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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 [两汉]
介绍
作品影响
《史记》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成就
作品出狱后,司马迁改任中书令,发愤撰写史书,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史记》最初没有书名,司马迁将书稿给东方朔看过,东方朔佩服不已,将其命名为《太史公书》,后世称《太史公书》为《史记》。“史记”原本乃各国史书的通称,司马迁的著述也正是参考战国时期各国史记所作。但后来因为《太史公书》的影响,大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成为此书专名。司马迁完成《史记》后,知道该书不被当世所容,故预先将副本存之名山,流传后世。《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郑樵称:“六经之后,唯有此作”。鲁迅称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赵翼《廿二史札记》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货殖思想司马迁《货殖列传》的开篇,即引用老子的至治理想,而且全篇自始至终都被道家“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自然主义思想所笼罩。开篇所引《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接着是司马迁自己的话:“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这段引文省去了《老子道德经》原文中“小国寡人,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几句,并补入了“至治之极”四个字,由此可见司马迁对《老子》这段话的重视,而紧接着引文而来的就是司马迁自己的观点——“必用此为务”。在这里,司马迁表面上是引用老子的话,实际上是借老子之口说出了被他改造过和发展了的至治理想。他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内核,有意识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会“小国寡人”和奴隶社会“使民”如何的思想,体现了深得道家精髓的“与时迁移”思想。司马迁的这种至治理想,其核心是天道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司马迁的至治理想堪与孔子“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理想相并论,区别在于后者重秩序安排,而前者重自然演进。王充在《论衡命禄》中引用“太史公曰”,进一步概括了司马迁的“天道自然观”思想。太史公曰:“富贵不违贫贱,贫贱不违富贵。”“夫富贵不欲为贫贱,贫贱自至;贫贱不求为富贵,富贵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
天文成就在两汉时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司马迁。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对天文星象精到造诣的专家。其实只要仔细读其《史记》的《天官书》、《律书》、《历书》,就可明白称他为天文星家专家决非虚誉。像司马迁这样博大精深的文学大师,绝对不会自划范围,限制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探索领域。古代的史官本来以星历之事为其本职之一,故精通星象之学也不足为奇。不过司马迁能用史学家的高赡远瞩的眼光,把星象学与历史问题结合起来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可是其他星象家和史学家皆望尘莫及的高明之处。司马迁并没用星象学去占测具体的人事变异,而是用来总结历史规律,这不能不说是他对星系学的创造性应用。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遗业,完成《史记》及“推古天变”之任务,并明确表述为“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其结论表述在《天官书》中,即据春秋242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等星象,联系点天子衰微、诸候力政、五伯代兴及到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动荡,而总结出天运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大备的“大数”,最后才认为“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天文学之应用的最重要之范例,在整个星学历史上占有最高地位。此外,司马迁又总结了战国以来的天文学的基本原则,表述如下:“我仔细检查史书的记裁,考察历史上的事变,发现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现象。五星在逆行时,往往变得特别明亮。日月的蚀食及其向南向北的运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周期,这是星象学所要依据的最基本的数据。而星空中的紫宫星垣和东西南北四宫星宿及其所属的众多星辰,都是位置不变的,它们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离也是一定不变的,它们的分布排列象征着天上五官的位置。这是星象学中作为‘经’亦即不变的依据。而水、火、金、木、土星则是上天的五位辅住,它们的出现隐伏也有一定的时间和周期,但其运行速度快慢不均。这是天文学中的‘纬’亦即经紫变动的部分。把这些固定的和变动的两种星象结合起来,就可以预测人事的变化了。”
历史评价
汉代汉代研究《史记》的名家,当推扬雄和班固,他们都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扬雄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子长多爱,爱奇也。”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为历人者所赞同,直到现在。班固是汉代系统评论司马迁的第一人,《汉书》中有《司马迁传》。班固在赞语中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说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可谓一语中的,世称其当,后人皆服。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唐代唐代研究《史记》成就最大者当推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韩、柳肯定了《史记》一书的文学价值,奠定了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宋元宋人赞司马迁,其著名者为马存赞司马迁的壮游和郑樵赞司马迁的五体结构。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可见郑樵对《史记》评价之高。
明清金圣叹把《史记》作为“六才子书”之一,评论《史记》序赞九十多篇。他在评《水浒传》、《西厢记》中多次赞扬司马迁,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他说:“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在评《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司马迁“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金圣叹可谓司马迁的知音。他对《史记》与小说关系的探讨独树一帜。“《水浒传》方法即从《史记》出来”,“《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是一篇列传。”清人张竹波更直言:“《金瓶梅》是一部《史记》。”可见《史记》对后世小说写作技巧的广泛影响。钱谦益在《物斋有学集》中说:“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他认为司马迁创立的五体结构,成为历代史学家编史的样本,发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章学诚在史学理论名著《文史通义》中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他认为《史记》一书“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司马迁有卓见绝识之能,《史记》有发凡创例之功。由于司马迁有卓绝千古的识力和笔力,《史记》是“经纬乎天人之际”的一家之言,章学诚俨然比于后无来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专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司马迁的五体结构史学框架,一经创立,即为经典。纵观廿四史,无一例外。赵翼称为“史家之极则”,可谓精当之至。
