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溥 邱浚 刘健 谢迁 李东阳 王鏊 刘忠
　　徐溥，字时用，宜兴人。祖鉴，琼州知府，有惠政。溥，景泰五年进士及第。授编修。宪宗初，擢左庶子，再迁太常卿兼学士。成化十五年拜礼部右侍郎，寻转左，久之改吏部。孝宗嗣位，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旋进礼部尚书。
　　弘治五年，刘吉罢，溥为首辅，屡加少傅、太子太傅。溥承刘吉恣睢之后，镇以安静，务守成法。与同列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协心辅治，事有不可，辄共争之。钦天监革职监正李华为昌国公张峦择葬地，中旨复官。溥等言：“即位以来，未尝有内降。幸门一开，未流安底。臣等不敢奉诏。”八年，太皇太后召崇王来朝，溥等与尚书倪岳谏，帝为请乃已。占城奏安南侵扰，帝欲遣大臣往解。溥等言：“外国相侵，有司檄谕之足矣，无劳遣使。万一抗令，则亏损国体，问罪兴师，后患滋大。”于是罢不遣。
　　是年十二月，诏撰三清乐章。溥等言：“天至尊无对。汉祀五帝，儒者犹非之，况三清乃道家妄说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且以周柱下史李耳当其一，以人鬼列天神，矫诬甚矣。郊祀乐章皆太祖所亲制，今使制为时俗词曲以享神明，亵渎尤甚。臣等诵读儒书，邪说俚曲素所不习，不敢以非道事陛下。国家设文渊阁，命学士居之，诚欲其谟谋政事，讲论经史，培养本原，匡弼阙失，非欲其阿谀顺旨，惟言莫违也。今经筵早休，日讲久旷，异端乘间而入。此皆臣等无状，不足以启圣心，保初政。忧愧之至，无以自容。数月以来，奉中旨处分未当者封还，执奏至再至三。愿陛下曲赐听从，俾臣等竭驽钝，少有裨益，非但乐章一事而已。”奏入，帝嘉纳之。
　　帝自八年后，视朝渐晏，溥等屡以为言。中官李广以烧炼斋醮宠。十年二月，溥等上疏极论曰：“旧制，内殿日再进奏，事重者不时上闻，又常面召儒臣，咨访政事。今奏事日止一次，朝参之外，不得一望天颜。章奏批答不时断决，或稽留数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滞，有妨政体。经筵进讲，每岁不过数日，正士疏远，邪说得行。近闻有以斋醮修炼之说进者。宋徽宗崇道教，科仪符箓最盛，卒至乘舆播迁。金石之药，性多酷烈。唐宪宗信柳泌以殒身，其祸可鉴。今龙虎山上清宫、神乐观、祖师殿及内府番经厂皆焚毁无余，彼如有灵，何不自保？天厌其秽，亦已明甚。陛下若亲近儒臣，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庆，不召自至，何假妖妄之说哉！自古奸人蛊惑君心者，必以太平无事为言。唐臣李绛有云：‘忧先于事，可以无忧。事至而忧，无益于事。’今承平日久，溺于晏安。目前视之，虽若无事，然工役繁兴，科敛百出，士马罢敝，闾阎困穷，愁叹之声上干和气，致荧惑失度，太阳无光，天鸣地震，草木兴妖，四方奏报殆无虚月，将来之患灼然可忧。陛下高居九重，言官皆畏罪缄默。臣等若复不言，谁肯为陛下言者。”帝感其言。
　　三月甲子，御文华殿，召见溥及刘健、李东阳、谢迁，授以诸司题奏曰：“与先生辈议。”溥等拟旨上，帝应手改定。事端多者，健请出外详阅。帝曰：“盍就此面议。”既毕，赐茶而退。自成化间，宪宗召对彭时、商辂后，至此始再见，举朝诩为盛事。然终溥在位，亦止此一召而已。
　　寻以灾异求言，廷臣所上封事，经月不报，而言官论救何鼎忤旨待罪者久，溥等皆以为言。于是悉下诸章，而罢诸言官弗问。溥时年七十，引年求退，不许。诏风雨寒暑免朝参。
　　十一年，皇太子出閤，加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华盖殿大学士。以目疾乞归。帝眷留，久之乃许，恩赉有加。逾年卒，赠太师，谥文靖。
　　溥性凝重有度，在内阁十二年，从容辅导。人有过误，辄为掩覆，曰：“天生才甚难，不忍以微瑕弃也。”屡遇大狱及逮系言官，委曲调剂。孝宗仁厚，多纳溥等所言，天下阴受其福。尝曰：“祖宗法度所以惠元元者备矣，患不能守耳。”卒无所更置。性至孝，尝再庐墓。自奉甚薄，好施予。置义田八百亩赡宗族，请籍记于官，以垂永久，帝为复其徭役。
　　邱浚，字仲深，琼山人。幼孤，母李氏教之读书，过目成诵。家贫无书，尝走数百里借书，必得乃已。举乡试第一，景泰五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浚既官翰林，见闻益广，尤熟国家典故，以经济自负。
　　成化元年，两广用兵，浚奏记大学士李贤，指陈形势，纚纚数千言。贤善其计，闻之帝，命录示总兵官赵辅、巡抚都御史韩雍。雍等破贼，虽不尽用其策，而浚以此名重公卿间。秩满，进侍讲。与修《英宗实录》，进侍讲学士。《续通鉴纲目》成，擢学士，迁国子祭酒。时经生文尚险怪，浚主南畿乡试，分考会试皆痛抑之。及是，课国学生尤谆切告诫，返文体于正。寻进礼部右侍郎，掌祭酒事。
　　浚以真德秀《大学衍义》于治国平天下条目未具，乃博采群书补之。孝宗嗣位，表上其书，帝称善，赉金币，命所司刊行。特进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修《宪宗实录》，充副总裁。弘治四年，书成，加太子太保，寻命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尚书入内阁者自浚始，时年七十一矣。浚以《衍义补》所载皆可见之行事，请摘其要者奏闻，下内阁议行之。帝报可。
　　明年，浚上言：“臣见成化时彗星三见，遍扫三垣，地五六百震。迩者彗星见天津，地震天鸣无虚日，异鸟三鸣于禁中。《春秋》二百四十年，书彗孛者三，地震者五，飞禽者二。今乃屡见于二十年之间，甚可畏也。愿陛下体上天之仁爱，念祖宗之艰难，正身清心以立本而应务。谨好尚不惑于异端，节财用不至于耗国，公任使不失于偏听。禁私谒，明义理，慎俭德，勤政务，则承风希宠、左道乱政之徒自不敢肆其奸，而天灾弭矣。”因列时弊二十二事。帝纳之。六年以目疾免朝参。
　　浚在位，尝以宽大启上心，忠厚变士习。顾性褊隘，尝与刘健议事不合，至投冠于地。言官建白不当意，辄面折之。与王恕不相得，至不交一言。六年大计群吏，恕所奏罢二千人。浚请未及三载者复任，非贪暴有显迹者勿斥，留九十人。恕争之不得，求去。太医院判刘文泰尝往来浚家，以失职讦恕，恕疑文泰受浚指，而言者哗然，言疏稿出浚手。恕竟坐罢，人以是大不直浚。给事中毛珵，御史宋惪、周津等交章劾浚不可居相位，帝不问。逾年，加少保。八年卒，年七十六。赠太傅，谥文庄。
