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端淑（约1699年－约1779年），字乐斋，号仪一，眉州丹棱（今四川丹棱县）人。生于清圣祖康熙三十八年，卒于清高宗乾隆四十四年。清朝官员、文学家，与李调元、张问陶一起被后人并称为“清代四川三才子”。 彭端淑十岁能文，十二岁入县学，与兄彭端洪、弟彭肇洙、彭遵泗在丹棱萃龙山的紫云寺读书。雍正四年（1726年），彭端淑考中举人；雍正十一年又考中进士，进入仕途，任吏部主事，迁本部员外郎、郎中。乾隆十二年（1747年），彭端淑充顺天（今北京）乡试同考官。

介绍

生平

少时勤学

彭端淑出生于一个富庶家庭。其祖父彭万昆为明末怀远将军，清初为简州判官。以军功勇著，授四川都督佥事。彭端淑的8位叔父，多为举人、知县。他从小聪敏颖异，常受先辈“崇实黜浮，又宜力学，毋自弃”的教诲，与兄端洪、弟肇洙、遵泗等苦读于翠笼山紫云寺，五六年不曾下过山，得学识渊博的父亲彭珣亲授。还得益于其外祖父、进士出身的夹江名儒王庭诏的教益，长进不小。及入县学，再得合江进士、蜀中制义匠手董新策点拨，学业立就。

为官勤政雍正四年，彭端淑乡试中举。雍正十一年与孪生弟弟彭肇洙同榜登进士第，授吏部主事。乾隆十年升吏部员外郎，旋迁文选司郎中。乾隆十二年充任顺天府乡试同考官。乾隆二十年出署“三江要口，五州之屏藩重地”的广东肇罗道署察使。

彭端淑待民宽厚，为官一意为民，常以“清慎”自励。每出巡议事察访，必轻衣减从，“随行不过一二人”，并明令所经各州县一律禁止迎接款待，违者严惩，深得“吏民称歌”。彭端淑断案明决果断，对民间诉讼的误断，无不一一更正，使民相安。初到粤东，遇积案3000余件，他立即调集各州县案卷，会同幕僚开诚布公，明断有声。不一月，全部案结，吏民无不惊佩。又督修省城书院，延请名师月课，亲为指授，士风甫振。彭端淑旬月之间便弄清了肇罗道所属州县陈积老案三千余件，由是声威大振，朝廷大吏“深相倚重”。彭端淑在广东做官约六七年光景，这是他一生仕途生活中最为显赫的时期。

隐退讲学彭端淑在为官期间，虽力求进取，决心兴利除弊，上报朝廷，下慰民望，不愿碌碌终此一生。而当时的清王朝虽已进入极为兴盛的乾隆时代，经济文化也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兴旺景象，但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日益尖锐复杂了起来。彭端淑在多年的为官生涯中，看到了清王朝表面繁荣下面民生维艰的社会现实，官场中的明争暗斗，最高统治者的好大喜功，因而内心逐渐滋生了一种愤懑和惆怅之情，消极避世的隐退思想也逐渐地发展了起来。乾隆二十六年，彭端淑随船督粤西粮运，船行在南海中，不慎失足坠水，虽被搭救脱险，但他却认为这是大难即将临头的预兆。他感叹：“人于宦途不满意，辄以咎人，此谁挤之者！今不葬鱼腹，天于我厚矣，复何望焉。”此时的彭端淑已对官场的尔虞我诈有了充分认识，决意隐退，遂借口此事，辞官归蜀，隐于成都白鹤堂，入锦江书院，走上了课士育贤的道路。

锦江书院是康熙四十三年由四川按察使刘德芳在成都原文翁石室遗址上建立的省立最高学府。学员选自省内秀才以上人员，学员学费、生活费由清政府拨给该院的学田供给，在院学生有两百人左右的规模。彭端淑在该院任主讲、院长20年。