近现代梁启超认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梁启超对《史记》评价颇高,认为《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是一部博谨严著作。他认为:史记之列传,借人以明史;《史记》之行文,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史记》叙事,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因此他主张对于《史记》,“凡属学人,必须一读”。鲁迅在《汉文学史纳要》一书中有专篇介绍司马迁。鲁迅认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因而《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的评价成为《史记》评论中的不朽名言。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文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毛泽东对司马迁很佩服,认为“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郭沫若特别赞赏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师实在值得我们夸耀,他的一部《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或者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1958年郭沫若在为司马祠题写的碑文中对司马迁有“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的赞语。由此可见,郭沫若认为《史记》的文学成就是极高的。翦伯赞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山祖师,《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他说:“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一座不朽的纪念碑。”他还说:“《史记》虽系纪传体,却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生动的描写。所以我以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郑振铎认为:自司马迁以来,便视历史为时代的百科全书,所以司马迁取的材料,范围极广,自政治以至经济,自战争以至学术,无不包括在内,其所网络的范围是极其广大的。所谓“文学史”也常常被网络在这个无所不包的“时代的百科全书”之中。杜鹏程在《韩城市志》序中说:“韩城素称文史之乡,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司马迁的故里,一向文化较为发达。……历朝各代,名人辈出,其中以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最为著名,其宏伟巨著《史记》闻名中外,影响深远。”师哲说:“1940年3月,我从苏联回到延安后的第二天,周恩来领我去见毛主席,他同我亲切握手之后,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韩城人。”毛主席说:“喔,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你和司马迁是同乡。”对此我惊诧,我想,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抗日,领导全国人民翻身闹革命,昼夜操劳,日理万机,还不忘读《史记》,而且还能准确记住它的作者的籍贯,真了不起。”“司马迁刚直不阿,秉笔直书,所以封建统治阶级不喜欢他。1940年是人民的天下,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我们应该大张旗鼓地、理直气壮地宣传其人其书其精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给司马迁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像他这样对人类历史文化有贡献的,举世公认的人,历史文化名人,全国有几人?我们应该好好地读其书,学其人,弘扬其精神。”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西汉景、武年间,在黄河龙门的一个小康之家中,司马迁出生了。司马迁的祖父司马喜在汉文帝诏入栗米受爵位以实边卒的政策下,用四千石栗米换取了九等五大夫的爵位,因此全家得以免于徭役。
年幼的司马迁在父亲司马谈的指导下习字读书,十岁时已能阅读诵习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汉武帝建元年间,司马谈到京师长安任太史令一职,而司马迁则留在龙门老家,身体力行,持续着耕读放牧的生涯。
学游天下稍稍年长之后,司马迁离开了龙门故乡,来到京城长安父亲的身边。此时司马迁已学有小成,司马谈便指示司马迁遍访河山去搜集遗闻古事,网罗放失旧闻。去司马迁在二十岁时开始游历天下,他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疑。窥九疑后北上长沙,到旧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展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文化,观孔子留下的遗风,受困于鄱、薛、彭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回到长安时任太史令的父亲司马谈身边。
回朝为官因为父亲司马谈的缘故,司马迁回京后得以仕为郎中。
汉武帝元鼎六年,驰义侯授命平定西南夷,中郎将郭昌、卫广率八校尉之兵攻破且兰,平南夷。夜郎震恐,自请入朝称臣。汉军又诛邛君,杀笮侯,冉震恐,请臣置吏。随后汉武帝在西南夷设置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五郡。而此时正随汉武帝东行巡幸缑氏的司马迁在继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之后,再次出使西南,被派往巴、蜀以南筹划新郡的建设。随后又抚定了邛、榨、昆明,在第二年回朝向武帝覆命。
父授遗命汉武帝元封元年春天,汉武帝东巡渤海返回的路上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作为参与制定封禅礼仪官员的司马谈却因病留滞在周南未能继续前行,更因此而心中愤懑以致病情加重。奉使西征的司马迁在完成任务后立即赶往泰山参加封禅大典,行到洛阳却见到了命垂旦夕的父亲。
弥留之际的司马谈对司马迁说:“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舜夏禹时就取得过显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后来衰落了,难道要断送在我这裹吗?你继为太史,就可以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如今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到泰山封禅,而我不得从行,这是命中注定的啊!我死以后,你一定会做太史;做了太史,你千万不要忘记我要编写的论着啊。况且孝,是从侍奉双亲开始的,中间经过事奉君主,最终能够在社会上立足,扬名于后世,光耀父母,这是孝中最主要的。天下称颂周公,是说他能够歌颂周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召的遣风,使人懂得周太王、王季的思想以及公刘的功业,以使始祖后稷受到尊崇。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落,礼乐损坏,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文献典籍,振兴被废弃了的王道和礼乐。整理《诗》、《书》,著作《春秋》,直到今天,学者们仍以此为法则。从鲁哀公获麟到现在四百多年了,其间由于诸侯兼并混战,史书丢散、记载中断。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贤明的君主,忠义的臣子的事迹,我作为太史而不予评论记载,中断了国家的历史文献,对此我感到十分不安,你可要记在心里啊!”司马迁低下头流着泪说:“小子虽然不聪敏,但是一定把父亲编纂历史的计划全部完成,不敢有丝毫的缺漏。”
私淑古今贤因为在长安任职,又缝“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汉武盛世,司马迁得以结识汇聚于长安的天下贤能之士。包括贾谊之孙贾嘉,公孙季功,樊哙之孙樊他广,平原君朱建之子,冯唐之子冯遂,田叔少子田仁,梁人壶遂,杜陵苏建等。然而,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董仲舒与孔安国。
司马迁与上大夫壶遂讨论文学之时曾说过:“我听董生说:‘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而纵观《史记》可知董仲舒之公羊学对司马迁的影响主要为:其一,公羊家颂扬汤武革命,主张以有道伐无道,成为《史记》反暴政的思想基础;其二,公羊家尊王攘夷&主张大一统的思想,成为《史记》贯串全书的主要观念;其三,公羊家崇让、尚耻之义是《史记》褒贬历史人物的道德标准。因孔安国为孔子后人,家中有当世失逸的《古文尚书》十余篇,并兼通今古文学。故而司马迁亦尝就《古文尚书》问故于孔安国,学习古文经学的故训,以及别择古文资料的古文学,掌握考信历史的方法。而《古文尚书》作为整个古文学的核心,司马迁写上古三代史亦从中作了大量的引用。司马迁曾在《史记·孔子世家》给给予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高度赞扬。其亦吸收孔子学说和六艺经传的精华,效法孔子精神,继《春秋》作《史记》,完成一代大典。
讨论改历汉武帝太初元年,汉朝自建立以来已经102年了。汉室建立之初,诸事草创,大部分都沿袭了秦朝的制作。历法则采用了较为贴近的《颛顼历》。尽管如此,《颛顼历》对朔、晦的计算亦与实际情况相异。于是时任太史令的司马迁和大中大夫公孙卿以及壶遂等人向汉武帝进言说:“《颛顼历》已经不适合现·在的情况了,因该重新定制历法。”。而御史大夫儿宽恰好懂得经学,汉武帝便命令儿宽去与众博士商议修改历法等事情。并于同年,命令公孙卿、壶遂、司马迁、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人讨论定制《汉历》。
