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久约 李晏 李仲略 李愈 王贲 许安仁 梁襄 路伯达
　　黄久约，字弥大，东平须城人也。曾祖孝绰有隐德，号“潜山先生”。父胜，通判济州。母刘氏，尚书右丞长言之妹，一夕梦鼠衔明珠，寤而久约生，岁实在子也。擢进士第，调郓城主簿，三迁曹州军事判官。有盗窃民财，诉者以为强，郡守欲傅以重辟。久约阅实，囚得免死。累擢礼部员外郎，兼翰林修撰，升待制，授磁州刺史。磁并山，素多盗，既获而款伏者，审录官或不时至，系者多以杖杀，或死狱中。久约恻然曰：“民虽为盗，而不死于法可乎？”乃尽请谳之而后行。
　　久之，复入翰林为直学士，寻授左谏议大夫，兼礼部侍郎，为贺宋生日副使。至临安，适馆伴使病，宋人议欲以副使代行使事，久约曰：“设副使亦病，又将使都辖、掌仪辈行礼乎？”竟令国信使独前行，副使与馆伴副使联骑如故，乃终礼而还。道经宿、泗，见贡新枇杷子者，州县调民夫递进，还奏罢之。
　　时以贫富不均，或欲令富民分贷贫者，下有司议，久约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贫富不均，亦理之常。若从或者言，适足以敛怨，非损有余补不足之道。”章宗时领右丞相，韪其议。寻上章请老，诏谕之曰：“卿忠直敢言，匡益甚多，未可使去左右。”迁太常卿，仍兼谏职。
　　时郡县多阙官，久约言：“世岂乏材，阂于资格故也。明诏每责大臣以守格法而滞人材，乞断自宸衷而力行之。”世宗曰：“此事宰相不属意，而使谏臣言之欤？”即日授刺史者数人。久约又言，宜令亲王以下职官递相推举，世宗曰：“荐举人材，惟宰相当为耳，他官品虽高，岂能皆有知人之监？方今县令最阙，宜令刺史以上举可为县令者，朕将察其实能而用之。”又谓久约曰：“近日察举好官，皆是诸科监临，全无进士，何也？岂荐举之法已有奸弊，不可久行乎？”久约曰：“诸科中岂无廉能人，不因察举有终身不至县令者，此法未可废也。”上曰：“尔举孙必福是乎？”久约曰：“臣顷任磁州时，必福为武安丞，臣见其廉洁向公，无所顾避，所以保举。不谓必福既任警巡使，处决凝滞。”上曰：“必福非独迟缓，亦全不解事，所以罪不及保官者，幸其无赃污耳。”久约无以对。必福五经出身，盖诸科人，故上问及之。翌日侍朝，故事，宰相奏事则近臣退避，久约欲趋出，世宗止之，自是谏臣不避，以为常。
　　章宗即位，久约以国富民贫、本轻末重、任人太杂、吏权太重、官盐价高、坊场害民、与夫选左右、择守令八事为献，皆嘉纳之。再乞致仕，不许，授横海军节度使以优佚之。明昌二年致仕，卒。久约隽朗敢言，性友弟，为文典赡，有外祖之风云。
　　李晏，字致美，泽州高平人。性警敏，倜傥尚气。皇统六年，登经义进士第。调岳阳丞。再转辽阳府推官，历中牟令。会海陵方营汴京，运木于河，晏领之。晏以经三门之险，前后失败者众，乃驰白行台，以其木散投之水，使工取于下流，人皆便之。丁内艰，服除，召补尚书省令史。辞去，为卫州防御判官。世宗素识其才名，寻召为应奉翰林文字，特令诣阁谢，上顾谓左右曰：“李晏精神如旧。”慰劳甚悉。时方议郊礼，命摄太常博士，俄而真授。为高丽读册官，五迁秘书少监，兼尚书礼部郎中，除西京副留守。世宗谓侍臣曰：“翰林旧人少，新进士类不学，至于诏赦册命之文鲜有能者，可选外任有文章士为之。”左右举晏，上曰：“李晏朕所自识。”于是召为翰林直学士，兼太常少卿。以母老乞归养，授郑州防御使，未赴，母卒。起复为翰林直学士。
