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　王符　仲长统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徒焉。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
　　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
　　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友人同郡谢夷吾上书荐充才学，肃宗特诏公车征，病不行。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养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人也。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著其五篇云尔。
　　《贵忠篇》曰：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爱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爱，焉可以不安而利之，养而济之哉？是以君子任职则思利人，达上则思进贤，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后不恨也。《书》称“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虚受。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诛罚，况乃犯天，得无咎乎？夫五代之臣，以道事君，泽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谄媚主，不思顺天，专杖杀伐。白起、蒙恬，秦以为功，天以为贼；息夫、董贤，主以为忠，天以为盗。《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鲜不及矣。”是故德不称，其祸必酷；能不称，其殃必大。夫窃位之人，天夺其鉴。虽有明察之资，仁义之志，一旦富贵，则背亲捐旧，丧其本心，疏骨肉而亲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马，宁见朽贯千万，而不忍贷人一钱，情知积粟腐仓，而不忍贷人一斗，骨肉怨望于家，细人谤讟于道。前人以败，后争袭之，诚可伤也。
　　历观前政贵人之用心也，与婴兒子其何异哉？婴兒有常病，贵臣有常祸，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过。婴兒常病，伤于饱也；贵臣常祸，伤于宠也。哺乳多则生痫病，富贵盛而致骄疾。爱子而贼之，骄臣而灭之者，非一也。极其罚者，乃有仆死深牢，衔刀都市，岂非无功于天，有害于人者乎？夫鸟以山为埤而增巢其上，鱼以泉为浅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饵也。贵戚愿其宅吉而制为令名，欲其门坚而造作铁枢，卒其所以败者，非苦禁忌少而门枢朽也，常苦崇财货而行骄僭耳。
　　不上顺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窃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诬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图太山之安；为朝露之行，而思传世之功。岂不惑哉！岂不惑哉！
　　《浮侈篇》曰：
　　王者以四海为家，兆人为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饥；一妇不织，天下受其寒。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饥寒并至，则民安能无奸轨？奸轨繁多，则吏安能无严酷？严酷数加，则下安能无愁怨？愁怨者多，则咎征并臻。下民无聊，而上天降灾，则国危矣。
　　夫贪生于富，弱生于强，乱生于化，危生于安。是故明王之养民，忧之劳之，教之诲之，慎微防萌，以断其邪。故《易》美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七月》之诗，大小教之，终而复始。由此观之，人固不可恣也。