遭受腐刑汉武帝天汉二年,武帝想让李陵为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的贰师将军李广利护送辎重。李陵谢绝,并自请步兵五千涉单于庭以寡击众,武帝赞赏李陵的勇气并答应了他。然而,李陵行至浚稽山时却遭遇匈奴单于之兵,路博德援兵不到,匈奴之兵却越聚越多,粮尽矢绝之后,李陵最终降敌。武帝愤怒,群臣皆声讨李陵的罪过,唯有司马迁说:“李陵侍奉亲人孝敬,与士人有信,一向怀着报国之心。他只领了五千步兵,吸引了匈奴全部的力量,杀敌一万多,虽然战败降敌,其功可以抵过,我看李陵并非真心降敌,他是活下来想找机会回报汉朝的。”然而,随着公孙敖迎李陵未功,谎报李陵为匈奴练兵以期反击汉朝之后,武帝族了李陵家,而司马迁也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被定为诬罔罪名。诬罔之罪为大不敬之罪,按律当斩。
面对大辟之刑,慕义而死,虽名节可保,然书未成,名未立,这一死如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之死无异。想到文王拘于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时著作《春秋》,屈原放逐才赋有《离骚》,左丘失明乃有《国语》,孙膑遭膑脚之刑后修兵法,吕不韦被贬属地才有《吕氏春秋》传世,韩非被囚秦国,作《说难》和《孤愤》,《诗》三百篇,大概都是贤士圣人发泄愤懑而作。终于,在那个“臧获婢妾犹能引决”的时代,司马迁毅然选择了以腐刑赎身死。至此,司马迁背负着父亲穷尽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面对极刑而无怯色。在坚忍与屈辱中,完成那个属于太史公的使命。
史记得传司马迁有一个女儿嫁给杨敞。杨敞在汉昭帝刘弗陵时期,曾官至宰相。杨敞有两个儿子,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给杨家生的两个儿子,大儿子杨忠,小儿子杨恽。杨恽自幼聪颖好学,他的母亲把自己珍藏着的并且深爱着的《史记》,拿出来给他阅读。杨恽初读此书,便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爱不释手,一字字、一篇篇,非常用心地把它读完。杨恽成年之后,还把它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总是热泪盈眶,扼腕叹息。在汉宣帝的时候,杨恽被封为平通侯,这时候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司马迁这部巨著正是重见天日的时候,于是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从此天下人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
介绍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夏阳人,一说龙门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也是一位思想家。他撰写的《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他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史记》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完成的史学巨著《史记》,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他被后人称为“历史之父”。他的名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史书,也是一部不朽的文学名著,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青少年时期的司马迁是在家乡度过的,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刻苦。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作了郎中。他曾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
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司马谈学问渊博,曾“学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在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司马迁接替其父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继承其父对《史记》的编纂。
公元前99年,李陵进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获罪被捕,被判宫刑。“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为了完成父亲遗愿,司马迁含垢忍辱忍受“宫刑”。
公元前96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他55岁那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成就了《史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大事年表
幼年公元前145年司马迁出生于龙门。公元前140年6岁,在故乡读书。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公元前136年10岁,在故乡。《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按:司马迁10岁左右,即在故乡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公元前135年11岁。窦太后死,汉地区冲突罢绌老刑名百家之言,重新发动尊儒。一说司马迁出生于这一年。公元前134年12岁。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青年公元前127年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汉武帝从主父偃建议迁民于茂陵。司马迁随家迁于京城。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公元前126年20岁,游历各地。司马迁漫游江淮,到会稽,渡沅江、湘江,向北过汶水、泗水,于鲁地观礼,向南过薛、彭城,寻访楚汉相争遗迹传闻,经过大梁,而归长安,历时数年,为协助父亲著作史记做准备。公元前124年22岁。公孙弘为丞相,请为博士置弟子员五十人。司马迁得补博士弟子员。公元前123年23岁,为郎中。以考试成绩优异为郎中,即皇帝的侍卫官。公元前122年24岁,为郎中。司马迁侍从武帝巡视至雍,祭祀五帝。获白麟。司马谈始修《太史公书》。《史记》原计划记事止于此年。《太史公自序》:“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扣来司马迁修改下限述于太初末年。公元前119年28岁,为郎中。汉武帝游鼎湖,至甘泉,司马迁以郎中身分侍从。
中年公元前113年33岁,为郎中。随汉武帝祭祀五帝到雍,到河东。有司与太史公司马谈、祠官宽舒议祭祀后祠。始立后土祠于汾阴。冬十月,“武帝自夏阳东幸汾阴”,司马适随武帝回夏阳故乡。公元前112年34岁,为郎中。冬十月,司马迁以侍中身分侍从汉武帝巡行至西北的扶风、平凉、崆峒。太史公谈、词官宽舒等向武帝建议立泰坛。太史公谈议泰典礼。公元前111年35岁,为郎中将。汉武帝与公卿、诸生议泰山禅。司马迁受命为郎中将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到达邛、笮、昆明,安抚西南少数民族,设置五郡。公元前110年36岁,为郎中。汉武帝前入泰山封禅,太史公司马谈随行,至周南而病危。司马迁自西南归,见父于周南。谈临终嘱司马迁继孔子而续《春秋》。司马迁以郎中身分侍从汉武帝至泰山,又至海边,自碣石至辽西。又经北边、九原,五月回到甘泉。公元前109年37岁,为郎中。春,司马迁随汉武帝到缑氏,又到东莱。四月,黄河决口,司马迁从武帝至濮阳瓠子决口处,与群臣从官负薪塞黄河决口。公元前108年38岁,为太史令。继父职为太史令。《太史公自序》:“太史公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绅石室金匮之书。”与朋友挚峻书信往还,勉励其抛弃隐居生活,立志于事业,从而立德、立言、立功。公元前107年39岁,为太史令。冬十月,司马迁随汉武帝至雍,祭祀五帝。经回中道,批出萧关,经涿鹿,从代地而还,经河东回长安。公元前106年40岁,为太史令。冬,司马迁随武帝至南郡盛唐,望祭虞舜于九嶷山,自寻阳过长江,登庐山,北至琅琊,增封泰山,沿海而行。公元前105年41岁,为太史令。冬,司马迁随汉武帝行至回中。三月,经夏阳至河东,祭于后土祠。公元前104年42岁,为太史令。司马迁与上大夫壶遂等制定《太初历》,汉武帝宣布废《颛顼历》,改用此历法。太初历对后代有极大影响。冬十月司马迁随武帝祭泰山。司马迁开始著述《史记》。公元前103年43岁,为太史令。司马迁专心著述。公元前100年46岁,为太史令。苏武出使匈奴被扣,武帝发兵讨伐匈奴。李陵为将,请“自当一队”。公元前99年47岁,为太史令。三月,司马迁随汉武帝至河东,祭祀后土。十一月,李陵战败被匈奴俘虏,司马迁因替李陵讲公道话,而被捕入狱,后被释放。公元前98年48岁。李陵被灭族。司马迁为著作史记而忍辱苟活,自请宫刑。《悲士不遇赋》约作于是年。公元前97年49岁,为中书令。被赦出狱,任中书令。《汉书·司马迁传》:“迁既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发愤著史记。公元前93年53岁,为中书令。任安此年四、五月间有信给司马迁。公元前91年55岁,为中书令。完成《史记》。《报任少卿书》说:“仆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改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公元前90年56岁。司马迁约于公元前90年前后去世。死因不明。一说司马迁死于公元前87年,又一说死于公元前86年。《汉书·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郭沫若《关于司马迁的死》:“下狱死事,必世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谅不能无中生有,以歪曲史实”。
