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瞻、孔琳之
　　谢瞻，字宣远，一名檐，字通远，陈郡阳夏人，卫将军晦第三兄也。年六岁， 能属文，为《紫石英赞》、《果然诗》，当时才士，莫不叹异。初为桓伟安西参军， 楚台秘书郎。瞻幼孤，叔母刘抚养有恩纪，兄弟事之，同于至亲。刘弟柳为吴郡， 将姊俱行，瞻不能违，解职随从，为柳建威长史。寻为高祖镇军、琅邪王大司马参 军，转主簿，安成相，中书侍郎，宋国中书、黄门侍郎，相国从事中郎。
　　弟晦时为宋台右卫，权遇已重，于彭城还都迎家，宾客辐辏，门巷填咽。时瞻 在家，惊骇谓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归趣乃尔。吾家以素退为业，不愿干预时 事，交游不过亲朋，而汝遂势倾朝野，此岂门户之福邪？”乃篱隔门庭，曰：“吾 不忍见此。”及还彭城，言于高祖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过二千石。弟年始 三十，志用凡近，荣冠台府，位任显密，福过灾生，其应无远。特乞降黜，以保衰 门。”前后屡陈。高祖以瞻为吴兴郡，又自陈请，乃为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事 语瞻，瞻辄向亲旧陈说，以为笑戏，以绝其言。晦遂建佐命之功，任寄隆重，瞻愈 忧惧。
　　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肯自治，幸于不永。晦闻疾奔往，瞻见之，曰：“汝 为国大臣，又总戎重，万里远出，必生疑谤。”时果有诉告晦反者。瞻疾笃还都， 高祖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于晋南郡公主婿羊贲故第，在领军府东门。瞻曰： “吾有先人弊庐，何为于此！”临终，遣晦书曰：“吾得启体幸全，归骨山足，亦 何所多恨。弟思自勉厉，为国为家。”遂卒，时年三十五。
　　瞻善于文章，辞采之美，与族叔混、族弟灵运相抗。灵运父瑛，无才能。为秘 书郎，早年而亡。灵运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谓瞻曰：“非 汝莫能。”乃与晦、曜、弘微等共游戏，使瞻与灵运共车；灵运登车，便商较人物， 瞻谓之曰：“秘书早亡，谈者亦互有同异。”灵运默然，言论自此衰止。
　　弟晙，字宣镜，幼有殊行。年数岁，所生母郭氏，久婴痼疾，晨昏温清，尝药 捧膳，不阙一时，勤容戚颜，未尝暂改。恐仆役营疾懈倦，躬自执劳。母为病畏惊， 微践过甚，一家尊卑，感爵至性，咸纳屡而行，屏气而语，如此者十余年。初为 州主簿，中军行参军，太子舍人，俄迁秘书丞。自以兄居权贵，己蒙超擢，固辞不 就。徐羡之请为司空长史，黄门郎。元嘉三年，从坐伏诛，时年三十一。有诏宥其 子世平，又早卒，无后。
　　孔琳之，字彦琳，会稽人。祖沈，晋丞相掾。父曌，光禄大夫。琳之强正有志 力，好文义，解音律，能弹棋，妙善草隶。郡命主簿，不就，后辟本国常侍。桓玄 辅政为太尉，以为西阁祭酒。桓玄时议欲废钱用谷帛，琳之议曰：“《洪范》八政， 以货次食，岂不以交易之所资，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不以交易，百姓用力于为钱， 则是妨其为生之业，禁之可也。今农自务谷，工自务器，四民各肄其业，何尝致勤 于钱。故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运置之苦，此钱所 以嗣功龟贝，历代不废者也。