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植(羊可立) 江东之 汤兆京 金士衡 王元翰 孙振基(子必显)丁元荐(于玉立) 李朴 夏嘉遇
　　李植，字汝培。父承式，自大同徙居江都，官福建布政使。植举万历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御史。十年冬，张居正卒，冯保犹用事。其党锦衣指挥同知徐爵居禁中，为阅章奏，拟诏旨如故。居正党率倚爵以自结于保，爵势益张。而帝雅衔居正、保，未有以发。御史江东之首暴爵奸，并言兵部尚书梁梦龙与爵交欢，以得吏部，宜斥。帝下爵狱，论死，梦龙罢去。植遂发保十二大罪。帝震怒，罪保。植、东之由是受知于帝。
　　明年，植巡按畿辅，请宽居正所定百官乘驿之禁，从之。帝用礼部尚书徐学谟言，将卜寿宫于大峪山。植扈行阅视，谓其地未善。欲偕东之疏争，不果。明年，植还朝。时御史羊可立亦以追论居正受帝知。三人更相结，亦颇引吴中行、赵用贤、沈思孝为重。执政方忌中行、用贤，且心害植三人宠。会争御史丁此吕事及论学谟卜寿宫之非，与申时行等相拄，卒被斥去。
　　初，兵部员外郎嵇应科、山西提学副使陆檄、河南参政戴光启为乡会试考官，私居正子嗣修、懋修、敬修。居正败，此吕发其事。又言：“礼部侍郎何雒文代嗣修、懋修撰殿试策，而侍郎高启愚主南京试，至以‘舜亦以命禹’为题，显为劝进。”大学士申时行、余有丁、许国皆嗣修等座主也，言考官止据文艺，安知姓名，不宜以此为罪，请敕吏部核官评，以定去留。尚书杨巍议黜雒文，改调应科、檄，留启愚、光启，而言此吕不顾经旨，陷启愚大逆。此吕坐谪。植、东之及同官杨四知、给事中王士性等不平，交章劾巍，语侵时行。东之疏言：“时行以二子皆登科，不乐此吕言科场事。巍虽庇居正，实媚时行。”时行、巍并求去。帝欲慰留时行，召还此吕，以两解之。有丁、国言不谪此吕，无以安时行、巍心。国反覆诋言者生事，指中行、用贤为党。中行、用贤疏辨求去，语皆侵国，用贤语尤峻。国避位不出。于是左都御史赵锦，副都御史石星，尚书王遴、潘季驯、杨兆，侍郎沈鲤、陆光祖、舒化、何起鸣、褚鈇，大理卿温纯，及都给事中齐世臣、御史刘怀恕等，极论时行、国、巍不宜去。主事张正鹄、南京郎中汪应蛟、御史李廷彦、蔡时鼎、黄师颜等又力攻请留三臣者之失。中行亦疏言：“律禁上言大臣德政。迩者袭请留居正遗风，辅臣辞位，群起奏留，赞德称功，联章累牍。此谄谀之极，甚可耻也。祖宗二百余年以来，无谏官论事为吏部劾罢者，则又壅蔽之渐，不可长也。”帝竟留三臣，责言者如锦等指。其后，启愚卒为南京给事中刘一相劾去，时行亦不能救也。
　　帝追仇居正甚，以大臣阴相庇，独植、东之、可立能发其奸，欲骤贵之，风示廷臣。一相又劾锦衣都督刘守有匿居正家资。帝乃谕内阁黜守有，超擢居正所抑丘橓、余懋学、赵世卿及植、东之凡五人。时行等力为守有解，言橓等不宜骤迁。帝重违大臣意，议虽寝，心犹欲用植等。顷之，植劾刑部尚书潘季驯朋党奸逆，诬上欺君，季驯坐削籍。帝遂手诏吏部擢植太仆少卿，东之光禄少卿，可立尚宝少卿，并添注。廷臣益忌植等。
　　十三年四月旱，御史蔡系周言：“古者，朝有权臣，狱有冤囚，则旱。植数为人言：‘至尊呼我为儿，每观没入宝玩则喜我。’其无忌惮如此。陛下欲雪枉，而刑部尚书之枉，先不得雪。今日之旱，实由于植。”又曰：“植迫欲得中行柄国，以善其后；中行迫欲得植秉铨，而骋其私。倘其计得行，势必尽毒善类，今日旱灾犹其小者。”其他语绝狂诞。所称尚书，谓季驯也。疏上，未报，御史龚懋贤、孙愈贤继之。东之发愤上疏曰：“思孝、中行、用贤及张岳、邹元标数臣，忠义天植，之死不移，臣实安为之党，乐从之游。今指植与交欢为党，则植犹未若臣之密，愿先罢臣官。”不允。可立亦抗言：“奸党怀冯、张私惠，造不根之辞，以倾建言诸臣，势不尽去臣等不止。”乞罢职。章下内阁，时行等请诘可立奸党主名。帝仍欲两为之解，寝阁臣奏，而敕都察院：“自今谏官言事，当顾国家大体，毋以私灭公，犯者必罪。”植、东之求去，不许。给事御史齐世臣、吴定等交章劾可立不当代植辨。报曰：“朕方忧旱，诸臣何纷争？”乃已。七月，御史龚仲庆又劾植、中行、思孝为邪臣，帝恶其排挤，出之外。世臣及御史顾钤等连章论救，不听。