　　浚廉介，所居邸第极湫隘，四十年不易。性嗜学，既老，右目失明，犹披览不辍。议论好矫激，闻者骇愕。至修《英宗实录》，有言于谦之死当以不轨书者。浚曰：“己巳之变，微于公社稷危矣。事久论定，诬不可不白。”其持正又如此。正德中，以巡按御史言赐祠于乡。曰“景贤”。
　　刘健，字希贤，洛阳人。父亮，三原教谕，有学行。健少端重，与同邑阎禹锡、白良辅游，得河东薛瑄之传。举天顺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谢交游，键户读书，人以木强目之。然练习典故，有经济志。
　　成化初，修《英宗实录》，起之忧中，固辞，不许。书成，进修撰，三迁至少詹事，充东宫讲官，受知于孝宗。既即位，进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弘治四年进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累加太子太保，改武英殿。十一年春，进少傅兼太子太傅，代徐溥为首辅。
　　健学问深粹，正色敢言，以身任天下之重。清宁宫灾，太监李广有罪自杀。健与同列李东阳、谢迁疏言：“古帝王未有不遇灾而惧者。向来奸佞荧惑圣听，贿赂公行，赏罚失当，灾异之积，正此之由。今幸元恶殄丧，圣心开悟，而余慝未除，宿弊未革。伏愿奋发励精，进贤黜奸，明示赏罚。凡所当行，断在不疑，毋更因循，以贻后悔。”帝方嘉纳其言，而广党蔡昭等旋取旨予广祭葬、祠额。健等力谏，仅寝祠额。南北言官指陈时政，频有所论劾，一切皆不问。国子生江瑢劾健、东阳杜抑言路。帝慰留健、东阳，而下瑢于狱，二人力救得释。
　　十三年四月，大同告警，京师戒严。兵部请甄别京营诸将，帝召健及东阳、迁至平台面议去留。乃去遂安伯陈韶等三人，而召镇远侯顾溥督团营。时帝视朝颇晏，健等以为言，颔之而已。
　　十四年秋，帝以军兴缺饷，屡下廷议。健等言：“天下之财，其生有限。今光禄岁供增数十倍，诸方织作务为新巧，斋醮日费钜万。太仓所储不足饷战士，而内府取入动四五十万。宗藩、贵戚之求土田夺盐利者，亦数千万计。土木日兴，科敛不已。传奉冗官之俸薪，内府工匠之饩廪，岁增月积，无有穷期，财安得不匮？今陕西、辽东边患方殷，湖广、贵州军旅继动，不知何以应之。望陛下绝无益之费，躬行节俭，为中外倡，而令群臣得毕献其诚，讲求革弊之策，天下幸甚。”明年四月，以灾异陈勤朝讲、节财用、罢斋醮、公赏罚数事。及冬，南京、凤阳大水，廷臣多上言时务，久之不下。健等因极陈怠政之失，请勤听断以振纪纲，帝皆嘉纳。《大明会典》成，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与东阳、迁同赐蟒衣。阁臣赐蟒自健等始。
　　帝孝事两宫太后甚谨，而两宫皆好佛、老。先是，清宁宫成，命灌顶国师设坛庆赞，又遣中官赍真武像，建醮武当山，使使诣泰山进神袍，或白昼散灯市上。帝重违太后意，曲从之，而健等谏甚力。十五年六月诏拟《释迦哑塔像赞》，十七年二月诏建延寿塔朝阳门外，除道士杜永祺等五人为真人，皆以健等力谏得寝。
　　是年夏，小王子谋犯大同，帝召见阁臣。健请简京营大帅，因言京军怯不任战，请自今罢其役作以养锐气。帝然之。退复条上防边事宜，悉报允。未几，边警狎至，帝惑中官苗逵言，锐欲出师。健与东阳、迁委曲阻之，帝意犹未回。兵部尚书刘大夏亦言京军不可动，乃止。
　　帝自十三年召对健等后，阁臣希得进见。及是在位久，益明习政事，数召见大臣，欲以次革烦苛，除宿弊。尝论及理财，东阳极言盐政弊坏，由陈乞者众，因而私贩数倍。健进曰：“太祖时茶法始行，驸马欧阳伦以私贩坐死，高皇后不能救。如伦事，孰敢为陛下言者？”帝曰：“非不敢言，不肯言耳。”遂诏户部核利弊，具议以闻。
　　当是时，健等三人同心辅政，竭情尽虑，知无不言。初或有从有不从，既乃益见信，所奏请无不纳，呼为“先生”而不名。每进见，帝辄屏左右。左右间从屏间窃听，但闻帝数数称善。诸进退文武大臣，厘饬屯田、盐、马诸政，健翊赞为多。
　　未几，帝疾大渐，召健等入乾清宫。帝力疾起坐，自叙即位始末甚详，令近侍书之。已，执健手曰：“先生辈辅导良苦。东宫聪明，但年尚幼，好逸乐。先生辈常劝之读书，辅为贤主。”健等欷歔，顿首受命而出。翌日帝崩。
　　武宗嗣位，健等厘诸弊政，凡孝宗所欲兴罢者，悉以遗诏行之。刘瑾者，东宫旧竖也，与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等八人俱用事，时谓之“八党”。日导帝游戏，诏条率沮格不举。京师淫雨自六月至八月。健等乃上言：“陛下登极诏出，中外欢呼，想望太平。今两月矣，未闻汰冗员几何，省冗费几何。诏书所载，徒为空文。此阴阳所以失调，雨旸所以不若也。如监局、仓库、城门及四方守备内臣增置数倍，朝廷养军匠费钜万计，仅足供其役使，宁可不汰？文武臣旷职偾事、虚糜廪禄者，宁可不黜？画史、工匠滥授官职者多至数百人，宁可不罢？内承运库累岁支银数百余万，初无文簿，司钥库贮钱数百万，未知有无，宁可不勾校？至如纵内苑珍禽奇兽，放遣先朝宫人，皆新政所当先，而陛下悉牵制不行，何以尉四海之望？”帝虽温诏答之，而左右宦竖日恣，增益且日众。享祀郊庙，带刀被甲拥驾后。内府诸监局佥书多者至百数十人，光禄日供骤益数倍。健等极陈其弊，请勤政、讲学，报闻而已。
　　正德元年二月，帝从尚书韩文言，畿甸皇庄令有司征课，而每庄仍留宦官一人、校尉十人。健等言“皇庄既以进奉两宫，自宜悉委有司，不当仍主以私人，反失朝廷尊亲之意”，因备言内臣管庄扰民。不省。
　　吏、户、兵三部及都察院各有疏争职掌为近习所挠。健等拟旨，上不从，令再拟。健等力谏，谓：“奸商谭景清之沮坏盐政，北征将士之无功授官，武臣神英之负罪玩法，御用监书篆之滥收考较，皆以一二人私恩，坏百年定制。况今政令维新，而地震天鸣，白虹贯日，恒星昼见，太阳无光。内贼纵横，外寇猖獗。财匮民穷，怨谤交作。而中外臣仆方且乘机作奸，排忠直犹仇雠，保奸回如骨肉。日复一日，愈甚于前，祸变之来恐当不远。臣等受知先帝，叨任腹心。迩者旨从中下，略不与闻。有所拟议，竟从改易。似此之类，不可悉举。若复顾惜身家，共为阿顺，则罔上误国，死有余辜。所拟四疏，不敢更易，谨以原拟封进。”不报。
　　居数日，又言：“臣等遭逢先帝，临终顾命，忄卷忄卷以陛下为托，痛心刻骨，誓以死报。即位诏书，天下延颈，而朝令夕改，迄无宁日。百官庶府，仿效成风，非惟废格不行，抑且变易殆尽。建言者以为多言，干事者以为生事，累章执奏谓之渎扰，厘剔弊政谓之纷更。忧在于民生国计，则若罔闻知，事涉于近幸贵戚，则牢不可破。臣等心知不可，义当尽言。比为盐法、赏功诸事，极陈利害，拱俟数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宜赐施行，所言如非，即当斥责。乃留中不报，视之若无。政出多门，咎归臣等。宋儒朱子有言‘一日立乎其位，则一日业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则不敢一日立乎其位。’若冒顾命之名而不尽辅导之实，既负先帝，又负陛下，天下后世其谓臣何？伏乞圣明矜察，特赐退休。”帝优旨慰留之，疏仍不下。
