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鲜之、裴松之、何承天
　　郑鲜之，字道子，荥阳开封人也。高祖浑，魏将作大匠。曾祖袭，大司农。父 遵，尚书郎。袭初为江乘令，因居县境。鲜之下帷读书，绝交游之务。初为桓伟辅 国主簿。先是，兗州刺史滕恬为丁零、翟辽所没，尸丧不反，恬子羡仕宦不废，议 者嫌之。桓玄在荆州，使群僚博议，鲜之议曰：
　　名教大极，忠孝而已，至乎变通抑引，每事辄殊，本而寻之，皆是求心而遗迹。 迹之所乘，遭遇或异。故圣人或就迹以助教，或因迹以成罪，屈申与夺，难可等齐， 举其阡陌，皆可略言矣。天可逃乎？而伊尹废君；君可胁乎？而鬻权见善；忠可愚 乎？而箕子同仁。自此以还，殊实而齐声，异誉而等美者，不可胜言。而欲令百代 之下，圣典所阙，正斯事于一朝，岂可易哉！
　　然立言明理，以古证今，当使理厌人情。如滕羡情事者，或终身隐处，不关人 事；或升朝理务，无讥前哲。通滕者则以无讥为证，塞滕者则以隐处为美。折其两 中，则异同之情可见矣。然无讥前哲者，厌情之谓也。若王陵之母，见烹于楚，陵 不退身穷居，终为社稷之臣，非为荣也。鲍勋蹇谔魏朝，亡身为效，观其志非贪爵 也。凡此二贤，非滕之谕。
　　夫圣人立教，犹云“有礼无时，君子不行”。有礼无时，政以事有变通，不可 守一故耳。若滕以此二贤为证，则恐人人自贤矣；若不可人人自贤，何可独许其证。 讥者兼在于人，不但独证其事。汉、魏以来，记阙其典，寻而得者无几人。至乎大 晋中朝及中兴之后，杨臻则七年不除丧，三十余年不关人事，温公则见逼于王命， 庾左丞则终身不著袷，高世远则为王右军、何骠骑所劝割，无有如滕之易者也。若 以缞麻非为哀之主，无所复言矣。文皇帝以东关之役，尸骸不反者，制其子弟，不 废婚宦。明此，孝子已不自同于人伦，有识已审其可否矣。若其不尔，居宗辅物者， 但当即圣人之教，何所复明制于其间哉！及至永嘉大乱之后，王敦复申东关之制于 中兴，原此是为国之大计，非谓训范人伦，尽于此也。
　　何以言之？父仇明不同戴天日，而为国不可许复仇，此自以法夺情，即是东关、 永嘉之喻也。何妨综理王务者，布衣以处之。明教者自谓世非横流，凡士君子之徒， 无不可仕之理，而杂以情讥，谓宜在贬裁尔。若多引前事以为通证，则孝子可顾法 而不复仇矣。文皇帝无所立制于东关，王敦无所明之于中兴。每至斯会，辄发之于 宰物，是心可不喻乎！
　　且夫求理当先以远大，若沧海横流，家国同其沦溺，若不仕也，则人有余力； 人有余力，则国可至乎亡，家可至乎灭。当斯时也，匹妇犹亡其身，况大丈夫哉！ 既其不然，天下之才，将无所理。滕但当尽《陟岵》之哀，拟不仕者之心，何为证 喻前人，以自通乎？且名为大才之所假，而小才之所荣，荣与假乘常，已有惭德， 无欣工进，何有情事乎？若其不然，则工进无欣，何足贵于千载之上邪！苟许小才 荣其位，则滕不当顾常疑以自居乎。所谓柳下惠则可，我则不可也。
　　且有生之所宗者圣人，圣人之为教者礼法，即心而言，则圣人之法，不可改也。 而秦以郡县治天下，莫之能变；汉文除肉刑，莫之能复。彼圣人之为法，犹见改于 后王，况滕赖前人，而当必通乎？若人皆仕，未知斯事可俟后圣与不？况仕与不仕， 各有其人，而不仕之所引，每感三年之下。见议者弘通情纪，每傍中庸，又云若许 讥滕，则恐亡身致命之仕，以此而不尽。何斯言之过与！夫忠烈之情，初无计而后 动。若计而后动，则惧法不尽命。若有不尽，则国有常法。故古人军败于外，而家 诛于内。苟忠发自内，或惧法于外，复有踟蹰顾望之地邪！若有功不赏，有罪不诛， 可致斯喻尔。无有名教翼其子弟，而子弟不致力于所天。不致力于所天，则王经忠 不能救主，孝不顾其亲，是家国之罪人尔，何所而称乎？夫恩宥十世，非不隆也； 功高赏厚，非不报也。若国宪无负于滕恬，则羡之通塞，自是名教之所及，岂是劝 沮之本乎？
　　议者又以唐虞邈矣，孰知所归，寻言求意，将所负者多乎。后汉乱而不亡，前 史犹谓数公之力。魏国将建，荀令君正色异议，董昭不得枕苏则之膝，贾充受辱于 庾纯。以此而推，天下之正义，终自传而不没，何为发斯叹哉！若以时非上皇，便 不足复言多者，则夷齐于奭、望，子房于四人，亦无所复措其言矣。至于陈平默顺 避祸，以权济屈，皆是卫生免害，非为荣也。滕今生无所卫，鞭塞已冥，义安在乎？ 昔陈寿在丧，使婢丸药，见责乡闾；阮咸居哀，骑驴偷婢，身处王朝。岂可以阮获 通于前世，便无疑于后乎！且贤圣抑引，皆是究其始终，定其才行。故虽事有惊俗， 而理必获申。郗诜葬母后园，而身登宦，所以免责，以其孝也。日磾杀兒无讥，以 其忠也。今岂可以二事是忠孝之所为，便可许杀兒葬母后园乎？不可明矣。既其不 可，便当究定滕之才行，无所多辩也。