　　今人奢衣服，侈饮食，事口舌而习调欺。或以谋奸合任为业，或以游博持掩为事。丁夫不扶犁锄，而怀丸挟弹，携手上山邀游，或好取土作丸卖之，外不足御寇盗，内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车瓦狗诸戏弄之具，以巧诈小兒，此皆无益也。
　　《诗》刺“不绩其麻，市也婆娑”。又妇人不修中馈，休其蚕织，而起学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诬细民，荧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怀忧愤愤，易为恐惧。至使奔走便时，去离正宅，崎岖路侧，风寒所伤，奸人所利，盗贼所中。或增祸重崇，至于死亡，而不知诬所欺误，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
　　或刻画好缯，以书祝辞；或虚饰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彩，令广分寸；或断截众缕，绕带手腕；或裁切绮E067，缝紩成幡。皆单费百缣，用功千倍，破牢为伪，以易就难，坐食嘉谷，消损白日。夫山林不能给野火，江海不能实漏卮，皆所宜禁也。
　　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绨，革舄韦带。而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庐第，奢过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仆妾，皆服文组彩牒，锦锈绮纨，葛子升越，D12F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玳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穷极丽靡，转相夸咤。其嫁娶者，车軿数里，缇帷竟道，骑奴侍童，夹毂并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其不逮，一飨之所费，破终身之业。古者必有命然后乃得衣缯丝而乘车马，今虽不能复古，宜令细民略用孝文之制。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桐木为棺，葛采为缄，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后，转用楸梓槐柏杶樗之属，各因方土，栽用胶漆，使其坚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之木。边远下土，亦竞相放效。夫檽、梓、豫章，所出殊远，伐之高山，引之穷谷，入海乘淮，逆河溯洛，工匠雕刻，连累日月，会众而后动，多牛而后致，重且千斤，功将万失，而东至乐浪，西达郭煌，费力伤农于万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坟，中世坟而不崇。仲尼丧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请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及鲤也死，有棺无椁。文帝葬芷阳，明帝葬洛南，皆不臧珠宝，不起山陵，墓虽卑而德最高。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缕玉匣，檽、梓、楩、楠，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案鄗毕之陵，南城之冢，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为褒君爱父，不在于聚财，扬名显亲，无取于车马。昔晋灵公多赋以雕墙，《春秋》以为不君；华元、乐举厚葬文公，君子以为不臣。况于群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过天道乎？
　　《实贡篇》曰：
　　国以贤兴，以谄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论，而时所共知也。然衰国危君，继踵不绝者，岂时无忠信正直之士哉，诚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间，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乱殷有三仁，小卫多君子。今以大汉之广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无善吏，位无良臣。此岂时之无贤，谅由取之乖实。夫志道者少与，逐俗者多畴，是以朋党用私，背实趋华。其贡士者，不复依其质干，准其才行，但虚造声誉，妄生羽毛。略计所举，岁且二百。览察其状，则德侔颜、冉，详核厥能，则鲜及中人，皆总务升官，自相推达。夫士者贵其用也，不必求备。故四友虽美，能不相兼；三仁齐政，事不一节。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资暴莽。况太平之时，而云无士乎！