　　越五日，健等复上疏，历数政令十失，指斥贵戚、近幸尤切。因再申前请。帝不得已，始下前疏，命所司详议。健知志终不行，首上章乞骸骨，李东阳、谢迁继之，帝皆不许。既而所司议上，一如健等指。帝勉从之，由是诸失利者咸切齿。
　　六月庚午复上言：“近日以来，免朝太多，奏事渐晚，游戏渐广，经筵日讲直命停止。臣等愚昧，不知陛下宫中复有何事急于此者。夫滥赏妄费非所以崇俭德，弹射钓猎非所以养仁心，鹰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胄战斗之象不可施于宫禁。今圣学久旷，正人不亲，直言不闻，下情不达，而此数者杂交于前，臣不胜忧惧。”帝曰：“朕闻帝王不能无过，贵改过。卿等言是，朕当行之。”健等乃录廷臣所陈时政切要者，请置坐隅朝夕省览：曰无单骑驰驱，轻出宫禁；曰无频幸监局，泛舟海子；曰无事鹰犬弹射；曰无纳内侍进献饮膳。疏入，报闻。
　　先是，孝宗山陵毕，健等即请开经筵。常初勉应之，后数以朝谒两宫停讲，或云择日乘马。健等陈谏甚切至。八月，帝既大婚，健等又请开讲。命俟九月，至期又命停午讲。健等以先帝故事，日再进讲，力争不得。
　　当是时，健等恳切疏谏者屡矣，而帝以狎近群小，终不能改。既而遣中官崔杲等督织造，乞盐万二千引。所司执奏，给事中陶谐、徐昂，御史杜旻、邵清、杨仪等先后谏，健等亦言不可。帝召健等至暖阁面议，颇有所诘问，健等皆以正对。帝不能难，最后正色曰：“天下事岂皆内官所坏？朝臣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因命盐引悉如杲请。健等退，再上章言不可。帝自愧失言，乃俞健等所奏。于是中外咸悦，以帝庶几改过。
　　健等遂谋去“八党”，连章请诛之。言官亦交论群阉罪状，健及迁、东阳持其章甚力。帝遣司礼诣阁曰：“朕且改矣，其为朕曲赦若曹。”健等言：“此皆得罪祖宗，非陛下所得赦。”复上言曰：“人君之于小人，不知而误用，天下尚望其知而去之。知而不去则小人愈肆。君子愈危，不至于乱亡不已。且邪正不并立，今举朝欲决去此数人，陛下又知其罪而故留之左右，非特朝臣疑惧，此数人亦不自安。上下相猜，中外不协，祸乱之机始此矣。”不听。健等以去就争。瑾等八人窘甚，相对涕泣。而尚书韩文等疏复入，于是帝命司礼王岳等诣阁议，一日三至，欲安置瑾等南京。迁欲遂诛之，健推案哭曰：“先帝临崩，执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使若辈败坏至此，臣死何面目见先帝！”声色俱厉。岳素刚正疾邪，慨然曰：“阁议是。”其侪范亨、徐智等亦以为然。是夜，八人益急，环泣帝前。帝怒，立收岳等下诏狱，而健等不知，方倚岳内应。明日，韩文倡九卿伏阙固争，健逆谓曰：“事且济，公等第坚持。”顷之，事大变，八人皆宥不问，而瑾掌司礼。健、迁遂乞致仕，赐敕给驿归，月廪、岁夫如故事。
　　健去，瑾憾不已。明年三月辛未诏列五十三人为奸党，榜示朝堂，以健为首。又二年削籍为民，追夺诰命。瑾诛，复官，致仕。后闻帝数巡游，辄叹息不食曰：“吾负先帝。”世宗立，命行人赍敕存问，以司马光、文彦博为比，赐赉有加。及年跻九十，诏抚臣就第致束帛、饩羊、上尊，官其孙成学中书舍人。嘉靖五年卒，年九十四。遗表数千言，劝帝正身勤学，亲贤远佞。帝震悼，赐恤甚厚，赠太师，谥文靖。
　　健器局严整，正己率下。朝退，僚寀私谒，不交一言。许进辈七人欲推焦芳入吏部，健曰：“老夫不久归田，此座即焦有，恐诸公俱受其害耳。”后七人果为芳所挤。
　　东阳以诗文引后进，海内士皆抵掌谈文学，健若不闻，独教人治经穷理。其事业光明俊伟，明世辅臣鲜有比者。
　　孙望之，进士。
　　谢迁，字于乔，余姚人。成化十年乡试第一。明年举进士，复第一。授修撰，累迁左庶子。
　　弘治元年春，中官郭镛请豫选妃嫔备六宫。迁上言：“山陵未毕，礼当有待。祥禫之期，岁亦不远。陛下富于春秋，请俟谅阴既终，徐议未晚。”尚书周洪谟等如迁议，从之。帝居东宫时，迁已为讲官，及是，与日讲，务积诚开帝意。前夕必正衣冠习诵，及进讲，敷词详切，帝数称善。进少詹事兼侍讲学士。
　　八年诏同李东阳入内阁参预机务。迁时居忧，力辞，服除始拜命。进詹事兼官如故，皇太子出阁，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上疏劝太子亲贤远佞，勤学问，戒逸豫，帝嘉之。尚书马文升以大同边警，饷馈不足，请加南方两税折银。迁曰：“先朝以南方赋重，故折银以宽之。若复议加，恐民不堪命。且足国在节用，用度无节，虽加赋奚益。”尚书倪岳亦争之，议遂寝。
　　孝宗晚年慨然欲厘弊政。而内府诸库及仓场、马坊中官作奸骫法，不可究诘。御马监、腾骧四卫勇士自以禁军不隶兵部，率空名支饷，其弊尤甚。迁乘间言之，帝令拟旨禁约。迁曰：“虚言设禁无益，宜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奏闻。然后严立条约，有犯必诛，庶积蠹可去。”帝俞允之。
　　迁仪观俊伟，秉节直亮。与刘健、李东阳同辅政，而迁见事明敏，善持论。时人为之语曰：“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天下称贤相。
　　武宗嗣位，屡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数谏，帝弗听。因天变求去甚力，帝辄慰留。及请诛刘瑾不克，遂与健同致仕归，礼数俱如健。而瑾怨迁未已。焦芳既附瑾入内阁，亦憾迁尝举王鏊、吴宽自代，不及己，乃取中旨勒罢其弟兵部主事迪，斥其子编修丕为民。
　　四年二月，以浙江应诏所举怀才抱德士余姚周礼、徐子元、许龙，上虞徐文彪，皆迁同乡，而草诏由健，欲因此为二人罪。矫旨谓“余姚隐士何多，此必徇私援引”，下礼等诏狱，词连健、迁。瑾欲逮健、迁，籍其家，东阳力解。芳从旁厉声曰：“纵轻贷，亦当除名！”旨下，如芳言，礼等咸戍边。尚书刘宇复劾两司以上访举失实，坐罚米，有削籍者。且诏自今余姚人毋选京官，著为令。其年十二月，言官希瑾指，请夺健、迁及尚书马文升、刘大夏、韩文、许进等诰命，诏并追还所赐玉带服物。同时夺诰命者六百七十五人。当是时，人皆为迁危，而迁与客围棋、赋诗自若。瑾诛，复职，致仕。