　　是时，竟用学谟言，作寿宫于大峪山。八月，役既兴矣，大学士王锡爵，植馆师，东之、可立又尝特荐之于朝，锡爵故以面折张居正，为时所重。三人念时行去，锡爵必为首辅，而寿宫地有石，时行以学谟故主之，可用是罪也，乃合疏上言：“地果吉则不宜有石，有石则宜奏请改图。乃学谟以私意主其议，时行以亲故赞其成。今凿石以安寿宫者，与曩所立表，其地不一。朦胧易徙，若弈棋然，非大臣谋国之忠也。”时行奏辨，言：“车驾初阅时，植、东之见臣直庐，力言形龙山不如大峪。今已二年，忽创此议。其借事倾臣明甚。”帝责三人不宜以葬师术责辅臣，夺俸半岁。三人以明习葬法荐侍郎张岳、太常何源。两人方疏辞，锡爵忽奏言耻为植三人所引，义不可留，因具奏不平者八事。大略言：“张、冯之狱，上志先定，言者适投其会，而辄自附于用贤等撄鳞折槛之党。且谓舍建言别无人品；建言之中，舍采摭张、冯旧事，别无同志。以中人之资，乘一言之会，超越朝右，日寻戈矛。大臣如国、巍、化辈，曩尝举为正人。一言相左，日谋剚刃，皆不平之大者。”御史韩国桢，给事中陈与郊、王敬民等因迭攻植等，帝下敬民疏，贬植户部员外郎，东之兵部员外郎，可立大理评事。张岳以诸臣纷争，具疏评其贤否，颇为植、东之、可立地，请令各宣力一方，以全终始。于时行、国、锡爵、巍、化、光祖、世臣、定、愈贤皆褒中寓刺，而力诋季驯、懋贤、系周、仲庆，惟中行、用贤、思孝无所讥贬。帝责岳颂美大臣，且支蔓，不足定国是，岳坐免。帝犹以植言寿宫有石数十丈，如屏风，其下皆石，恐宝座将置于石上。闰月，复躬往视之，终谓大峪吉，遂调三人于外。御史柯梃因自言习葬法，力称大峪之美，获督南畿学政。而植同年生给事中卢逵亦承风请正三人罪，士论哂之。
　　植、东之、可立自以言事见知，未及三岁而贬。植得绥德知州，旋引疾归。居十年，起沅州知州。屡官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时二十六年也。植垦土积粟，得田四万亩，岁获粮万石。户部推其法九边。以倭寇退，请因师旋，选主、客锐卒，驱除宿寇，恢复旧辽阳。诏下总督诸臣详议，不果行。奏税监高淮贪暴，请召还，不报。后淮激变，委阻挠罪于植。植疏辨乞休，帝慰留之。明年，锦、义失事，巡按御史王业弘劾植及诸将失律。植以却敌闻，且诋业弘。业弘再疏劾植欺蔽，诏解官听勘。勘已，命家居听用，竟不召。卒，赠兵部右侍郎。
　　可立，汝阳人。由安邑知县为御史，与植等并擢。已，由评事调大名推官。终山东佥事。
　　江东之，字长信，歙人。万历五年进士。由行人擢御史。首发冯保、徐爵奸，受知于帝。佥都御史王宗载尝承张居正指，与于应昌共陷刘台，东之疏劾之。故事，御史上封事，必以副封白长官。东之持入署，宗载迎谓曰：“江御史何言？”曰：“为死御史鸣冤。”问为谁？曰：“刘台也。”宗载失气反走，遂与应昌俱得罪。东之出视畿辅屯政，奏驸马都尉侯拱宸从父豪夺民田，置于理。先是，皇子生，免天下田租三之一，独不及皇庄及勋戚庄田。东之为言，减免如制。还朝，擢光禄少卿，改太仆。坐争寿宫事，与李植、羊可立皆贬。东之得霍州知州，以病免。久之，起邓州，进湖广佥事。三迁大理寺右少卿。二十四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击高砦叛苗，斩首百余级。京察，被劾免官。复以遣指挥杨国柱讨杨应龙败绩事，黜为民。愤恨抵家卒。