　　滕非下官乡亲，又不周旋，才能非所能悉。若以滕谋能决敌，才能周用，此自 追踪古人，非议所及。若是士流，故谓宜如子夏受曾参之词，可谓善矣，而子夏无 不孝之称也。意之所怀，都尽于此，自非名理，何缘多其往复；如其折中，裁之居 宗。
　　桓伟进号安西，转补功曹，举陈郡谢绚自代，曰：“盖闻知贤弗推，臧文所以 窃位；宣子能让，晋国以之获宁。鲜之猥承人乏，谬蒙过眷，既恩以义隆，遂再叨 非服。知进之难，屡以上请，然自退之志，未获暂申，夙夜怀冰，敢忘其惧。伏见 行参军谢绚，清悟审正，理怀通美，居以端右，虽未足舒其采章，升庸以渐，差可 以位拟人。请乞愚短，甘充下列，授为贤牧，实副群望。”入为员外散骑侍郎，司 徒左西属，大司马琅邪王录事参军，仍迁御史中丞。
　　性刚直，不阿强贵，明宪直绳，甚得司直之体。外甥刘毅，权重当时，朝野莫 不归附，鲜之尽心高祖，独不屈意于毅，毅甚恨焉。义熙六年，鲜之使治书侍御史 丘洹奏弹毅曰：“上言传诏罗道盛辄开笺，遂盗发密事，依法弃市，奏报行刑，而 毅以道盛身有侯爵，辄复停宥。按毅勋德光重，任居次相，既杀之非己，无缘生之 自由。又奏之于先，而弗请于后，阃外出疆，非此之谓。中丞鲜之于毅舅甥，制不 相纠，臣请免毅官。”诏无所问。
　　时新制长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锢三年。山阴令沈叔任父疾去职，鲜之因此上议 曰：“夫事有相权，故制有与夺，此有所屈，而彼有所申。未有理无所明，事无所 获，而为永制者也。当以去官之人，或容诡托之事。诡托之事，诚或有之，岂可亏 天下之大教，以末伤本者乎？且设法盖以众苞寡，而不以寡违众，况防杜去官而塞 孝爱之实。且人情趋于荣利，辞官本非所防，所以为其制者，莅官不久，则奔竞互 生，故杜其欲速之情，以申考绩之实。省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悖义疾理，莫此 为大。谓宜从旧，于义为允。”从之。于是自二品以上父母没者，坟墓崩毁及疾病 族属辄去，并不禁锢。
　　刘毅当镇江陵，高祖会于江宁，朝士毕集。毅素好摴蒱，于是会戏。高祖与毅 敛局，各得其半，积钱隐人，毅呼高祖并之。先掷得雉，高祖甚不说，良久乃答之。 四坐倾瞩，既掷，五子尽黑，毅意色大恶，谓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席与人！” 鲜之大喜，徒跣绕床大叫，声声相续。毅甚不平，谓之曰：“此郑君何为者！”无 复甥舅之礼。高祖少事戎旅，不经涉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言论，人皆依 违之，不敢难也。鲜之难必切至，未尝宽假，要须高祖辞穷理屈，然后置之。高祖 或有时惭恧，变色动容，既而谓人曰：“我本无术学，言义尤浅。比时言论，诸贤 多见宽容，唯郑不尔，独能尽人之意，甚以此感之。”时人谓为“格佞”。
　　自中丞转司徒左长史，太尉咨议参军，俄而补侍中，复为太尉咨议。十二年， 高祖北伐，以为右长史。鲜之曾祖墓在开封，相去三百里，乞求拜省，高祖以骑送 之。宋国初建，转奉常。
　　佛佛虏陷关中，高祖复欲北讨，行意甚盛。鲜之上表谏曰：“伏思圣略深远， 臣之愚管无所措其意。然臣愚见，窃有所怀。虏凶狡情状可见，自关中再败，皆是 帅师违律，非是内有事故，致外有败伤。虏闻殿下亲御六军，必谓见伐，当重兵守 潼关，其势然也。若陵威长驱，臣实见其未易；若舆驾顿洛，则不足上劳圣躬。如 此，则进退之机，宜在熟虑。贼不敢乘胜过陕，远慑大威故也。今尽用兵之算，事 从屈申，遣师扑讨，而南夏清晏，贼方惧将来，永不敢动。若舆驾造洛而反，凶丑 更生揣量之心，必启边戎之患，此既必然。江南颙颙，倾注舆驾，忽闻远伐，不测 师之深浅，必以殿下大申威灵，未还，人情恐惧，事又可推。往年西征，刘钟危殆， 前年劫盗破广州，人士都尽。三吴心腹之内，诸县屡败，皆由劳役所致。又闻处处 大水，加远师民敝，败散，自然之理。殿下在彭城，劫盗破诸县，事非偶尔，皆是 无赖凶慝。凡顺而抚之，则百姓思安；违其所愿，必为乱矣。古人所以救其烦秽， 正在于斯。汉高身困平城，吕后受匈奴之辱，魏武军败赤壁，宣武丧师枋头，神武 之功，一无所损。况偏师失律，无亏于庙堂之上者邪！即之事实，非败之谓，唯龄 石等可念尔。若行也，或速其祸。反覆思惟，愚谓不烦殿下亲征小劫。西虏或为河、 洛之患，今正宜通好北虏，则河南安。河南安，则济、泗静。伏愿圣鉴察臣愚怀。”