　　世宗即位，遣使存问，起迪参议，丕复官翰林。迁乃遣子正入谢。劝帝勤学、法祖、纳谏，优旨答之。嘉靖二年复诏有司存问。六年，大学士费宏举迁自代，杨一清欲阻张璁，亦力举迁。帝乃遣行人赍手敕即家起之，命抚、按官敦促上道。迁年七十九矣，不得已拜命，比至，而璁已入阁，一清以官尊于迁无相下意。迁居位数月，力求去。帝待迁愈厚，以天寒免朝参，除夕赐御制诗。及以病告，则遣医赐药饵，光禄致酒饩，使者相望于道。迁竟以次年三月辞归。十年卒于家，年八十有三。赠太傅，谥文正。
　　迪仕至广东布政使。丕乡试第一，弘治末进士及第。历官吏部左侍郎，赠礼部尚书。
　　李东阳，字宾之，茶陵人，以戍籍居京师。四岁能作径尺书，景帝召试之，甚喜，抱置膝上，赐果钞。后两召讲《尚书》大义，称旨，命入京学。天顺八年，年十八，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侍讲学士，充东宫讲官。
　　弘治四年，《宪宗实录》成，由左庶子兼侍讲学士，进太常少卿，兼官如故。五年，旱灾求言。东阳条摘《孟子》七篇大义，附以时政得失，累数千言，上之。帝称善。阁臣徐溥等以诏敕繁，请如先朝王直故事，设官专领。乃擢东阳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入内阁专典诰敕。八年以本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与谢迁同日登用。久之，进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十七年，重建阙里庙成，奉命往祭。还，上疏言：
　　臣奉使遄行，适遇亢旱。天津一路，夏麦已枯，秋禾未种，挽舟者无完衣，荷锄者有菜色。盗贼纵横，青州尤甚。南来人言：江南、浙东流亡载道，户口消耗，军伍空虚，库无旬日之储，官缺累岁之俸。东南，财赋所出，一岁之饥已至于此；北地｛此口｝窳，素无积聚，今秋再歉，何以堪之。事变之生，恐不可测。臣自非经过其地，则虽久处官曹，日理章疏，犹不得其详，况陛下高居九重之上耶？

译文

　　徐溥，字时用，宜兴人。祖父徐鉴曾任琼州知府，对民众多有恩惠。徐溥于景泰五年(1454)考中进士，授编修职。宪宗初年，提升为左庶子，又调升为太常卿兼学士。成化十五年(1479)，授礼部右侍郎职，不久转为礼部左侍郎，一段时间后改在吏部任职。孝宗继位，徐溥兼任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要事务，不久晋升礼部尚书。
　　弘治五年(1492)，刘吉被罢免官职，徐溥任首辅，累次加封为少傅、太子太傅。刘吉治政狂妄凶暴，徐溥接替刘吉以后，以安定平静为宗旨，务守成规，与同事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同心协力辅助治理朝政，每当遇到不可行的事，总是一起争辩。钦天监中被革职的监正李华为昌国公张峦选择墓地，宫中降旨恢复他的官职。徐溥等上言道：“陛下登基以来，未曾有过宫中降旨事，恐怕权贵亲幸之门一开，不良之徒无所顾忌，臣等不敢接受这一诏令。”八年，太皇太后召崇王进宫朝见，徐溥等与尚书倪岳进行劝谏，明孝宗亲自劝说太皇太后，此事才得以停止。占城奏报安南入境侵犯骚扰，孝宗准备派大臣前往调解，徐溥等说：“外国之间发生侵略现象，有关部门发道檄文告诫就行了，不需派遣使臣。万一安南不听使臣命令，则有损国威，再去兴师问罪，后患越来越大。”就未派遣大臣。
　　这年十二月，孝宗下诏要撰三清乐章。徐溥等说“：天，至高无上，没有谁能匹配。汉代祭祀五帝，儒者尚且认为不对。况且三清是道家荒谬之说。一天之上，岂得有三大帝。并且以周代柱下史李耳充其中一帝，将人鬼列为天神，荒诞至极。郊祀乐章都是太祖亲自创作，现在以写作的时俗词曲祭祀神明，亵渎更甚。臣等熟读儒家书籍，对邪说俚曲向来不在意，不敢用旁门左道侍奉陛下。国家设置文渊阁，命令学士在此任职，的确是想让学士为国家谋划政事，讲经论史，培养治政的根本，纠正过失，并非要其阿谀奉承，唯命是从。现在御前讲席早已停止，讲官入侍讲读很久没有进行，异端邪说乘隙而入。这些都是因为臣等侍奉不当，不能够启发陛下之心，保持陛下初登位时治政的良好势头。我们万分忧心与惭愧，无地自容。数月以来，对宫中降旨中处理政事不当的，我们将其封还宫中，并再三向皇上奏明我们的看法。希望陛下曲身听从，使臣等竭尽拙笨之力稍稍有所帮助，不仅仅只指乐章一事。”奏章呈送孝宗，孝宗很赞赏，接纳了他们的劝谏。
　　孝宗自弘治八年(1495)后，上朝时间渐晚，徐溥等屡次上言劝谏。宦官李广借炼丹、设斋坛得到皇帝宠幸。十年二月，徐溥等上疏深切地论述说：“旧制，内殿每日两次奏事，事项多的可以随时上奏，皇帝又常常召见儒臣，咨询政事。现在奏事每天只有一次，除上朝之外，再见不到陛下。奏章、奏议与批答不准时断决，有的滞留好几个月，有的竟然不施行。事情大多堆集在一起，妨碍政体。御前讲席每年只开几天，疏远正直人士，邪说得以流行。近来听说有借斋坛炼丹之说得到重用的。宋徽宗崇尚道教，科条仪式符..最盛行，以致颠沛流离于道路。金石之药，性能多是酷烈的。唐宪宗相信柳泌以致殒命，此祸可作借鉴。现在龙虎山的上清宫、神乐观、祖师殿以及内府番经厂都被焚毁，它们如有神灵，为什么连自身也保不住？上天讨厌这些污秽行为，已是很明白的了。陛下如果亲近儒臣，懂得正道，施行仁政，那么福兆祥瑞，以及许多值得庆贺的好事就会不招自来，何须借助妖妄之说呢？自古以来奸人要蛊惑君王动心，必定先说太平无事。唐朝大臣李绛曾说过‘：忧心于事行之前，可以免除担忧。事情干完了再担忧，于事无益。’现在太平日子很长，沉溺于安逸。就目前来看，虽然好像无事，然而工役频繁兴起，苛捐杂税百出，人马疲惫不堪，民间穷困，人民愁苦的叹息声影响着上天的和顺之气以致造成火星失去常规，太阳无光，天鸣地震，草木成为妖孽，四方奏报这些情况的几乎每月都有，将来的后患灼然使人担忧。陛下高居深宫，言官都害怕引祸上身缄口沉默。臣等假如再不说，谁又肯为陛下说。”孝宗被徐溥的话所感动。
　　三月二十七日，孝宗在文华殿召见徐溥以及刘健、李东阳、谢迁，把各部门的奏疏交给他们说“：与先生辈商议。”徐溥等起草诏令呈上，孝宗就手批改。事端多的，刘健请求拿出去详细阅读，孝宗说“：何不就此地面议。”事完之后，赐徐溥等饮茶方退。自从成化年间，宪宗召彭时、商辂对答以后，至此时才开始再次出现，举朝夸耀为盛事。然而在徐溥整个任职期间，也只有这么一次受到皇帝召见。
　　不久，由于灾害，异常现象发生，朝廷广开言路，朝廷大臣所上的密封的奏章，过了一个月还不回答，而且言官因议论救助何鼎违背皇帝旨意等待被治罪已有很长时间，徐溥等都将这些情况向孝宗进言。于是搁置的奏章全部批发下来，并且免言官的罪。徐溥这时七十岁，以年老请求退休，孝宗不批准，下诏让他在风雨寒暑天免去朝见。
