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一
　　粤自司马迁、班固创述《儒林》，著汉兴诸儒修明经艺之由，朝廷广厉学官之路，与一代政治相表里。后史沿其体制，士之抱遗经以相授受者，虽无他事业，率类次为篇。《宋史》判《道学》、《儒林》为二，以明伊、雒渊源，上承洙、泗，儒宗统绪，莫正于是。所关于世道人心者甚巨，是以载籍虽繁，莫可废也。
　　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抢攘之时，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虽天亶英姿，而诸儒之功不为无助也。制科取士，一以经义为先，网罗硕学。嗣世承平，文教特盛，大臣以文学登用者，林立朝右。而英宗之世，河东薛瑄以醇儒预机政，虽弗究于用，其清修笃学，海内宗焉。吴与弼以名儒被荐，天子修币聘之殊礼，前席延见，想望风采，而誉隆于实，诟谇丛滋。自是积重甲科，儒风少替。白沙而后，旷典缺如。
　　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要之，有明诸儒，衍伊、雒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岐趋，袭谬承讹，指归弥远。至专门经训授受源流，则二百七十余年间，未闻以此名家者。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殆其然乎。
　　今差别其人，准前史例，作《儒林传》。有事功可见，列于正传者，兹不复及。其先圣、先贤后裔，明代亟为表章，衍圣列爵上公，与国终始。其他簪缨逢掖，奕叶承恩，亦儒林盛事也。考其原始，别自为篇，附诸末简，以备一代之故云。
　　范祖干(叶仪等) 谢应芳 汪克宽 梁寅 赵汸 陈谟 薛瑄(阎禹锡 周蕙等) 胡居仁(余祐) 蔡清(陈琛 林希元等) 罗钦顺 曹端 吴与弼(胡九韶等) 陈真晟 吕柟(吕潜等) 邵宝(王问) 杨廉 刘观(孙鼎 李中) 马理 魏校(王应电 王敬臣) 周瑛 潘府 崔铣 何瑭
　　唐伯元 黄淳耀(弟渊耀)
　　范祖干，字景先，金华人。从同邑许谦游，得其指要。其学以诚意为主，而严以慎独持守之功。太祖下婺州，与叶仪并召。祖干持《大学》以进，太祖问治道何先，对曰：“不出是书。”太祖令剖陈其义，祖干谓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太祖曰：“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夫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是道也。”深加礼貌，命二人为谘议，祖干以亲老辞归。李文忠守处州，特加敬礼，恒称之为师。祖干事亲孝，父母皆八十余而终。家贫不能葬，乡里共为营办，悲哀三年如一日。有司以闻，命表其所居曰纯孝坊，学者称为纯孝先生。
　　叶仪，字景翰，金华人。受业于许谦，谦诲之曰：“学者必以五性人伦为本，以开明心术、变化气质为先。”仪朝夕惕厉，研究奥旨。已而授徒讲学，士争趋之。其语学者曰：“圣贤言行，尽于《六经》、《四书》，其微词奥义，则近代先儒之说备矣。由其言以求其心，涵泳从容，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己意，而妄有是非也。”太祖克婺州，召见，授为谘议，以老病辞。已而知府王宗显聘仪及宋濂为《五经》师，非久亦辞归，隐居养亲。所著有《南阳杂藁》。吴沉称其理明识精，一介不苟。安贫乐道，守死不变。
　　门人何寿朋，字德龄，亦金华人。穷经守志，不妄干人。洪武初，举孝廉，以二亲俱老辞。父殁，舍所居宅易地以葬。学者因其自号，称曰归全先生。
　　同邑汪与立，字师道，祖干门人。其德行与寿朋齐名而文学为优。隐居教授，以高寿终。
　　谢应芳，字子兰，武进人也。自幼笃志好学，潜心性理，以道义名节自励。元至正初，隐白鹤溪上。构小室，颜曰“龟巢”，因以为号。郡辟教乡校子弟，先质后文，诸生皆循循雅饬。疾异端惑世，尝辑圣贤格言、古今明鉴为《辨惑编》。有举为三衢书院山长者，不就。及天下兵起，避地吴中，吴人争延致为弟子师。久之，江南底定，始来归，年逾七十矣。徙居芳茂山，一室萧然，晏如也。有司征修郡志，强起赴之。年益高，学行益劭。达官缙绅过郡者，必访于其庐，应芳布衣韦带与之抗礼。议论必关世教，切民隐，而导善之志不衰。诗文雅丽蕴藉，而所自得者，理学为深。卒年九十七。
　　汪克宽，字德一，祁门人。祖华，受业双峰饶鲁，得勉斋黄氏之传。克宽十岁时，父授以双峰问答之书，辄有悟。乃取《四书》，自定句读，昼夜诵习，专勤异凡儿。后从父之浮梁，问业于吴仲迂，志益笃。元泰定中，举应乡试，中选。会试以答策伉直见黜，慨然弃科举业，尽力于经学。《春秋》则以胡安国为主，而博考众说，会萃成书，名之曰《春秋经传附录纂疏》。《易》则有《程朱传义音考》。《诗》有《集传音义会通》。《礼》有《礼经补逸》。《纲目》有《凡例考异》。四方学士，执经门下者甚众。至正间，蕲、黄兵至，室庐赀财尽遭焚掠。箪瓢屡空，怡然自得。洪武初，聘至京师，同修《元史》。书成将授官，固辞老疾。赐银币，给驿还。五年冬卒，年六十有九。
　　梁寅，字孟敬，新喻人。世业农，家贫，自力于学，淹贯《五经》、百氏。累举不第，遂弃去。辟集庆路儒学训导，居二岁，以亲老辞归。明年，天下兵起，遂隐居教授。太祖定四方，征天下名儒修述礼乐。寅就征，年六十余矣。时以礼、律、制度，分为三局，寅在礼局中，讨论精审，诸儒皆推服。书成，赐金币，将授官，以老病辞，还。结庐石门山，四方士多从学，称为梁五经，又称石门先生。邻邑子初入官，诣寅请教。寅曰：“清、慎、勤，居官三字符也。”其人问天德王道之要，寅微笑曰：“言忠信，行笃敬，天德也。不伤财，不害民，王道也。”其人退曰：“梁子所言，平平耳。”后以不检败，语人曰：“吾不敢再见石门先生。”寅卒，年八十二。
　　赵汸，字子常，休宁人。生而姿禀卓绝。初就外傅，读朱子《四书》，多所疑难，乃尽取朱子书读之。闻九江黄泽有学行，往从之游。泽之学，以精思自悟为主。其教人，引而不发。汸一再登门，乃得《六经》疑义千余条以归。已，复往，留二岁，得口授六十四卦大义与学《春秋》之要。后复从临川虞集游，获闻吴澄之学。乃筑东山精舍，读书著述其中。鸡初鸣辄起，澄心默坐。由是造诣精深，诸经无不通贯，而尤邃于《春秋》。初以闻于黄泽者，为《春秋师说》三卷，复广之为《春秋集传》十五卷。因《礼记》经解有“属辞比事《春秋》教”之语，乃复著《春秋属辞》八篇。又以为学《春秋》者，必考《左传》事实为先，杜预、陈傅良有得于此，而各有所蔽，乃复著《左氏补注》十卷。当是时，天下兵起，汸转侧干戈间，颠沛流离，而进修之功不懈。太祖既定天下，诏修《元史》，征汸预其事。书成，辞归。未几卒，年五十有一。学者称东山先生。
