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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布与床单
五年前,红缨在公社革委会主任陈卫东安排下坐到了播音台前。每天早中晚,螺蛳河畔准时响起她那甜磁的声音,她几乎成了全公社的时钟,也成了男青年梦中的百灵鸟。但谁也不能说出更不敢去追求——在这非常时期,卿卿我我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冒头,是想被“革”得血糊淋漓的罗!
但刚与富农妻子彻底划清界线的陈卫东却暗暗得手了。他在公开场合对红缨冷漠疏远,私下却对她很好,常找她交流革命思想,公社礼堂的钥匙和设施都全交由她保管。由于物质匮乏,每次开大会,那排临时从学校搬来课桌拼成的主席台,只有中间那个位置铺着张台布——从供销社买新床单来代替的。一是例行节约,二是可以突出革命的中心。一次陈卫东到红缨的广播室兼卧室想“看看她的工作”,见那张漫着女人体香的床上竟还铺着条旧军毯,那是她爸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带回来的,一些小破洞还探出了毯下的稻草头。归她保管的那张台布,却规规矩矩放在木箱中。陈卫东似乎一下子有了革命的私心杂念,说:“其实,晚上你可以用它作床单。”从此红缨接受了这个安排。“我睡在了主席台台布上哩。”她想。
后来陈卫东开大会时坐这张台布铺的位置,晚上就睡到铺着这张台布或者说床单的床上来,红缨默默接受了。陈卫东信誓旦旦:“我们要组合革命家庭,做革命的伴侣。”听得红缨很激动也很感激。每每这时陈卫东便翻身上马,对她采取“革命行动”了。不久,陈卫东调任县革委会主任,但红缨却没能成为他的“革命伴侣”。她又无声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公社革委会主任走马灯似地换,但这“台布床单”的规矩没换,主任们的哲学很朴素也简单,就像阿Q的理论:小尼姑的头,和尚摸得,我咋就摸不得?床单台布换了四茬,红缨有了些苦闷:作为回乡知青,自己是不是太懦弱太堕落?她常觉得背后有手指在戳自己的脊梁。但她依然沉默,和涎着脸来睡她的主任们也无顶撞反抗,只是脸色渐渐憔悴,原本动听的声音越来越低沉,越来越沙哑……
她自杀时离这场“大革命”的结束仅还有一年时间,那时她刚满二十四岁。她上吊的工具就是那些台布床单——她发疯般地把它们全撕成条,绾成了一个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