　　世宗御后阁，召晏读新进士所对策，至“县令阙员取之何道”，上曰：“朕夙夜思此，未知所出。”晏对曰：“臣伏念久矣，但无路不敢言。今幸待罪侍从，得承大问，愿竭所知。”上曰：“然则何如？”对曰：“国朝设科取士，始分南北两选，北选百人，南选百五十人，合二百五十人。词赋经义入仕之人既多，所以县令未尝阙员。其后南北通选，止设词赋一科，每举限取六七十人。入仕之人既少，县令阙员，盖由此也。”上以为然，诏后取人毋限以数。寻擢吏部侍郎，兼前职，谕旨曰：“卿性果敢，有激扬之意，故以授卿，宜加审慎，毋涉荒唐。”俄为中都路推排使，迁翰林侍讲学士，兼御史中丞。
　　会朝士以病谒告，世宗意其诈，谓晏曰：“卿素刚正，今某诈病，以宰相亲故，畏而不纠欤？”晏跪对曰：“臣虽老，平生所恃者，诚与直尔。百官病告，监察当视。臣为中丞，官吏奸私则当言之。病而在告，此小事臣容有不知，其畏宰相何图焉。”既出，世宗目送之，曰：“晏年老，气犹未衰。”一日，御史台奏请增监察员，上曰：“采察内外官吏，固系监察。然尔等有所闻知，亦当弹劾。况纠正非违，台官职也，苟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顾谓晏曰：“豳王年少未练，朕以台事委卿，当一一用意。”
　　初，锦州龙宫寺，辽主拨赐户民俾输税于寺，岁久皆以为奴，有欲诉者害之岛中。晏乃具奏：“在律，僧不杀生，况人命乎！辽以良民为二税户，此不道之甚也，今幸遇圣朝，乞尽释为良。”世宗纳其言，于是获免者六百余人。故同判大睦亲府事谋衍家有民质券，积其息不能偿，因没为奴，屡诉有司不能直，至是，投匦自言。事下御史台，晏检擿案状得其情，遂奏免之。寻为贺宋正旦国信副使。及世宗不豫，命宿禁中，一时诏册，皆晏为之。
　　章宗立，晏画十事以上。一曰风俗奢慄，宜定制度。二曰禁游手。三曰宜停铸钱。四曰免上户管库。五曰太平宜兴礼乐。六曰量轻租税。七曰减盐价。八曰免监官陪纳亏欠。九曰有司尚苟且，乞申明经久远图。十曰禁网差密，宜尚宽大。又奏“乞委待制党怀英、修撰张行简更直进读陈言文字，以广视听”。皆采纳之。以年老乞致仕，改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越二年，复申前请，授沁南军节度使，久之，致仕。上念其先朝旧人，复起为昭义军节度使。明昌六年，归老，得疾，诏除其子左司员外郎仲略为泽州刺史，以便侍养。承安二年卒，年七十五，谥曰文简。
　　仲略，字简之。聪敏力学，登大定十九年词赋进士第，调代州五台主簿。以母忧去，服阕，转韩州军事判官，迁泽州晋城令，补尚书省令史。除翰林修撰，兼太常博士。改授左司都事，为立夏国王读册官。还，权领左司。一日，奏事退，上顾谓侍臣曰：“仲略精神明健，如俊鹘脱帽。”又曰：“李仲略健吏也。”未几，转员外郎，以亲病求侍，特授泽州刺史以便禄养。先是，晏领沁南军节度使，泽于怀为支郡，父子相继，乡人荣之。以父丧免，起为户部郎中。
　　时上命六品以上官，十日以次转对，乃进言曰：“凡救其末，不若正其本。所谓本者厚风俗，去冗食，养财用而已。厚风俗在乎立制度，禁奢慄。去冗食在乎宠力农，抑游堕。养财用在乎广储蓄，时敛散。商贾不通难得之货，工匠不作无用之器，则下知重本。下知重本，则末息矣。”又条陈制度之宜，上嘉纳之。俄授翰林直学士，兼前职，因命充经义读卷官。上问曰：“有司以谓经义不若词赋，罢之何如？”仲略奏曰：“经乃圣人之书，明经所以适用，非词赋比。乞自今以经义进士为考试官，庶得硕学之士。”上可其奏。改吏部郎中，迁侍郎，兼翼王傅，俄兼宛王傅。
　　时知大兴府事纥石烈执中坐赃，上命仲略鞫之，罪当削解。权要竞言太重，上颇然之，仲略奏曰：“教化之行，自近者始。京师，四方之则也。郡县守令无虑数百，此而不惩，何以励后？况执中凶残很愎，慢上虐下，岂可宥之。”上曰：“卿言是也。”未几，授山东东西路按察使。寻以病访医京师，泰和五年卒。上闻之，叹曰：“此人于国家宣力多矣，何遽止是耶！”赠朝列大夫，谥曰襄献。