　　十一年(1498)，皇太子离开东宫，加封徐溥太子太师，升为华盖殿大学士。因为眼病请求返乡。孝宗舍不得放他走，很久才同意他的返乡，给徐溥很多赏赐。过了一年徐溥去世，追赠太师，赐谥号文靖。
　　徐溥生性庄重，举止有法度，在内阁十二年，从容辅助劝导。遇到有人犯有过失，总是为其掩盖，他说“：天生人才很不容易，我不忍心人才因小过错被抛弃。”屡次遇到大狱案，以及逮捕言官，他都要从中委婉调停。孝宗仁慈淳厚，对徐溥等所提的意见大都接受，天下暗暗地受到他的庇护。徐溥曾说“：祖宗法度在恩惠百姓的事方面已经完备，所担心的是不能守住。”因此，他对祖宗成法无所变更。徐溥对父母极为孝顺，曾经两次在父母墓旁小房居住。对自己的生活要求则很低，好施舍别人。购置义田八百亩赡养宗族族人，并请官府为之登记于册以求永久保存，孝宗为此免除徐溥家的徭役。
　　丘浚，字仲深，海南琼山人。幼年失去父亲，母亲李氏教他读书，他看一遍就能背诵。家贫无书，曾经走数百里路借书，必定将书借到才罢休。考取乡试第一名，景泰五年(1454)，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授编修职。丘浚在翰林院任职后，见闻更加广泛，尤其熟悉国家典故，以经国济民自负。
　　成化元年(1465)，两广有战事，丘浚向大学士李贤上书，指明陈述形势，井井有条数千言。李贤对他的谋划很欣赏，向皇帝禀报，宪宗命将丘浚的谋划抄写下来，让总兵官赵辅、巡抚都御史韩雍看。韩雍等攻破贼军，虽然不完全是用丘浚的计谋，然而丘浚因此在朝臣中颇有威望，任职期满，晋升为侍讲。参与撰写《英宗实录》，升为侍讲学士。《续通鉴纲目》成书，提升为学士，调任国子祭酒。当时学习经义的书，好尚奇险怪异之文，丘浚在主持南畿的乡试时，在分考和会试中他都痛切地抑制这种文风。丘浚任职国子监后，他督促国学生时，尤为恳切地告诫他们将文体返归正道。不久晋为礼部右侍郎，掌管祭酒事务。
　　丘浚认为真德秀著的《大学衍义》对于治国平天下的条目叙述得不完备，丘浚就博采群书补充了这些内容，写成《大学衍义补》。孝宗继位，他向孝宗呈上此书。孝宗认为该书不错，赏赐黄金纸币奖励丘浚，并命令有关部门刊印发行。特别提升为礼部尚书，掌管詹事府的事务。充任修撰《宪宗实录》的副总裁。弘治四年(1491)，此书完成，加封丘浚为太子太保，不久兼任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要事务。尚书入内阁任职从丘浚开始，丘浚当时七十一岁。他认为《大学衍义补》所撰述的都可见之行动，请求摘其要点奏报皇帝，并下内阁商议付诸实行。孝宗批准他的请求。
　　第二年，丘浚上言道：“臣在成化年间见到彗星三次出现，遍扫三垣，方圆五六百里大地发生地震。近来彗星出现在天河，每天地震天鸣不已，怪鸟在宫中鸣叫三声。《春秋》二百四十年，记载出现彗星三次，地震五次，飞禽两次。现在却在二十年之间屡次出现，非常令人害怕。希望陛下体会上天的仁爱，想到祖宗创业的艰难，修身清心以立根本，而适应政事的需要，谨慎对待自己所喜好、崇尚的东西，而不被异端所迷惑，节约财物，不至于耗费国家财富，公正地使用人才，不偏听偏信，禁止以私事谒见请托，明确义理，保持节俭的品行，勤于政务，那么，阿谀求宠、邪门旁道的乱政之徒就不敢为非做歹，天灾就可以清除。”接着列举二十二种时弊，孝宗都接受他的意见。六年(1493)由于眼病免去上朝。
　　丘浚在位时，曾经用宽大为怀启发孝宗，以忠厚来改变士风。只是生性偏狭，曾与刘健在商议事情时，因意见不合，竟把帽子摔下地。言官说话不中他意，丘浚总是当面驳斥。他与王恕关系紧张，以至于不说话。六年(1493)考核群吏，王恕上奏章要罢免二千人。丘浚则请求未满三年的仍任原职，无特别贪婪残暴劣行的官吏仍留任，留下九十人。王恕争辩无结果，要求离职。太医院判刘文泰曾经与丘浚家有过来往，刘揭发王恕失职，王恕怀疑刘是受丘浚指使，而舆论大哗，说疏稿是丘浚写的。王恕竟由此事被罢官，人们由此对丘浚很有看法。给事中毛..、御史宋德、周津等纷纷上奏章弹劾丘浚不能位居相位，孝宗不理睬。过了一年，加封丘浚少保职。八年，丘浚去世，终年七十六岁。追赠太傅，谥号文庄。
　　丘浚清廉不苟取，所居府第低下狭小，四十年不换。生性嗜好学问，年老右眼失明，仍手不释卷。所发议论好偏激，听者感到惊骇。到修撰《英宗实录》，有人说对于于谦之死应该按不轨判罪来记载，丘浚说：“土木堡之变，如果没有于谦，国家就很危险。事情久已有了定论，于谦所受的冤枉不能不辩白清楚。”他如此主持正义。正德年间，明武宗采纳巡按御史的建议，赐在丘浚家乡为丘浚建立祠堂起名叫“景贤”。
　　刘健，字希贤，洛阳人。父亲刘亮在三原任教谕，很有学问，操行也好。刘健年轻时端庄持重，与同乡阎禹易、白良辅一起出游，得到河东薛蠧的学脉。天顺四年(1460)，考取进士，改任庶吉士，授编修职。谢绝交往，闭门读书，人们认为他质直刻板，然而他熟习典故，有经国济民的志向。
　　成化初年，修《英宗实录》时，朝廷起用正在居丧的刘健，刘健再三推辞，朝廷不同意。书完成后，刘健升为修撰，又连续升三级任少詹事，担任东宫讲官，为当时的太子(即后来的孝宗)所赏识。孝宗继位，刘健升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进入内阁参预机要事务。弘治四年(1491)，晋升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又加封太子太保，改任武英殿大学士。十一年春天，进衔为少傅兼太子太傅，代替徐溥任首辅。
　　刘健的学问精深，外表严肃，敢于发表意见，以天下为己任。清宁宫发生火灾，太监李广畏罪自杀。刘健与同事李东阳、谢迁上疏说：“古代帝王没有不遇到灾害而恐惧的，向来奸人佞臣炫惑圣明皇帝的视听，贿赂流行，赏罚失当。灾异的积累，正是这些原因，现在所幸首恶消除，陛下开始醒悟，然而余恶尚未除尽，过去的积弊尚未革除，我愿意奋发有为于政事，举荐贤才，贬退奸恶，赏罚分明。凡是所应当施行的，果断处置毫不犹豫，不再因循守旧，以免后悔。”孝宗正赞赏接纳刘健的意见，而李广同党蔡昭等随即取到圣旨，给予李广祭祀安葬和祠堂牌匾，刘健等极力劝谏，仅停祠堂牌匾。南北言官一一陈述时政，多次进行评论、弹劾，皇帝一概不理睬。国子监生江王容弹劾刘健、李东阳堵塞抑制言路。孝宗安慰挽留刘健、李东阳，而将江王容下狱，刘、李二人极力救助，江王容才被释放。
　　成化十三年(1477)四月，大同有敌情警报，京城戒严。兵部要求对京营诸将领进行鉴别，孝宗召刘健、李东阳和谢迁到平台面议对诸将的去留。免去遂安伯陈韶等三人，而召镇远侯顾溥统率团营。当时孝宗上朝很晚，刘健等为此劝谏孝宗，孝宗仅点头而已。