谷帛为宝，本充衣食，今分以为货，则致损甚多。又 劳毁于商贩之手，耗弃于割截之用，此之为敝，著于自曩。故钟繇曰：‘巧伪之民， 竞蕴湿谷以要利，制薄绢以充资。’魏世制以严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马芝以为用 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钱之不用，由于兵乱积久，自至于废，有由而然，汉末 是也。今既用而废之，则百姓顿亡其财。今括囊天下之谷，以周天下之食，或仓庾 充衍，或粮靡斗储，以相资通，则贫者仰富，致之之道，实假于钱。一朝断之，便 为弃物，是有钱无粮之民，皆坐而饥困，此断钱之立敝也。且据今用钱之处不为贫， 用谷之处不为富。又民习来久，革之必惑。语曰：‘利不百，不易业。’况又钱便 于谷邪？魏明帝时，钱废谷用，三十年矣。以不便于民，乃举朝大议。精才达治之 士，莫不以为宜复用钱，民无异情，朝无异论。彼尚舍谷帛而用钱，足以明谷帛之 弊，著于已试。世或谓魏氏不用钱久，积累巨万，故欲行之，利公富国。斯殆不然。 昔晋文后舅犯之谋，而先成季之信，以为虽有一时之勋，不如万世之益。于时名贤 在列，君子盈朝，大谋天下之利害，将定经国之要术。若谷实便钱，义不昧当时之 近利，而废永用之通业，断可知矣。斯实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张耳。近孝武之末， 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便自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验之事实，钱又 不妨民也。顷兵革屡兴，荒馑荐及，饥寒未振，实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视 听，弘敦本之教，明广农之科，敬授民时，各顺其业，游荡知反，务末自休，固以 南亩竞力，野无遗壤矣。于是以往，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恤。愚谓救弊之术，无 取于废钱。”
　　玄又议复肉刑，琳之以为：“唐、虞象刑，夏禹立辟，盖淳薄既异，致化实同， 宽猛相济，惟变所适。《书》曰‘刑罚世轻世重’，言随时也。夫三代风纯而事简， 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务殷，故动陷宪网。若三千行于叔世，必有踊贵之尤，此 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复者也。汉文发仁恻之意，伤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创制， 号称刑厝，然名轻而实重，反更伤民。故孝景嗣位，轻之以缓。缓而民慢，又不禁 邪，期于刑罚之中，所以见美在昔，历代详论而未获厥中者也。兵荒后，罹法更多。 弃市之刑，本斩右趾，汉文一谬，承而弗革，所以前贤恨恨，议之而未辩。钟繇、 陈群之意，虽小有不同，而欲右趾代弃市。若从其言，则所活者众矣。降死之生， 诚为轻法，然人情慎显而轻昧，忽远而惊近，是以盘盂有铭，韦弦作佩，况在小人， 尤其所惑，或目所不睹，则忽而不戒，日陈于前，则惊心骇瞩。由此言之，重之不 必不伤，轻之不必不惧，而可以全其性命，蕃其产育，仁既济物，功亦益众。又今 之所患，逋逃为先，屡叛不革，逃身靡所，亦以肃戒未犯，永绝恶原。至于余条， 宜依旧制。岂曰允中，贵献管穴。”