文学成就

彭端淑的主要成就在其文学方面，其诗歌和散体古文及文学批评理论在当时的影响都非常大。他与李调元、张问陶以文名鼎立蜀中，被誉为清代“蜀中三才子”。彭端淑早年曾醉心制义，其制义亦技压蜀中，是继韩琢庵、董新策后唯一能“发虑经旨”的制义大家。甫入京，即以制义名噪京师，深得蔡寅斗、胡稚威、沈适芳等的推崇，谓为“不世之才”，“咸推重之”。但制义这种形式主义的创作倾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彭端淑在文学道路上的发展，直到50岁他才挣脱束缚，“诗学魏、文学左史”，文风为之大变。特别是他辞官后，主动与人民接近，充分了解了广大人民的贫困生活，更以无比忧愤的心情，力擎巨笔，写出了一首首含蓄沉凝、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

彭端淑后期的作品，题材极为广泛，或忧国忧民，如“忧旱几经旬，农夫心独苦”；或愤世嫉俗，如“……深山夜月一声啼，天地有春留不得。今古世事如苍狗，王侯蚁蝼同枯朽，……胡为岁岁啼不住？似含孤愤争自诉！”；或抚时感事，如“骨肉难无故，同怀七剩三。”“何时重聚首，一解忧心愤”。

彭端淑与其弟彭肇洙、彭遵泗在当时都以文才知名，时称“三彭”。其中以彭端淑最为著名，影响也最大。其现存作品有《白鹤堂文集》四卷、《雪夜诗谈》二卷、《粤西纪草》一卷、《曹植以下八家诗选》若干卷、《蜀名家诗抄》二卷以及《晚年诗稿》、《碑传集》、《国朝文录》、《小方壶斋舆地丛书》、《广东通志》等。其中《白鹤堂文集》最为有名，议论小品文《为学一首示子侄》即出于本书。

桃李天下

彭端淑一生很注意对人才的培养，造士甚多。为考官时，对才识俱佳之士，亲自考核，极力提拔，不拘一格地量才录用。清代名臣、《四库全书》总篡官纪昀，为解元时即得彭端淑提携，后成为清代学术界权威。

执教锦江书院后，其门下更是人才辈出，李调元、张翯、钟文韫等皆为其学生。彭端淑把他一生中的最后约二十年时间，全部贡献给了四川的文化教育事业。他在《戊戌草·寒食》一诗中有明确的记载：“锦江栖迟二十年，每逢寒食一清然。”这对他讲席书院的时间和心境都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

乾隆四十四年，八十一岁的彭端淑病故于成都南郊白鹤堂。今天四川眉山市彭山县尚有彭端淑的坟台遗址。

文学思想

彭端淑的文学思想比较复杂。他鄙夷那些“宴饮登临，往来赠答”之作，极力推崇陶潜“屏迹躬耕，托意诗酒”和杜甫“抚时感事、爱国忧君”的作品。指出杜甫入川后的作品所以能振奋人心，是与他贬官后的陇蜀之行的经历相联系的。“少陵入蜀后，数岁且频移”、“不缘经胜处，焉得发奇思”，又进一步肯定“公倘不来蜀，胸襟何由阔。蜀中得公诗，山川为增色”。他这些观点重视了客观事物和外界环境对作者思想感情的作用，指出贤者为诸并非“其初意欲为如是之诗”，而是其思想感情受客观环境的感染，是感情喷发而成。从而得出了“志动而为情，情发而为言”的结论。这个观点对于文学产生的根源有较为正确的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但是，由于彭端淑曾醉心制义和古文，受先代文学批评的理论特别是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很深，加之“崇实黜浮”的先辈遗训谆谆在耳，这些又决定了他在文学创作理论中无法走出唯心主义的泥潭。

彭端淑曾说，“作文之道有三：曰学、曰识、曰才”，“才”即作者的文学才能。彭端淑指出：“才有大小，授于天而不可强加者也”，“才固授于天者也”。他认为司马迁、韩愈之所以能“网罗古今，洞悉情事”，是因为“天实授以绝人之才”。这些观点片面肯定作者的个人才能，忽略了作者的主观努力，与“有德者必有言”的程朱理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表现出了其世界观中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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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学一首示子侄

  [清代] 彭端淑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
  　　吾资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学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与庸也。吾资之聪，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屏弃而不用，其与昏与庸无以异也。圣人之道，卒于鲁也传之。然则昏庸聪敏之用，岂有常哉？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钵足矣。”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
  　　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焉。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是故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者，自败者也。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学不倦者，自力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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