　　十四年(1478)秋，由于战事发生，部队缺乏军饷，为此孝宗屡次要朝廷大臣讨论此事，刘健等说：“天下的财力，它的增加是有限的。现在光禄寺费用每年增加几十倍，各地织作作坊一味追求新奇精巧，请斋醮祭祀每天耗费以万计。京城储粮的大仓不能满足军队的粮食需要，而内府从太仓取粮动辄就是四五十万。皇亲贵戚请占田地，夺取盐利的，也是数千万计，大兴土木，横征暴敛。传奉冗官的官俸禄，内府工匠的口粮，年增月积，没有到头的日子，财富怎会不匮乏？现在陕西、辽东边防战事正激烈，湖广、贵州军队相继调动，不知靠什么满足军队的需要，希望陛下杜绝无益的花费，亲自带头推行节俭，作为中外的表率而使群臣得以竭尽其诚，谋求革除时弊的良策，这是国家的幸运。”
　　第二年四月，刘健借灾异向皇帝陈述要勤于朝讲、节省费用、停办斋醮、赏罚公平几件事。到冬天，南京、凤阳发大水，廷臣多次上言时务，许久没回音，刘健等为此立即向孝宗陈述怠慢朝政的过失，请求皇帝勤于听取朝臣的意见，以振朝纲，孝宗都赞许地接受其进言。《大明会典》完成，加封刘健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与李东阳、谢迁一同接受皇帝赏赐的蟒衣。阁臣得赐蟒衣自刘健等开始。
　　孝宗事奉两宫太后很恭敬小心，而两宫太后都推崇佛道二教。先前，清宁宫建成，孝宗命灌顶国师设坛庆贺，又派宦官携带真武像，在武当山设置祭坛，派使者上泰山献神袍，或者大白天在街市上到处点灯。孝宗很怕违背太后的旨意，曲从逢迎，而刘健等极力劝谏。十五年六月，下诏拟撰写《释迦哑塔像赞》，十七年二月，下诏命在朝阳门外建延寿塔，任命道士林永祺等五人为真人，这些都因刘健等力谏方罢。
　　这年夏天，小王子图谋侵犯大同，孝宗召见阁臣商议对付的办法，刘健请求精简京营大帅，接着说京军怯弱不足以应战，请求从现在起停止京军的劳役以蓄养锐气。孝宗表示同意。退朝后又上奏章对边防事宜建言，孝宗全都允准。不久，边境紧急战报交替传来，孝宗受宦官苗逵的蛊惑要出兵。刘健、李东阳、谢迁进行阻止，孝宗犹豫不决。兵部尚书刘大夏也说京军不能动，这才没出兵。
　　孝宗自十三年，召见刘健等后，阁臣很少能见到皇帝，这时在位已久，更加熟悉政事，数次召见大臣，要依次革除繁法苛政，消除积弊。曾经论及理财事，李东阳极力说明盐政的弊病，由于需求者众多，因而私盐贩运数倍增长。刘健说：“太祖时茶法刚开始施行，驸马欧阳伦因为私自贩茶被判死刑，连高皇后都不能救他。欧阳伦这样的事谁敢跟陛下说。”孝宗说：“不是不敢说，而是不肯说。”于是诏令户部核实利弊，全部奏报朝廷。
　　当时，刘健等三人同心辅政，竭心尽力，知无不言。孝宗开始有的听取有的不采纳，不久刘健等更为孝宗所信任，其所奏请的事项无不接纳，不呼刘健之名，而称先生。每次晋见，孝宗总是屏退左右的人，左右的人偶尔从屏风里偷听，只听见孝宗每每称好，对任免文武大臣，治理整顿屯田、盐政、马政等各项政事，刘健辅佐协助最多。
　　不久，孝宗病危，召刘健等到乾清宫。孝宗挣扎着坐起来，很详细地叙述在位前后的情况，命令近侍记下来。说完后，拉着刘健的手说：“先生辈辅导勤苦。太子聪明，但年纪尚幼，好安逸游乐，先生辈要常劝他读书，辅佐他成为贤主。”刘健等哽咽着叩头领命而出。第二天孝宗去世。
　　武宗继位，刘健等对诸弊政进行治理。凡是孝宗所想兴办或罢免的全都以遗诏形式下令施行。刘瑾是原东宫太监，与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丘聚、高凤、罗详等八人一同受重用，时称之“八党”，每天带领武宗游玩嬉戏，诏书所颁列的条款一概阻止不去实行。京师从六月到八月下雨。刘健等上言道“：陛下登基诏书发出，全国欢呼，盼望太平。到现在两个月了，未听说精简多少闲散人员，节省多少糜费。诏书所载，仅仅是一纸空文。因此阴阳失调，晴雨失常。如监局、仓库、城门及四方守备内臣增置几倍，朝廷养军匠花费数以万计，仅仅为了满足军队的役使，却不愿淘汰。对那些荒废职事、糜费俸禄的文武大臣怎可不贬斥？给画史、工匠滥授官多至几百人，怎不罢免？内承库年开支白银数百余万两，并无记录，司钥库贮存钱数百万，也不知有否，怎不查核。至于释放皇宫花园的珍禽奇兽，遣散前朝宫人，都是新朝政事，首先需要办理的，而陛下全然不去施行，拿什么去抚慰全国臣民的期望呢？”武帝虽然回复语气和缓的诏命，然而左右的宦官一天比一天放纵，各种费用日益增多。武宗享祀郊庙，宦官带刀披甲簇拥在圣驾后面。内府诸监局佥书多到一百几十人，光禄寺每天的供应骤增几倍。刘健等尽力陈述其弊病，请求武宗勤于政事和讲学，武宗只说知道了。
　　正德元年(1506)二月，武宗听从尚书韩文的话，京城地区皇庄由有司征税，而每庄仍留宦官一人、校尉十人。刘健等说“：皇庄既然是供奉两宫太后的，就应该全部交付有司管理，不应该仍由私人主管，反而失去朝廷尊亲的本意。”接着详细地说明内臣管理庄田侵扰百姓。武宗不理睬。吏、户、兵三部以及都察院各有奏疏，争论职权范围，为皇帝身边的佞臣所阻挠。刘健等草拟旨文，武宗不同意，令重新草拟，刘健等极力劝谏，称：“奸商谭景清的败坏盐政，北征将士的无功授官，武臣神英的负罪轻视法令，御用监书吏坏乱考试制度，都是以一二个人的私恩，破坏了百年定制。况且现今政令维新，而地震天鸣，白虹贯日，恒星白天出现，太阳无光。内贼横行，外寇猖獗，财匮民穷，埋怨毁谤交相发生。而朝廷内外不法臣僚正乘机作恶，排除忠直人士如排除仇敌，保护奸佞小人如保护亲生骨肉。这种情形一天比一天严重，祸变的到来恐怕不远了。臣等受到先帝的信任，被当作心腹。近来圣旨从宫中颁下，丝毫不让我等知道。如有所筹划竟听从奸臣随意改变。诸如此类，不可胜举。臣等如再顾惜自己的身家性命，一起阿谀顺从，那么就欺上误国，死有余辜。所拟定的四疏，不敢再更改，谨以原来拟定的进献。”武宗不理。
　　过了几天，刘健又说：“臣等时遇先帝临终授予遗命，诚恳地将陛下托付臣等，对此知遇之恩，臣等刻骨铭心，发誓以生命作为报偿。陛下的即位诏书颁发后，天下人伸长脖子盼望政事革新，然而朝令夕改，迄今无安宁的日子。百官各府，仿效成风，不是搁置不行，就是完全改变了诏令本意，敢于上言的认为是多话，干事的认为是无中生有，接连上奏说是轻慢打扰，治理剔除弊政说是变乱更改；对于有关民生国计的事，则置若罔闻，有关涉及到近幸、贵戚的事，则竭力保护牢不可破。臣等心里知道不能说这些，从君臣之义上说应当知无不言，比如对盐法、赏功诸事的上言全面地陈述了其利害。期待数日，未见批复。如果认为臣等说的对，应当下令施行，如果说的不对，就应当斥责。而搁置宫中不回复，就像没有这件事。政出多门，过失归于臣等。宋儒朱子曾说：‘一天在于其位，则一天尽职于其官职；一天不尽职于其官职，则不敢一天立于其位。’如果只冒顾命大臣之名而不尽辅导之实，既有负先帝，又负于陛下，天下后世将会说臣什么呢？恳请陛下明察，特此赐臣退休。”武宗好言安慰挽留，但刘健所拟四疏仍不批下来。