争议
出生时间关于司马迁的生年,他本人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没有记述,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亦缺乏记载。后世研究者一说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一说生于公元前135年,相差十岁。公元前145年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义》,唐代张守节注。《正义》注称:“太初元年,迁年四十二岁。”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1年,则是公元前145年。王国维、梁启超等主此说。公元前135年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隐》,依据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大夫司马迁,二十八岁古六月乙岁卯,石也”。也就是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上推27年,即公元前135年应为司马迁生年。郭沫若等主此说。一般采用前说。
建元六年说持“建元六年说”者,千方百计证明《博物志》是对的,而认为张守节的《正义》是错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博物志》该条所录的是汉代记籍簿,它记载着司马迁的姓名、年龄、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禄等等。如此详细而真切,是录自汉代文书,其真实无疑。这是一种原始材料,其价值远超过一般史书。其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一句话:“今仆不幸早失二亲。”如按《正义》所言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马谈死时,司马迁应是36岁。按常理说,36岁死去父母说不上“早失二亲”。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即26岁父死,说早失二亲尚说得过去。其三,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于公元前145年,这一年应是55岁,他做郎中是在20岁左右遨游各地回来后的事,那么,他应该说待罪辇毂下30余年了。司马迁不会连自己做过的事都记不清。只有晚生10年,即公元前135年,才符合其说。
景帝中元五年说持“景帝中元五年说”者除依据张守节的《正义》外,还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或论据。其一,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后人引用《博物志》所以年“二十八”应是年“三十八”之误。《正义》注称“太初元年”,司马迁“年四十二”是正确的。其二,根据《史记·游侠列传》所载公元前127年,下令将各地豪强和资财三百万缗以上的富户迁往茂陵,郭解财产不多,也被强行迁徙,司马迁也见到郭解,他说:“吾观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若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当时年仅9岁,决不可能对人有如此深刻的观察和心理活动。如果按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年龄为19岁,似更合适。其三,根据《汉书·儒林传》,司马迁曾向孔安国学习古文,然据《史记·孔子世家》和《资治通鉴》,孔安国在公元前127年为博士,当年司马迁年方9岁,一个9岁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学向一个经学大师求教和商量问题的;如果生于公元前145年,此年19岁,似较合理。司马迁生平经历的争议很多,出生年代是争论最多的。
西南夷记司马迁与西南夷:蜀地以南的西南夷地区包括今天的四川西部、贵州、云南等地区,这里在秦朝时设立郡县,司马错攻占的黔中郡就是今天的贵州地区。汉朝建立后,西南夷地区自立,其中黔中是夜郎国,在云南西部有滇国,滇国北部是邛都国,东部是昆明等地。汉朝建立近七十年,与西南夷没有建立联系,《史记》的太史公自序记载派司马迁出征西南夷,攻占昆明、邛、笮等地应该是汉与西南夷最早的交往。西南夷传也记载直到建元六年时才与夜郎国通使,攻占昆明的时间应该是在此之前,以后的记载中没有关于攻占昆明的记载,而元狩元年开始派使臣通身毒时被滇国阻挡,使臣都滞留昆明,可见当时司马迁攻占的昆明是汉朝的边境。前135年唐蒙出使夜郎,留下了著名的夜郎自大的典故,滇国也对汉使提出过同样的问题,这是两国长期与汉朝没有交往、封闭的原因。司马迁攻打昆明和邛的时间应该是在建元元年以前,因为他从西南回到中原时他的父亲被封为太史公参与封禅准备,在洛阳病重,临终让他从事历史写作。建元元年进行建明堂、封禅、改服色活动的失败,固然有窦太后反对儒术,也和太史公司马谈在洛阳病逝有重要关系。司马迁此后就再也没去西南地区,在唐蒙使夜郎后,汉武帝让他修建通夜郎的道路,耗费大,蜀人都反对,汉武帝派司马相如前往安抚蜀地。司马相如回报后,汉武帝询问他对西南夷内附的政策,司马相如建议招抚,因此被派往蜀地出使,担任中郎将,率领副使王然于、壶冲国、吕越人等前往招抚西南夷,司马相如这次招抚、开拓不费兵卒就取得重要成功,西南夷传记载总共设立了十余县,当时一郡也就数县,司马相如开拓的地区被设立都尉治理。由于班固对《史记》的删改,造成了后世误解历史,就像班固把司马迁的封禅书照搬到《汉书》中,只是把“太史公”窜改为“太史令司马谈”那样,其实司马谈没参加元封元年的封泰山,是司马迁参加了元封元年的封禅。司马谈在建元去世,他在对司马迁的遗嘱中也说了自己没能参加封禅是命运,怎么可能像班固写的参加元封元年的封禅。在司马迁平定昆明、邛回中原后,直到平定南越,汉朝才对西南夷用兵。派八校尉攻打,灭亡了头兰,设立牂牁郡,迫使夜郎朝见,元封二年派兵攻滇国,最终使滇国臣服,但是没有直接攻占夜郎和滇国,只是设郡封两国为王,也没能打通去身毒的道路。
出生地点《太史公自序》云:“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此龙门在何处,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说在今陕西韩城市,一说在今山西河津县。最早持“陕西韩城说”者是唐代的张守节,他在《史记》“正义”中说:龙门山在夏阳县。同时,韩城市嵬东乡徐村住有冯、同二姓,均自认为是太史公后裔。他们自称,原本为司马姓氏,因为司马迁受宫刑,后人为避祸,改了姓氏:在司马的“司”字左边加一竖,成为“同”字;在“马”字左边加两点,成为“冯”字,并列陕西韩城芝川镇司马迁庙为佐证。韩城民间传说:司马迁因为李陵事件获罪后,其族人多改姓避祸。或将“司”加一撇改姓“同”;或将“马”加两点改姓“冯”。所以,芝川镇西塬上徐村同姓、冯姓的人,都是他的同族后裔。持“山西河津说”者认为,自古以来,龙门都记载在山西河津县。黄河自西北而东南出禹门口,急转弯由北而南流去,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耕牧河山之阳”的地方。据悉此处曾有“汉太史司马故里”碑,只可惜此碑兴修水利时被毁之。而且那里仍有司马姓氏的居民。司马迁的故里陕西韩城有两座司马迁祠,一处名“汉太史司马迁祠”,另一处名“汉太史遗祠”。两祠相隔3.5公里,均坐落在韩城历史名镇芝川镇附近。素有“文史之乡”美誉的韩城徐村,居住着许多姓同或姓冯的大家。两千年来他们遵奉“冯同一家”,“冯同不分”,“冯同不婚”的遗训。每逢清明时节,他们便怀着虔诚敬佩之情,成群结队地来到“汉太史遗祠”,为司马迁祭祀扫墓。据说他们都是司马迁的后人。其中缘故,得从“李陵事件”说起。司马迁因“李陵事件”惨受宫刑。为了完成先父的遗愿,为后人留下一部信史,他忍辱负重,在困厄潦倒之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不朽的史学巨著《史记》。因《史记》对史实据实实录,在称赞汉武帝功德的同时,也斥责了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据说武帝取《孝景本纪》和《今上本纪》阅看,多见讥刺之语,“怒而削之”。后来宣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注《史记》,取《封禅书》的内容补《今上本纪》,准备撰写一部通史。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共同定立了“太初历”,该历法改变了秦代使用的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的习惯,而改以正月为岁首,从而,为中国的农耕社会奠定了其后两千年来所尊奉的历法基础。之后司马迁便潜心修史,专心写作,开始了《史记》的写作。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均已散失,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和有名的《报任安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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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公军霸上,未得与项羽相见。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张良。张良是时从沛公,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曰:“毋从俱死也。”张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