　　夫明君之诏也若声，忠臣之和也如响。长短大小，清浊疾徐，必相应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盐，濯锦以鱼，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贱理贵，以丑化好者矣。智者弃短取长，以致其功。今使贡士必核以实，其有小疵，勿强衣饰，出处默语，各因其方，则萧、曹、周、韩之伦，何足不致，吴、邓、梁、窦之属，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爱日篇》曰：
　　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国之日舒以长，故其民闲暇而力有余；乱国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务而力不足。舒长者，非谓羲和安行，乃君明民静而力有余也。促短者，非谓分度损减，乃上暗下乱，力不足也。孔子称“既庶则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穷；富足生于宽暇，贫穷起于无日。圣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国之基也，故务省徭役，使之爱日。是以尧敕羲和，钦若昊天，敬授民时。明帝时，公车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闻而怪曰：“民废农桑，远来诣阙，而复拘以禁忌，岂为政之意乎！”于是遂蠲其制。今冤民仰希申诉，而令长以神自畜，百姓废农桑而趋府廷者，相续道路，非朝餔不得通，非意气不得见。或连日累月，更相瞻视；或转请邻里，馈粮应对。岁功既亏，天下岂无受其饥者乎？
　　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从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议曲直，乡亭部吏，亦有任决断者，而类多枉曲，盖有故焉。夫理直则恃正而不桡，事曲则谄意以行赇。不桡故无恩于吏，行赇故见私于法。若事有反复，吏应坐之，吏以应坐之故，不得不枉之于庭。以羸民之少党，而与豪吏对讼，其势得无屈乎？县承吏言，故与之同。若事有反复，县亦应坐之，县以应坐之故，而排之于郡。以一民之轻，而与一县为讼，其理岂得申乎？事有反复，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于州。以一民之轻，与一郡为讼，其事岂获胜乎？既不肯理，故乃远诣公府，公府复不能察，而当延以日月。贫弱者无以旷旬，强富者可盈千日。理讼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怀怨结而不见信，猾吏崇奸轨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穷也。
　　且除上天感痛致灾，但以人功见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乡县典司之吏，辞讼之民，官事相连，更相检对者，日可有十万人。一人有事，二人经营，是为日三十万人废其业也。以中农率之，则是岁三百万人受其饥者也。然则盗贼何从而销，太平何由而作乎？《诗》云：“莫肯念乱，谁无父母？”百姓不足，君谁与足？可无思哉！可无思哉！
　　《述赦篇》曰：
　　凡疗病者，必知脉之虚实，气之所结，然后为之方，故疾可愈而寿可长也。为国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祸之所起，然后为之禁，故奸可塞而国可安也。今日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赎。赦赎数，则恶人昌而善人伤矣。何以明之哉？夫勤敕之人，身不蹈非，又有为吏正直，不避强御，而奸猾之党横加诬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阙庭自明者，万无数人；数人之中得省问者，百不过一；既对尚书而空遣去者，复什六七矣。其轻薄奸轨，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愤，而反一概悉蒙赦释，令恶人高会而夸咤，老盗服臧而过门，孝子见仇而不得讨，遭盗者睹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