　　仲略性豪迈有父风，刚介特立，不阿权贵，临事明敏无留滞，故所任以干济称云。
　　李愈，字景韩，绛之正平人。业儒术，中正隆五年词赋进士第，调河南渑池主簿。察廉优等为平阳酒副使，迁冀氏令，累迁解州刺史。章宗即位，召授同知中都路都转运使事，改同知济南府。明昌二年，授曹王傅，兼同知定武军节度使事。王奉命宴赐北部，愈从行，还过京师，表言：“诸部所贡之马，止可委招讨司受于界上，量给回赐，务省费以广边储。拟自临潢至西夏沿边创设重镇十数，仍选猛安谋克勋臣子孙有材力者使居其职，田给于军者许募汉人佃种，不必远挽牛头粟而兵自富强矣。”上览其奏，谓宰臣曰：“愈一书生耳，其用心之忠如是。”以表下尚书省议。会愈迁同知西京留守，过阙复上言，以为“前表傥可采，乞断自宸衷”，上纳用焉。自是，命五年一宴赐，人以为便。改棣州防御使。未几，授大兴府治中，上谕之曰：“卿资历应得三品，以是员方阙而卿能干，故用之，当知朕意。”北京提刑副使范楫、知归德府事邓俨各举愈以自代，由是擢河南路提刑使。上言：“随路提刑司乞留官一员，余分部巡按。”又言：“本司见置许州，乞移治南京为便。”并从之。宪台廉察，九路提刑司以愈为最。
　　五年，入见，尚书省以闻，上问宰执有何议论，平章政事守贞曰：“李愈言河决事。”上曰：“愈向陈备御北边策。言甚荒唐。”守贞曰：“愈于见职甚干。”上曰：“盖以其敢为耳。”又曰：“李愈论河决事，谓宜遣大臣视护以慰人心，其言良是。”明年，改河平军节度使。承安二年，徙顺义军，奏陈屯田利害，上遣使宣谕，仍降金牌俾领其事。四年，召为刑部尚书。先是，刑部尚书阙，上以愈为可用，令议之。或言愈病，上曰：“愈比陈言，有退地千里而争言其功之语，卿等定恶此人多言耶。”特召用之。旧制，陈言者漏所言事于人，并行科罪，仍给告人赏。愈言：“此盖所以防闲小人也。比年以来诏求直言，及命朝臣转对，又许外路官言事，此皆圣言乐闻忠谠之意，请除去旧条以广言路。”上嘉纳焉。寻为贺宋正旦副使。
　　泰和二年春，上将幸长乐川，愈切谏曰：“方今戍卒贫弱，百姓骚然，三叉尤近北陲，恒防外患。兼闻泰和宫在两山间，地形狭隘，雨潦遄集，固不若北宫池台之胜，优游闲适也。”上不从，夏四月，愈复谏曰：“北部侵我旧疆千有余里，不谋雪耻，复欲北幸，一旦有警，臣恐丞相襄、枢密副使阇母等不足恃也。况皇嗣未立，群心无定，岂可远事逸游哉。”上异其言。未几，授河平军节度使，改知河中府事，致仕。泰和六年卒，年七十二。谥曰清献。自著《狂愚集》二十卷。
　　王贲，字文孺，其先自临潢移贯宛平。曾祖士方，正直敢言。辽道宗信枢密使耶律乙辛之谗杀其太子，世无敢白其冤者，士方击义钟以诉，辽主感悟，卒诛乙辛，厚赏士方，授承奉官。父中安，擢进士第，坐田珏党事废。世宗即位党禁解，终沂州防御使。

译文

　　梁襄，字公赞，是绛州人。梁襄自幼是孤儿，由叔父梁宁收养。梁襄生性颖悟，每天记言论一千多字。大定三年(1163)，考中进士，分配到耀州任同官主簿。三次被迁..州任淳化令，有优秀的政绩。考察认为他勤政廉洁被提升为庆阳府推官，又被召为薛王府的属官。
　　世宗打算巡游金莲川，有司已在办理，梁襄上疏极力劝谏说：
　　“金莲川在重山之北，地积阴冷日久，五谷不能生长，郡县难以设置，这里自古以来是北部边沿荒凉无人管理的地方。气候特殊奇异，夏季中伏降霜，一天之中寒暑交替来到，这样独特的地方，和上京、中都都不相同，尤其不是圣上亲躬驾临的地方。凡是奉养的用具没有不是远路快速运送来的，翻山越岭，加倍费力费时。至于安顿宿舍的地方，军骑填塞，主客不分，马、牛跑出去难以赶回，藏匿逃犯别想抓获，抢夺劫掠，杀人奸淫，不能轻易禁止。公卿、百官、卫士当中，富贵的人仅仅住车帐，贫穷的人居住洞穴或露天之处，舆台皂隶免不了穷困倒毙，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人生病传染给众人，无辜的人夭折或伤亡与被刀杀有什么不同？这只是些细小的事故，更有比这些大的问题。