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惊,曰:“为之奈何?”张良曰:“谁为大王为此计者?”曰:“鲰生说我曰:‘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故听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张良曰:“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沛公曰:“君安与项伯有故?”张良曰:“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沛公曰:“孰与君少长?”良曰:“长于臣。”沛公曰:“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张良出,要项伯。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曰:“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项伯许诺,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沛公曰:“诺。”于是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王许诺。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復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
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復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官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
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良问曰:“大王来何操?”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会其怒,不敢献。公为我献之。”张良曰:“谨诺。”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
沛公已去,间至军中。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桮杓,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
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 -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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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公子无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异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为信陵君。是时范睢亡魏相秦,以怨魏齐故,秦兵围大梁,破魏华阳下军,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馀年。
公子与魏王博,而北境传举烽,言“赵寇至,且入界”。魏王释博,欲召大臣谋。公子止王曰:“赵王田猎耳,非为寇也。”复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顷,复从北方来传言曰:“赵王猎耳,非为寇也。”魏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是后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公子闻之,往请,欲厚遗之。不肯受,曰:“臣脩身洁行数十年,终不以监门困故而受公子财。”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子。公子执辔愈恭。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愿枉车骑过之。”公子引车入巿,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公子颜色愈和。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巿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宾客皆惊。酒酣,公子起,为寿侯生前。
侯生因谓公子曰:“今日嬴之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门抱关者也,而公子亲枉车骑,自迎嬴于众人广坐之中,不宜有所过,今公子故过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车骑巿中,过客以观公子,公子愈恭。巿人皆以嬴为小人,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于是罢酒,侯生遂为上客。侯生谓公子曰:“臣所过屠者朱亥,此子贤者,世莫能知,故隐屠间耳。”公子往数请之,朱亥故不复谢,公子怪之。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公子姊为赵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数遗魏王及公子书,请救于魏。魏王使将军晋鄙将十万众救赵。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魏王恐,使人止晋鄙,留军壁邺,名为救赵,实持两端以观望。平原君使者冠盖相属于魏,让魏公子曰:“胜所以自附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义,为能急人之困。今邯郸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数请魏王,及宾客辩士说王万端。魏王畏秦,终不听公子。公子自度终不能得之于王,计不独生而令赵亡,乃请宾客,约车骑百馀乘,欲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
行过夷门,见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军状。辞决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从。”公子行数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备矣,天下莫不闻,今吾且死而侯生曾无一言半辞送我,我岂有所失哉?”复引车还,问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还也。”曰:“公子喜士,名闻天下。今有难,无他端而欲赴秦军,譬若以肉投馁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复返也。”公子再拜,因问。侯生乃屏人间语,曰:“嬴闻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窃之。嬴闻如姬父为人所杀,如姬资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报其父仇,莫能得。如姬为公子泣,公子使客斩其仇头,敬进如姬。如姬之欲为公子死,无所辞,顾未有路耳。公子诚一开口请如姬,如姬必许诺,则得虎符夺晋鄙军,北救赵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从其计,请如姬。如姬果盗晋鄙兵符与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将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国家。公子即合符,而晋鄙不授公子兵而复请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与俱,此人力士。晋鄙听,大善;不听,可使击之。”于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晋鄙嚄唶宿将,往恐不听,必当杀之,是以泣耳,岂畏死哉?”于是公子请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亲数存之,所以不报谢者,以为小礼无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与公子俱。公子过谢侯生。侯生曰:“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刭,以送公子。”公子遂行。
至邺,矫魏王令代晋鄙。晋鄙合符,疑之,举手视公子曰:“今吾拥十万之众,屯于境上,国之重任,今单车来代之,何如哉?”欲无听。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公子遂将晋鄙军。勒兵下令军中曰:“父子俱在军中,父归;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得选兵八万人,进兵击秦军。秦军解去,遂救邯郸,存赵。赵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于界,平原君负韊矢为公子先引。赵王再拜曰:“自古贤人未有及公子者也。”当此之时,平原君不敢自比于人。公子与侯生决,至军,侯生果北乡自刭。