　　夫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轨者贼良民。《书》曰：“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伤人肌肤，断人寿命也；贵威奸惩恶，除人害也。故经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诗》刺“彼宜有罪，汝反脱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乱之极，寇贼奸轨，难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与之更新，颐育万民，以成大化。非以养奸活罪，放纵天贼也。夫性恶之民，民之豺狼，虽得放宥之泽，终无改悔之心。旦脱重梏，夕还囹圄，严明令尹，不能使其继绝。何也？凡敢为大奸者，才必有过于众，而能自媚于上者也。多散诞得之财，奉以谄谀之辞，以转相驱，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为顾哉？论者多曰：“久不赦则奸轨炽而吏不制，宜数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乱之本源，不察祸福之所生也。
　　后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归安定，乡人有以贷得雁门太守者，亦去职还家，书刺谒规。规卧不迎，既入而问：“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顷，又白王符在门。规素闻符名，乃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援符手而还，与同坐，极欢。时人为之语曰：“徒见二千石，不如一缝掖。”言书生道义之为贵也。符竟不仕，终于家。
　　仲长统字公理，山阳高平人也。少好学，博涉书记，赡于文辞。年二十余，游学青、徐、并、冀之间，与交友者多异之。并州刺史高F8B5，袁绍甥也。素贵有名，招致四方游土，士多归附。统过F8B5，F8B5善待遇，访以当时之事。统谓F8B5曰：“君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能择人，所以为君深戒也。”F8B5雅自多，不纳其言，统遂去之。无几，F8B5以并州叛，卒至于败。并、冀之士皆以是异统。
　　统性俶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辄称疾不就。常以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论之曰：
　　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亨羔豚以奉之。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
　　又作诗二篇，以见其志，辞曰：
　　飞鸟遗迹，蝉蜕亡壳。腾蛇弃鳞，神龙丧角。至人能变，达士拔俗。乘云无辔，骋风无足。垂露成帏，张霄成幄。沆瀣当餐，九阳代烛。恒星艳珠，朝霞润玉。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遗，何为局促？
　　大道虽夷，见几者寡。任意无非，适物无可。古来绕绕，委曲如琐。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BB79。敖翔太清，纵意容冶。
　　尚书令荀彧闻统名，奇之，举为尚书郎。后参丞相曹操军事。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因著论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余万言。

译文

　　（王充、王符、仲长统）
　　◆王充传，王充，字仲任，是会稽上虞人，他的祖先从魏郡元城搬迁到这里。