　　过了五天，刘健等又上疏，一一列举政令十大失策，指责贵戚、近幸尤其痛切。接着再次重申以前的请求。武宗不得已，才将前疏批下来，命令主管部门详细商议。刘健知道自己的志向终归行不通，首先上奏章恳请退休返乡，李东阳、谢迁接着也提出退休请求，武宗都不批准。不久主管部门商议结果出来，与刘健的要求相符。武宗勉强表示同意，于是诸失利者都对刘健恨得咬牙切齿。
　　六月六日，刘健又上言说：“近日以来，陛下不上朝的时候太多，处理奏章等政务越来越晚，游玩嬉戏面更广，径直命令停止御前讲席。臣等愚昧，不知陛下宫中有何事比这还要紧的。滥赏胡乱花费是不能立崇尚节俭的风尚，射箭、钓鱼、打猎是不能修养仁人之心，鹰犬狐兔为田野之物，是不可以养在朝廷，持弓箭着盔甲是战事的象征不可以在宫禁里摆弄的。现在圣学很长时间不讲，对正直的人不信任，忠直之言听不进，下情不能上达，而这几者交杂在一起，臣不胜忧虑和恐惧。”武宗说“：朕听说帝王不可能无过错，贵在改过。卿等说的对，朕当改正。”刘健等于是记录廷臣所陈述有关时政的重要部分，请求放在皇帝座位旁边以早晚省察浏览；疏中还说不要单独骑马驰骋，轻易离开皇宫；不要频繁临幸宦官居所、乘船游湖；不要沉湎于养鹰犬拉弓射箭；不要接受内侍进献的饮食。疏呈送上去后，武宗回答知道了。先前，孝宗陵墓完工，刘健等即要求开御前讲席。武宗起初勉强答应，后来多次以朝见两宫太后停讲，或者说要骑马出行。刘健等对武宗进谏恳切至极。八月，武宗已经大婚，刘健等又请开讲，武宗下令等到九月，到期又命停午讲。刘健等拿先帝故例，要求每日二次进讲，力争没有结果。
　　当时，刘健等恳切地上疏劝谏多次，而由于武宗亲近小人，终究没有改变。不久派宦官崔杲等监督织造，求盐一万二千引。主管部门就此事上奏，给事中陶谐、徐昂，御史杜..、邵清、杨仪等先后进谏，刘健等也说不行。武宗召刘健等到暖阁面议，对武宗的许多责问，刘健等都给予恰当的回答，武宗见难不倒他们，最后严肃地说“：天下事哪能都是宦官所败坏，朝臣坏事的十有六七，先生辈也应明白这一点。”接着命崔杲所求的盐引如数发放。刘健等退下，第二次上奏章说不能这样。武宗自愧失言，就同意了刘健等所奏的。于是朝廷内外都高兴，认为武宗或许可以改过。
　　刘健等就谋划除掉“八党”，接连上奏章请求诛“八党”。言官也相互议论宦官罪状，刘健、谢迁及李东阳上的奏章很严厉。武宗派司礼到内阁说“：朕已改过了，那就为朕赦免他们。”刘健等说：“他们得罪祖宗，不是陛下能赦免的。”又上言说“：君王对于小人，不了解而误用，天下尚且希望君王了解后而除掉。了解了而不去掉则小人更加放肆，君子更加危险，以至于纷乱不停，况且邪正不可并立，现在举朝要除去这几个人，陛下又知道他们的罪行而留其在左右，不仅仅朝臣疑虑恐惧，这几人自己也不会安心。上下猜疑，朝廷的内外不合，祸乱就由此而起。”武宗不听。刘健等以辞职为挟进行谏争。刘瑾等八人十分窘迫，相对哭泣。而尚书韩文等又上疏，于是武宗命司礼王岳等到内阁商议，一天来三次，想将刘瑾等安置在南京。谢迁想就此诛杀刘瑾等，刘健推开几案哭着说：“先帝临终前，拉着我的手，将国家大事托付，现在坟土未干，而让此辈败坏到这种地步，臣死有何脸面见先帝！”刘健声色俱厉。王岳向来刚正疾恶，慨然说：“内阁议论得对。”宦官范亨、徐智等也这样认为。这天晚上，刘瑾八人更加着急，围绕在武宗面前哭。武宗发怒，立即将王岳等抓进诏狱，而刘健等不知道，正依仗王岳做内应。第二天，韩文倡导九卿伏阙再三谏争，刘健迎面碰着说：“事快要成了，公等只管坚持。”顷刻事情大变，八人都宽恕不问罪，而刘瑾执掌司礼。刘健、谢迁于是要求辞职，武宗赐敕书提供车马食宿，按照旧例付给月粮及每年的役工。
　　刘健退职以后，刘瑾还怀恨不已。第二年三月十日，拟诏列五十三人为奸党，以刘健为首，贴在朝堂。又过二年，削去刘健的官籍，贬为百姓，追回诰命文书。刘瑾被诛杀后，刘健恢复官职，后退休。后来听说武宗几次出巡游玩，总是叹息不进食，他说：“我有负先帝。”世宗即位，命官员送敕慰问，将刘健与司马光、文彦博相比，赏赐有加。到刘健年近九十岁，世宗诏令巡抚大臣到他府第送束帛、活羊、上等醇酒，封其孙子刘成学为中书舍人。嘉靖五年(1526)去世，终年九十四岁。留上数千言的遗表，鼓励世宗修身勤学，亲贤远佞。世宗惊悸悲痛，赏赐很重，追赠太师，谥号文靖。
　　刘健气度威严，以身作则。退朝后，同事私下晋见，他不说一句话。许进一伙要推荐焦芳进入吏部，刘健说：“老夫不久归田，这个座位将为焦芳所有，恐怕诸公都要受其所害了。”后来七人果为焦芳所排挤。李东阳用诗文引导后来人，海内人士都击掌谈论文学，刘健好像没听见，独教人研究经学，寻求性理的根源。其事业光明伟大，在明朝辅臣中很少有人可以与之相比。
　　谢迁，字于乔，余姚人。成化十年(1474)，乡试第一名。第二年考中进士，又是第一名。授修撰职，接着升任左庶子。
　　弘治元年(1488)春，宦官郭镛提出预选妃嫔以备六宫。谢迁上言道“：先帝陵墓未完工，理应等待。除服之期也不远了。陛下年轻，请等居丧期满后再慢慢地商议也不晚。”尚书周洪谟等也同谢迁意见一致，孝宗同意了。孝宗为太子时，谢迁已是讲官，到这时，参加日讲，致力于竭诚启发开导皇帝。日讲前天晚上，他必定衣冠整齐地练习背诵，到进讲时，对词的讲解详细准确，获得孝宗多次称赞。晋升为少詹事兼侍讲学士。
　　八年(1495)朝廷下诏书命谢迁同李东阳进入内阁参预机要事务。时逢谢迁居丧期间，他极力推辞，直到服满才接受任命。升任詹事兼任原来官职。皇太子前往封地，加封谢迁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他上疏鼓励太子亲贤远佞，勤于学习，力戒一味享乐，孝宗很赞赏。因为大同发生战事，满足不了供应，尚书马文升请求增加南方两税折合的银两。谢迁说“：先朝因为南方的赋税重，所以用折银的办法解决，假如又增加，恐怕百姓不堪忍受。况且富国在于节省费用，如果花费无节制，即使增加赋税又有什么用？”尚书倪岳也持反对意见，此议于是搁置下来。
　　孝宗晚年感慨地要治理弊政，而内府诸库及粮仓、马坊的宦官行奸枉法，不能深入追究。御马监、腾骧四卫勇士自以为禁军不隶属兵部，一律以空名领取粮饷，其弊尤为厉害。谢迁趁此机会向孝宗提出来，孝宗命令草拟旨文禁止。谢迁说“：虚言禁止无益，应该命官署收集弊端，详细地奏报朝廷。然后严格订立条约，违犯者必诛，那样积蠹可望除掉。”孝宗表示同意。
　　谢迁仪表英俊魁梧，秉性正直聪明。他与刘健、李东阳一同辅政，而谢迁处事敏捷，善于提出主张。时人为之有言道：“李公善于谋划、刘公善于决断、谢公尤其善于侃侃而谈。”天下人称谢迁为贤相。