　　玄好人附悦，而琳之不能顺旨，是以不见知。迁楚台员外散骑侍郎。遭母忧， 去职。服阕，除司徒左西掾，以父致仕自解。时司马休之为会稽内史、后将军，仍 以琳之为长史。父忧，去官。服阕，补太尉主簿，尚书左丞，扬州治中从事史，所 居著绩。
　　时责众官献便宜，议者以为宜修庠序，恤典刑，审官方，明黜陟，举逸拔才， 务农简调。琳之于众议之外，别建言曰：“夫玺印者，所以辩章官爵，立契符信。 官莫大于皇帝，爵莫尊于公侯。而传国之玺，历代迭用，袭封之印，奕世相传，贵 在仍旧，无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职，独用一印，至于内外群官，每迁悉改，讨寻其 义，私所未达。若谓官各异姓，与传袭不同，则未若异代之为殊也。若论其名器， 虽有公卿之贵，不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诛夷之臣，忌其凶秽，则汉用秦玺；延祚 四百，未闻以子婴身戮国亡，而弃之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于传玺，人臣众僚 之卑，何嫌于即印。载籍未闻其说，推例自乖其准。而终年刻铸，丧功肖实，金银 铜炭之费，不可称言，非所以因循旧贯易简之道。愚谓众官即用一印，无烦改作。 若有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后乃铸，则仰裨天府，非唯小益。”
　　又曰：“凶门柏装，不出礼典，起自末代，积习生常，遂成旧俗。爰自天子， 达于庶人，诚行之有由，卒革必骇。然苟无关于情，而有愆礼度，存之未有所明， 去之未有所失，固当式遵先典，厘革后谬，况复兼以游费，实为民患者乎！凡人士 丧仪，多出闾里，每有此须，动十数万，损民财力，而义无所取。至于寒庶，则人 思自竭，虽复室如悬磬，莫不倾产殚财，所谓葬之以礼，其若此乎。谓宜谨遵先典， 一罢凶门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凶。”

译文

　　孔琳之字颜琳，会稽山阴人。祖父孔沈是晋朝的丞相掾。父亲孔貵，是光禄大夫。
　　孔琳之刚强正直，有志向有能力，喜爱读书作文，通晓音乐，特别会写草书和隶书。本郡任命他当主簿，没有应命，后来他被征用为本国的常侍。桓玄辅佐晋朝官拜太尉，用孔琳之为西阁祭酒。桓玄时朝廷议论，想废除金钱，用谷子和布帛交换。孔琳之论述此事说：“《洪范》中说的八大政事，把货币放在吃饭后面，难道不是因为交易行为是日常生活的最重要的一项吗？如果不让金银为货币，百姓把精力投在铸钱上，那么必定妨碍他们做其他事，所以禁止百姓造钱是对的。今日农民只管种谷物，手工业者只管制造工具，士农工商各人只管经营他们的事业。又有哪个人用心于造钱呢？所以圣人制造无用的钱，而使有用的物质流通，既没有浪费多余费用，又减轻运输的艰难。这就是货币表现为龟壳贝壳，历朝历代都没有废除的原因。谷物布帛是宝贝，用来作为吃饭穿衣。如果今天把其中一部分划分出来作为货币，那么必定有很多损害。而且谷物布匹在商贩的手中损坏，在加减乘除中消耗。这样做的弊端，古人已说得很清楚。所以钟繇说：‘奸诈的百姓，争着用湿谷物来抬高价值，制造薄薄的布帛充作货币。’魏代历朝用严刑惩治，但没有效果。所以司马芝认为用钱不仅使国家富裕，也可以减少刑罚。货币之所以没有采用完全由于战乱长期存在，以至废弃是有原因的，汉代末年便是这样。今日钱已使用，再废除它，那么百姓一下子便失去了他的钱财。