　　王充少时死了父亲，同乡称赞他很孝顺。后来他到京城，在太学里学习，拜扶风人班彪做老师。他博览群书而不拘泥于章句。他家里贫穷没有书籍，常常到洛阳书店里翻阅那些出卖的书，看过一遍就能记诵下来。于是他就通晓了诸子百家的学说。后来，他回到家乡，隐居下来教书。在州郡担任过功曹，因为多次劝谏长官，意见不合离去。王充喜欢发表议论，乍听起来好像很怪异，仔细想想却有道理，有根据。他以为那些见识浅薄的儒生死守住书本上的章句，失掉了书中的精髓和真谛。于是闭门深思，谢绝那些贺喜吊丧的应酬。家中的门上、窗户上、墙壁上都放着刀和笔，撰写了《论衡》八十五篇，共二十多万字，解释了物类的异同，匡正了当时人对某些事物的疑惑。刺史董勤征召为从事，后又调任治中。他自己辞去职务回家。他的朋友同郡人谢夷吾上书朝廷，推荐王充的才学，肃宗特意下诏公车府征召他，他因病没有成行。他将近七十岁的时候，记忆衰退。精力耗损，写了《养性书》十六篇，论述节制嗜欲，保养精神，自守心志的道理。
　　永元年间，他病死于家中。
　　◆王符传，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人。年少时好学，有志气操守，和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是好朋友。安定的风习是瞧不起小老婆生的孩子，而王符没有外家，所以乡里瞧不起他。自从和帝、安帝之后，当时盛行流动做官，有权势的人互相推荐，可是王符却耿直不和世俗相同，因此不能做官。而内心很不舒坦，于是隐居在家著书三十余篇，来讽刺当时政治的得失，不让自己的名姓被人家知道，所以书名叫《潜夫论》。书中指责当时的毛病，议论风俗人情，从中足可看出当时的政治风尚。这里选出其中五篇于后：一、《贵忠篇》帝王最尊敬的是上天，上天最慈爱的是人。现在人臣受君王的重托，治理上天所爱的百姓，怎么能不让他们平安而顺利地得到养育和救济呢？因此君子在职位时就应想到如何利人，在上面的就应想到如何引进贤人，所以居上位而下面不怨恨，位在前列而后面的不会违迕。《书经》上讲的“天工可用人力来代替”，就是这个意思。君王取法天上星宿的排列而建立大大小小的官制，所以明主不敢因偏私而随便授官，忠臣也不敢虚心假意地接受官职。偷人家的钱财还叫作强盗，何况偷天官来谋一己的私利呢！犯了罪，一定受惩罚，何况犯了天条，能够不承认罪过吗？唐、虞、夏、商、周五代之臣，用正道侍奉国君，恩泽达到草木，仁慈遍及全国土地，所以他们的福祚流传很广，本支百代历久不衰。末代的臣子，用谄媚的态度讨好国君，不想到如何顺从天意，专靠杀伐来压迫百姓。像白起、蒙恬，秦朝认为他们功劳很大，上天却认为他们是杀人的魔鬼；息夫、董贤，君主认为是忠臣，上天却认为是盗贼。
　　《易经》上说过：“道德很差而居高位，智力很小而想干大事，这就少有成功的了。”因此，品德不相称，灾祸必严酷；能力不相称，灾殃必扩大。那些窃官位的人，老天爷早就夺去了他照自己的镜子。即使有敏锐的观察力，行仁义的志向，一旦有钱有势了，就背离亲属抛弃故旧，失掉了本心，疏远骨肉之亲而接近宠幸的小人，对亲友很淡薄，对犬马却很优厚，宁可让千万贯钱串子发霉而不肯借一文钱给别人，明明知道粮食在仓库霉烂而不肯借贷给别人一斗，因此骨肉之亲在家中埋怨，老百姓在路上咒骂。前人已经失败，后面的人仍照老路走，真可叫人叹息呀！看看前朝那些贵人治国之用心，与对待婴儿有什么区别？婴儿有常见病，贵臣有常见错误，父母有常见过失，人君有常见过错。婴儿的常见病，是吃得过多，消化不良；贵臣常见的错误，是宠信不当的人，婴儿哺乳过多容易发生疾病，富贵过盛容易产生骄傲。爱儿子变为害儿子，骄宠臣子而让他们走向灭亡的，不止一两人。惩罚的极刑，竟有仆死在深牢之内，有的杀了头挂在都市示众，这难道不是对上天没有功，对百姓却有害吗？那些鸟把山当作矮墙而在上面作窝，，鱼儿认为泉浅而把它作为自己的窝穴，最后得到的却是钓钩。贵戚希望住宅吉利而取一个美名，想让其门坚固而用铁作枢纽，最后失败的原因，并不是禁忌太少而门枢朽了，而是由于财货太多产生骄傲僭越的缘故。如果不上顺天心，下养百姓，而想使点小聪明，假借君王的威信，得罪天地，欺骗神明。这等于伏在累卵之上，而想得到泰山般的安稳；走在朝露附桐叶般的人生路上，而想立功百世，难道不糊涂吧！难道不糊涂吗！二、《浮侈篇》国王把四海当作自己的家，亿万人民当作自己的儿子。如果每个农民不种田，天下人一定挨饿；每个妇女不织布，天下人一定受冻。现在的风俗是丢失农业这个根本，都去做生意买卖，牛马车辆，塞满道路，游手好闲和投机取巧的，都邑到处都是，从事农桑的人少了，吃闲饭的多了。