　　高祖践阼，迁太常，都官尚书。鲜之为人通率，在高祖坐，言无所隐，时人甚 惮焉。而隐厚笃实，赡恤亲故。性好游行，命驾或不知所适，随御者所之。尤为高 祖所狎，上尝于内殿宴饮，朝贵毕至，唯不召鲜之。坐定，谓群臣曰：“郑鲜之必 当自来。”俄而外启：“尚书鲜之诣神虎门求启事。”高祖大笑引入，其被亲遇如 此。
　　永初二年，出为丹阳尹，复入为都官尚书，加散骑常侍。以从征功，封龙阳县 五等子。出为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元嘉三年，王弘入为相，举鲜之为尚书右仆 射。四年，卒，时年六十四。追赠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文集传于世。子愔， 位至尚书郎，始兴太守。
　　裴松之，字世期，河东闻喜人也。祖昧，光禄大夫。父珪，正员外郎。松之年 八岁，学通《论语》、《毛诗》。博览坟籍，立身简素。年二十，拜殿中将军。此 官直卫左右，晋孝武太元中革选名家以参顾问，始用琅邪王茂之、会稽谢輶，皆南 北之望。舅庾楷在江陵，欲得松之西上，除新野太守，以事难不行。拜员外散骑侍 郎。义熙初，为吴兴故鄣令，在县有绩。入为尚书祠部郎。
　　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实，上表陈之曰：“碑铭之作，以明示后昆，自非殊 功异德，无以允应兹典。大者道勋光远，世所宗推；其次节行高妙，遗烈可纪。若 乃亮采登庸，绩用显著，敷化所莅，惠训融远，述咏所寄，有赖镌勒，非斯族也， 则几乎僭黩矣。俗敝伪兴，华烦已久，是以孔悝之铭，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 愧色。而自时厥后，其流弥多，预有臣吏，必为建立，勒铭寡取信之实，刊石成虚 伪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贵，但论其功费，又不可称。不加禁裁，其敝无 已。”以为“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为朝议所许，然后听之。庶可以防遏无征， 显彰茂实，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虚，则义信于仰止，道孚于来叶。”由是并断。
　　高祖北伐，领司州刺史，以松之为州主簿，转治中从事史。既克洛阳，高祖敕 之曰：“裴松之廊庙之才，不宜久尸边务，今召为世子洗马，与殷景仁同，可令知 之。”于时议立五庙乐，松之以妃臧氏庙乐亦宜与四庙同。除零陵内史，征为国子 博士。
　　太祖元嘉三年，诛司徒徐羡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通直散骑常侍袁渝、 司徒左司掾孔邈使扬州，尚书三公郎陆子真、起部甄法崇使荆州，员外散骑常侍范 雍、司徒主簿庞遵使南兗州，前尚书右丞孔默使南北二豫州，抚军参军王歆之使徐 州，冗从仆射车宗使青、兗州，松之使湘州，尚书殿中郎阮长之使雍州，前竟陵太 守殷道鸾使益州，员外散骑常侍李耽之使广州，郎中殷斌使梁州、南秦州，前员外 散骑侍郎阮园客使交州，驸马都尉、奉朝请潘思先使宁州，并兼散骑常侍。班宣诏 书曰：“昔王者巡功，群后述职，不然则有存省之礼，聘眺之规。所以观民立政， 命事考绩，上下偕通，遐迩咸被，故能功昭长世，道历远年。朕以寡暗，属承洪业， 夤畏在位，昧于治道，夕惕惟忧，如临渊谷。惧国俗陵颓，民风凋伪，眚厉违和， 水旱伤业。虽躬勤庶事，思弘攸宜，而机务惟殷，顾循多阙，政刑乖谬，未获具闻。 岂诚素弗孚，使群心莫尽，纳隍之愧，在予一人。以岁时多难，王道未壹，卜征之 礼，废而未修，眷被氓庶，无忘钦恤。今使兼散骑常侍渝等申令四方，周行郡邑， 亲见刺史二千石官长，申述至诚，广询治要，观察吏政，访求民隐，旌举操行，存 问所疾。礼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为书，还具条奏，俾朕昭然，若亲览焉。大夫 君子，其各悉心敬事，无惰乃力。其有咨谋远图，谨言中诚，陈之使者，无或隐遗。 方将敬纳良规，以补其阙。勉哉勖之，称朕意焉。”
　　松之反使，奏曰：“臣闻天道以下济光明，君德以广运为极。古先哲后，因心 溥被，是以文思在躬，则时雍自洽，礼行江汉，而美化斯远。故能垂大哉之休咏， 廓造周之盛则。伏惟陛下神睿玄通，道契旷代，冕旒华堂，垂心八表。咨敬敷之未 纯，虑明扬之靡暢。清问下民，哀此鳏寡，涣焉大号，周爰四达。远猷形于《雅》、 《诰》，惠训播乎遐陬。是故率土仰咏，重译咸说，莫不讴吟踊跃，式铭皇风。或 有扶老携幼，称欢路左，诚由亭毒既流，故忘其自至，千载一时，于是乎在。臣谬 蒙铨任，忝厕显列，猥以短乏，思纯八表，无以宣暢圣旨，肃明风化，黜陟无序， 搜扬寡闻，惭惧屏营，不知所措。奉二十四条，谨随事为牒。伏见癸卯诏书，礼俗 得失，一依周典，每各为书，还具条奏。谨依事为书以系之后。”松之甚得奉使之 议，论者美之。