如今搜集天下的谷物，以满足天下人的饮食需要，有的仓库充足，有的只是斗把左右的储存，自然是贫穷百姓依靠富人，达到这一步，完全依靠货币。一旦废除货币，那便是被抛弃的东西，有钱无粮的百姓都坐而待毙，这是废除金钱马上会产生的祸害。况且今日用钱的地方不穷，用谷的地方也不富。另外人民用钱已习惯了，改变它必然导致混乱。俗话说：‘获利不超过一百倍，人们是不会改换他的职业的。’况且钱比谷物用起来更方便，魏明帝时，废除货币用谷交换，三十年时间，因为不方便人民生活，于是朝中进行大讨论，深通政治经济的大人物，无不认为应该再用钱，人民没有反对意见，朝中没有异议。那个时代尚且舍弃谷物而用钱作为交换工具，足以说明用谷物交换的弊端，已被当年的人们深深认识。世人或者认为魏朝不用钱很长时间，积累了很多钱，所以最后又用了钱，有利公家有利于国。其实并非如此。当年晋文公之所以后赏赐舅犯，而先赏奖成季的忠信才谋，就是因为他认为权谋虽然有利于一时，不如诚信有利于万世。魏国时一些名臣贤人在朝，君子并列，仔细谋划天下，商讨有利有害的各种大事，决定经营国家的根本方法。如果谷物确实比货币方便，应该不只追求一时的方便，而离开永远有用的顺利，这是显而易见的。这实际上是因为积累的弊端太多而想变革，改造旧的方式罢了。晋孝武帝末年，天下安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百姓乐业，自然谷物丰收，布帛充满，几乎家家丰衣足食，从这时的史实来看，钱也不妨碍人民的富裕。近些年来战乱不断发生，饥荒交迫。贫寒没有解决，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明公既然拯救天下，拨乱反正，改革制度，崇尚根本的教化，重视增加农业投资，给人民因时制宜，顺其自然，游子荡夫迷途知返，追逐末利的人自然止息，基本上达到了大家努力种田种地，旷野没能多余的土地了。从这往前走，太平之日必然可以达到，更不用担心衣服饮食了。我认为拯救时代弊病，不需要废去金钱。”
　　桓玄又打算恢复肉刑。孔琳之认为：“唐尧虞舜制定刑律，夏禹建立法制。大概因为敦朴和刻薄的风俗不同，但是达到政治清平的方法一样，宽容和严厉交替使用，不断地改变政策适应时代。《尚书》说：‘刑罚有的时代重，有的时代轻。’说的是刑法随时代变化而变化。三代时期，风俗淳朴，政事简明，所以当时很少有人犯法；世纪末期，风俗巧伪而政事繁多，所以人们动不动便触犯刑法。如果三千条刑法在世纪末通用，必然导致鞋价上涨的问题，这正是五帝法律不一样，肉刑不可以全部恢复的原因。汉文帝表现他的仁厚心肠，感概重新做人的道路未能打开，于是改变古代的法令，在当时被称为刑法废除的时代。名义上是轻了，实际上刑法反而重了，反而更加伤害百姓。所以孝景帝即位后，继续缓和减轻刑罚。刑罚缓和以后而百姓又目无法纪。因刑罚又威慑不了邪恶的人，就要使刑罚达到适中。这也是古人加以称赞，历代详加商讨但又没有解决的问题。兵荒之后，人民犯法更多。斩首的刑罚，本来是斩去右脚趾。汉文帝一错，沿袭而没有改变，所以前人感到遗憾，研究它们而又没有得到解决。钟繇、陈群的看法小有不同，但都希望用斩去右脚趾代替砍头。如果按他们说的去做，必然使很多人活下去。免除死亡，刑法确实是减轻了，但人们对于明显的处罚总是谨慎的，对于看不清的东西总是忽视的，忽视远方的东西，注意眼前的现象，所以古人鼎盘之上刻有箴言，把用韦玉做的弦佩带在身上，用以警戒自己细微的地方。况且小人们尤其糊涂，眼中看不见的东西，便忽视而不戒备，每日呈现在眼前的，便心惊肉跳。由此看来，犯了重罪必须处罚，犯了轻罪也不能逃避惩处。这样就可以保全人们的性命，使人口增加，仁心救人，功效显著。另外今日所可忧虑的，逃犯首先需要考虑。多次反叛的没有消除，应该让那些逃亡的人无处藏身，用以警戒还未触犯刑律的人，永远铲除罪恶的根源。至于其他的法条，应该按老刑罚来。这还谈不上适中，可贵的是窥一斑而知全豹，立一条而增进全面地改革。”