　　“臣听说高城、峻池、深居、邃禁，是帝王的屏障；壮士、健马、坚甲、利兵，是帝王的爪牙。现在行宫的所在地金莲川，没有高殿广宇城池的坚固设施，是废了帝王的屏障啊！披挂整齐常被坐骑的马，太阳暴晒，风雨侵蚀，臣知道这样的马必然瘦弱。防御进犯等用的军队，穴居野外，吃冷饭睡在严寒中，臣知道这样的军队必然疲劳生病。卫护皇宫周围的房屋才能容纳几个人？一旦久雨不晴积水十天，衣服盔甲弓箭刀沾湿柔脆，怎么能堪使用？这样就失去了帝王的爪牙了。秋季已到末期，秋将归去，人也已经疲劳了，马也已经瘦弱了，库存的粮食已空，贮藏的衣服已破，还将远征驾临松林，去进行打猎；在万事不测的地方行走，往来之间一走要超过一个月，辗转运输移动迁徙的劳苦更比以前加倍了。
　　“以陛下神武善骑射的本事，举世莫及，如果遇到衔橛之变、猛挚之虞，这些小事姑且放下不说。假设在行猎之际，烈风暴至，尘埃弥天，宿雾四散，举足不辨，以至于翠华旗有崤陵之避、襄城之迷，百官在道路中途狼狈不堪，卫士在队伍中参差不齐交错行走，圣上居于宫中设想这种情况难道不考虑戒备也不会后悔？神龙不可以失去住所，君主不可以轻率行动，这些都是良言。圣上所要莅临的宫殿，草长得大概尤其厉害，殿宇周围的墙垣只用毡布围成。押宿之官、上番之士，整日驱驰，加上饥渴，已经疲倦难耐。更不要说让他们彻夜巡逻警戒，露天值勤不能睡眠，人的精神有限，怎么能承受这些呢？虽然陛下使唤人他们高兴，辛劳而无怨言，如果不劳动他们做这些，难道不更好吗？所以作为人君的不能依赖人民没有别的心计，重要的在于将自己处在没有忧患的领域。
　　“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西夏，如坐堂隍，俯视庭宇，本地所生，人马勇劲，已亡辽国虽然是小国，仅仅因为得到燕地所以能控制南北，坐江山，直到宋朝交纳贡币。燕地历来是京都的首选之地，况且现在又有宫阙井邑的繁荣华丽，仓府武库的充盈殷实，百官连同家属都居住在燕地之内，与从前的陪京是不相同的。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关隘，东西千里，山峻相连，近在王都所在处的千里地面，容易占领把守，皇天本来以此来限定中外，专为开创大金万世的基业而设置的。有什么办法，无事之日要到荒芜之地去居住，轻贱不应屈驾的圣体，喜好沙漠的微凉，忽视祖宗的大业，这是臣所惋惜的。再说圣上巡行驾临所经过的地方，山中小路艰险难修，森林峡谷雾霭笼罩不见日光，上有悬崖，下多深壑，堂上俯请鉴戒，不能不考虑。
　　“臣听说汉、唐的离宫，距离长安才一百里左右，然而汉武帝巡幸甘泉却中了江充的奸计，唐太宗在九成居住几次导致结社之变。太康在洛..打猎，后羿在黄河边抗拒而使他丧失了国家。魏帝在近郊谒拜祖宗陵寝，司马懿趁机窃权而篡国。隋炀帝、海陵王虽然恶贯满盈，哪个人敢议论？只因为离弃宫阙，远事巡征，灾祸才加速来临，这些都可以作为借鉴的往事。臣曾经论述过安抚民心，普济众人，唐、虞尚且难以做到。而今日的黎民百姓，仰仗陛下的英武，没有兴兵打仗的忧虑，仰仗陛下的圣明，没有贪官污吏的肆虐，仰仗陛下的宽仁，没有受刑挨罚的冤枉，仰仗陛下的节俭，没有频收赋税的繁琐，可以说是圣上做到了安济了。而巡游打猎纳凉的乐趣，是出于富贵之余的考虑，是静而思动，不像穿衣吃饭那样关系到切身利益而必不可少，取消巡游的行动是很容易做到的。唐太宗打算到关南，敬畏魏征而停止了行动，汉文帝想去霸陵，因为袁盎劝谏而立刻中止。所以陛下能做到唐、虞所不能做到的，却不能放弃中主所容易做到的，臣对此是不理解的。