　　东之官行人时，刑部郎舒邦儒阖门病疫死，遗孤一岁，人莫敢过其门。东之经纪其丧，提其孤归，乳之。舒氏卒有后。
　　汤兆京，字伯闳，宜兴人。万历二十年进士。除丰城知县。治最，征授御史。连劾礼部侍郎朱国祚、蓟辽总督万世德，帝不问。巡视西城，贵妃宫阉竖涂辱礼部侍郎敖文祯，兆京弹劾，杖配南京。时矿税繁兴，奸人竞言利。有谓开海外机易山，岁可获金四十万者，有请征徽、宁诸府契税，鬻高淳诸县草场者，帝意俱向之。兆京偕同官金忠士、史学迁、温如璋交章力谏，不报。出按宣府、大同，请罢税使张晔、矿使王虎、王忠，亦不纳。掌河南道。佐孙丕扬典京察，所谴黜皆当，而被黜者之党争相攻击。兆京亦十余疏应之。其词直，卒无以夺也。详具丕扬传中。寻出按顺天诸府。守陵中官李浚诬军民盗陵木，逮系无虚日。兆京按宣府时奏之，浚亦诬讦兆京。帝遣使按验，事已白，而诸被系者犹未释，兆京悉纵遣之。东厂太监卢受纵其下横都市，兆京论如法。
　　还复掌河南道。福王久不之国，兆京倡给事御史伏阙固请，卒不得命。南京缺提学御史，吏部尚书赵焕调浙江巡按吕图南补之，寻以年例出三御史于外，皆不咨都察院。兆京引故事争。图南之调，为给事中周永春所劾，弃官归。兆京及御史王时熙、汪有功为图南申雪，语侵永春，并及焕，二人连章辨，兆京亦争之强。帝欲安焕，为稍夺兆京俸。兆京以不得其职，拜疏径归。御史李邦华、周起元、孙居相遂助兆京攻焕。帝亦夺其俸，然焕亦引去。
　　兆京居官廉正，遇事慷慨。其时党势已成，正人多见齮龁。兆京力维持其间，清议倚以为重。屡遭排击，卒无能一言污之者。天启中，赠太仆少卿。
　　金士衡，字秉中，长洲人。父应徵，云南参政，以廉能称。士衡举万历二十年进士，授永丰知县，擢南京工科给事中。疏陈矿税之害，言：“曩者采于山，榷于市，今则不山而采，不市而榷矣。刑余小丑，市井无藉，安知远谋，假以利柄，贪饕无厌。杨荣启衅于丽江，高淮肆毒于辽左，孙朝造患于石岭，其尤著者也。今天下水旱盗贼，所在而有。萧、砀、丰、沛间河流决堤，居人为鱼鳖，乃复横征巧取以蹙之。兽穷则攫，鸟穷则啄，祸将有不可言者。”甘肃地震，复上疏曰：“往者湖广冰雹，顺天昼晦，丰润地陷，四川星变，辽东天鼓震，山东、山西则牛妖，人妖、今甘肃天鸣地裂，山崩川竭矣。陛下明知乱徵，而泄泄从事，是以天下戏也。”因极言边糈告匮，宜急出内帑济饷，罢撤税使，毋事掊克，引鹿台、西园为戒。帝皆不听。南京督储尚书王基、云南巡抚陈用宾拾遗被劾，给事中钱梦皋、御史张以渠等考察被黜，为沈一贯所庇，帝皆留之。士衡疏争。侍郎周应宾、黄汝良、李廷机当预推内阁。士衡以不协人望，抗章论。姜士昌、宋焘言事得罪，并申救之。给事中王元翰言军国机密不宜抄传，诏并禁章奏未下者。由是中朝政事，四方寂然不得闻。士衡力陈其非便。疏多不行。帝召王锡爵为首辅，以被劾奏辨，语过愤激，士衡驰疏劾之。寻擢南京通政参议。时元翰及李三才先后为言者所攻，士衡并为申雪。三十九年，大计京官。掌南察者，南京吏部侍郎史继偕，齐、楚、浙人之党也，与孙丕扬北察相反，凡助三才、元翰者悉斥之。士衡亦谪两浙盐运副使，不赴。天启初，起兵部员外郎。累迁太仆少卿。引疾去，卒于家。
　　先是，杨应龙伏诛，贵州宣慰使安疆臣邀据故所侵地。总督王象乾不许。士衡遂劾象乾起衅。后象乾弟象恒巡抚苏、松，以兄故颇衔士衡。廉知其清介状，称说不置云。
　　王元翰，字伯举，云南宁州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三十四年，改吏科给事中。意气陵厉，以谏诤自任。时廷臣习偷惰，法度尽弛。会推之柄散在九列科道。率推京卿，每署数倍旧额。而建言诸臣，一斥不复。大臣被弹，率连章诋讦。元翰悉疏论其非。
