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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十二 列传·班彪列传上
彪性沈重好古。年二十馀,更始败,三辅大乱。时隗嚣拥众天水,彪乃避难从之。嚣问彪曰“往者周亡,战国并争,天下分裂,数世然后定。意者从横之事复起于今乎。将承运迭兴,在于一人也。愿生试论之”对曰“周之废兴,与汉殊异。昔周爵五等,诸侯从政,本根既微,枝叶强大,故其末流有从横之事,势数然也。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已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国嗣三绝,故王氏擅朝,因窃号位。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馀年间,中外搔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同辞。方今雄桀带州域者,皆无七国世业之资,而百姓讴吟,思仰汉德,已可知矣”嚣曰“生言周、汉之势可也。至于但见愚人习识刘氏姓号之故,而谓汉家复兴,疏矣。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羁之,时人复知汉乎”
彪既疾嚣言,又伤时方限,乃著《王命论》,以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王者兴祚,非诈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嚣终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将军窦融以为从事,深敬待之,接以师友之道。彪乃为融画策事汉,总西河以拒隗嚣。
及融征还京师,光武问曰“所上章奏,谁与参之”融对曰“皆从事班彪所为”帝雅闻彪才,因召入见,举司隶茂才,拜徐令,以病免。后数应三公之命,辄去。
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其略论曰:
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梼杌》,晋之《乘》,鲁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由是《乘》、《梼杌》之事遂暗,而《左氏》、《国语》独章。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汉兴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
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著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者,盖不暇也。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惟纪、传而已。传曰“杀史见极,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
彪复辟司徒玉况府。时,东宫初建,诸王国并开,而官属未备,师保多阙。彪上言曰:
孔子称“性相近,习相远也”贾谊以为“习为善人居,不能无为善,犹生长于齐,不能无齐言也。习与恶人居,不能无为恶,犹生长于楚,不能无楚言也”是以圣人审所与居,而戒慎所习。昔成王之为孺子,出则周公,邵公、太史佚,入则大颠、闳夭、南宫括、散宜生,左右前后,礼无违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旷然太平。是以《春秋》“爱子教以义方,不纳于邪。骄奢浮佚,所自邪也”。《诗》云“诒厥孙谋,以宴翼子”言武王之谋遗子孙也。
汉兴,太宗使晁错导太子以法术,贾谊教梁王以《诗》、《书》。及至中宗,亦令刘向、王褒、萧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学保训东宫以下,莫不崇简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诸王,虽结发学问,修习礼乐,而傅相未值贤才,官属多阙旧典。宜博选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为太子太傅,东宫及诸王国,备置官属。又旧制,太子食汤沐十县,设周卫交戟,五日一朝,因坐东箱,省视膳食,其非朝日,使仆、中允旦旦请问而已,明不媟黩,广其敬也。
译文
(班彪) (自东都主人以下分为下卷)◆班彪传,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人。祖父班况,成帝时做过越骑校尉。父亲班稚,哀帝时做过广平太守。
班彪性格沉重,喜好古代文化。二十多岁时,正值更始败逃,京城附近大乱。当时,隗嚣带领众人在天水起事,班彪跟着他避难。有一次,隗嚣问班彪道:“从前周朝灭亡,战国纷争,天下四分五裂,经过好几代才得安定。是合纵连横的事又将出现在今天呢,还是承受天命,在某一个人身上呢?望先生谈谈看法。”班彪答道:“周朝的废兴,与汉朝不同。从前周朝分爵为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掌握自己的领地各自为政,正像一棵大树,本根很弱小,枝叶很茂盛,所以到了后来,出现合纵连横的事,是形势促使它那样。汉朝继承秦朝的制度,改封建为郡县制,国君有专制的权威,臣下无百年的大柄。到了成帝,假借外戚的势力,哀帝、平帝在位时间很短,三帝无子,所以王莽篡位,窃取国位年号。危险来自上边,伤害不及下面,因此,王莽真正篡位之后,天下人没有不伸着脖子在叹息。十多年间,中外发生搔扰,远近都在行动,各自打着刘氏的旗号,会合响应,众口一词,不谋而同。现在英雄豪杰统治各州县的,都没有像七国传统的资本,可百姓却异口同声,想念汉朝的恩德,发展趋势已经可想而知了。”隗嚣道“:先生分析周朝与汉朝的形势是对的;至于只看到愚蠢的百姓习惯刘氏姓号的缘故,而说汉家一定复兴,这就不见得了。
