠的原盐无处存放，老师只好拉到我们农场，我们当然全力相助，因为我们从内地到克拉玛依来承包土地，都是因为有老师的介绍。1984年，我们在陈州教师进修学校任教的老师受聘来到这儿的某所中学任教，等十年后那场因舞台纱幕被光柱灯烤燃的大火在当天的18时20分烧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刚从市总医院看牙出来。他知道那天他的学生和另外十几所中小学的七百多名师生正集中在市友谊宾馆，为迎接自治区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评估验收团举行专场文艺演出。当我们的老师赶到事故现场的时候，那里已经是一片混乱，我们的老师拼命用肩头撞着紧闭的卷帘门，发疯地踢门、砸门……真是惨不忍睹呀……每当讲起大火过后的事故现场，我们的老师都会眼含泪水，他颤抖着声音说，一闭上眼睛，孩子们的尸体就会出现在眼前，我无法忘记那些凄惨的场面，我们应该建一个纪念碑，把遇难的孩子们的名字都刻上去，我们要让这个城市记住那些亡灵和伤痛……
　　我们完全理解老师的心情，可是我们老师多年来的奔走没有结果，甚至连修建纪念碑的地点都没有确定下来。为了安慰老师，我们只好建议老师用他募捐来的原盐浇筑一座临时纪念碑。在老师的默认下我们出面请了一家建筑公司在我们的农场里搭建了一个框架，我们浇筑的方法是先把原盐一袋一袋地化成盐水，浇铸在用木板扎成的模子里，等盐水结晶后再加上融化的盐水，然后再等待着盐水结晶……可是纪念碑刚刚开始浇筑我们的老师就住进了医院，他被诊断为肝癌，而且癌细胞已经开始大面积扩散。知道老师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我们就一日紧一日地融化盐水，等我们把一百二十八吨原盐都化成盐水凝结再把四周的框架拆除，那座十二点八米高的用原盐浇筑的纪念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把我们都给镇住了。我们真的想给老师一个惊喜，可是老师比我们更迫切。等赶回农场，我们看到我们的老师正站在那座雪白的纪念碑前用一把刻刀雕刻着，那是一行字：
　　孩子们，不要动，让领导们先走！
　　这句著名的在火灾现场一个女领导对学生们喊出的话刺得我们的眼睛生疼，老师回过身看着我们说，耻辱呀……在老师颤抖的声音里那把灰色的刻刀从他手中脱落下来，有两行泪水从我们老师的眼角里像小虫子一样爬出来。
　　为了安慰老师，我们对临终的老师做了承诺，要把这座用原盐浇的纪念碑运到市中心的广场上去。在安葬了老师之后我们就四处活动，像老师那样我们也跑遍了所有应该去的部门，可是我们也像老师一样连一个安放纪念碑的地方都没有找到，哪怕是路边一个小小的公园。一眨眼，时光已经到了来年的夏季，由于天气炎热，那座用原盐浇筑的纪念碑开始融化，等到了第二年的十二月八日，那座雪白的纪念碑已经变得千疮百孔，我们老师雕刻在底层上的那些浮雕已经面目全非。我们伸手摸一下纪念碑，然后把手指放进嘴里，纪念碑上又苦又涩的原盐尖利地刺着我们的舌头，像刀子一样深深地扎到我们的心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