　　“况且燕京的凉爽是济南不能比的，陛下视察济南期间，每当遇到炎热的天气就不离开府署，现在陛下居住的范围之内，台榭高耸明亮，就餐入寝肃穆清静，什么样的暑气能侵入这里？一些人议论说陛下往北巡幸时间长了，每年随驾出行的大小官员前歌后舞而归，现在再要出行，难道有必要非这样急于行动不可吗？臣愚蠢地认为后患生于不戒备的情况太多了！西汉推崇重用外戚，而发生了王莽的祸乱；梁武帝好收容叛变投降来的，而发生了侯景的变乱。如今陛下要用几年时间北巡，已经对无乱习以为常，不考虑后果，要前往不止，臣很是恐惧。有些事情明知不可行却贸然去做，那么有后患是必然的了。
　　“议论的人又说往年辽国的君主，春水、秋山、冬夏四时各有行在之所，秋冬避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年以为常，老人们仍然喜欢谈论他们，认为他们真正得到了快乐之趣，陛下是仿效他们罢了。臣愚蠢地认为对三代之政现在有不能照搬行事的，况且辽国过于崇尚这一套了。而且本朝和辽国王室情况不同，辽国的基业根本在山北的临潢，臣知道他们所巡游的不过是临潢附近的地方，也没有重山阻隔，冬季还是住在燕京。契丹人以追逐水草靠畜牧为业，以毡帐作为居室，迁徙无常，加上属地狭窄，礼仪器具特别简单，辎重不多，所以隔上三、五年才能走一回，也不是年年如此。我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的燕京，怎么可以舍弃燕地而去山北呢？京都的人们居室是房屋，不便迁徙。今天我朝幅员万里，只尊奉一位君主，承蒙太平时间久了，各地制度不同，文物丰富面广，辎重浩繁兴旺，随着圣驾繁殖人口、聚积物力，超过了百万数目，陛下怎么年年能够出巡，拿自身的快乐，却每年使百万人拴在劳役上、伤在财物上，不得其所，陛下能忍心这样吗？臣又听说，陛下在打猎合围的时候，麋鹿充满包围圈里，对大而壮的麋鹿才拿几十头来奉祭宗庙，其余的都放纵它们，不忍多杀。这样看来，陛下的恩惠可以到禽兽，却不到随驾远征的众多臣子庶民身上。
　　“议论的人说，前世遵守成法的君主，生长在深宫怕被风吹日晒，射箭、骑马都不会，志气萎缩懦弱，筋力拘谨柔弱，遇到祸患惧怕颤抖，往往是束手就亡。陛下考察上述情况，不怕辛苦自身，想远巡金莲川，到达松漠，名为坐夏围猎，实是服劳讲武。臣认为战备不能忘，打猎不能废，宴安鸩毒也不可怀，然而事贵适中，不可过分。现在过于防范骄惰的忧患，而先蹈万一有危险的旅途，与无病而服药有什么两样？况且想习武不一定要出关，涿、易、雄、保、顺、蓟等县境内地广而平，而且都是邦域之中，随时围田打猎，谁说不可以！伏地乞求陛下发出诏令，撤回往北驱驾的车马，堵塞去鸡鸣的路途，安然留在中都，不再往北巡幸打猎，那么宗社无限的安定，符合天下莫大的愿望啊！
　　“现如今四海之内安定图治，朝廷至尊威严，圣人做事，本来是臣下要顺从的时候，然而臣却以蝼蚁似的性命，进表危急恳切的建议，仰犯雷霆之威，身陷官吏的议论之中，轻则名位削除，重则身首分裂，若为自身着想，难道不太愚蠢荒谬了吗！只要陛下深谋远虑，不因为我个人这些废话，而以宗庙天下为大计，俯垂听取，则小臣平素的愿望得以实现，虽死犹生，其他不是我所期望的。”