魏王怒公子之盗其兵符,矫杀晋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赵,使将将其军归魏,而公子独与客留赵。赵孝成王德公子之矫夺晋鄙兵而存赵,乃与平原君计,以五城封公子。公子闻之,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说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且矫魏王令,夺晋鄙兵以救赵,于赵则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忠臣也。公子乃自骄而功之,窃为公子不取也。”于是公子立自责,似若无所容者。赵王埽除自迎,执主人之礼,引公子就西阶。公子侧行辞让,从东阶上。自言罪过,以负于魏,无功于赵。赵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献五城,以公子退让也。公子竟留赵。赵王以鄗为公子汤沐邑,魏亦复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赵。公子闻赵有处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卖浆家,公子欲见两人,两人自匿不肯见公子。公子闻所在,乃间步往从此两人游,甚欢。平原君闻之,谓其夫人曰:“始吾闻夫人弟公子天下无双,今吾闻之,乃妄从博徒卖浆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谢夫人去,曰:“始吾闻平原君贤,故负魏王而救赵,以称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举耳,不求士也。无忌自在大梁时,常闻此两人贤,至赵,恐不得见。以无忌从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为羞,其不足从游。”乃装为去。夫人具以语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谢,固留公子。平原君门下闻之,半去平原君归公子,天下士复往归公子,公子倾平原君客。公子留赵十年不归。秦闻公子在赵,日夜出兵东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请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诫门下:“有敢为魏王使通者,死。”宾客皆背魏之赵,莫敢劝公子归。毛公、薛公两人往见公子曰:“公子所以重于赵,名闻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庙,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语未及卒,公子立变色,告车趣驾归救魏。魏王见公子,相与泣,而以上将军印授公子,公子遂将。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诸侯。诸侯闻公子将,各遣将将兵救魏。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走蒙骜。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当是时,公子威振天下,诸侯之客进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万斤于魏,求晋鄙客,令毁公子于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为魏将,诸侯将皆属,诸侯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时定南面而王,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数使反间,伪贺公子得立为魏王未也。魏王日闻其毁,不能不信,后果使人代公子将。公子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其岁,魏安釐王亦薨。秦闻公子死,使蒙骜攻魏,拔二十城,初置东郡。其后秦稍蚕食魏,十八岁而虏魏王,屠大梁。
高祖始微少时,数闻公子贤。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从击黥布还,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 -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余人耳。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檥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头,余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 -
正义高祖初定天下,表明有功之臣而侯之,若萧、曹等。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始未尝不欲固其根本,而枝叶稍陵夷衰微也。
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异哉新闻!《书》曰“协和万国”,迁于夏、商,或数千岁。盖周封八百,幽、厉之后,见于《春秋》。《尚书》有唐虞之侯伯,历三代千有余载,自全以蕃卫天子,岂非笃于仁义、奉上法哉?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孙骄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余皆坐法陨命亡国,丰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无兢兢于当世之禁云。
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于是谨其终始,表见其文,颇有所不尽本末,著其明,疑者阙之。后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览焉。 -
廉颇者,赵之良将也。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于诸侯。蔺相如者,赵人也,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
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愿以十五城请易璧。赵王与大将军廉颇诸大臣谋: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见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来。计未定,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宦者令缪贤曰:“臣舍人蔺相如可使。”王问:“何以知之?”对曰:“臣尝有罪,窃计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语曰:‘臣尝从大王与燕王会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愿结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谓臣曰:‘夫赵强而燕弱,而君幸于赵王,故燕王欲结于君。今君乃亡赵走燕,燕畏赵,其势必不敢留君,而束君归赵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质请罪,则幸得脱矣。’臣从其计,大王亦幸赦臣。臣窃以为其人勇士,有智谋,宜可使。”于是王召见,问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请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强而赵弱,不可不许。”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赵不许,曲在赵。赵予璧而秦不予赵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宁许以负秦曲。”王曰:“谁可使者?”相如曰:“王必无人,臣愿奉璧往使。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赵王于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
秦王坐章台见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相如视秦王无意偿赵城,乃前曰:“璧有瑕,请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谓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发书至赵王,赵王悉召群臣议,皆曰‘秦贪,负其强,以空言求璧,偿城恐不可得’。议不欲予秦璧。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强秦之欢,不可。于是赵王乃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书于庭。何者?严大国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见臣列观,礼节甚倨;得璧,传之美人,以戏弄臣。臣观大王无意偿赵王城邑,故臣复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辞谢固请,召有司案图,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予赵。相如度秦王特以诈详为予赵城,实不可得,乃谓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传宝也,赵王恐,不敢不献。赵王送璧时,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斋戒五日,设九宾于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终不可强夺,遂许斋五日,舍相如广成传。相如度秦王虽斋,决负约不偿城,乃使其从者衣褐,怀其璧,从径道亡,归璧于赵。