　　转中书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上使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记，增广 异闻，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为不朽矣！”出为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民 便之。入补通直为常侍，复领二州大中正。寻出为南琅邪太守。十四年致仕，拜中 散大夫，寻领国子博士。进太中大夫，博士如故。续何承天国史，未及撰述，二十 八年，卒，时年八十。子骃，南中郎参军。松之所著文论及《晋纪》，骃注司马迁 《史记》，并行于世。
　　何承天，东海郯人也。从祖伦，晋右卫将军。承天五岁失父，母徐氏，广之姊 也，聪明博学，故承天幼渐训议，儒史百家，莫不该览。叔父肹为益阳令，随肹之 官。

译文

　　裴松之，字世期，河东闻喜人。父亲裴王圭，做过正员外郎。松之八岁时就通晓了《论语》、《毛诗》。他博览古书，立身处世简朴。二十岁时做了殿中将军，此官是直接保护皇帝安全的。晋孝武帝在太元年间挑选名人作参谋顾问，开始选用的琅王牙人王茂之和会稽人谢车酋都是南方和北方的望族。松之的舅舅庾楷在江陵，打算带着松之西行，作新野太守，因为事情难办而中止。义熙初年(405)，松之作了吴兴故鄣县令，因为政绩显著，于是又被调入京城作尚书祠部郎。
　　宋高祖北伐，兼任司州刺史，让松之作了州主簿，后又调松之为治中从事史。攻克洛阳后，高祖说：“裴松之是朝廷人才，不应该长久主持边务，现召他为世子洗马，与殷景仁相同，可派人去告诉他。”在商议建立五庙的时候，松之认为妃子臧氏的庙乐也应该与其他四庙相同。松之被任命为零陵内史，召为国子博士。
　　宋太祖元嘉三年(426)，司徒徐羡之等人被诛杀，太祖派遣大使，巡行天下。通直散骑常侍袁渝、司徒左西掾孔邈出使扬州，尚书三公郎陆子真和起部甄法崇出使荆州，松之出使湘州。松之后又任中书侍郎和司、冀两州的大中正。皇上叫他注解陈寿的《三国志》，松之把传记聚集一起，增加了许多新奇的内容，完成后奉给皇上。皇上很高兴，说：“这是不朽之作啊。”松之出京任永嘉太守，他关心爱护百姓，官民相处得十分融洽。后又入补通直散骑常侍，仍兼任司、冀两州的大中正。不久又出任南琅王牙太守。元嘉十四年(427)，松之辞去琅王牙太守一职，被任为中散大夫，不久任国子博士，又提升为太中大夫，国子博士如旧。接替何承天撰写国史，还没有来得及写，在元嘉二十八年，就去世了，享年八十岁。
　　何承天，东海郯城人，叔伯祖父何伦，是西晋时右尉将军，何承天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徐氏，是徐广的姐姐，生性聪慧学识广博，所以何承天小时候便开始接受教义，经史百家，没有不详尽通习的。其叔父何月兮是益阳县令，他跟随何月兮一起去任所。
　　晋隆安四年(400)，南蛮校尉桓伟任命何承天为参军，当时殷仲堪、桓玄等人相继举兵反抗朝廷，何承天惧怕祸乱不息，遂弃职还于益阳。起义之初，长沙公陶延寿任命何承天为他的辅国府参军，派人通报以尊奉宋高祖，于是任命何承天为浏阳县令，不久他便离职还于京都，抚军将军刘毅镇守姑孰城，授官何承天为兼代参军。刘毅曾经外出行走，鄢陵信史陈满用弓箭射鸟，箭误中了值勤的将领，虽然没有射死人，但是处以弃市之刑。何承天提议说：“官司应重视实情断决，有疑问则从轻处理，先前使汉文帝刘恒所乘之马受惊的人，张释之以犯跸之罪名弹劾，而处罚也只到罚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明白他无意惊动帝王之马，所以不以惊驾的重罚施加于他，而是施加以不同的条例，现在陈满的本意在于射鸟，不是有意射人，按照法律，因过失误伤人命的，判三年刑，何况还没有伤人呢？只轻微处罚一下就行了。”何承天被补任为宛陵县令，赵忄炎为宁蛮校尉、寻阳太守，拜请何承天为司马。不久何承天离职。