　　桓玄喜欢别人依附顺从于他，但是孔琳之不能这样，所以不被其赏爱。孔琳之接着升任楚台员外散骑侍郎。遇到母亲去世，离官去职。守孝期满，被任为司徒左西掾。他又以父亲退休为名辞让了。当时司马休之当会稽内史、后将军，仍以孔琳之为长史。孔琳之父亲去世，他又辞官了。守孝期满，补任太尉主簿、尚书左丞、扬州治中从事史，在任上都很称职，成绩显著。
　　当时要求朝中大臣谈论和陈述建议。一些人认为应该修治学校，减轻刑罚，明确职责和赏罚条例，举荐人才，重视农业，缓轻征役。孔琳之在众人建议之外又提议说：“玺书和官印，为的是明确官职真假，向人们表示它的权威。官员中没有比皇帝更大的，爵位没有比公侯更显贵的。而传国玺宝，历代连续使用。继封的文印，也是代代相传，它的可贵在于古老和沿袭，而不需要改换制造。今日只有尉官这一职务，只用一种印绶。至于朝中内外各种官职，每次升任便全部改换印绶，研究它的本来意义，我还是不能明白为什么。如果认为每个官员姓氏不同，和继承的情况不同，那么还不像不同朝代的差异。如果谈官职的尊卑，虽然公卿的官职很高贵，但没有帝王那么重要。如果因为某官曾遭受斩杀的惩罚，同时也忌讳那个官职，那么汉朝用秦朝的传国玺，保存了四百年，没有听说秦子婴因为本身被杀国破家亡，而汉帝王便没有用传国玺的。以帝王公侯如此尊贵的身份在传国玺的使用上毫无怀疑，普通的卑小官职，又为什么嫌恶前人用的官印呢？在古籍上没听说这种情况，按事推理也不合道理。反而一年到头，不断地刻印铸印，浪费工夫，消耗物质。金银铜铁的花费，简直说不清有多少，这是不能继承优良传统使政治简明易行的。我认为各个官职都各用一种印绶，不需反复改铸。如果有新设置的官，或者官员多印绶少，或者印文消失，然后才能铸造，那么上则有利于国家，不仅是小的好处。”
　　又说：“丧事的办理，在古代的典籍中没有记载，完全是从后世兴起的。老习惯成为规矩，成为一般的风俗。上自天子，下至百姓，这样做确实有原因，突然改革必然惊骇耳目。然而这些习惯如果不和人情相关，反而害了百姓。保存它们未必有用。去掉它们未必有害。而且该严格遵守古人礼法，改革后来的弊端。况且又损害人们的财物，成为人们的负担呢。凡是士人的丧事仪式，都从百姓的里巷中传出，每次有这样的事，动不动便花费几十万，损害人民的财产和气力，但是并没有好处。至于寒族平民，则家家竭尽全力。虽然有的家徒四壁，无不倾家荡产。而所谓的葬礼，怎么到这步田地呢？我认为应该遵守古代的葬礼，罢除过分的礼仪，惩罚那些不遵法规的人，向其余的人示儆。”又说：“当年战乱频繁，饥荒不断，米谷布匹绸缎都很昂贵，之后米的价格平复了，而绸布在今日反而贵了一倍。布帛绸缎价格既然昂贵，养蚕的人就多了，人们虽然加倍的勤劳，但它的高价总跌不下来。我认为导致这样的原因是有的。在大乱之前，军队衣服只用铠甲而已，至于军袍军袄和军衬衫必须打仗时才发，平时把它们放在仓库中，永远不会有损害。如今的仪仗部队和游行的使者，或者警卫士兵参加和迎送仪式的军人，都用军袍军袄，不仅某一军府，甚至其他各部队都是如此。布绸容易损坏，不能长久保存，而且白天用它们来防寒，夜晚用它们来寝睡，不用一年便会毁坏。每年蚕棉丰收，容易按租税折价购买，另外各军府纷纷收购，动不动有几千，所以布帛一直昂贵，确实因为如此，私人的衣服因此而缺乏，而官府又为它而亏空。我认为像待卫部队，是必需它们的，其余的部队则必须仍旧用铠甲，小小迎来送往的仪式，只应分配军仗器械，不用铠甲和军袄。用的人少了，布帛的价格自然跌落。”