　　武宗即位，又封他少傅兼太子太傅。几次进谏，武宗都不听。因天变无常，他极力要求辞官，武宗就安慰挽留他。后要求诛杀刘瑾不成功，于是与刘健一起辞官返乡，朝廷对他的赏赐等礼数都与刘健一样。而刘瑾对谢迁的怨恨不解。焦芳已经靠依附刘瑾进入内阁，也恨谢迁曾举荐王鏊、吴宽代替自己，没有举荐他，就直接从内宫取圣旨强制罢免谢迁的弟弟兵部主事谢迪，贬谢迁的儿子编修谢丕为民。
　　四年(1509)二月，因为浙江应诏所推荐的才德双全人士，余姚的周礼、徐子元、许龙，上虞的徐文彪都是谢迁的同乡，而草拟诏书的是刘健，刘瑾一伙想借此算成谢、刘二人的罪状。假传圣旨称余姚隐士为何这么多？此必定是徇私情而援引，将周礼等人关进诏狱，供词牵连到刘健、谢迁。刘瑾要逮捕二人，没收其家产，李东阳从中极力化解。焦芳在旁边厉声说：“纵使从轻宽恕，也应当取消原有身份。”圣旨下，同焦芳说的一样，周礼等都被罚戍边。尚书刘宇又弹劾刘、谢所辖两部门向上汇报失实，被判罪罚米，有的削去门籍。另外诏令从今后余姚人不得当选京官，并写成条文。这年十二月，言官根据刘瑾的意图，请求收回刘健、谢迁以及尚书马文升、刘大夏、韩文、许进等的诰命，下诏一并追还所赐的玉带衣物，同时被收回诰命的人有六百七十五人。当时，人们都为谢迁担心，而他与客人下围棋、赋诗镇定自若。刘瑾被诛，他恢复官职，后辞官退休。
　　世宗即位，遣使慰问谢迁，起用谢迪为参议，谢丕恢复翰林院的官职。谢迁于是派儿子谢正入朝致谢鼓励皇帝勤学、师法祖先、纳谏。世宗优容地下旨回复。嘉靖二年(1523)，又下诏命有关部门去慰问。六年，大学士费宏推举谢迁代替自己，杨一清想阻止张璁入选，也尽力推荐谢迁。世宗于是派遣官员送去自己亲手写的诏书到谢迁家启封宣旨，命巡抚、按官敦促他上路。谢迁时年七十九岁了，不得已接受任命。等到他到朝廷，而张璁已经进入内阁，杨一清因为官职高于谢迁而无意辅助他。谢迁任职数月后极力请求离去。世宗对待他更加优待，天寒免去上朝参拜，除夕日赐御制诗，有病时则派遣太医去为他治病，并赐药和食物，光禄送去酒食，道路上尽是派往谢迁家慰问的使者。谢迁终究在第二年三月辞官回家。十年在家去世，享年八十三岁。追赠太傅，谥号文正。
　　谢迪官至广东布政使。谢丕乡试第一名，弘治末年，考中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追赠礼部尚书。
　　李东阳，字宾之，茶陵人，以军籍身分居住京城。他四岁能够写一尺见方的大字，明景帝召见了李东阳，并且当面测试，景帝非常高兴，将东阳抱着放在自己的膝上，赐给他水果和纸币。后来景帝又两次召东阳讲解《尚书》要义，很合景帝的心意，命他进入京学。天顺八年(1464)，李东阳十八岁，考中进士，被推选为庶吉士，授予编修职位。逐渐升为侍讲学士，担任东宫讲官。
　　弘治四年(1491)，《宪宗实录》编纂完毕，李东阳由左庶子兼侍讲学士，提升为太常少卿，仍旧兼任着以前的官职。五年，因发生旱灾朝廷广开言路。东阳一条条摘录《孟子》七篇的要义，附上对时政得失的看法，共计数千字，呈送皇帝，明孝宗很赞赏。内阁大臣徐溥等因为皇帝的文告命令繁多，请求仿照先朝王直旧例设官专门负责。于是提升东阳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进入内阁专门主管诏书命令。八年以现任职务进入文渊阁，参预机要事务，与谢迁同一天到位。过了一段时间，进升为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弘治十七年(1504)，阙里庙重新建成，东阳奉命前去祭祀。返回后上疏说：“臣奉使命急速上路，正遇上极为严重的旱灾。天津一带，夏麦已经枯死，秋稻还未下种，纤夫衣不遮体，扛锄的农人一副饥饿的面容，盗贼四处横行，其中青州尤为严重。南方来的人说，江南、浙东的道路上挤满了流亡的人，地方户口减少，军队人员空虚，仓库里无十天的积储，做官的短缺好几年的俸禄。东南是国家财赋重地，一年的大荒已经到如此地步，北方人苟且懒惰，向来没有积蓄，如果今年秋天再歉收，民众如何承受得了？事情的变数，恐怕是难以预测的事。臣虽然长期在官署，天天接触奏章奏议，但如果不是经过这地方，仍然不可能了解这些情况，何况陛下深处皇宫之中呢？
　　“臣在路上察访，都说吃白饭的闲散人太多，国家的费用没有常规，差使劳役频繁，苛捐杂税重叠。京城大兴土木，使服劳役的军士财力竭尽，每逢遇到操练，宁死不去。世家豪族所占的田地面积跨越郡县，还不断向上伸手要求再赐。亲王前往封地，供应十万至二三十万两。游手好闲的人，以皇亲仆从为名往往在关口、渡口及都会城市大开市场、店铺，来收取商税。国家建都在北方，供应依赖东南，商人都害怕地跑了，这远不是什么小事情。再有织造内官放纵手下人骚扰，守闸官吏没有不惊骇而跑的，当地穷困小商小贩没有不骚动的。这又是臣所亲眼看见的事。
　　“民间的情况，郡县官府不了解，郡县的情况，朝廷不知道，朝廷的情况，深宫也不知道。起初为容忍遮盖，最后发展到蒙蔽。容忍的事端还小，蒙蔽的祸患就很深。臣在山东听说陛下由于灾害异常现象屡次出现，下命令要群臣不要忌讳把话都说出来，然而诏书频频下达，群臣在奏章奏议中都已把自己的见解陈述。但是事关内廷、贵戚的事，一动就受到牵制，经过好几年，拖了很长时间，最后都杳无音信。我的确担心今天所说的那些话又成为虚文。请求取出以前朝廷内外条奏，仔细地加以选择，当机立断予以实施。”孝宗表示赞许，全部条奏交给所主管官署。
　　这时，孝宗几次召内阁大臣当面议政。李东阳与首辅刘健等尽心献言，对于有关时政的过失必定尽言极谏。东阳擅长古文，阁中奏议大多是他写的。奏议发出，天下传阅吟诵。第二年孝宗去世，东阳与刘健、谢迁一同接受顾命，辅助太子。
　　武宗即位，又连续加封东阳为少傅兼太子太傅。刘瑾进入司礼监，东阳与刘健、谢迁当天就要求辞去官位，皇帝御旨去掉刘健、谢迁的官职，而独个留住东阳。东阳感到耻辱，第二次呈上奏章恳请辞位，皇帝不允许。当初，刘健、谢迁坚持要诛杀刘瑾，言辞非常严厉，只有李东阳语调稍微缓和，因此被独留。刘健、谢迁临行时，东阳在路上设的饯行宴上流下眼泪，刘健严肃地说：“为什么流泪？假如那天你也力争诛杀刘瑾，那就与我们一起离去了。”东阳无话可说。
　　刘瑾得志之后，大力打击抑制朝官。而新调入阁的焦芳助长了刘瑾的残暴，老臣、忠直人士几乎被放逐干净。东阳愁闷不安很不得志，也小心谨慎地躲避祸患。焦芳嫉妒东阳位居自己之上，一天到晚在刘瑾面前说李东阳的坏话。此前，东阳奉命编纂《通鉴纂要》，完成之后，刘瑾命人挑出笔画小毛病，免除誊录官好几名，企图借此祸及东阳。东阳大为窘迫，请焦芳与张彩进行调解，才了结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