　　寻进工科右给事中，巡视厂库，极陈惜薪司官多之害。其秋上疏，极言时事败坏，请帝味爽视朝，廷见大臣，言官得随其后，日陈四方利病。寻复陈时事，言：“辅臣，心膂也。朱赓辅政三载，犹未一覯天颜，可痛哭者一。九卿强半虚悬，甚者阖署无一人。监司、郡守，亦旷年无官，或一人绾数符。事不切身，政自苟且，可痛哭者二。两都台省寥寥几人。行取入都者，累年不被命。庶常散馆亦越常期。御史巡方事竣，遣代无人。威令不行，上下胥玩，可痛哭者三。被废诸臣，久沦山谷。近虽奉诏叙录，未见连茹汇征。苟更阅数年，日渐销铄。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可痛哭者四。九边岁饷，缺至八十余万，平居冻馁，脱巾可虞；有事怨愤，死绥无望。塞北之患，未可知也。京师十余万兵，岁靡饷二百余万，大都市井负贩游手而已。一旦有急，能驱使赴敌哉？可痛哭者五。天子高拱深居，所恃以通下情者，只章疏耳，今一切高阁。慷慨建白者莫不曰‘吾知无济，第存此议论耳’。言路惟空存议论，世道何如哉！可痛哭者六。榷税使者满天下，致小民怨声彻天，降灾召异。方且指殿工以为名，借停止以愚众。是天以回禄警陛下，陛下反以回禄剥万民也。众心离叛，而犹不知变，可痛哭者七。郊庙不亲，则天地祖宗不相属；朝讲不御，则伏机隐祸不上闻。古今未有如此而天下无事者。且青宫辍讲，亦已经年，亲宦官宫妾，而疏正人端士，独奈何不为宗社计也！可痛哭者八。”帝皆不省。
　　武定贼阿克作乱。元翰上言：“克本小丑，乱易平也。至云南大害，莫甚贡金、榷税二事。民不堪命，至杀税使，而征榷如故。贡金请减，反增益之。众心愤怒，使乱贼假以为名。贼首纵扑灭，虐政不除，滇之为滇，犹未可保也。”俄言：“矿税之设，本为大工。若捐内帑数百万金，工可立竣，毋徒苦四方万姓。”疏皆不报。寻两疏劾贵州巡抚郭子章等凡四人，言：“子章曲庇安疆臣，坚意割地，贻西南大忧。且尝著《妇寺论》，言人主当隔绝廷臣，专与宦官宫妾处，乃相安无患。子章罪当斩。”不纳。

译文

　　李植，字汝培。父亲承武，从大同移居江都，官至福建布政使。李植万历十五年(1587)中进士，选庶吉士，授职御史。十年冬，张居正死，冯保还在当道，其党徒锦衣指挥同知徐爵居在禁中，阅览奏章，起草诏书如旧。张居正的党徒都依靠徐爵与冯保结交，徐爵势力更为嚣张。可皇上素来怨恨张居正、冯保，还没找到机会发作。御史江东之首先揭发徐爵的奸行，并且说兵部尚书梁梦龙与徐爵勾结，以得到吏部尚书之职，应该贬退。皇上将徐爵逮捕入狱，定为死罪，梁梦龙罢官。李植于是揭露冯保十二大罪状。皇上震怒，将冯保定罪。李植、江东之由此为皇帝信用。
　　第二年，李植巡按畿辅，请求放宽张居正时所制定的百官乘坐驿车的禁令，皇上听从了。皇上接受礼部尚书徐学谟的意见，将在大峪山占卜寿宫。李植随行勘查，认为这个地方不好。他想带江东之上疏争论，没有结果。第二年，李植回到朝廷。当时御史羊可立也因为弹劾张居正被皇帝信用。三人更为要好，也与吴中行、赵用贤、沈思孝互相敬重。执掌朝政的正恨吴中行、赵用贤，而且心里害怕李植三人得到皇上宠爱。正好争论御史丁此吕一事和弹劾徐学谟占卜寿宫的不是，李植与申时行互相较劲，最终被贬。
　　当初，兵部员外郎嵇应科、山西提学副使陆檄、河南参政戴光启做乡试考官，为张居正的儿子嗣修、懋修、敬修谋私利。张居正死后，丁此吕揭发这件事。又说：“礼部侍郎何雒文代替嗣修、懋修写殿试的对策，而侍郎高启愚主持南京考试，竟然以‘舜亦以命禹’为题目，显然是为了劝进。”大学士申时行、余有丁、许国都是张嗣修的座主，说考官只根据文章技艺，怎知道姓名，不应该以此定罪，请命令吏部检查考官的评语，以定是去还是留。尚书杨巍建议将何雒文贬退，将嵇应科、陆檄调任，留任高启愚、戴光启，但是说丁此吕不顾旨意，陷害高启愚。