　　《诗经》上说“：商的都城非常整齐，居于四方的中心。”现在看到洛阳，做买卖的十倍于农夫，弄虚作假、游手好闲的十倍于做买卖的人。这就是一个农民种田，供百人吃饭，一个妇女织布，供百人穿衣，一个人的劳动供百个人的享受，谁能供养得起！天下百郡千县，万数市邑，都像这样。本来不能相供应，那么百姓怎得不忍饥挨冻？饥寒交迫，老百姓怎能不干越轨的事？犯罪的人增多，官吏怎能不用严酷的刑罚？严刑峻罚加身，老百姓怎能不怨天恨地？愁怨的人多了，那么过错惩罚都来了。老百姓生活无着落，加上老天爷降灾，那么国家就危险了。贫困是由于富足时不节约，懦弱是由于强大时不谦虚，祸乱是由于太平时不修德，危险是由于平安时不谨慎。所以贤明之君对待百姓，常常担心他们的疾苦，慰劳他们的艰辛，并且加强教育，小心谨慎，防患未然，断绝邪恶的根源。因此，《易经》赞美以制度规定节约，不耗费人民的财产，不侵害人民的利益。
　　《诗经》的《七月》篇，大至耕田种桑，小至冬天绞麻绳，一一进行教育，自春到冬，终而复始。由此看来，人本来就不可放恣哩。现在人们穿衣讲求奢华，饮食讲求高贵，为了满足口舌的享受而讲究烹饪。有人合谋干坏事；有的从事游戏与赌博；壮年人不扶犁耕田，而挟着弹丸打鸟，携手上山游玩；有的取土作丸卖假药，这些人对外不能抵御敌寇，对内不能停止鼠窃雀偷。有的人作泥车瓦狗等玩具，欺骗小孩，这都是毫无益处的事。《诗经》曾经讽刺有些女人“不绩麻，到市上去歌舞玩耍”，现在有些妇女连饭也不做，不养蚕织布，而去学巫婆，装神弄鬼，欺骗老百姓，使无知妇女上当受骗。老弱病残的人家，有人生病，心里着急，特别害怕。可巫婆们却要他们离家外出，躲在崎岖的山路，染受风寒，被坏人利用，被盗贼钻了空子。有的病情加重，直至死去。却不知这是被巫婆所骗，反而后悔敬神太晚了，这就是妖妄特别厉害的情况。有的人把好绸子剪破，写上一些祝辞；有的用花言巧语，求神降福；有的耗费金纟采，裁成方寸小块；有的截断长线，缠在手腕之上；有的裁剪锦绸，缝成长幡。都是无故浪费材料，花去不少功夫，变牢固为虚假，把容易变繁难，吃了好的粮食，虚度大好时光。山林不能被野火烧光，江海不能把漏杯塞满，都是应该禁止的。从前孝文皇帝亲自穿着黑色的缯布，用皮革做鞋和带，生活十分俭朴。可是现在京师的贵戚，衣服饮食，车马住房，奢侈超过侯王，本来太过分了。就是他们的车夫、马夫，奴仆姬妾，都是穿花绸子，高级衣料，葛布贡布，应有尽有。用具服饰有犀角象牙，珍珠、宝石，琥珀玳瑁，文采石山，金银首饰，极尽华丽，互相炫耀。他们嫁女娶媳，车辆绵延数里，红色车衣遮满道路，奴仆们骑马驾车，并排行进。有钱的总想赛过别人，无钱的总觉不如人家，一餐酒席的费用，破费终身的家业。古时必有王命诰封才能穿绸缎、乘车马，现在虽然不能完全恢复古制，也应使老百姓大略按孝文帝时的制度行事才好。古之葬礼，铺上厚厚的柴草，埋在野外，不封土，不种树，丧期也无定数。后代圣人改用棺材，用桐木作棺，用葛纟采封口，下面不沾黄泉，上面不泄露臭气。中世以后，改用楸梓槐柏木屯樗这类的木材，因各地土质，选用不同的胶漆，使它坚固可靠，耐用罢了。现在京师贵戚，必用江南出产的木需梓豫樟等木材，边远地方，争相仿效。
　　至于木需梓豫樟，产地很远，从高山上砍下，从深谷中运出，经过海河，转向黄河洛水，工匠加工，连年累月，必须许多劳动力才能搬动，许多牛拉才能运走，重所千斤，需万夫，而东到乐浪西达敦煌，费力伤农，经过万里之远。古时只修丰墓，不筑坟堆，中世虽筑坟堆但不垒得很高。孔子的母亲死了，冢高四尺，碰上大雨就垮了，孔子的学生请求把它修复一下，孔子哭着说：“古时候是不修墓的。”后来孔子的儿子伯鲤死了，只有内棺，没有外木郭。汉文帝葬在芷阴，明帝葬在洛南，都不用珠宝殉葬，不堆起山陵，墓虽低下而德行最高。现在京师贵戚，郡豪富之家，父母在世时不怎么孝敬，死后却大办丧事。有的用金缕玉匣殉葬，棺木必用木需梓木便相，埋葬许多珍珠宝贝、偶人车马，造起大坟，广种松柏，还盖有庐舍祠堂，父葬在南城，也不能说曾子不孝。他们认为尊君爱父，不在于花钱越多越好，扬名显亲，也不在乎多用车马作排场。从前晋灵公多征赋税来修饰围墙，《春秋》评他不是好君主，宋华元、乐举厚葬宋文公，君子认为他们不算好臣子。何况一般官吏和士群众，竟敢僭越主上，超过国家规定吗？三、《实贡篇》国有贤臣就兴旺，用了谄谀之臣就衰败；君主有了忠臣就安定，用了佞臣就危险。这是古今的定论，也是大家所公认的道理。然而哀国危君，接连不断，难道当时没有忠信正直的人吗？的确是苦于正道行不通的缘故啊。十步的范围，一定有茂草；十户人家，一定有忠信的人。商朝那么乱还有三位贤人(箕子、微子和比干)，卫国那么小，还有许多君子(蘧瑗、史狗、吏鱼酋、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等)。现在大汉广大的土地上，士民多而富足，朝廷政治清明，上下又能谐和一致，但官中没有好的官，在位的良臣不多。