　　宋高祖刘裕以何承天为太尉行参军。高祖讨伐刘毅，留下诸葛长民为监军，诸葛长民私自怀有异心，刘穆之偷偷问何承天说：“宋公此次出行能否成功呢？”何承天回答说：“不担心无法判决，我还有另外一丝担忧，宋公以前从左里城回到石头城，多高兴啊，这次回来，只不过是再重复一次罢了。”刘穆之说：“不是你说我还听不到这话，近来，渴望像丹徒刘郎(布衣)那样，恐怕也不能够了。”随后，何承天被任命为太学博士，义熙十一年(415)，何承天为世子征虏参军，随后迁职为西中郎中军参军，钱塘县令。宋高祖刘裕在寿阳，宋台建立，召何承天为尚书祠部郎，与傅亮一起共同撰修朝仪。永初末年委任何承天为南台治书侍御史。
　　谢晦镇守江陵，拜请何承天为南蛮长史，当时有一个叫尹嘉的人，家境贫寒，其母亲熊氏以自己为典质替尹嘉偿还债务。尹嘉因不孝获罪当处死刑，何承天提议说：“根据官府宣布的法令，全面考查尹嘉大辟罪之事，符合法吏葛滕的规范。母亲控告儿子不肖，并要求杀掉他是允许的，法令说，违反触犯教义法令，在尊重恭顺方面有不足，父母要求杀掉他，都是允许的，对被控告人的处罚只有依据控告人的要求来做。慎重探求这件事的原委，尹嘉的母亲陈述说自己愿意做典质换钱，为儿子还债，尹嘉虽然因为恭顺不至而触犯教义，但是其母却没有请求杀掉尹嘉，熊氏用还债使他生存下来，而现在却要杀掉他，这就没有顺从所求人的要求。此事开始以不孝为理由而控告，终止于由出卖而判罪，从这事两方面看，母亲和儿子都受了罚，葛滕所依据的法律，没有这条款，尹嘉生存下来意义很大，依理却难以申辩。明白教义然后阐发，怜悯他因愚昧而受蒙蔽。明晓德义慎重处罚，文王以此体恤下民；商议牢狱赦免死刑，中孚(卦名)于是流传苍生。说到实情那么母亲为儿子痛苦，说到恭敬那么是没达到礼仪的，现在放弃乞求宽恕的要求，依照被杀头的条例，用尊敬恭顺的法度，施加于有饥寒之患的贫民，确实不是惩罚重罪而宽容轻微的，甚至可以抛开有罪之名，我认为免除尹嘉的死刑，似以春天的恩泽普照万物的恩情。赦免熊氏的过失，用以表明为儿子受苦是合宜的，那么，蒲亭虽然简陋，却可以同圣明比德，豚鱼虽是微物，却流传到今日。”尹嘉之事没有判决，恰逢大赦，得以释免。
　　谢晦荐举何承天为卫将军，后迁职咨议参军，兼做记室。宋元嘉三年(426)，谢晦将被讨伐，他的弟弟黄门郎谢嚼用密信通报于他，谢晦问何承天说：“如果真是这样，你叫我如何呢？”何承天说：“以君王的尊贵，举天下之兵攻打一州，大小既不相同，方向也不一样，逃到境外以求自保，这是上计。其次派遣亲信带领兵士驻扎义阳，将军你率领部队在夏口交锋，如果战败了，就奔向义阳然后往北部边境出逃，这是次计。”谢晦沉吟良久说：“荆楚是适于征战的城郭，兵师财力充足，应该决战，逃走也还不晚。”命令何承天拟造征讨檄文，谢晦认为湘州刺史张邵与自己不是同道之人，准备派遣一千人马去偷袭他。何承天认为不知道张邵的意图趋向，不宜随便征讨。当时张邵的哥张茂度为益州县令，与谢晦一向友好，所以谢晦受何承天的劝阻中止了派兵。是时益州前任刺史萧摹之，巴西前任太守刘道产离官还于江陵，谢晦想杀掉他们，何承天竭力营救，所有的人得以幸免。谢晦被攻克，何承天留在城府中不随行，等到到彦之到马头时，何承天戴罪晋见，到彦之因为他有诚意，宽恕了他，命他兼作南蛮府事。
　　元嘉七年(430)，到彦之出师北伐，拜请何承天为右军录事，等到到彦之战败溃退，何承天因才能不适于军旅，得以免除刑罚，而任命为尚书殿中郎，并兼左丞。吴兴余杭人薄道举有补兵之祸，依照法律须是同籍的其月亲(其月亲，服丧一年的亲属)补充军队，薄道举的堂弟薄代公、薄道生都是大功亲(大功，丧服五服之一，服期为九月)，不应在补充的条例之内，法律以薄代公的母亲活着为期亲，那么儿子应跟随母亲补充军队。何承天提议说：“探究补兵这一制度，同籍期亲补充军队，大功亲不在此条例之内，妇女从者有三，出嫁了顺从丈夫，丈夫死了，顺从儿子。现在薄道举为补兵所患，如果他的叔父还活着，按法制应补充前往，妻子儿子居军营，本来是极合适的事。但他为补兵所患之时其叔父已经不在了，薄代公、薄道生又是堂弟，属于大功亲，不应该补充前往，现在如果以叔母为期亲，命令薄代公随母亲补充军队，既违背了大功亲不应补充前往的制度，又背离了妇女三从的道义。”由于主管此事的官员死守期亲的文告，不分辨男女之间的区别，嫌远了同时又害怕负担，才生出了这个疑窦，又害怕这不是朝廷慎用刑法的原旨，最后，何承天将薄代公母子一起宽恕了。已故司徒孔邈有奏说没被进用，孙邈已下葬。议论的人说不应该仍用孔邈的名字，而应用现任官的名义去启奏，何承天又提议说：“已经死了的人的名字不适合启奏，没有其他含义，只是嫌他对现在不吉祥罢了。启奏之事一经拖延，动辄要经过几年几月，盛明的世道，凡事应该从简，细微的避嫌和忌讳，都应该消除。”