丁此吕被贬官。李植、江东之和同官杨四知、给事中王士性等为丁此吕鸣不平，都上奏章弹劾杨巍，言语中侵犯到申时行。江东之上疏说：“申时行因为二子皆中进士，不高兴丁此吕说科场中的事。杨巍虽然庇护张居正，实际上是谀媚申时行。”申时行、杨巍一同请求辞职。皇上想安慰留下申时行，召回丁此吕，让俩人和解。余有丁、许国说不贬丁此吕，无法安慰申时行、杨巍。许国反复诋毁言官多事，指责吴中行、赵用贤结党。吴中行、赵用贤上疏辩解请求解职，言语都触怒到许国，赵用贤用词更为严厉。许国避门不出。于是左都御史赵锦，副都御史石星，尚书王遴、潘季驯、杨兆，侍郎沈鲤、陆光祖、舒化、何起鸣、褚钅夫，大理卿温纯及都给事中齐世臣、御史刘怀恕等，极力说申时行、许国、杨巍不应当离去。主事张正鸣，南京郎中汪应蛟，御史李廷彦、蔡时鼎、黄师颜等又极力攻击请求留任三大臣之人的过失。吴中行也上疏说：“法律禁止向上说大臣的德政。近来沿袭请求留任张居正的遗风，辅臣辞职，群起上奏请求留任，称赞功德，联章累牍。谄媚之极，特别可耻。祖宗二百余年以来，没有谏官因疏论事情被吏部弹劾罢官的，如果这样，则会逐渐堵塞言路，此风不可长。”皇上竟然留任三大臣，如赵锦之意责备言官。后来，高启愚终于为南京给事中刘一相弹劾离去，申时行也不能救他。
　　皇上特别追恨张居正，因为大臣暗中庇护他，唯独李植、江东之、羊可立能揭发他的奸情，神宗想他们骤然显贵，以暗示朝臣。刘一相又弹劾锦衣都督刘守有藏匿张居正的家资。皇上于是命令内阁罢了刘守有的官职，破格提拔张居正所压制的丘木舜、余懋学、赵世卿及李植、江东之共五个人。申时行极力为刘守有辩解，说丘木舜等不应当马上提升。皇上重新违背大臣的意思，议论虽然停止，心里还是想任用李植。立刻，李植弹劾刑部尚书潘季驯结党营私，欺君罔上，潘季驯被削职。皇上于是下诏吏部提拔李植为太仆少卿，江东之为光禄少卿，羊可立为尚宝少卿，并在考察名册上特别予以记录。朝臣更加忌恨李植等。
　　万历十三年(1585)四月发生旱灾，御史蔡系周说：“古时候，朝廷如有专权的大臣，狱中有冤枉的囚犯，则一定发生旱灾。李植数次对人说：‘皇上呼我为儿，每次看到没收的宝物就喜欢我。’他肆无忌惮到了这样的地步。陛下想昭雪冤枉，而刑部尚书之冤，先得不到昭雪。现在的旱灾，实在是由于李植的缘故。”又说：“李植迫不及待想让吴中行执掌国事，想让自己有个好退路。吴中行想让李植掌管官吏的选拔，是想任意任用他的人。如果他们的计划得以实行，势必会尽使正直的人受到毒害，现在的旱灾还是小事。”其他的话狂妄且怪诞。所称尚书，是指潘季驯。奏疏上后，皇上未给予答复。御史龚懋贤、孙愈贤接着又上了奏。江东之愤怒地上疏，说：“沈思孝、吴中行、赵用贤及张岳、邹元标数位大臣，忠心耿耿，至死不移，臣实在是安心成为他们一党，高兴与他们来往。现在指责李植与他们为一党，李植实际上还没有我与他们亲密，我愿先罢我的官。”皇上不允许。羊可立也上疏说：“奸党怀匿冯保、张居正的私人恩惠，造谣生事，想打击劝谏的大臣，不把臣等全部免职是不会甘心的，我乞求解职。”奏章下到内阁，申时行等要求当面责问羊可立谁是奸党的头目。皇上还是想两方和解，停止了内阁的上奏，而指示都察院：“自今天起，御史说事情，应当以国家为重，不要以私情损害国家的利益，违反的人一定治罪。”李植、江东之请求回乡，皇上不许。给事御史齐世臣、吴定等交相上奏弹劾羊可立不应当代替李植辩解。皇上回答说：“朕正在为旱灾担心，各大臣为什么要纷纷争论？”于是停止。七月，御史龚仲庆又弹劾李植、吴忠行、沈思孝为邪恶的大臣，皇上讨厌他排挤李植等，把他贬到外地。齐世臣和御史顾钤等连着上奏救他，皇上不听。