秦王斋五日后,乃设九宾礼于廷,引赵使者蔺相如。相如至,谓秦王曰:“秦自缪公以来二十馀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故令人持璧归,间至赵矣。且秦强而赵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赵,赵立奉璧来。今以秦之强而先割十五都予赵,赵岂敢留璧而得罪于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臣请就汤镬,唯大王与群臣孰计议之。”秦王与群臣相视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杀相如,终不能得璧也,而绝秦赵之欢,不如因而厚遇之,使归赵,赵王岂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见相如,毕礼而归之。
相如既归,赵王以为贤大夫使不辱于诸侯,拜相如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赵,赵亦终不予秦璧。
其后秦伐赵,拔石城。明年,复攻赵,杀二万人。
秦王使使者告赵王,欲与王为好会于西河外渑池。赵王畏秦,欲毋行。廉颇、蔺相如计曰:“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赵王遂行,相如从。廉颇送至境,与王诀曰:“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还,不过三十日。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王许之,遂与秦王会渑池。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缻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缻,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缻。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缻”。秦之群臣曰:“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蔺相如亦曰:“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秦王竟酒,终不能加胜于赵。赵亦盛设兵以待秦,秦不敢动。
既罢归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宣言曰:“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不肯与会。相如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已而相如出,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于是舍人相与谏曰:“臣所以去亲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义也。今君与廉颇同列,廉君宣恶言而君畏匿之,恐惧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于将相乎!臣等不肖,请辞去。”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视廉将军孰与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驽,独畏廉将军哉?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曰:“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 -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遇时。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
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
晏子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越石父贤,在缧绁中。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骖赎之,载归。弗谢,入闺。久之,越石父请绝。晏子惧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子于缌何子求绝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方吾在缧绁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
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闲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
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原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佯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眜。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
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皆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馀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
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谪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吴广以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
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将尉醉,广故数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众。尉果笞广。尉剑挺,广起,夺而杀尉。陈胜佐之,并杀两尉。召令徒属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nìng有种乎!”徒属皆曰:“敬受命。”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袒右,称大楚。为坛而盟,祭以尉首。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攻大泽乡,收而攻蕲qí。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铚、酂、苦、柘、谯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攻陈,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弗胜,守丞死,乃入据陈。数日,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jì,功宜为王。”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乃以吴叔为假王,监诸将以西击荥阳。令陈人武臣、张耳、陈馀徇赵地,令汝阴人邓宗徇九江郡。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
葛婴至东城,立襄强为楚王。婴后闻陈王已立,因杀襄强,还报。至陈,陈王诛杀葛婴。陈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吴广围荥阳。李由为三川守,守荥阳,吴叔弗能下。陈王征国之豪杰与计,以上蔡人房君蔡赐为上柱国。
周文,陈之贤人也,尝为项燕军视日,事春申君,自言习兵,陈王与之将军印,西击秦。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数十万,至戏,军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郦山徒﹑人奴产子生,悉发以击楚大军,尽败之。周文败,走出关,止次曹阳二三月。章邯追败之,复走次渑池十余日。章邯击,大破之。周文自刭,军遂不战。
武臣到邯郸,自立为赵王,陈馀为大将军,张耳、召骚为左右丞相。陈王怒,捕系武臣等家室,欲诛之。柱国曰:“秦未亡而诛赵王将相家属,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陈王乃遣使者贺赵,而徙系武臣等家属宫中,而封耳子张敖为成都君,趣赵兵,亟入关。赵王将相相与谋曰:“王王赵,非楚意也。楚已诛秦,必加兵於赵。计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广也。赵南据大河,北有燕、代,楚虽胜秦,不敢制赵。若楚不胜秦,必重赵。赵乘秦之弊,可以得志于天下。”赵王以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韩广将兵北徇燕地。
燕故贵人豪杰谓韩广曰:“楚已立王,赵又已立王。燕虽小,亦万乘之国也,原将军立为燕王。”韩广曰:“广母在赵,不可。”燕人曰:“赵方西忧秦,南忧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赵王将相之家,赵独安敢害将军之家!”韩广以为然,乃自立为燕王。居数月,赵奉燕王母及家属归之燕。