　　陈谟，字一德，泰和人。幼能诗文，邃于经学，旁及子史百家，涉流探源，辨析纯驳，犁然要于至当。隐居不求仕，而究心经世之务。尝谓：“学必敦本，莫加于性，莫重于伦，莫先于变化气质。若礼乐、刑政、钱谷、甲兵、度数之详，亦不可不讲习。”一时经生学子多从之游。事亲孝，友于其弟。乡人有为不善者，不敢使闻。洪武初，征诣京师，赐坐议学。学士宋濂、待制王祎请留为国学师，谟引疾辞归。屡应聘为江、浙考试官，著书教授以终。
　　薛瑄，字德温，河津人。父贞，洪武初领乡荐，为元氏教谕。母齐，梦一紫衣人谒见，已而生瑄。性颖敏，甫就塾，授之《诗》、《书》，辄成诵，日记千百言。及贞改任荥阳，瑄侍行。时年十二，以所作诗赋呈监司，监司奇之。既而闻高密魏希文、海宁范汝舟深于理学，贞乃并礼为瑄师。由是尽焚所作诗赋，究心洛、闽渊源，至忘寝食。后贞复改官鄢陵。瑄补鄢陵学生，遂举河南乡试第一，时永乐十有八年也。明年成进士。以省亲归。居父丧，悉遵古礼。宣德中服除，擢授御史。三杨当国，欲见之，谢不往。出监湖广银场，日探性理诸书，学益进。以继母忧归。
　　正统初还朝，尚书郭琎举为山东提学佥事。首揭白鹿洞学规，开示学者。延见诸生，亲为讲授。才者乐其宽，而不才者惮其严，皆呼为薛夫子。王振语三杨：“吾乡谁可为京卿者？”以瑄对，召为大理左少卿。三杨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往见，李贤语之。瑄正色曰：“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其后议事东阁，公卿见振多趋拜，瑄独屹立。振趋揖之，瑄亦无加礼，自是衔瑄。
　　指挥某死，妾有色，振从子山欲纳之，指挥妻不肯。妾遂讦妻毒杀夫，下都察院讯，已诬服。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却之。都御史王文承振旨，诬瑄及左、右少卿贺祖嗣、顾惟敬等故出人罪，振复讽言官劾瑄等受贿，并下狱。论瑄死，祖嗣等末减有差。系狱待决，瑄读《易》自如。子三人，愿一子代死，二子充军，不允。及当行刑，振苍头忽泣于爨下。问故，泣益悲，曰：“闻今日薛夫子将刑也。”振大感动。会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王伟亦申救，乃免。
　　景帝嗣位，用给事中程信荐，起大理寺丞。也先入犯，分守北门有功。寻出督贵州军饷，事竣，即乞休，学士江渊奏留之。景泰二年，推南京大理寺卿。富豪杀人，狱久不决，瑄执置之法。召改北寺。苏州大饥，贫民掠富豪粟，火其居，蹈海避罪。王文以阁臣出视，坐以叛，当死者二百余人，瑄力辨其诬。文恚曰：“此老倔强犹昔。”然卒得减死。屡疏告老，不许。英宗复辟，拜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阁预机务。王文、于谦下狱，下群臣议，石亨等将置之极刑。瑄力言于帝，后二日文、谦死，获减一等。帝数见瑄，所陈皆关君德事。已，见石亨、曹吉祥乱政，疏乞骸骨。帝心重瑄，微嫌其老，乃许之归。
　　瑄学一本程、朱，其修已教人，以复性为主，充养邃密，言动咸可法。尝曰：“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有《读书录》二十卷，平易简切，皆自言其所得，学者宗之。天顺八年六月卒，年七十有二。赠礼部尚书，谥文清。弘治中，给事中张九功请从祀文庙，诏祀于乡。已，给事中杨廉请颁《读书录》于国学，俾六馆诵习。且请祠名，诏名“正学”。隆庆六年，允廷臣请，从祀先圣庙庭。
　　其弟子阎禹锡，字子与，洛阳人。父端，举河南乡试第一，为教谕，卒。禹锡方九岁，哭父几灭性。长博涉群书，领正统九年乡荐，除昌黎训导。以母丧归，庐墓三年，诏以孝行旌其闾。闻河津薛瑄讲濂、洛之学，遂罢公车，往受业。久之，将归，瑄送至里门，告之曰：“为学之要，居敬穷理而已。”禹锡归，得其大指，益务力行。
　　天顺初，大学士李贤荐为国子学正。请严监规以塞奔竞，复武学以讲备御，帝皆从之。寻升监丞，忤贵幸，左迁徽州府经历。诸生伏阙乞留，不允。再迁至南京国子监丞，掌京卫武学，四为同考官，超拜监察御史。督畿内学，取周子《太极图》、《通书》为士子讲解，一时多士皆知响学。成化十二年卒，年五十一。
　　周蕙，字廷芳，泰州人。为临洮卫卒，戍兰州。年二十，听人讲《大学》首章，惕然感动，遂读书。州人段坚，薛瑄门人也，时方讲学于里。蕙往听之。与辨析，坚大服。诲以圣学，蕙乃研究《五经》。又从学安邑李昶。昶，亦瑄门人也，由举人官清水教谕。学使者叹其贤，荐昶代己，命未下而卒。蕙从之久，学益邃。恭顺侯吴瑾镇陕西，欲聘为子师，固辞不赴。或问之，蕙曰：“吾军士也，召役则可。若以为师，师岂可召哉？”瑾躬送二子于其家，蕙始纳贽焉。后还居泰州之小泉，幅巾深衣，动必由礼。州人多化之，称为小泉先生。以父久游江南不返，渡扬子江求父，舟覆溺死。蕙门人著者，薛敬之、李锦、王爵、夏尚朴。
　　敬之，字显思，渭南人。五岁好读书，不逐群儿戏。长从蕙游，鸡鸣候门启，辄洒扫设座，跪而请教。尝语人曰：“周先生躬行孝弟，学近伊、洛，吾以为师。陕州陈云逵忠信狷介，事必持敬，吾以为友。”宪宗初，以岁贡生入国学，与同舍陈献章并有盛名。会父母相继殁，号哭徒行大雪中，遂成足疾。母嗜韭，终身不食韭。成化末，选应州知州，课绩为天下第一。弘治九年迁金华同知。居二年，致仕，卒年七十四。所著有《道学基统》、《洙泗言学录》、《尔雅便音》、《思庵埜录》诸书。思庵者，敬之自号也。其门人吕柟最著，自有传。
　　锦，字名中，咸宁人。举天顺六年乡试。入国学，为祭酒邢让所知。让坐事下吏，锦率众抗章白其非辜。幼丧父，事母色养，执丧尽礼，不作浮屠法。巡抚余子俊欲延为子师，锦以齐衰不入公门，固辞。所居仅蔽风雨，布衣粝食，义不妄取。成化中选松江同知，卒官。
　　爵，字锡之，泰州人。弘治初，由国学生授保安州判官，有平允声。其教门人也，务以诚敬为本。