　　他又说：“不以朴素的饮食为耻，只有君子能够做到。佳肴美宴，崇尚奢侈，已很长久了。今日虽然不断地改正，但这个风气仍未改变。他们真正喜欢吃的不过是一种菜肴，而吃起来却有一大桌子，除了满足口腹的欲望之外，都是为了悦人耳目。富人用它们夸耀自己，穷人因此而竭资殚产。这样本来是人们非常痛恨的，但谁也无法不做。我认为应该粗略地制定规则，使奢侈和节俭达到一个适中的比例，如果有人还不改正，加以贬斥；那么节俭美德的教化，马上便可传播。”
　　孔琳之迁任尚书吏部郎。义熙六年(410)高祖兼平西将军，用他当长史，又用他当大司马琅笽王的从事中郎，任命他为高祖的平北、征西将军长史，再升他当侍中。宋国刚刚建立。任他为宋国侍中。再出外当吴兴太守。又因公免职。
　　永初二年(421)，孔琳之当御史中丞。孔琳之通晓法律，执法严明公正。他弹劾尚书令徐羡之说：“我听说臣子侍奉上司以守法为恭敬，而对下人以威严为整齐，然后朝廷法律明白，任事必然严肃。这个规矩一被打乱，那么法制便会崩溃。我在本月七日参加皇太子的正会。会完了车准备回去，和其他人在门边等待。有一个人乘了一匹马在我的车前逮捕一个人并叫拉了开去。那个人一边骂一边捉人审问加以逮捕。每有公事，我常常担心引起麻烦，叫手下人不要多管。而那个人叫骂不止，我便叫人把他叫来。那人不肯下马，连叫大喊，有两个威仪士兵走来，打我的收逮那人的部下。尚书令省事倪宗又牵威仪士兵的手，打我的部属。倪宗说：‘中丞怎么能行凶，敢抓令公的人。凡是中丞逮捕的，威仪们都可以捆起带走。’我叫手下人，一点也不要动手，但他们气焰猖獗，好久才散去。又有一群人在我的车旁，逮捕樊马子，又一起按住马子叫他跪在地下，把他带走，不能回到御史台。我想他们抓人是不法的，又没有证据，而倪宗敢凭借权势肆无忌惮，带走有罪的人。尚书令徐羡之和我都乘坐车子。而闹出这样的事，凶气嚣张，有的说是徐羡之不禁止下人，有的说是徐羡之禁止了但没有效果。放纵罪人而不禁止，不符合国法，禁止而没有效果又说不通。罪犯侵犯法官，如此猖獗，容允倪宗等，一点也不纠弹，损害国家的权威，不成大臣的体统，不对他加以制裁，法律又有什么地位。徐羡之在朝廷为首要官员，外面管大小事务，朝廷寄巨大的希望于他，是官员的模仿对象。他却不能守朝廷的法规，严肃风纪，以致使部属放纵，凌辱法官。凶恶的气焰，从京城窜起，真是自己有矮墙而亲自逾越。而倪宗为抢夺的主犯。徐羡之放开不问，对这几种不法行为，应该加以惩罚。我请求免除徐羡之的官职，以公的身份回到自己家里。倪宗等人的抢走犯人的罪行，我已经叫掌故的御史根据实情加以控告。”高祖下诏书说：“小人们难以管制，司空不用牵涉，其余按奏文处理。”徐羡之当朝廷第一大官，不想让别人看他犯了法。当时徐羡之兼扬州刺史，孔琳之的弟弟孔璩之当他的治中。徐羡之叫孔璩之劝说孔琳之叫他算了。孔琳之不同意。孔璩之坚决要他这样。孔琳之说：“我触犯宰相，只不过我一人有害，你绝对不会被我株连，何必这么为人效劳呢？”于是朝中百官震动，不敢犯法。高祖很称赞他，经过兰台处时亲自看他。孔琳之又兼任本州大中正，再迁祠部尚书。他不经营财物，家中尤其贫困。
　　景平元年(423)，孔琳之去世，享年五十五，被追认为太常。他的儿子孔邈，有父亲风格，官至扬州治中从事史。孔邈的儿子孔..，另有传记，孔..的弟弟道存，在世祖大明年间，历任黄门吏部郎，临海王刘子顼前军长史，南郡太守。晋安王刘子勋开建伪府，孔道存当侍中，代管雍州事务，刘子勋失败后他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