　　当时，皇上竟然听从徐学谟的话，在太峪山修建寿宫。八月，开始修建了。大学士王锡爵是李植的馆师，江东之、羊可立又曾特地向朝廷推荐，王锡爵过去因为当面驳斥张居正，而为当时人所敬重。李植等三个人认为申时行一离职，王锡爵必定为首辅，而筑寿宫之地有石头，申时行以徐学谟的缘故主张修建，可用这个原因定他的罪，于是合作上疏说：“那块地如果吉利就不应当有石头，有石头则应请求改变地点。而徐学谟因为替自己考虑而主张这个意见，申时行因为亲近人的关系而赞成他的意见。现在开凿石头以修建寿宫之地，与以前所立标志处，不是一个地方。模模糊糊容易移动，像下棋一样，大臣没有为国的忠心。”申时行上奏辩解，说：“皇上当初考察时，李植、江东之在住宿的处所见我极力认为形龙山不如大峪山。现已二年，忽然提出这样的意见，很明显，他们是想借这件事把我赶走。”皇帝责备三人不应当以丧葬之师的技艺指责辅臣，停发俸禄半年。三个人以熟悉葬法为由推荐侍郎张岳、太常何源。两人正在上疏推辞之时，王锡爵忽然上奏耻于为李植三人推荐，于道义不当留在朝中，因而细细奏明他认为不平的八件事。大意说：“张居正、冯保被问罪，是陛下先有决定，言官只不过投皇上所好，而自己依附于赵用贤等专门打击别人的人。而且他们说唯有劝谏的人，其他的人都没有人品，劝谏之中，除了收集张居正、冯保过去的事，别的就没有什么了。他们只有常人的才能，乘与陛下相合的言论，破格提拔，矛头四出。大臣诸如许国、杨巍、舒化等人，过去他们推举为正直的人，只是因为与他们稍有不同意见，就日日谋划算计他们，都是大人们感到不平的。”御史韩国桢，给事中陈与郊、王敬民等也迭相攻击李植等，皇上颁布王敬民的奏疏，贬李植为户部员外郎，江东之为兵部员外郎，羊可立为大理评事。张岳因诸大臣争斗，上疏评定他们的贤与否，颇为李植、江东之、羊可立鸣不平。请求勉励双方，共全臣节。对申时行、许国、王锡爵、杨巍、舒化、陆光祖、齐世臣等都是赞扬中有讽刺，而努力诋毁潘季驯、懋贤、系周、仲庆，只有吴中行、赵用贤、沈思孝没有讥讽。皇上责备张岳颂美大臣，而且于大臣纷争之外又生出枝节，对安定国事不利，张岳被免职。皇上还是因为李植说过寿宫有石头数十丈大，像屏风下面都是石头，担心宝座将安置在石头上。闰月，皇上又亲自视察，终于认为大峪山吉利，于是将三人调出京城。御史柯梃因为自称熟悉葬法，极力称赞大峪山的美丽，获得督南畿学政之职。而李植同年生员给事中庐达也乘机请判定三人的罪责，士大夫都讥笑他。
　　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以劝谏为皇帝所知，不到三年被贬。李植得到绥德知州之职，不久称病回乡。在家住了十年后，起用为沅州知州，逐渐做到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时间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李植开垦土地，屯积粮食，获得四万亩田，每岁收获数万石粮食。户部将他的方法在九边推广。因为倭寇被击退，请求班师，精选土、客士卒，驱除旧敌，恢复旧辽阳城。皇上下诏书让总督诸臣详细讨论，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又上奏陈明税监高淮贪婪、残暴，请求把他召回，皇上没有答复。后来高淮激起民变，认为是李植阻挠的结果。李植上疏乞求退休，皇上安慰他，将其留任。第二年，锦州、义州失守，巡按御史王业弘弹劾李植及诸将违反军律。李植报告他击退了敌人，而且诋毁王业弘。王业弘再次上疏弹劾李植隐瞒实情，皇上下诏解去李植的官职听从勘察。勘察完毕，命令他在家居住等候任用，竟然没有再召还。死后，李植被赠为兵部右侍郎。