　　胡居仁，字叔心，余干人。闻吴与弼讲学崇仁，往从之游，绝意仕进。其学以主忠信为先，以求放心为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因以敬名其斋。端庄凝重，对妻子如严宾。手置一册，详书得失，用自程考。鹑衣箪食，晏如也。筑室山中，四方来学者甚众，皆告之曰：“学以为己，勿求人知。”语治世，则曰：“惟王道能使万物各得其所。”所著有《居业录》，盖取修辞立诚之义。每言：“与吾道相似莫如禅学。后之学者，误认存心多流于禅，或欲屏绝思虑以求静。不知圣贤惟戒慎恐惧，自无邪思，不求静未尝不静也。故卑者溺于功利，高者骛于空虚，其患有二：一在所见不真，一在功夫间断。”尝作《进学箴》曰：“诚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体皆仁。举而措之，家齐国治，圣人能事毕矣。”
　　居仁性行淳笃，居丧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寝门。与人语，终日不及利禄。与罗伦、张元祯友善，数会于弋阳龟峰。尝言，陈献章学近禅悟，庄昶诗止豪旷，此风既成，为害不细。又病儒者撰述繁芜，谓朱子注《参同契》、《阴符经》，皆不作可也。督学李龄、钟成相继聘主白鹿书院。过饶城，淮王请讲《易传》，待以宾师之礼。是时吴与弼以学名于世，受知朝廷，然学者或有间言。居仁暗修自守，布衣终其身，人以为薛瑄之后，粹然一出于正，居仁一人而已。卒年五十一。万历十三年从祀孔庙，复追谥文敬。其弟子余祐最著。
　　祐字子积，鄱阳人。年十九，师事居仁，居仁以女妻之。弘治十二年举进士。为南京刑部员外郎，以事忤刘瑾，落职。瑾诛，起为福州知府。镇守太监市物不予直，民群诉于祐。涕泣慰遣之，云将列状上闻。镇守惧，稍戢，然恚甚，遣人入京告其党曰：“不去余祐，镇守不得自遂也。”然祐素廉，摭拾竟无所得。未几，迁山东副使。父忧，服阕，补徐州兵备副使。中官王敬运进御物入都，多挟商船，与知州樊准、指挥王良诟。良发其违禁物，敬惧，诣祐求解，祐不听。敬诬奏准等殴己，遂并逮祐，谪为南宁府同知。稍迁韶州知府，投劾去。嘉靖初，历云南布政使，以太仆寺卿召，未行，改吏部右侍郎，祐已先卒。祐之学，墨守师说，在狱中作《性书》三卷。其言程、朱教人，专以诚敬入。学者诚能去其不诚不敬者，不患不至古人。时王守仁作《朱子晚年定论》，谓其学终归于存养。祐谓：“朱子论心学凡三变，存斋记所言，乃少时所见，及见延平，而悟其失。后闻五峰之学于南轩，而其言又一变。最后改定已发未发之论，然后体用不偏，动静交致其力，此其终身定见也。安得执少年未定之见，而反谓之晚年哉？”其辨出，守仁之徒不能难也。
　　蔡清，字介夫，晋江人。少走侯官，从林玭学《易》，尽得其肯綮。举成化十三年乡试第一。二十年成进士，即乞假归讲学。已，谒选，得礼部祠祭主事。王恕长吏部，重清，调为稽勋主事，恒访以时事。清乃上二札：一请振纪纲，一荐刘大夏等三十余人。恕皆纳用。寻以母忧归，服阕，复除祠祭员外郎。乞便养，改南京文选郎中。一日心动，急乞假养父，归甫两月而父卒，自是家居授徒不出。正德改元，即家起江西提学副使。宁王宸濠骄恣，遇朔望，诸司先朝王，次日谒文庙。清不可，先庙而后王。王生辰，令诸司以朝服贺。清曰“非礼也”，去蔽膝而入，王积不悦。会王求复护卫，清有后言。王欲诬以诋毁诏旨，清遂乞休。王佯挽留，且许以女妻其子，竞力辞去。刘瑾知天下议己，用蔡京召杨时故事，起清南京国子祭酒。命甫下而清已卒，时正德三年也，年五十六。
　　清之学，初主静，后主虚，故以虚名斋。平生饬躬砥行，贫而乐施，为族党依赖。以善《易》名。嘉靖八年，其子推官存远以所著《易经》、《四书蒙引》进于朝，诏为刊布。万历中追谥文庄，赠礼部右侍郎。其门人陈琛、王宣、易时中、林同、赵逮、蔡烈并有名，而陈琛最著。
　　琛，字思献，晋江人，杜门独学。清见其文异之，曰：“吾得友此人足矣。”琛因介友人见清，清曰：“吾所发愤沉潜辛苦而仅得者，以语人常不解。子已尽得之，今且尽以付子矣。”清殁十年，琛举进士，授刑部主事，改南京户部，就擢考功主事，乞终养归。嘉靖七年，有荐其恬退者，诏征之，琛辞。居一年，即家起贵州佥事，旋改江西，皆督学校，并辞不赴。家居，却扫一室，偃卧其中，长吏莫得见其面。
　　同郡林希元，字懋贞，与琛同年进士。历官云南佥事，坐考察不谨罢归。所著《存疑》等书，与琛所著《易经通典》、《四书浅说》，并为举业所宗。
　　王宣，晋江人。弘治中举于乡，一赴会试不第，以亲老须养，不再赴。尝曰：“学者混朱、陆为一，便非真知。”为人廓落豪迈，俯视一世。
　　易时中，字嘉会，亦晋江人。举于乡，授东流教谕，迁夏津知县，有惠政。稍迁顺天府推官。以治胡守中狱失要人意，将中以他事，遂以终养归。道出夏津，老稚争献果脯。将别，有哭失声者。母年九十一而终，时中七十矣，毁不胜丧而卒。
　　赵逮，字子重，东平人。弘治中举乡试，受《易》于清。蔡氏《易》止行于闽南，及是北行齐、鲁矣。居母丧毁瘠，后会试不第，遂抗志不出。生平好濂、洛诸子之学，于明独好薛氏《读书录》。
　　蔡烈，字文继，龙溪人。父昊，琼州知府。烈弱冠为诸生，受知于清及莆田陈茂烈。隐居鹤鸣山之白云洞，不复应试。嘉靖十二年诏举遣佚，知府陆金以烈应，以母老辞。巡按李元阳檄郡邑建书院，亦固辞。忽山鸣三日，烈遂卒。主簿詹道尝请论心，烈曰：“宜论事。孔门求仁，未尝出事外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学士丰熙戍镇海，见烈，叹曰：“先生不言躬行，熙已心醉矣。”
　　罗钦顺，字允升，泰和人。弘治六年进士及第，授编修。迁南京国子监司业，与祭酒章懋以实行教士。未几，奉亲归，因乞终养。刘瑾怒，夺职为民。瑾诛，复官，迁南京太常少卿，再迁南京吏部右侍郎，入为吏部左侍郎。世宗即位，命摄尚书事。上疏言久任、超迁，法当疏通，不报。大礼议起，钦顺请慎大礼以全圣孝，不报。迁南京吏部尚书，省亲乞归。改礼部尚书，会居忧未及拜。再起礼部尚书，辞。又改吏部尚书，下诏敦促，再辞。许致仕，有司给禄米。时张〈王总〉、桂萼以议礼骤贵，秉政树党，屏逐正人。钦顺耻与同列，故屡诏不起。里居二十余年，足不入城市，潜心格物致知之学。王守仁以心学立教，才知之士翕然师之。钦顺致书守仁，略曰：“圣门设教，文行兼资，博学于文，厥有明训。如谓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则‘正心诚意’四字亦何所不尽，必于入门之际，加以格物工夫哉？”守仁得书，亦以书报，大略谓：“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反复二千余言。钦顺再以书辨曰：“执事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自有《大学》以来，未有此论。夫谓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为物也三。谓正其物之心，诚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为物也，一而已矣。就三而论，以程子格物之训推之，犹可通也。以执事格物之训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论，则所谓物，果何物耶？如必以为意之用，虽极安排之巧，终无可通之日也。又执事论学书有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审如所言，则《大学》当云‘格物在致知’，不当云‘致知在格物’，与‘物格而后知至’矣。”书未及达，守仁已殁。