当此之时,诸将之徇地者,不可胜数。周市北徇地至狄,狄人田儋杀狄令,自立为齐王,以齐反击周市。市军散,还至魏地,欲立魏后故宁陵君咎为魏王。时咎在陈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与立周市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陈王乃立宁陵君咎为魏王,遣之国。周市卒为相。
将军田臧等相与谋曰:“周章军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围荥阳城弗能下,秦军至,必大败。不如少遗兵,足以守荥阳,悉精兵迎秦军。今假王骄,不知兵权,不可与计,非诛之,事恐败。”因相与矫王令以诛吴叔,献其首于陈王。陈王使使赐田臧楚令尹印,使为上将。田臧乃使诸将李归等守荥阳城,自以精兵西迎秦军于敖仓。与战,田臧死,军破。章邯进兵击李归等荥阳下,破之,李归等死。
阳城人邓说将兵居郯,章邯别将击破之,邓说军散走陈。铚人伍徐将兵居许,章邯击破之,伍徐军皆散走陈。陈王诛邓说。
陈王初立时,陵人秦嘉﹑铚人董譄﹑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将兵围东海守庆于郯。陈王闻,乃使武平君畔为将军,监郯下军。秦嘉不受命,嘉自立为大司马,恶属武平君。告军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听!”因矫以王命杀武平君畔。
章邯已破伍徐,击陈,柱国房君死。章邯又进兵击陈西张贺军。陈王出监战,军破,张贺死。
腊月,陈王之汝阴,还至下城父,其御庄贾杀以降秦。陈胜葬砀,谥曰隐王。
陈王故涓人将军吕臣为仓头军,起新阳,攻陈下之,杀庄贾,复以陈为楚。
初,陈王至陈,令铚人宋留将兵定南阳,入武关。留已徇南阳,闻陈王死,南阳复为秦。宋留不能入武关,乃东至新蔡,遇秦军,宋留以军降秦。秦传留至咸阳,车裂留以徇。
秦嘉等闻陈王军破出走,乃立景驹为楚王,引兵之方与,欲击秦军定陶下。使公孙庆使齐王,欲与并力俱进。齐王曰:“闻陈王战败,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请而立王!”公孙庆曰:“齐不请楚而立王,楚何故请齐而立王!且楚首事,当令于天下。”田儋诛杀公孙庆。
秦左右校复攻陈,下之。吕将军走,收兵复聚。鄱盗当阳君黥布之兵相收,复击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复以陈为楚。会项梁立怀王孙心为楚王。
陈胜王凡六月。已为王,王陈。其故人尝与佣耕者闻之,之陈,扣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辩数,乃置,不肯为通。陈王出,遮道而呼涉。陈王闻之,乃召见,载与俱归。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楚人谓多为伙,故天下传之,夥涉为王,由陈涉始。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陈王以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司群臣。诸将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陈王信用之。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
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时为陈涉置守頉三十家砀,至今血食。
褚先生曰:地形险阻,所以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为治也。犹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义为本,而以固塞文法为枝叶,岂不然哉!吾闻贾生之称曰:
“秦孝公据肴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横,兼韩、魏、燕、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而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以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飘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
“施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鍉,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驽,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 然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倔起阡陌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肴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不铦于钩戟长铩也;适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肴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索隐述赞】天下匈匈,海内乏主,掎鹿争捷,瞻乌爰处。陈胜首事,厥号张楚。鬼怪是凭,鸿鹄自许。葛婴东下,周文西拒。始亲朱房,又任胡武。伙颐见杀,腹心不与。庄贾何人,反噬城父! -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
淳于髡者,齐之赘婿也。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辩,数使诸侯,未尝屈辱。齐威王之时喜隐,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谏。淳于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呜,王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奋兵而出。诸侯振惊,皆还齐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语在《田完世家》中。
威王八年,楚人发兵加齐。齐王使淳于髡之赵请救兵,赍金百斤,车马十驷。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缨索绝。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岂有说乎?”髡曰:“今者臣从东方来,见道旁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瓯窭满篝,污邪满车,五谷蕃熟,穰穰满家。’臣见其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故笑之。”于是齐威王乃益赍黄金千溢,白璧十双,车马百驷。髡辞而行,至赵。赵王与之精兵十万,革车千乘。楚闻之,夜引兵而去。
威王大悦,置酒后宫,召髡赐之酒。问曰:“先生能饮几何而醉?”对曰:“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饮一斗而醉,恶能饮一石哉!其说可得闻乎?”髡曰:“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傍,御史在后,髡恐惧俯伏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若亲有严客,髡帣韝鞠,侍酒于前,时赐馀沥,奉觞上寿,数起,饮不过二斗径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见,卒然相覩,欢然道故,私情相语,饮可五六斗径醉矣。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髡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三。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髡心最欢,能饮一石。故曰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以讽谏焉。齐王曰:“善。”乃罢长夜之饮,以髡为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尝在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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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 岑参《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
- 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 李白《金陵酒肆留别》
- 记年时、旧宿凄凉,暮烟秋雨野桥寒。—— 吴文英《霜花腴·重阳前一日泛石湖》
- 十里青山远,潮平路带沙。数声啼鸟怨年华。—— 仲殊《南柯子·十里青山远》
- 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 杜甫《梦李白二首·其一》
- 时人不识农家苦,将谓田中谷自生。—— 颜仁郁《农家》
- 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 元好问《摸鱼儿·雁丘词 / 迈陂塘》
- 待把酒送君,恰又清明后。—— 何梦桂《摸鱼儿·记年时人人何处》
- 还始觉、留情缘眼,宽带因春。—— 吴文英《渡江云三犯·西湖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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