　　这难道是这时没有贤人？想必是使用不当吧。那些愿行正道的人用得很少，同流合污的却用得很多，因此，朋党成群，互相营私，背离朴实，趋向华丽。选拔人才时，不重视其实干的本领，衡量其才行，只是虚张声势，乱加溢美之词。粗略估计，每年将近两百人得到提拔。看看他们的履历，个个品德像颜回、冉有，详细考察其才能，很少达到中等人才的标准，都是只务升官、互相推举。选士本应重在才干，不必求全责备。所以孔门四友(颜回、子贡、子师、子由)虽各有长处，但不是每人都很完美。商朝三仁(箕子、微子、比干)同在一朝，但治国的大事并不十分理想。辅助汉高祖得天下的臣子来自亡秦；光武帝用了很多人才，不少是从王莽那里来的。何况太平之时，能说没有人才吗？明君的号令好比声音，忠臣的响应就像回声。声波的长短，声音的大小，轻重快慢，一定要互相呼应。何况治玉要用石头，洗金要用盐水，洗绸子要用鱼，漂白布要用灰。一般事物本来就有用贱的治理贵的，用丑的变为美的。聪明的人能够弃短取长，收到功效。现在选拔人才，一定要严加考核其实绩，有小毛病的，不必勉强掩盖其过失，他们一进一退，一默一语，各有自己的方式，那么萧何、曹参、周勃、韩信这类文臣武将，哪能不会到来；吴、邓、梁、窦等类人才，踮起脚跟就可看到。
　　孔子说过“：没有好好思量，如果思量了，有什么遥远呢？”四、《爱日篇》国之能成为国，因为有老百姓。民之能成为民，因为能生产谷物。谷物能够丰收，因为有人民在劳动。农业能够建成，因为有时间和劳力。太平国家的日子过得舒适而漫长，所以百姓悠闲而劳力有剩余；混乱国家的日子过得急促而短暂，所以百姓困倦而劳力不足。日子过得舒而长，并不是说太阳走得慢些，而是由于君主英明、百姓安静而劳力有多哩。日子过得短促，不是说历书上的分度减少了，而是上面昏聩、下面紊乱而疲于奔命，总觉劳动不足哩。孔子说过：“人口多了就应使他们富足，已经富足了就应加强教育。”因此，礼义来源于富足，盗贼来自于贫穷；富足来源于时日宽暇，贫穷来源于谋生无日。圣人深深懂得劳力是人民谋生的根本，国家的基础。所以务必减少百姓的差役，使他们爱惜时日，不违农时。因此尧帝命令太阳之神羲和，敬重上天，给百姓充足的时间。汉明帝时，国家曾一度规定用月朔为正的“反支月”不受理百姓的投诉，皇帝听了很感奇怪，便说：“百姓放弃劳动时间，不远万里来朝廷，如果再加限制不许接见，难道是治理国家的本意吗！”于是废除这种不合理的制度。现在含冤的百姓仰望申诉可是官吏们却难见如神，百姓耽搁劳动时间而到官府告状的，路上络绎不绝，不到太阳偏西不得通报，不是高兴的时候不接见。有的连续几天，甚至十天半月，才能见到官吏；有的请求邻里，送粮食才能答话。农时耽误过多，天下难道不受饥饿吗？孔子说“：听官司我和别人差不多。”从他这话看，有中等才能以上的人，就能够评议谁是谁非，乡里亭部小吏，也有会断案的，可是多半出现判断不公，使人受冤枉，这是有缘故的。
　　凡自以为道理充足的一方总是认为得理走天下，决不随便屈服，而道理欠缺的一方就采取巴结行贿的办法。不屈服的一方对官吏不给好处，行贿的一方所以得到官吏徇情枉法。如果事情有反覆，官吏应该有罪责，官吏因为有罪责，不能不在上弄权枉法。老百姓是弱而小的一方，而控告豪强的官吏，势力悬殊能不败诉吗？县官相信定吏的话，所以判案只能维持原判。如果事有反覆，县长应有罪责，县长因为有罪，而推到上级郡那里。一方是老百姓，而对方是县吏，这种官司打下去，老百姓能够胜诉吗？事有反覆，郡也有罪，郡因为有罪，而上诉到了州。老百姓和郡打官司，还有获胜的希望吗？州官不肯受理，所以百姓只得远到公府里来。公府不能详细审理，于是拖延时间。贫弱的百姓拖不到十天，强富的可以拖到千日。这样打官司，有什么冤案能够清理呢？正义之士怀着满腔怒火而得不到伸冤，狡猾的官吏搞歪门邪道而逃避罪罚，这就是老百姓之所以受压迫，而天下越来越困穷的缘故。除了上天感痛降灾之外，只要看看人为的灾难就可知道。从三府州郡，到郡县司法的官吏，以及打官司的百姓，受官司的牵连，另相检举、找证人对簿公堂的，每天大约有十万人。一个人有事，两个人参谋，这就等于每天有三十万人耽搁农业劳动时间了。用中等农民作标准算一下，就每年有三百万人要挨饿了。这样一来，盗贼怎么会消灭，太平日子从哪里来呢？《诗经》上说：“不要回顾混乱，哪个没有父母？”老百姓生活的条件不足，君王怎能得到富足？能不值得深思吗？能不引起深思吗？五、《述赦篇》医生替人治病，必须知道病人脉搏的虚实，气结在何处，然后才能处方，所以病可治好，还能长寿。治理国家的人，必须先知道百姓的疾苦，祸乱的根源在何处，然后采取措施，所以坏人坏事才可制止，国家才能安定。现在害百姓最苦的没有比连续用钱赎罪而获得赦免的了。