　　钦顺为学，专力于穷理、存心、知性。初由释氏入，既悟其非，乃力排之，谓：“释氏之明心见性，与吾儒之尽心知性，相似而实不同。释氏之学，大抵有见于心，无见于性。今人明心之说，混于禅学，而不知有千里毫厘之谬。道之不明，将由于此，钦顺有忧焉。”为著《因知记》，自号整庵。年八十三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庄。
　　曹端，字正夫，渑池人。永乐六年举人。五岁见《河图》、《洛书》，即画地以质之父。及长，专心性理。其学务躬行实践，而以静存为要。读宋儒《太极图》、《通书》、《西铭》，叹曰：“道在是矣。”笃志研究，坐下著足处，两砖皆穿。事父母至孝，父初好释氏，端为《夜行烛》一书进之，谓：“佛氏以空为性，非天命之性。老氏以虚为道，非率性之道。”父欣然从之。继遭二亲丧，五味不入口。既葬，庐墓六年。
　　端初读谢应芳《辨惑编》，笃好之，一切浮屠、巫觋、风水、时日之说屏不用。上书邑宰，毁淫祠百余，为设里社、里谷坛，使民祈报。年荒劝振，存活甚众。为霍州学正，修明圣学。诸生服从其教，郡人皆化之，耻争讼。知府郭晟问为政，端曰：“其公廉乎。公则民不敢谩，廉则吏不敢欺。”晟拜受。遭艰归，渑池、霍诸生多就墓次受学。服阕，改蒲州学正。霍、蒲两邑各上章争之，霍奏先得请。先后在霍十六载，宣德九年卒官，年五十九。诸生服心丧三年，霍人罢市巷哭，童子皆流涕。贫不能归葬，遂留葬霍。二子瑜、琛，亦户端墓，相继死，葬暮侧，后改葬渑池。
　　端尝言：“学欲至乎圣人之道，须从太极上立根脚。”又曰：“为人须从志士勇士不忘上参取。”又曰：“孔、颜之乐仁也，孔子安仁而乐在其中，颜渊不违仁而不改其乐，程子令人自得之。”又曰：“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焉。性即理也，理之别名曰太极，曰至诚，曰至善，曰大德，曰大中，名不同而道则一。”初，伊、洛诸儒，自明道、伊川后，刘绚、李〈籥页〉辈身及二程之门，至河南许衡、洛阳姚枢讲道苏门，北方之学者翕然宗之。洎明兴三十余载，而端起崤、渑间，倡明绝学，论者推为明初理学之冠。所著有《孝经述解》、《四书详说》、《周易乾坤二卦解义》、《太极图说通书》《西铭》释文、《性理文集》、《儒学宗统谱》、《存疑录》诸书。
　　霍州李德与端同时，亦讲学于其乡。及见端，退语诸生曰：“学不厌，教不倦，曹子之盛德也。至其知古今，达事变，末学鲜或及之。古云‘得经师易，得人师难’，诸生得人师矣。”遂避席去。端亦高其行谊，命诸生延致之，讲明正学。初，端作《川月交映图》拟太极，学者称月川先生。及殁，私谥静修。正德中，尚书彭泽、河南巡抚李桢请从祀孔子庙庭，不果。
　　吴与弼，字子传，崇仁人。父溥，建文时为国子司业，永乐中为翰林修撰。与弼年十九，见《伊洛渊源图》，慨然响慕，遂罢举子业，尽读《四子》、《五经》、洛闽诸录，不下楼者数年。中岁家益贫，躬亲耕稼，非其义，一介不取。四方来学者，约己分少，饮食、教诲不倦。正统十一年，山西佥事何自学荐于朝，请授以文学高职。后御史涂谦、抚州知府王宇复荐之，俱不出。尝叹曰：“宦官、释氏不除，而欲天下治平，难矣。”景泰七年，御史陈述又请礼聘与弼，俾侍经筵，或用之成均，教育胄子。诏江西巡抚韩雍备礼敦遣，竟不至。天顺元年，石亨欲引贤者为己重，谋于大学士李贤，属草疏荐之。帝乃命贤草敕加束帛，遣行人曹隆，赐玺书，赍礼币，征与弼赴阙。比至，帝问贤曰：“与弼宜何官？”对曰：“宜以宫僚，侍太子讲学。”遂授左春坊左谕德，与弼疏辞。贤请赐召问，且与馆次供具。于是召见文华殿，顾语曰：“闻处士义高，特行征聘，奚辞职为？”对曰：“臣草茅贱士，本无高行，陛下垂听虚声，又不幸有狗马疾。束帛造门，臣惭被异数，匍匐京师，今年且六十八矣，实不能官也。”帝曰：“宫僚优闲，不必辞。”赐文绮酒牢，遣中使送馆次。顾谓贤曰：“此老非迂阔者，务令就职。”时帝眷遇良厚，而与弼辞益力。又疏称：“学术荒陋，苟冒昧徇禄，必且旷官。”诏不许。乃请以白衣就邸舍，假读秘阁书。帝曰：“欲观秘书，勉受职耳。”命贤为谕意。与弼留京师二月，以疾笃请。贤请曲从放还，始终恩礼，以光旷举。帝然之，赐敕慰劳，赍银币，复遣行人送还，命有司月给米二石。与弼归，上表谢，陈崇圣志、广圣学等十事。成化五年卒，年七十九。
　　与弼始至京，贤推之上座，以宾师礼事之。编修尹直至，令坐于侧。直大愠，出即谤与弼。及与弼归，知府张璝谒见不得，大恚。募人代其弟投牒讼与弼，立遣吏摄之，大加侮慢，始遣还。与弼谅非弟意，友爱如初。编修张元桢不知其始末，遣书诮让，有“上告素王，正名讨罪，岂容先生久窃虚名”语。直后笔其事于《琐缀录》。又言与弼跋亨族谱，自称门下士，士大夫用此訾与弼。后顾允成论之曰：“此好事者为之也。”与弼门人后皆从祀，而与弼竟不果。所著《日录》，悉自言生平所得。

译文

　　范祖干，字景先，金华人，太祖攻下婺州后，与叶仪一同奉召，祖干以《大学》进呈太祖。太祖问治国之道以何者为先，祖干回答：“不出此书。”又进一步解释说：帝王治国之道，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必须对上下四方都要公平正直，使万物各得其所，然后才谈得上治理。太祖说：“圣人治国之道，为万世准绳。我自起兵以来，如果不是号令统一，赏罚分明，何能令人口服心服，以武功平定祸乱，以文治达到太平，均是治国之道。”于是命叶仪与范祖干同为咨议。祖干为了奉养父母，辞归故里，父母皆过八旬而寿终，家贫不能安葬，乡里为之办理丧事，当地官府将此情形上报，朝廷为祖干立“纯孝坊”以表彰，学者因此称祖干为“孝纯先生”。
　　叶仪，字景翰，金华人，是许谦的弟子。许谦教导他说“：学者必以五性人伦为本，以开发心术、变化气质为先。”仪早晚均以此来告诫鞭策自己，探究其中深意。不久，他收徒讲学，士人争相拜他为师。他对弟子们说：“圣贤的言行，尽在于《六经》、《四书》之中，其言简义深。近代先儒的言论都是如此。通过他们的言词来探求其思想，慢慢体会，久而久之必有所得，切不可先立自己的主张，妄自评论是非。”太祖攻克婺州，召见叶仪，授为咨议。仪以年老多病为由，力辞其职。不久，知府王宗显聘仪及宋濂为《五经》师，但时间不久，他便辞归故里，隐居养亲。其著作有《南阳杂稿》。吴沉认为此书见识精微，道理明白，一丝不苟。叶仪安贫乐道，至终不变。其门人著名者有金华的何寿朋。