　　何承天本性刚直，不能曲意逢迎上司，常以自己所长轻慢同行，为仆射殷景仁所不满，出任为衡阳内史，以前在西部与官员大多不融洽，在郡里又不太公正清廉，被州司举发，拘禁于牢狱，遇到大赦得免。元嘉十六年(439)，任命为著作佐郎，编撰国史，何承天年事已高，而其他佐郎都出自名门且年轻有为，颍川荀伯子讥讽何承天，常把他称作乳母，何承天说：“你应当说凤凰生了九个儿子，乳母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不久迁职，为太子率更令，著作佐郎不变。
　　当时丹阳丁况等人死了很久却还没安葬，何承天提议说：“按礼制，所谓还葬即速葬，应该说荒年歉收只是一时，所以准许他量财行事而不求完善。丁况等三家，数十年里，只要安葬就没有棺材，确实是由于恩情浅薄，与禽兽无异。我私自认为丁况等人同住在一起多年，却没有用道义进行规劝，以法律进行责罚。元嘉十六年冬，没有新颁法令，又没有申明旧的制度，有什么严格的，突然互相揭发，有的由邻人辩解，正与此案相同。如果是在东部许多地方听到这种事情很多，长江以西淮河之北也不少，如果只惩罚这三人，就大概起不到整肃之效。如果只开一个头，那么就可能一齐行动，里伍县司、竞相为私利而循情。财物贿赂一旦盛行，官司案情必然混乱，恐怕损害了圣主的治国之道了。我认为丁况等三家，暂且可不再过问，依据这事附带规定制理的方案，如果人们安葬不符合法律，同住的人应当立即揭发，三年除服之后，则不加追究，这样较为适宜。”
　　元嘉十九年(442)，设立了国子学，何承天以本职领国子博士，皇太子讲授《孝经》，何承天与中庶子颜延之一起为他手执书经，从师授业。不久，迁为御史中丞，当时北魏侵扰边境，宋太祖向群臣征求威慑戎敌抵御入侵的策略，何承天上书说：
　　“我就北边藩镇侵扰之事上书朝廷，强虏侵犯青州、兖州，皇上仁慈，怜悯百姓，广泛征集众人的智慧，治理国家军政，我以我愚昧浅陋，事先得到皇上的咨询，我私下考查过猃狁犯难起自上古，有周之时欣欣向荣，南仲却出师迎敌；汉室之初，兴隆盛世，卫、霍用力，虽然饮马于瀚海，树旗于祁连，战事艰难繁杂，普天之下极不安定，运输量太大，财物装满车船，无奈狂虏凶狠狡黠冥顽不化，势力没有削弱，成败结果，总的说来是没有益处的。汉宣帝(刘询)趁着他们背离混乱，推翻旧的使其灭亡，巩固新的使其存在，才使得他们臣服。自从晋朝丧失中原以来，戎敌侵略骚扰，一百多年里，却没有空闲以北虏为忧患。大宋之初，日月圣灵普照武帝，因而胡虏感念大宋之德害怕大宋之威，所以大宋之用度自然是进贡。自从陛下执政以来，这种与他族的联系遵循教养，十几年里，贡物仍然不断，去年三王外出镇守，考虑振兴王室志谋远大，然而禽兽之心易起，于是产生猜测恐惧，背弃信约，深深结合之后因怨争而背离，贪恋祸乱恣肆毒害，没有理由地内讧，恐怕战火的征兆，一定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一向平庸懦弱，无才整治武备，直言我狭小之见，只是撰写了《安边论》，意见浅薄，恐怕无可取之处，如果能得以在朝廷商讨，辨别检验其对错。希望或许能够开拓群臣的思虑，仔细研究众人的谋略，优劣已展示，是否可以指出来呢，其论如是说：
　　“汉代所说的防备匈奴的策略，只不过两种：武将竭尽征讨的谋略，文臣力求和睦相亲的礼约。考查这两者，各有其长远意图。侵犯塞漠之外，胡敌留难牵制，必然不能破敌，筹划自己的扩张，应当像以前冀地人民，归化者众多。二州之兵压境，三王出征藩镇，筹划将被张扬伟念将要实现，民众引颈盼望，华、夷仰慕正义。如果贪溺于小利，且自己傲慢放纵，那么向外展示富足的财力，在内却依靠不忠信的军队，现在如果一定遵守教义，允许他们改过自新，虽然不一定可以使他们归顺朝廷，但一定可以使边关和平宁静。然而和睦相亲事关重大，应根据朝廷制定的克敌谋略。这确实不是微臣的浅薄所能言尽的，如果追溯卫、霍战于瀚海的志向，时事不同，导致功绩也不一样。敌人虽然演习战事日久，又占据燕赵之地，连结秦魏之表，地形险峻，亘古如此。自己应该大肆畋猎，练兵于淮水、泗水，在内充实青州、徐州，使人民有充足的储备，四野有堆积的粮食，然后分别派遣方、召，统率雄师，精兵十万，使这一举动扫尽平坦，那么就用不着使国家军队辛苦，人民劳累了。为何这样说呢？现在北方百姓大都适应了动乱，有意于苟且偷安，不再以外族统治为耻辱，极度渴求仕宦，只是残害生灵掠夺侮辱把人看得毫无依靠，所以背着襁褓归附国家的人，先后络绎不绝，胡虏既不能进行战事较量又不能遵循事理，攻打城池掠夺地盘。并且精锐之师偷袭，慌乱之中驱除了羸弱，这是他遭受抱怨招致祸乱的原因，也是它灭亡的时候。现在如果派遣军队追杀，报复其侵略的暴行，大肆翦杀幽州冀州之民，攻城破县，然后圣明的朝廷怜惜抚育百姓，救助他们以道义。如果只是安抚使其归附，讨伐有罪之人，怜悯人民，那么就像良马四奔，不为征用，只是白耗巨资，对敌方却没有丝毫损害，另外出奇兵深入腹地掩杀击破敌军，如果碰上困难而没有达到，就要像被囚困的野兽仍想搏斗一样，那么报复之战，将会无休无止。那秦汉之争的最后教训，是在于轮台的遗憾。