　　世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取消了这次出行金莲川的计划，并且晓谕辅臣们说“：梁襄劝说朕不要驾幸金莲川，朕认为他的意见是可取的，所以取消了这次行动。然而梁襄极力所说的隋炀帝因为巡游败国，不也是过分了吗！像隋炀帝这样的君主是由于失道虐民，自取灭亡。民心已经背叛了他，即使是不巡幸国家怎么能保得住？作为人君的只要能尽到做国君的责任，那么即使不时地巡幸一下，难道对国家会有什么损伤吗？治乱无常规，顾忌所采取的行动何至于像这样？难道一定要深处九重宫内便说是没有祸患，巡游的时候就应验祸乱的吗？”
　　梁襄由于这件事而以直言闻名。他被提升为礼部主事、太子司经。选为监察御史，因为漏察宗室弈事而受牵连获罪，被罚一个月的俸禄。世宗指责他说：“监察，是君王的耳目，有了传闻即行弹劾是可以的。等到朕亲自发现了那件事，还要你监察干什么？”调梁襄任中都路都转运户籍判官，不久，迁通远军节度副使，因丧事离职。服丧期满，被授予安国军节度副使，同知定武军节度使事，回避他父亲的忌讳改震武军。太常卿张日韦、曹州刺史段铎举荐梁襄学问广博，熟习典故，可以出任礼官。转任同知顺义军节度使事、东胜州刺史。因为簸扬去俸粟中的糠皮杂物后责令仓典使赔偿，被按察司所弹劾，处他拿财务赎回俸粟。历任阝奥州刺史，直至迁升保大军节度使，逝世。
　　梁襄精通《春秋左氏传》，以至于对于地理、氏族，无不贯通。自少年成才至晚来尊贵，衣食常年简单平淡，然而舆论者却讥笑他太节俭了等等。
　　路伯达，字仲显，冀州人。他性情沉厚，有远见，博学能诗，考取正隆五年(1160)进士第，调任诸城主簿。他由泗州榷场使补任尚书省掾，任兴平军节度副使，进朝为大理司直。大定二十四年(1184)，世宗皇帝准备到上京，路伯达上书谏说“：人君以四海为家，难道仅仅思念旧地，让京城空虚而远行，这不是慎重的道理。”奏章被送上，但没批复。一年后，路伯达改任秘书郎，兼太子司经。当时章宗才开始上学，路伯达因为文章而知名，被选为侍读，不久因为父亲去世而离职。适逢安武军节度使王克温举荐路伯达为行义，他出来后任同知西京路转运使事，召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兼翰林修撰，皇帝命令他与张行简进朝读陈言文字。
　　先前，右丞相完颜襄上奏把天寿节移到九月一日去庆贺，路伯达论述了它时间的不妥，平章政事张汝霖、右丞相刘玮及台谏也都说那样不行，下到尚书省议论，路伯达说：“皇帝初即位，应当施行正直、信用之道，今天改变生辰不正直，因为哄骗四方没有信义。况且祝贺又不适时，这是轻礼而重物。”因此陈述正名从谏之道。路伯达升为尚书刑部郎中。皇帝世宗问群臣“：方今用什么方法能使人民务本业、广储蓄？”路伯达回答说：“从现在开始宣布德行流传教化。请罢免境内打猎，扩大农业以督促本职，轻币重谷，去奢存俭，遵从时节耕种，像这样就不会有农不勤的人、粟不广的地。”此时，采捕禁严，从京郊至真定、沧、冀，北到飞狐，几百里内都为禁地，老百姓有捕杀狐兔的人有罪，所以路伯达逮捕他。路伯达多次升迁为刑部侍郎、太常卿，授予安国军节度使，不久，改为镇安武。
　　路伯达曾经出使宋朝回来，上交所得的二百五十两金，一千两白银以助边疆，上奏请求退休，还未来得及呈上就去世了。路伯达的妻子傅氏说到此事，皇帝表扬他的忠诚，赠授太中大夫，仍把金银还给他，傅氏哭着请求献给国家，未得到批准。先前傅氏因为路伯达曾在冀州进修学习，于是卖信都、枣强的田以供应他学习，有司全部把这件事告诉了皇帝，皇帝认为她很贤惠，赐号“成德夫人”。
　　路伯达的儿子路铎、路钧。路钧，字和叔，登大定二十五年(1185)进士第，终于莱州观察判官。路铎最知名，另外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