　　汤兆京，字伯闳，江苏宜兴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授职丰城知县，治行考核为最优，征召为御史。接连弹劾礼部侍郎朱国祚、蓟辽总督万世德，皇上都不理会。巡视西城，贵妃、宦官侮辱礼部侍郎敖文祯，汤兆京弹劾他们，遭到廷杖，发配南京。当时矿税繁兴，奸臣争着说矿税有利可图。有人说开凿海外的机易山，每年可以获得四十万两黄金，有的请求征收徽州、宁国等府的契约税，将高淳等县的草场卖掉，皇上都想同意。汤兆京与同官金忠士、史学迁、温如璋上奏极力劝谏，皇上不予回答。出去巡按宣化、大同等府，请求罢免朝廷税收使者张晔、矿税使王虎、王忠，皇上也不接受这个意见。
　　执掌河南道，辅佐孙丕扬掌京官的考察，所贬退的人都很得当，而那些被贬的人争相攻击他们。汤兆京也上了十余道奏疏，与他们应战。他的言词直率，这些人终究不能使他免职。具体情况参见《孙丕扬传》。不久，又出去巡按顺天等府。守皇陵的宦官李浚诬赖附近的军民盗窃陵上的木材，每天都要逮捕人。汤兆京巡按宣府时就为这事上奏过，李浚也诬蔑、攻击汤兆京。皇帝派遣使者检验，事情已真相大白，可是那些被抓去的人还没有释放，汤兆京全部把他们放了。东厂太监卢受唆使他的部下横行都市，汤兆京按法律弹劾他。
　　回到京城后，又执掌河南道。福王很久不到藩国就位，汤兆京倡导给事御史坚决请求他回去，终于没有得到皇帝的命令。南京空缺提学御史，吏部尚书赵焕调浙江巡按吕图南补缺，不久以每年惯例调出三位御史到外地，都不咨询都察院。汤兆京援引旧事争论。吕图南的调动，被给事中周永春所弹劾，放弃官职归家。汤兆京及御史王时熙、汪有功为吕图南申辩、昭雪，言语中激怒了周永春和赵焕，二人连上奏疏辩解，汤兆京也与他激烈辩论。皇上想安抚赵焕，稍稍少发了汤兆京的俸禄。汤兆京认为自己得不到真正的与职务相称的权限，便上疏请求回乡。御史李邦华、周起元、孙居相于是帮助汤兆京攻击赵焕，皇上也停发了他们的俸禄。然而赵焕也称病离开京城。
　　汤兆京做官廉正，遇到事情慷慨上奏。那个时候，阉党势力已形成了，正直的人多被倾轧。汤兆京极力在他们中间维持，批评时政的清明议论特别倚重他。屡遭排挤，但终究没有一个人能诬赖到他。天启中，赠为太仆少卿。
　　夏嘉遇，字正甫，上海松江华亭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授职保定推官。
　　万历四十五年(1617)夏嘉遇因为政绩突出为皇上征召。应当提拔为言官，先做了礼部主事。皇上很久倦怠政事，方从哲一个人大权独揽。碌碌无为而列居权位，中外奏章全部留于禁中。只要言官一攻击，则此人自动离去，不待皇上下旨。台谏的势力积重难返，有齐、楚、浙三方面鼎足而立的声名。齐则指给事中亓诗教、周永春，御史韩浚。楚则指给事中官应震、吴亮嗣。浙指给事中姚宗文、御史刘廷元。而汤宾尹等人暗中依附他。其党给事中赵兴邦、张延登、徐绍吉、商周祚，御史骆..会、过庭训、房壮丽、牟志夔、唐世济、金汝谐、彭宗孟、田生金、李征仪、董元儒、李嵩等人，与他相互唱和，以攻击东林党人为己任。其时考选官吏已停止了很久，屡次催促都没有结果，言官没有几个人，结成团伙更紧密。后来进入台谏的人，必定罗致在自己门下，做自己的党徒，当权的大臣不敢触犯他们。
　　亓诗教是方从哲的门生，吏部尚书赵焕的同乡。赵焕老糊涂了，两人都听诗教的。诗教把持朝政，为各党人的头。武进邹之麟是浙江党人，从前因事被贬为上林典簿，这时为工部主事，依附诗教、韩浚。请求得到吏部官职没成，很恼恨，反而攻击他们，并诋毁方从哲。诗教发了脾气，赵焕贬退了邹之麟。当时夏嘉遇及工部主事钟惺、中书舍人尹嘉宾、行人魏光国都以才能著称，应当列为言官。亓诗教等认为他们与邹之麟要好，压制他们，不让他们考选，所以夏嘉遇颇有怨言。