　　“安定固守边关，应从长计议。我以为安边的策略，史书上阐述得已很完备了。李牧开了头，严尤申明其要点，重要的策略已经提出来了。曹操、孙权争霸，在才能智慧上势均力敌，长江淮水之间，没人居住地各有几百里。而魏国舍弃了合肥，退却保守新城，吴筑城于江陵，将民众迁移到靠南的水边，濡须之战，人民停息在羡溪，说到驻扎襄阳，民众分散杂乱，晋宣王认为应该迁徙到沔南，以充实淮水以北的地区，曹爽不赞同此意，果然被消灭在籸中。这些都是前代遗留下的鲜明的教训。为何呢？放哨的远郊，是不适畜牧牛羊的地方；辗转作战的地方，是不适大兴农事的地方，所以巩固军备清除旷野，等待侵兵前来，整饬兵器、等待其疲敝，虽然时间有古今之分，势力有强弱之别，但是保护人民和国家完整，超不出这种途径。其要纲归纳有四点：一为移远就近；二为修复城防；三为聚集战车和耕牛；四为统计人数考查兵器优良的守卫者界定其国土，骁勇的将领振兴其风采。然后通过打猎宣扬其号令，通过祭祀教诫其廉耻，悬赏官爵以吸引他，设制禁令以威慑他，徭役赋税应该有规范，宽松和严格相互结合，等到十年，人民都明晓行事所应遵循的法律制度，然后简略发出命令出师远征，在云朔高扬战旗，如狂风席卷黄河冀州，如闪电扫过嵩山恒山，在燕地满挽雕弓，于代地快马加鞭，在秦地首先砍断他的右臂，在吴地用马蹄踢断他的左肩，铭刻功勋在燕然山山陵之上，犒赏士卒在金微之乐曲里。
　　“敌寇虽然显示出离乱流亡易于征伐，愚昧孱弱容易攻取，如果天时人事还没有完全符合，则应隐藏锋芒等待时机，慎重考查其策略。如果边关防守没有加强，兵卒散乱如星布于四野，勤劳懒惰持有不同政教，贫穷富裕拥有不同财物，边境人民，怀有不同心思，因俘获而取留，不留意本来职业，驱动率领不易，扫除涤荡不难。又根据狡猾的敌人的生活习惯，吃兽肉穿兽皮，以驰骋为容止仪表，把放牧当成农事，没有车舆的安逸、城郭的保护，顶风冒雨，却不认为辛劳，在草丛中露宿，这是其生活习性。如果他们胜利了，则竞相争利，如果失败了，也不以逃跑为耻辱。他们开发得急促，然而到此地却已疲惫了，况且今年春天越过济水，且已得到了好处。顺着胜利的习惯，没料到却该受天诛灭，等到秋天之末，那更是送死。敌寇到来之时，捷劲的骑兵如蝼蚁一样聚拢，精锐的兵士像鸟一样汇集，践踏禾粟庄稼，焚烧村落，虽然驻守边关的将帅足智多谋，不知道将用什么办法抵御敌人？如果广大的军队聚集在一起驻防，则必然破坏农事；驿车四处奔走混乱不堪，则打仗时行动必定迟缓；用散乱的金银进行赏赐，其耗费必然庞大；用客籍代替土籍驻守，日子久了，必然嗟怨四起。如果谁在农民的居住地，农事战事一起治理，没有兴师动众的辛劳，却得到了防卫保护的结果，这是好是坏，优缺点显而易见。
　　“一为移远就近，以充实内地。现在青州兖州旧民，冀州新归附之人，在边关的有二万家。这就是敌寇的财资，现在他们全部可以向内地迁徙，青州之地的人民迁移到东莱、平昌、北海等县，兖州冀州之地的人民移迁到泰山之南，南移自下邳，左移至沭水，右移至沂水。所至之地田野肥沃，向西阻隔兰陵，向北扼制大岘，四境之内，确实称作险峻坚固。人民本性难于迁徙，明白这点才能开始筹划，在没有敌寇之时，喜欢产生嗟叹埋怨。现在刚被劫掠余下的惊惧还没有平息，如果能让其明白现在所处之安危，且将居住乐土，那么他们应当欢呼雀跃，歌颂在路旁，把迁徙看成回家。
　　“二为重新修复城防，以增强阻挡防御的能力。秋冬时节收割完毕，人民进入城堡，用以防备盗贼，使防御有素。古代的城池，随处可见，现在虽然颓败废弃了，但还是可以修缮，先粗略统计户数，估计其所容纳的人，新迁移来的人家，也住在城里，给予他常有的待遇，使其成为乡人，收获庄稼修筑禾场，女人孩子守护家里，县官治理军队，平民男女春种夏猎，秋冬入城，敌寇到来之时，一城有一千户，能够征战的人不会少于二千，剩下的羸弱之人，还能够登上城墙呐喊助威，充分准备围困侵略之敌。兵家的观点说，像这样的兵士二千人，完全可以抵御三万侵敌。
　　“三为聚集战车和耕牛，用以治理武备。聚集千家的资产，不会少于五百对耕牛，做成战车五百辆，每三辆车用带钩连接，以保护众人。假设城池已不能坚守，不论经受平安还是危险，贼兵都不能干预，并且聚集居住，也便于查验整治，号令严明，人民也知道训诫。如果有紧急征战发生，连续两夜可以聚集。
　　“四为统计人数考核兵器，不能有遗漏。人丁有千家的城邑，有战士二千，根据他们的特长，各有自己的兵器，平时多加操练，并刻上自己的姓名，还给长官存放到军库，外出征战则请求用以战斗。优良的弓箭，锐利的兵器，若人民没有配备的，则官府逐渐予以补充，这样一来，几年之内，军事装备已大致完善了。