从前秦朝失去天下,好比一只鹿逃走了,刘邦追鹿到了手,当时人又谁知有什么汉朝么?”班彪一方面痛恨隗嚣的狂言,一方面又感叹时局艰难,于是著一篇《王命论》,认为汉德是继承唐尧,有灵验的王符作证,王者登上宝座,不是凭欺诈能成功,想用这来感动隗嚣,可是隗嚣始终不觉悟,于是避走河西。河西大将军窦融用他作从事,十分恭敬地待他,用师友之道接待。班彪就替窦融出谋划策,敬事汉朝,总领西河一带来抗拒隗嚣。后来窦融奉诏回京师,光武帝问道:“你所上的奏章,是谁和你参谋?”窦融答道“:都是我的从事班彪做的。”皇帝一向听到班彪很有才干,于是召见班彪,举他作司隶茂才,叫他作徐州令,因病没有就位。后来几次应三公的命令,就去了。
班彪既有高才又好写作,于是专心在史籍方面下功夫。武帝时,司马迁著了《史记》,从太初年间以后,缺了没写,后来有些好事者把当时的事迹连缀起来,但是文笔鄙俗,不配为《史记》的后续之作。班彪于是继续采集前朝历史遗事,还从旁贯穿一些异闻,写下后传数十篇,参照前面的历史而评论得失。其略论写道:“唐虞三代,据《诗经》、《书经》的记载,每代均有史官,管理经典著作,到了诸侯各国,每国均有历史,所以《孟子》上说‘楚国的历史叫《木寿杌》,晋国的历史叫“乘”,鲁国的历史叫《春秋》,他们记载历史都是一回事’。鲁定公、哀公的年代,鲁国君子左丘明收集当时的历史,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根据各种不同的材料,写成《国语》二十一篇,从此《乘》和《木寿杌》的事就不行于时,而《左氏》、《国语》就得到人们的重视传习。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代帝王公侯卿大夫事迹的书,叫做《世本》,共一十五篇。
春秋之后,七国纷争,秦国吞并诸侯,就有《战国策》三十三篇问世。汉朝兴起,平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当时情况,作《楚汉春秋》九篇。孝武皇帝的年代,太史令司马迁采集《左氏》、《国语》,删削《世本》、《战国策》,根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起,下至太始二年获应..为止,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共一百三十篇,而有十篇缺了,司马迁所记,从汉朝开国至武帝时绝笔,这是它的功绩。至于采取经传,搜罗分散于百家的材料,很多粗疏简略之处,不如原来的真实详细,它是以多闻广载见长,论议肤浅而不厚实。他论学术就推崇黄帝、老子而轻视《五经》;写货殖传,就轻仁义而以贫穷为耻;写游侠之士,就轻视那些节烈的人而推崇世俗建功之士。这就是大毛病,有伤正道,所以遭到腐刑的缘故。但是他善于叙述事理,文笔畅达而不华丽,质朴而不粗野,文质相称,不愧为良史之才。如果让他遵照《五经》的礼法之言,符合圣人的是非标准,那就差不多了。“那些百家的历史书籍,都有可取之处。如《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读了之后,今天的人能够知道古代历史,后世的人可以知道前代的事,实在是圣人的耳目呀。司马迁替帝王作传就称为本纪,写公侯传国就称为世家,写卿士特起就称为列传。他把项羽、陈涉列入本纪和世家,而淮南王、衡山王降为列传,写得细致委婉,很有条理。司马迁的著作,采自古今的轶闻,贯穿经传的史料,实在广博得很。凭一个人的精力,内容复杂而繁重,所以他的收删削繁芜之处还不太够,有些多余的语言,不够整齐划一。例如写司马相如,举出郡县,写出他的表字,至于写到萧何、曹参、陈平等人,以及董仲舒同时的人,就不记载他们的表字,有些只写了县而不写郡,可能是没有顾及到吧。今后写历史,必须严格核对事实,修饰文字,统一体例,写世家,只要纪、传就够了。古书上说:‘杀虫见极(按:此四字不好理解。“杀”,作“杀青”讲,引申为“写历史”。“极”可作“标准”讲,译为“写历史是为了使人们见到一些标准”。
解释很勉强,供参考。)平易正直,是《春秋》的本义。’”班彪又调升到司徒玉况府。当时太子的东宫刚建立,诸王国同时开辟,而官吏没有配齐,师保齐缺。班彪又上言道:“孔子说:‘人们的天性是差不多的,而习俗的影响就差得很远。’贾谊认为:‘经常与善人打交道,不能不做好事,犹如生长在齐国,不能不说齐国话。经常与恶人接触,不能不做坏事,犹如生长在楚国,不能不说楚国话。’因此圣人严格选择邻居,特别注意环境的影响。从前周成王做孺子时出外就由周公、邵公、太史佚等人辅佐他;在朝内就大颠、闳夭、南宫适、散宜生等人辅佐,他的左右前后,没有违背礼节之义,所在成王一登上王位,天下空前的太平。
因此《春秋》提出‘:爱儿子应该教育他走正路,不走邪门歪道。骄傲奢侈,淫逸懒惰,邪门歪道的根源。’《诗经》上说“:留给孙子的好主意,就是安敬之道。”就是指周武王留给成王的宝贵遗产。“汉朝兴起后,太宗派晁错用法术教育太子,贾谊用《诗经》、《书经》教育梁王,到了中宗,也使刘向、王褒、萧望之、周堪等人用文章儒学教育东宫以下的人员,没有不选择合适的人,促成他们的品德和才具。现在皇太子诸王子,虽然年轻时就在学习,修习了礼乐,但是做太傅的尚未遇到贤才,官属很少熟悉旧典。应该广泛挑选有威望、懂政事的名儒,用他们做太子太傅,东宫和诸王国,官属应该配齐。按旧规定,太子有十县作汤沐邑,设保卫人员,五天一朝见,坐在车厢,检查膳食,不是朝见的日子,使仆、中允每天问安罢了,表明举动不随便,处处讲究恭敬哩。”书奏上后,皇帝采纳了。后来选司徒廉作望都长,得到官吏百姓的爱戴。
建武三十年(55),班彪年五十二,死在官位上。他所著的赋、论、书、记、奏事共九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