　　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辽东失败的消息传来，夏嘉遇于是上疏说：“辽东三路大败，虽然是杨镐指挥失策，真正的原因，则是放纵李维翰的缘故。李维翰丧师辱国，罪不容诛，只是让他回原籍等候勘察。谁起草的这个命令？阁臣方从哲；谁管理驳议？是兵科赵兴邦。以人参、貂皮、白银贿赂者络绎不绝，国家大典，边防大计，因此大为败坏。唯有陛下立即决断。”奏疏呈上，没有回答。方从哲极力为自己辩解，夏嘉遇再次上疏弹劾他，并一起弹劾了亓诗教。于是亓诗教与赵兴邦及吴亮嗣、张延登、房壮丽等相继上奏攻击。诗教认为夏嘉遇没有得到考选，所以泄私愤逞狂。夏嘉遇说：“亓诗教对于方从哲，一心一意地拥戴，互相依靠狼狈为奸。凡是拜相、考选诸大事，百方阻挠，专门堵塞各种意见，不让陛下听到任何事情。于是导致纲纪不张，战事纷起，臣暗中深以为恨。现在内政腐败，纵使天天议论兵事，谈论战守，究竟有什么好处呢？所以我要为国除奸，希望消除灾害之源，虽死不避，更何况去计较区区升官与贬职呢！”
　　当时赵兴邦以右给事中执掌兵科。皇上先有圣旨，等辽东安宁，再从优录用。这时，因为夏嘉遇接二连三地弹劾他，吏部于是立刻将他提升为太常少卿。夏嘉遇更为愤怒，上疏说：“四路上报功劳，赵兴邦必定参预领赏。现在事情败露，赵兴邦怎能逃脱惩罚呢？不但不罚，反而越级提升。臣的弹劾奏章被贬得一钱不值，国家有这样的法纪吗？”疏奏上，各御史又一起攻击他。嘉遇再次上疏说：“古人云，看见对君无礼的人赶走他，好像老鹰赶走鸟雀。亓诗教、赵兴邦说我得不到台谏之职而发火。爵位、等级全由皇上操持，与人臣有什么关系？如像他们所说，则我考选的权力被剥夺就是二位大臣干的，这是他们一对君王的无礼。事情安宁下来再优先录用，这不是皇上的意思吗？他们竟然蔑视而置之不理，这是二对君王的无礼。魏光国上奏弹劾亓诗教，被当政的人阻止，中途拦截大臣的奏章按理当斩，自古以来奸臣都不敢做这样的事，而亓诗教竟敢做，这是三对君王的无礼。二个奸臣每件事找人托办，一天嘱咐职方郎中杨成乔办七件事，杨成乔不听，于是他们将他赶走。亓诗教因为旧恨而赶走他家乡的知府，考功郎陈显道没有听从他的话，也被他逼走。吏、兵二部，是皇上统治天下的要害机构，而这二个奸臣竟敢越权插手，这是四对君王的无礼。有这样的臣子，我怎能与他们在一起！”
　　先前，三派的头头交往很密切。后来齐派与浙派逐渐分庭抗礼，平民汪文言平日与黄正宾、于玉立来往，知道这些帮派的来龙去脉。后来于玉立派他到京城，更加知道各派别的所作所为，拟定对策说：“浙江人，掌管军事，齐、楚人是响应军事的人。成功之后，主人想将客人赶走，然而权柄在客人手中，不容易赶走。这可以设计谋。”于是多方设计，离间他们。这些人果然互相怀疑。而邹之麟见自己被齐党讨厌，也在他们中间交战。扬言说假如齐人张凤翔做了文选郎，一定以年度考核斥退宗文、廷元。于是齐、浙党派离心。等到夏嘉遇上了五道奏疏极力攻击，亓诗教等人更为窘迫。而浙江人唐世济、董元儒帮助夏嘉遇排挤他们。自此以后，亓、赵的势力更小，赵兴邦竟然没有升迁，自己称病离职，时论认为大快人心。
　　光宗继位，嘉遇乞求改任南部，升为吏部员外郎。天启中，赵南星掌管官吏选拔，将他召为考功员外郎，改任文选署选事。当时，左光斗、魏大中因为夏嘉遇与邹之麟、韩敬为同年进士相互关系很好，颇有疑心。不久，见夏嘉遇公正廉洁，也和他要好了。等到陈九畴弹劾谢应祥，言语中牵涉到夏嘉遇，降三级，调离京城，详情见赵南星传。没有多久，党人张讷诬蔑、弹劾赵南星及夏嘉遇，于是两人被除名。不久党人罗织罪名，将左光斗、魏大中逮捕，诬赖夏嘉遇曾经行贿。逮捕审问弹劾的人，夏嘉遇愤恨得生病死去。崇祯初年，赠为太常少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