　　“我听说国家和军队分明法度，实行于京都一带以内；军事和农事一起治理，在疆场之外进攻防守等战事，都靠其平时操练，任凭其勇敢怯懦，山地丘陵河流陆地等地形，冷热温凉等气候，都是遵循其自身的规律。若想改变则弊端遂起，正因为这样，所以驻防申地作难，埋怨源自任期已满。现在如果以吴荆精锐的队伍远驻在清水济水，耗资巨大，抱怨也深重。以我估计，不如就利用那地方的人民便利。管仲治理齐国，寄予厚望在于民众；商君辅助秦国，治理农事和战事，最后申明其威严，成就其霸业，实现其志向，不是任务沉重，而是心中有数。梁国任用差役，其国家就消亡了；齐国运用武力治理，人民就离散了。自从汉朝魏朝以来，这种制度就灭亡了，畋猎没有恢复先王的法度，治理军队只是按照亲信之人的意图，一旦有战事告急之日，人民不熟悉战争，以至于广泛招集招募悬赏，并给以优厚的俸禄，一旦事发则四处奔逃求救，天下混乱。刺史方伯等大小官员，垂手坐听，没有丝毫谋略，只希望朝廷派兵援救，这都是疏略战备的危害，没有教导的过失。现在将民众内移以充实内御，重新治理城防，聚居一起，考核战术，长官简单考核，差品能否，甲科上第，渐渐变得优秀，明晓其才能，向州郡陈述，象这样则聚集有恒定的地方，不改变其志向，在内保护衰老弱小，在外与仕宦联系，朋友同行都一向安定，同忧共喜，感情由于亲友而巩固，六艺因为战事而确立。像这样白天打仗可见相貌就能够辨认，夜里打仗只听见声音就能互相援救，这就是治理战事的一个例子，先辈遗留下来的道理。对这种治理战事的策略提出异议的人大都是因为古城已荒废颓败，很难修复，现在不是说要整顿完善，扩大规模，整饬得如同往昔，只是要求先让人民安顿下来，聚居于乡道，城墙沟壑还存在的，就将就一下，如果有倒塌断缺的，根据时机连接或者断开。这样就足以抵御其精锐之师，防备阻截飙骑，如果这一切实施，其任务就完成了。关于战车耕牛的建议，考查兵器的事宜，这是国家进攻防守的依靠，国家军队的关键，现在为了人民利益，引导率领他们。耕田农桑的设备，是国家之宝，耕田养蚕的农夫，同时起守卫城池的作用，千家联合起来，有数倍的兵员，万家聚合一起，有全部军队的士兵，军事强大而不害怕敌寇，国家殷富而人民却不劳累，比起重新扩编队伍、坐食国禄有好处，不可以同日而语矣。
　　“现在安定已久，边关条例疏漏，弓箭利铁都没有禁绝，往年废弃的兵甲，将近二十年，考查其所住，按常理说应该销毁损坏了。现在说应该重新申明旧的制度，严格禁止出入边关，像商人贸易往来，在举旗先导的队伍中藏匿的人，都以军法加以处置。在边界上严格设立关卡，堵绝废止小道。城堡之内，每个地方都应检查兵器，并加以雕刻姓名，另外制定法规。如果有遗弃的箭镞和丢失的兵刀，和私自偷盗的人，都可以立即检验，对事情有好处。另外钜野之地湖泊宽阔，向南沟通洙水泗水，向北连接青州、齐地，并有旧的城郭处在湖内，应该立即修复旧的城墙，比用坝堵水有利，并供给轻快的战船百艘，敌寇如果侵入境内，则引船出战，左右随时接应，占据入侵之师的码头，破坏其运粮的船只。这样有利于制造战车，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这也是防御敌寇的要领呀。”
　　何承天向来喜欢下棋，对正事常有损害，宋太祖以弈具赏赐给他，何承天上表陈述谢意说：“赏赐弈具很好，为什么一定要像张武那样赏金呢？”何承天还善于弹筝，皇上又赏赐他用银装饰的筝一面，何承天与尚书左丞谢元一向关系不好，二人互相窥伺对方辖台的过失，几次互相上书弹劾。太尉江夏王义恭一年给何承天资产：钱币三千万，布帛五万匹，粮米七万斛。义恭一向铺张，用度经常不够。元嘉二十一年(444)转向尚书要求索取第二年资费。旧制度规定支出钱币二十万，布帛五百匹以上，应向朝廷启奏。谢元则提出以钱币二百万给太尉，事情败露后，谢元于是命令杀了仆射孟靑。后谢元新任太尉咨议参军，还没正式授命，被何承天揭发了，皇上大怒，贬谪谢元归乡，且禁锢终身，谢元这时又揭发何承天卖绫茭四百七十束给官属，索取高价。何承天被贬为布衣。谢元，字有宗，陈郡阳夏人，临川内史谢灵运族祖的弟弟，以学识才智闻名，死于禁锢。
　　元嘉二十四年(447)，何承天迁职为廷尉，还没有授命，皇上准备任他为吏部，已下达了密令，何承天泄密，因此被免官，死在家中，享年七十八岁。原来的《礼论》有八百卷，何承天删减合并，以门类相从，共有三百卷。此外还有《前传》、《杂语》、《纂文》、《论》等流传于世。另外，还改修订了《元嘉历》，这在《律历》中有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