　　谢应芳，字子兰，武进人。自幼好学，潜心研究性理，以道义、名节自励。元至正初年，隐居于白鹤溪上。建有一栋小屋，门楣上写着“龟巢”二字，世人因以为号。本郡请他教导子弟，其教学先注重实质然后再讲文采，学生皆遵循他的教导。应芳痛恨异端邪说扰乱人们视听，曾辑录圣贤格言及古今明鉴，合为《辨惑编》一书。有人荐举他为“三衢书院”山长，他不肯。元末，天下兵起，应芳至吴地避难，吴人争相聘请他去教导子弟。
　　若干年后江南平定，他才返回家乡，这时已年过七十。他迁居芳茂山，虽家徒四壁，却安逸自得。官府强行起用他修撰郡志，虽年事已高，但仍勉力治学。达官纟晋绅凡经过本郡者，都要去拜望他，应芳身着粗衣接待来客。平时谈论的也是关于教育、民情等，教人行善之志始终不减。其诗文高雅，含义深远。而他自认为心得最多的是在理学方面。享年九十七岁。
　　汪克宽，字德一，祁门人。十岁时，父亲教他学习双峰饶鲁的著作，能即刻有所领悟。读《四书》能自己断句，日夜学习，其刻苦专心的程度是别的儿童所难以比拟的。后随父亲到浮梁，向吴仲迂求教，求学之心更切。元泰定中(1326)，乡试中举，而会试落第。他愤愤不平地抛弃科举而致力于经学。研究《春秋》以南宋胡安国的《春秋传》为主，广泛参照其他各家之说，荟萃成书，名为《春秋经传附录纂疏》。关于《易》的研究，有《程朱传义音考》。关于《诗》的著作有《集传音义会通》。关于《礼》的著作有《礼经补逸》。关于《纲目》有《凡例考异》。捧着经书从各地前来求教的人甚多。至正年间，蕲州、黄州兵至，克宽的房舍财产尽被焚掠，常常无米下锅，而他却满不在乎。
　　洪武初年，克宽被招聘至京师，参加《元史》的编修。书成后，朝廷授他官职，他以年老多病辞谢，太祖赐他银币送归故里。洪武五年(1372)冬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梁寅，字孟敬，新喻人。祖先世代务农，家境贫寒。寅完全靠自学，精通《五经》和诸子百家。多次应考不中，便放弃科举之道。集庆路招聘他为儒学训导，任职二年，因父母年老，辞归供养。第二年，各地反元起义蜂起，梁寅隐居，以教授子弟为业。
　　太祖平定四方后，诏征天下名儒编修礼乐，寅应征，这时他已六十多岁。当时朝廷将礼、律、制度分立三局，寅在礼局。由于议论精当，受到其他儒士的推崇。全书编成，朝廷赐予金银彩帛，授以官职。梁寅以自己年老有病辞谢，回到家乡，住在石门山，四方学士登门求学，称他“梁五经”，又称“石门先生”。有邻县子弟初次任官，前来倾听梁寅的教诲。寅告诉他“：清、慎、勤是做官的三字符。”问他关于天法王道的要义，寅微笑道：“言语讲忠信，行为重踏实，这就是天德；不贪财、不害民，这就是王道。”这人回来说“：梁子所言平常得很。”后来此人因言行不检点而身败名裂。这时才有所醒悟地对人说“：我不敢再去见石门先生。”梁寅享年八十二岁。
　　赵汸，字子常，休宁人。天资过人。拜师求学之初，读朱子注释的《四书》，有许多疑问不能解决，便通读朱子的全部著作。他听说九江黄泽的学问道德都好，即去与之交游。黄泽治学以自思自悟为主，采用启发式方法教育他人。赵汸一再登门拜访，从泽那里得到对《六经》疑难问题千余条的解释后才回归。不久，又在那里留住了两年，得到黄泽口授六十四卦的大义与学习《春秋》的要领。以后又与临川虞集交游，从虞集那里得知吴澄之学，回家乡筑“东山精舍”，专门读书著述。他每天鸡鸣即起，静心默坐。从此以后，其学问造诣日趋精深，诸经无不贯通，尤精于《春秋》。他最初送给黄泽看的著作为《春秋师说》三卷，后来扩充为《春秋集传》十五卷。《礼记》经解中“属辞比事《春秋》教”一语，汸据此又著《春秋属辞》八篇。凡学《春秋》者，必先查考《左传》所载事实。西晋杜预、北宋陈傅良都是这样，有所收获。汸认为他们各有不足，于是又著《左氏补注》十卷。当时正值元末，义军蜂起，汸在战乱中颠沛流离，但读书做学问的事却从未懈怠。
　　太祖平定天下，诏修《元史》，汸被召去参与其事，书成即辞归，不久去世，年仅五十一岁，学者称他为“东山先生”。
　　薛瑄，字德温，河津人。天资聪敏，初上私塾学堂，就攻读《诗》、《书》，并能背诵。其父薛贞任荥阳教谕时，瑄亦随行，这时年仅十二岁。所做诗赋受到荥阳监司的赞赏。当得知高密魏希文、海宁范汝颢精于理学时，薛贞把他二人聘为薛瑄师傅。从此，瑄将所做诗赋全部焚毁，潜心于探究程颢、朱熹学说的渊源，以至于废寝忘食。后来其父调鄢陵为官，瑄成为鄢陵生员，永乐十八年(1420)，参加河南乡试，中第一名，第二年又中进士，因省亲归家。父亲去世，瑄完全按照古礼守丧。宣德年间守丧期满，授任御史。这时，杨士奇、杨荣、杨溥执政，想招见他，他不肯去。出朝监湖广银场，每天研究理学著作，学问更有进步。因母亲去世，归家守丧。
　　正统初回朝，尚书郭..举荐为山东提学佥事。他首先向学士宣布白鹿洞学规，亲自为学生讲课。有才学的人感到他很宽厚，不肖者则惧怕他的严厉，都称他为“薛夫子”。王振问三杨“：吾乡谁可为京卿？”三杨提出薛瑄。于是召瑄为大理寺左少卿。三杨明白用瑄是王振的意思，欲要瑄去见王振，由李贤把这意图告诉薛瑄，瑄严肃地说：“朝廷拜官授爵，却去向私家谢恩，这样的事我不干。”其后凡在东阁议事，公卿们见振多打躬作揖，唯独薛瑄屹然不动，振去向他施礼，瑄也不还礼，从此王振对瑄怀恨在心。
　　某指挥去世，其妾美貌，王振的侄子王山欲纳为妾，指挥之妻不允，妾便诬陷指挥之妻毒杀亲夫，下都察院审讯，屈打成招。瑄及同僚为指挥之妻申冤，三次都被驳回。都御史王文秉承王振的旨意，诬劾瑄及左、右少卿贺祖嗣、顾惟敬等故意制造王山的罪名。王振又暗示谏官弹劾薛瑄等受贿，均被下狱，论瑄死罪，祖嗣等减刑惩处。瑄在狱中等待处决时，仍读《易》如故。薛瑄有三子，一子愿代父死，另二子愿充军以减父罪，均未被允准。瑄行刑前，王振家奴在厨房哭泣，问他何故，他哭得更厉害，边哭边说：“听说今日薛夫子将要处斩。”王振为言所动。经刑科三次陈奏及兵部侍郎王伟的援救，免去了薛瑄的刑罚。
　　景帝即位，由于给事中程信的举荐，起任薛瑄为大理寺丞。也先入侵，瑄守北门有功。不久督贵州军饷，事毕后请求退休，学士江渊奏请留任。景泰二年(1451)，瑄被推举为南京大理寺卿。有一富豪杀了人，但久不判决，瑄依法处置。朝廷招他回京任北京大理寺卿。苏州发生饥荒，贫民抢夺了富豪粮食，焚烧了他们的房屋，逃往海上。王文以阁臣职务巡视江南，定苏州饥民以反叛罪，拟处死二百余人。薛瑄竭力为饥民辩护，王文愤怒地说“：这个老头还是像往日一样倔强。”然而还是减了苏民的死刑。薛瑄多次告老还乡，不准。