　　赦免赎罪的次数多，那么恶人得势，好人遭殃。怎么证明呢？谨慎小心的人，不会犯错误，又有正派的官吏，不怕强暴的人，可是成群的奸猾之徒竟敢乱加诬蔑，就因为他们知道反正不久即可获得赦免的缘故。好心正直的人，被人侵怨而能到朝廷申冤的，一万人中没有几个；几个人中间得到官吏过问的，一百人中不过一人；经过尚书审问而遣他空手回去的，又有十分之六七。那些为非作歹的人，已经触犯法律，被害的人家希望按罪重判，解除心头之恨，可反而一概得到赦免释放，让恶人趾高气扬；有些惯盗竟穿着好衣服从门前扬长而过，孝顺的人看见仇人不敢声讨，被盗者看见赃物而不敢取回，痛苦哪有比这更厉害的呢！培养杂草的使庄稼受损失，包庇坏人的使百姓受害。《书经》上说“：周文王严格执法对坏人从不赦免。”先王制定刑法，不是喜欢让人受皮肉之苦，使人短命；而是在于惩罚坏人，为民除害。所以经书上说：“上天命令有德之人，获得五服五章的奖励；上天讨伐有罪之人，采用五种不同的刑罚。”《诗经》讽刺执法不公的人道“：这个应该判罪，你反而替他开脱。”古时只有开始受天命为君的人，在天下大乱之后，违法乱纪者太多，一时难得一一追究，所以不得不采取一次大赦，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使广大百姓得到安居，来促成天下大治。绝不是对坏人姑息养奸，更不是放纵坏人。那些性恶之人，是一班豺狼，即使得到宽宥赦免，始终没有改悔之心。有些人早上解除镣铐，晚上又被抓回来，虽有严明的官吏，也不能使他们洗手不干。为什么呢？凡是敢做大坏事的人，一定有过人的能耐，而能讨好上级。例如多塞一些不义之财，多说一些讨好人家的话，来使对方软化，如果没有第五伦那样廉洁正直，谁不顾及钱财呢？有些人常议论说“：长久不赦罪就会使坏人猖獗而官吏制止不住，应该多方开导来瓦解他们。”这是不懂得政乱的根本来源，不明白祸福的起因呢。后来度辽将军皇甫规解除官职回到安定，同乡人有用货财买到雁门太守的人，也离职回家，用名片去进见皇甫规。皇甫规躺着睡觉不出来迎接，那人已经进门后，便问道：“你以前在郡守任里吃雁肉，味道不错吧！”不久，又有人报告王符在门口求见。皇甫规素来听到王符的声名，于是连忙起床，衣服的带子尚未系好，趿着鞋子出来迎接，握着王符的手进屋，和他坐在一起，极为欢快。
　　当时人便这样说道：“二千石的府尹，抵不上一介布衣之士。”就是说书生道德品质之高贵。王符终于没有做官，老死在家里。
　　◆仲长统，传仲长统字公理，山阳高平人。少年时好学，广泛涉猎书籍，长于文辞。年二十余，游学于青州、徐州、并州、冀州之间，与交友的多数认为他异于常人。并州刺史高干，袁绍的外侄，素来贵而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士人多归附他。仲长统经过高干那里，高干很好地招待他，问以当时的大事。长统对高干说“：君有雄志而没有雄才，好结交士子但不能选择人才，所以替君担忧，请深以为戒。”高干常觉自己不错，不采纳他的话，长统就离开了。不多时，高干以并州背叛，卒至失败。并州冀州之士都因此而异其有知人之明。仲长统性倜傥，敢于直言，不计较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有的称他为狂生。每逢州郡命召，常称病不去。常认为凡游说帝王的人，想立身扬名罢了，可是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想建房子住在清旷之地，以悦其志。他的论调是“：假使居住有良田广宅，背山面水，沟池环绕，竹木四布，场圃在前，果园在后。舟车可以代步涉之劳，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食，妻子没有苦身之劳累。好朋友到来，有酒肴招待，节日盛会，杀猪宰羊以奉之。在畦苑散步，在平林游玩，在清水之滨濯足，乘凉风习习，钓钓鱼，射射鸟。在舞雩之下讽咏，在高堂之上吟哦。在闺房养神，想老子之玄虚，呼吸新鲜空气，求至人之仿佛。与少数知己，论道讲书，俯仰天地之间，评点人物之是非。弹《南风》之琴，发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难，永保性命之期。这样，就可以升在霄汉之上，出乎宇宙之外了。难道还羡慕入帝王之门么！”又作诗二篇，以表现其志向。
　　诗说：“飞鸟留遗迹，鸣蝉蜕躯壳。
　　腾蛇弃鳞甲，神龙丧头角。
　　至人能变化，达士贵脱俗。
　　乘云无鞍辔，骋风不知足。
　　垂露成帐帷，张霄成巾幄。
　　沆瀣当晚餐，九阳代蜡烛。
　　恒星艳如珠，朝霞润如玉。
　　六合任我游，恣心之所欲。
　　人事均可遗，何必为局促。”
　　“大道虽平坦，见几者实寡。
　　任意无是非，适物无不可。
　　古来绕绕弯，委曲实繁琐。
　　百虑又何为，至要还在我。
　　寄愁于上天，埋忧在地下。
　　叛散在《五经》，天弃《风》与《雅》。
　　百家太杂碎，请用一把火。
　　抗志在山栖，游心于海左。
　　元气变为舟，微风可为舵。
　　敖翔在太清，纵意在容冶。”尚书令荀..听到仲长统的大名，很觉奇怪，举他作尚书郎。后来参与丞相曹操军事。每论说古今及当时风俗行事，常发愤叹息。因著论名叫《昌言》，共三十四篇，十多万字。献帝逊位那年，仲长统死去，时年四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