　　英宗复辟，拜薛瑄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王文、于谦下狱，英宗令群臣讨论文、谦二人的罪行，石亨等主张对他们施以极刑。瑄见石亨、曹吉祥等败坏朝政，上疏呈请辞官归家。英宗内心本器重薛瑄，但嫌他年老，也就准予退休。
　　薛瑄之学本于程朱，修身教人，以恢复人之本性为主，修养很深，言行均成典范。他曾说：“自考亭朱熹以后，天理已十分明白，无须再有什么著述，只要身体力行就是了。”著有《读书录》二十卷，其文简明扼要，均是讲自己的心得，学者甚加尊崇。瑄于天顺八年(1464)去世，终年七十二岁。朝廷赠礼部尚书，谥文清。弘治年间，给事中张九功奏请供奉于文庙，朝廷则诏令瑄故乡建祠祭祀。不久，给事中杨廉清颁《读书录》于国学，让六馆学习。还请朝廷恩赐祠名，朝廷诏名“正学”。隆庆六年(1572)，批准廷臣的请求，将薛瑄供奉于孔庙之中。其弟子中间有阎禹锡，也是一代名儒。
　　胡居仁，字叔心，余干人。闻知吴与弼在崇仁讲学，便去与之交游，而完全放弃做官的念头。他治学以忠信为先，以把握善心为要，随时保持戒慎之心，因而命名他的居室为“敬斋”。他为人端庄持重，对妻子相敬如宾。时常备一记事册，详细记录自己言行的得失，用以做自我考察。他生活简朴，破旧衣服，粗茶淡饭，安逸自如。虽住在山谷中，而四方前来求学的人甚多。他告诫他们“：学是为了自己，而不是要显名于世。”谈到治国安邦，他说：“唯行王道，才能使万物各得其所。”所著《居业录》，是取“修辞立诚”之义。他常说“：与我的学理相似的莫如禅学。后生学者误认为自我反省就会流于禅学，有的欲杜绝一切思念而求静。殊不知圣贤唯有自我警戒，遇事谨慎，常存思惧之心，自然就没有邪念。这样不求静又何尝不静。故卑下之人沉溺于功利，高傲者不务实际，其弊端有二，一在所见不真，一在功夫间断。”曾做《进学箴》曰：“人们有了诚实敬戒之意，他天赋的善心就自然存在，长期身体力行，大家都有了仁爱之心，都见于行动，治家治国，就能完成圣人的事业。”
　　居仁禀性淳厚诚实，居丧期间，身体非常虚弱，非扶杖不能起身，三年不回自己卧室，与人谈话从不涉及利禄。他与罗论、张元祯友好，多次聚会于弋阳龟峰。他曾说，陈献章之学近于参禅悟道，庄昶的诗只是豪放无羁而已，此风一成，为害不小。认为一般儒生的毛病在于著述既多又杂，认为朱熹大可不必去注释《参同契》、《阴附经》这样道家的书。督学李龄、钟成相继聘请他去主持白鹿书院。路过饶城时，淮王请他去讲解《易传》，待他如同贵宾、师长。当时吴与弼以其学问而著名于世，受到朝廷重视，然学者中也有说三道四的。居仁则闭门修养，终身为平民，人们认为薛蠧之后，正直无暇者，只有居仁一人。年五十一岁而逝。万历十三年(1585)供于孔庙随同祭祀。追谥文敬。
　　余祐，字子积，鄱阳人。十九岁拜胡居仁为师，居仁将女儿许配给他。..于弘治十二年(1499)中进士，授南京刑部员外郎，因得罪太监刘瑾而落职。刘瑾被诛后，又起任祐为福州知府。镇守太监购物不付钱，民众向余祐控告，祐安慰他们，答应将此情形上报朝廷，镇守太监害怕了，稍有收敛，但却怀恨在心，遣人入京告诉其党羽：“不除去余祐，镇守什么事也办不通。”但祐素来清廉，抓不到把柄。不久，调任山东副使，父亲去世，归家守丧。三年期满，起任徐州兵备副使。宦官王敬运宫廷所用之物入京，多挟持商船，因与知州樊准、指挥王良不和，王良揭发他携带违禁物品，王敬畏罪，去求祐为他解脱，祐不允。敬诬奏樊准等殴打他，一并将余祐逮捕，被贬为南宁府同知。稍后，调任韶州知府。他投呈自劾，辞官而去。嘉靖初年调任云南布政使，因太仆寺召他回京而未成行，改为吏部右侍郎，此时，祐已去世。
　　祐墨守其师胡居仁的学说，在狱中著《性书》三卷，其中说道，程朱专以“诚敬”二字教人，学者若真能去掉不诚不敬便可，否则不能达到古人的修养境界。当时王守仁著《朱子晚年定论》，认为朱子之学最终归于存心养性。余祐则认为“：朱子论心学有三个阶段的变化，存斋记述他的话，是他年少时的见闻，后见到延平，才感到过去所说的不对，聆听五峰之学于南轩，其言论又有变化。最后改定了已发表或未发表的言论，然后本质与现象不偏废，动静交相作用，这就是朱熹最后的定论。怎能把朱熹少年时的见识说成是晚年的定论？”这种见解公开后，守仁的门徒也不敢非难。
　　蔡清，字介夫，晋江人。年少时到侯官，跟从林王比学《易》，尽得其精髓。成化十三年(1477)乡试第一，二十年中进士，但不愿做官，请求归家讲学，而后选为礼部祠祭主事。王恕主持吏部工作时，器重蔡清，调任稽勋主事。清向王恕提出两条建议，一是整顿纪纲，一是荐举刘大夏等三十余人，恕均采纳。不久，因母亲去世归家守丧，三年期满复官任祠祭员外郎，后改任南京文选郎中。有一天忽然心动，请求归家奉养父亲，回家仅两个月父亲便去世。从此居家教授学生，再不出来做官。正德改元，起任他为江西提学副使。宁王宸濠骄横无忌，每月初一、十五，地方官员都先去朝拜宁王，次日才去文庙，清认为这样不妥，应该先文庙后宁王。宁王生辰，令各地方官员穿朝服去庆贺，清认为此不合礼制，只把平时系在衣服前的围裙解掉而前往参拜，宁王颇不高兴。宁王要求恢复护卫，清背后非议。宁王欲诬陷他诋毁诏旨，清则请求辞职归家。宁王假意挽留，并欲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清之子为妻，清则坚决辞官而去。刘瑾知道天下人在非议自己，于是援用蔡京召杨时的故事，起用蔡清为南京国子祭酒。朝命刚下，而清已去世，这时是正德三年(1508)，寿终五十六岁。
　　蔡清的学术思想，最初主张静，以后主张虚，故以虚为其斋名。清平生凡事必亲自实践，虽贫而好施舍，同族乡党都依赖于他。他以精通《易》而著称。嘉靖八年(1529)，其子推官存远将他所著《易经》、《四书蒙引》呈送朝廷，诏令刊刻流传于世。万历中追谥文庄，赠礼部右侍郎。其门人有陈琛、王宣、易时中、林同、赵逯、蔡烈，均为当时名儒。其中以陈琛最称著。
　　罗钦顺，字允升，泰和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授编修。后迁调南京国子监司业。与祭酒章懋一同教导士子。不久，送父母返乡，并请求在家奉养。刘瑾大怒，削去钦顺官职，降为平民。刘瑾被诛后复官，调任南京太常寺少卿，再调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回北京任吏部左侍郎。世宗即位，命他代理尚书。不久调任南京吏部尚书，为省亲请求回归故里。后改任礼部尚书，这时正值父母去世，须在家守丧，未能赴任。服丧期满，朝廷再起任他为礼部尚书，他辞谢而不就任。再改为吏部尚书，并下诏催促他赴任，他仍推辞。最后，准许他退休，仍由地方政府按时付给禄米。钦顺所以多次不肯奉诏赴任，因为当时有张璁、桂萼这班人执掌朝政，他们树立权势，排斥正人，钦顺耻于与他们同列。
　　钦顺在家闲居二十余年，足不入城，潜于格物致知之学。王守仁创立“心学”，一时间有才学的人，不约而同皆拜他为师。钦顺致书守仁说“：圣人教化世人：既要研究学问，又要身体力行，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其教训是很清楚明白的。如果不向外界学习，而只在内心反省体验，则‘正心诚意’四字无所不包，又何必于入门之际而忙着去研究各类事物呢？”王守仁回信说“：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学问未尝不是内心之事，而内心反省体验也曾抛弃身外之物。”二人就“格物致知”与“正心诚意”这个传统主题进行反复辩论，直至王守仁去世。
　　钦顺的学术研究，专心致力于穷理、存心、知性这三个命题。开始从佛学入手，后渐渐认识到佛学中的错误，便排斥佛学。他指出：“佛学之明心见性，与我儒学之尽心知性外表相似，而实质不同。佛学大抵有见于心，无见于性。今人的明心之说，与佛家的禅学混为一谈，殊不知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道理不明就是因此而造成的，钦顺不能为之耽忧。”因著《困知记》。
　　钦顺自号整庵，享年八十三岁。赠太子太保，谥文庄。
　　曹端，字正夫，渑池人。永乐六年(1408)中举。五岁时见到《河图》、《洛书》，便去问他的父亲。长大后专心研究性理。他做学问必亲自实践，以求静心为要领。在读宋儒所著《太极图》、《通书》、《西铭》这些著作时，不禁感叹说：“道就在这些书里面。”意志坚定地进行研究，坐位下踏脚的砖都被磨穿了。他对父母十分孝敬，父亲好佛学，他著《夜行烛》进呈父亲，其中说：“佛学以空为性，不是自然界赋予之性。老子是以虚为道，而不是引导人之本性发展的道。”父亲十分欣赏他的见解。父母相继去世后，他在庐墓旁守丧六年。
　　端初读谢应芳的《辨惑编》，十分喜爱，便抛弃佛经、巫术、风水、时运之说。他上书本县县令，毁掉淫祠百余座，设立里社、里谷坛，让百姓祈祷丰年。逢灾荒之年，劝官府赈济，使百姓免于死亡。任霍山学正时，提倡孔孟之学，诸生听从其教诲，郡内之人都受到教化，以诉讼为耻。知府郭晟问他如何治理政事，他说：“要公道廉洁，公道则民不会谩骂，廉正则衙吏不敢欺骗。”晟恭敬地接受这个意见。他父母去世，渑池、霍州的生员都到他护守的墓边就学。守丧期满，改任蒲州学正。霍、蒲两县各上书争着要他。霍州先奏故至霍州。端在霍州先后十六年。于宣德九年(1434)去世，时年五十九岁。诸生哀悼三年，霍山人民都为之哀悼，连童子都流泪。因家贫不能运回家乡安葬，留葬霍州。二子曹瑜、曹琛，在霍山守墓，相继去世。葬父亲墓侧，后来才迁回渑池。
　　端曾说：“要学到圣人之道，须在太极上立脚根。”又说：“做人须为志士、勇士，不忘向上。”又说：“孔子、颜渊乐于仁，孔子安于仁义而乐在其中，颜渊不违仁而致其乐，程子令人自得其乐。”又说：“天下无性外之物，性无所不在，性就是理。性的别名曰太极、曰至诚、曰至善、曰大德、曰大中，名不同而道则一。”
　　当初，伊、洛诸儒，自程明道、程伊川之后，刘洵、李吁等人投入二程门下，元代河南许衡、洛阳姚枢讲道于苏门，北方之学者都奉为宗师。至明朝兴起三十余年，曹端崛起于崤、渑间，倡明这宏伟独到的学术，被当时人推为明初理学之冠，所著书有《孝经述解》、《四书详说》、《周易乾坤二卦解义》、《太极图说》、《通书》、《西铭》释文以及《性理文集》、《儒学宗统谱》、《存疑录》等。
　　霍州李德与端是同时人，也讲学于本乡，会见曹端后对诸生说：“学不厌，教不倦，乃曹子之盛德。他了解古今，通晓事变，我的学识很少能赶得上他的。古人云‘得经师易，得人师难’，你们已得到了‘人师’。”拜辞而去。端也风格高尚，命诸生将李德请来讲学。
　　曹端曾著有《川月交映图》，模拟太极，故学者称他为“月川先生”。去世后，被世人谥为静修。正德年间，尚书彭泽、河南巡抚李桢都请求将曹端供奉于孔庙一同祭祀，这个请求未能实现。
　　吴与弼，字子传，号康斋，崇仁人。父吴溥，建文时为国子司业，永乐年间为翰林修撰。与弼十九岁那年见到《伊洛渊源图》一书，非常仰慕。他不去参加科举考试，闭门尽读《四子》、《五经》及程朱的著作，数年不下楼。中年时，家境更贫，他参加耕稼，凡是不正当的利益，丝毫不取。对于四方前来求学的人，他教诲不倦。正统十一年(1446)，山西佥事何自学向朝廷举荐，请授他文学高职，后来御史涂谦、抚州知府王宁又向朝廷荐举，他都不肯接受。他曾叹息说：“宦官、佛教不除掉，要想天下治理好，是困难的。”景泰七年(1456)，御史陈述奏请朝廷聘请他为皇帝讲经，或在国子监讲学，教育贵族子弟。朝廷诏令江西巡抚韩雍备礼聘请，他仍是不肯就职。
　　天顺元年(1457)，石亨打算召来一些贤者，以表示自己对他们的尊重，便与大学士李贤商议，嘱咐他起草奏疏，向皇帝推荐。英宗命李贤起草诏书，遣行人曹隆带着礼物庄重地征召吴与弼上京。与弼到了朝廷，被授左春坊谕德之职，他上疏辞谢。皇帝在文华殿召见，问他为何辞职，回答说：“我不过是个贫贱之人，本无高深学问和高尚德行，陛下听到的并非真实情形，又不幸有好狗马的毛病。朝廷令使臣带重礼来召我，臣惭愧地受到特殊优待，不能不勉力来到京师。我今年已六十八岁，实在不能为官。”英宗说“：在宫中做官，事情不多，不必推辞。”赐锦缎酒食，遣宦官送回住处安息。并对李贤说：“此老头并非迂阔之人，务必令他就职。”皇上对他待遇越优厚，他辞谢得越坚决，上疏说：“臣学术浅陋荒疏，如果冒昧受禄，必耽误公事。”皇帝不许。与弼不得已，只有请求不穿朝服，仍住在馆舍中，借读于秘书阁。在京师留住了两月，因病力请回乡，在李贤的劝说下，皇帝同意了，派行人送还，命当地官府每月给与弼米二石。与弼回家后，上表称谢，并陈奏尊崇圣人之学说主张、广建学校等十事。成化五年(1469)逝世，享年七十九岁。
　　吴与弼初到京师，李贤推他上座，以尊敬师长之礼相待，而令编修尹直坐于侧。尹直非常气愤，出来就诽谤与弼。与弼回到家乡，知府张王贵求见不得，很不高兴，募人代与弼的弟弟投文控告与弼，张王贵立即派人把与弼逮捕至府衙大加侮辱，然后送回。与弼知道这不是出自其弟本意，仍与他友爱。编修张元桢不知张王贵诬陷与弼一事的始末，致书讥笑他，其中有“上告素王，正名讨罪，岂容先生久窃虚名”之语，尹直也把这件事写在《琐缀录》中。有人说与弼在为石亨族谱所写的《跋》中，自称“门下士”，士大夫因此对与弼有非议。后来顾允成指出“：这是那些爱管闲事的人干的。”后来，吴与弼的学生都能入祠享受祭祀，而与弼却不能。所著《目录》，都是记录自己平生学问所得。
　　其门人最著名的有胡居仁、陈献章、娄谅，其次是胡九韶、谢复、郑伉。
　　陈真晟，字晦德，漳州镇海卫人。最初参加乡试时，听说官府防察过严，不按礼节对待士人，深以为耻辱，激愤之下拒绝参加考试，从此潜心圣贤之学。读《大学或问》，见朱子反复强调主敬，乃知“敬”为《大学》的起点和基础。又得程子‘主一’之说，便专心研究，他说“：《大学》的诚意是铁门关，‘主一’二字是开关的玉钥匙。”天顺二年(1458)至朝廷呈送其《程朱正学纂要》。该书首先采用程氏学说的体制，其次采取朱子的论述，再次做二图，一图说明圣人的思维随天地一同运行，一图说明治学的思想要遵循天地运行规律，最终落脚于推举贤明导师，辅助太子，重视教育。朝廷命礼部讨论书中的建议，但为侍郎邹干搁置不办。真晟回到家中，闻知临川吴与弼在本乡讲学，便去请教，路过南昌在张元祯家留宿，俩人谈论后，元祯大加推崇，对他说：“圣人之道，自程朱以后，只有先生得其真义，至于康斋(吴与弼)，不可求见，也不必求见。”于是他又折回福建，深思静坐，自号“漳南布衣”。成化十年(1474)逝世，终年六十四岁。
　　真晟没有拜过师，只是从流传下来的经书中得到学问。他自己感到居于海滨偏僻之地，应出去访求当世学者，虽未同吴与弼讨论过学问，但二人学说颇相近似。
　　吕柟，字仲木，高陵人，别号泾野，学者称他“泾野先生”。正德三年(1508)中进士第一，授修撰。刘瑾与吕柟同乡，想召他去，柟推辞不去。瑾恼恨柟为人正直，欲杀他而后快，柟称病辞官而去，直到刘瑾被诛后，才由人荐举复其官职。乾清宫发生火灾，柟应诏陈奏六事，其中说要除去义子，遣散番僧，取回镇守太监，这些都是别人不敢说的话。这年秋，因父病辞职归家。由于都御史盛应期，御史朱节、熊相、曹皀等多次上书举荐，世宗即位后首先召柟回朝。柟上疏劝皇上勤学，以促进新政，其中说“：严格要求自己，即使独处而无人注意时，也要谨慎不苟；对上能符合天意，亲贤人远谗言，对下与百姓心心相通，这样才可以使天下太平。”
　　在讨论登基大礼问题上，与张桂意见不合。他自陈十三事，其中说大礼未定，而向皇上说奉承话日多，皇上应引为己罪。世宗大怒，将他下狱，贬为解州判官，代行州事。吕柟在解州抚恤那些孤独无靠的人，鼓励发展农桑，兴修水利，筑堤保护盐池。推行《吕氏乡约》及《文公家礼》，寻求子夏的后裔，建立司马温公的祠堂等等。四方学者前来的日多，御史将解梁书院给他们居住。嘉靖三年(1524)，御史卢焕等又多次向朝廷举荐，因而升任南京宗人府经历，后调任尚宝司卿。吴、越、闽、楚的学士随从他的有百余人。后晋升为南京太仆寺少卿。太庙火灾，自己请求罢官，未准。选为国子监祭酒，晋升为南京礼部右侍郎，兼理吏部事。世宗要亲自祭祀显陵，柟多次上疏劝阻，但奏疏未呈于皇帝。这时天象发生剧变，他乘时呈请辞官归家，六十四岁逝世。为哀悼他，高陵人关门闭户三天。解梁及四方学者闻耗，皆设灵位哀念。世宗闻知，辍朝一日，赐祭葬。
　　柟受业于渭南薛敬之，承接河东薛蠧的学术思想。其学以探求道理付诸实践为主，在南京做官时，与湛若水、邹守益共同主持讲座。做官三十余年，家无一件像样的东西，但终身没有怠惰的神情。当时天下讲学术的人，不是归于王守仁一派，就是归于湛若水一派，而坚持程朱思想不变的，只有吕柟与罗钦顺二人。其著作有：《四书因问》、《易说翼》、《书说要》、《诗说序》、《春秋说志》、《礼问内外篇》、《史约》、《小学释》、《寒暑经图解》、《史馆献纳》、《宋四子抄释》、《南省奏稿》、《经野诗文集》。万历、崇桢年间，李祯、赵锦、周子义、王士性、蒋德瞡等人，先后奏请将柟供奉于孔庙内一同祭祀。朝廷下礼部讨论，但已来不及付诸实行。其弟子有泾阳吕潜、张节，咸宁李挺等，皆有学问、德行。
　　邵宝，字国贤，无锡人。十九岁师从江浦庄昶，成化二十年(1484)中进士，授许州知州。每月初一，在学宫招集诸生，讲明义利、公私之辨。他考正春秋时人颍考叔的祠墓地点，并将魏文帝庙改为汉愍帝祠，不称献帝而称愍帝，这是遵从汉昭烈帝刘备所尊的谥号。有巫师说地下出现龙骨会有祸、福降临，故弄玄虚，邵宝将“龙骨”当众毁掉，杖打巫师，将其驱逐。他亲自考查农业生产状况，仿朱子社仓，建立粮食的积散制度，实行计口浇田法，以备灾荒。
　　弘治七年(1494)回朝任户部员外郎，后任郎中，又出任江西提学副使。在江西，他祭祀周元公(周敦颐)祠，修白鹿书院学舍，安置学士。其教育思想以求知实践为本。江西地方风俗好听阴阳家的话，以致有父母死后数十年不葬者。邵宝下令：凡士子不葬父母者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于是相继安葬双亲者数以千计。宁王宸濠欲求他的诗文，被严厉拒绝。后宸濠谋反失败，官府清查他的文书，唯独没有邵宝的片纸只字。后调任浙江按察使，再升为右布政使。在与镇守太监勘察处州银矿时提出“：开银矿耗费多收获少，劳命伤财，恐怕会引发其他事变。”奏请终止其事。晋升为湖广布政使。
　　正德四年(1509)升为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刘瑾独揽政权，邵宝在京师绝不与他往来。瑾对漕帅平江伯陈熊十分不满，想要邵宝出面弹劾，遣校尉数人去把邵宝邀到左顺门，对他进行威胁，张彩、曹元自内出来对邵宝说：“你弹劾了平江伯，以后就没事了。”宝回答说：“平江伯是功臣之后，他总督漕运不久，没有大的过失，不知弹劾他什么。”张、曹二人哑口无言，过了三天，给事中弹劾陈熊和邵宝，勒令他辞官返家。
　　刘瑾被诛后，朝廷又起用邵宝，巡抚贵州，不久调任户部右侍郎，进升左侍郎，又命他兼左佥都御史，处置粮运事宜。又参与联合勘察通川城濠。不久，奏请回家奉养父母，御史唐凤仪、叶忠等奏请留用，于是拜为南京礼部尚书。他再次上疏辞职。世宗即位，起任前官，他再次恳请辞职，回家奉养老母，世宗允准。以后逝于家中，赠太子太保，谥文庄。
　　邵宝三岁丧父，对母亲过氏至孝。刚十岁时，母亲有病，他撰文祝告天地，愿减短自己的生命而使母亲益寿延年。后来辞官归家奉养母亲时，他左手已麻木，但仍从早到晚侍奉母亲，从不懈怠。其学问以程朱之学为本，曾说：“我愿做个名符其实的士大夫，不愿为假道学。”年轻时在南畿中举，受到李东阳的赏识。其诗文典雅，效法东阳。他博览群书，一有心得便记述下来，取程子“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义，因取名为“日格子”。其著作有《学史录》、《简端录》。巡抚吴廷举将此二书进呈朝廷。此外还有《定性书说》、《漕政举要》诸集若干卷。学者称他为“二泉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