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明（姓姜，氏丘，名明），华夏人，生于前502年，死于前422年，享年80岁。丘穆公吕印的后代。本名丘明，因其先祖曾任楚国的左史官，故在姓前添“左”字，故称左史官丘明先生，世称“左丘明”，后为鲁国太史 。左氏世为鲁国太史，至丘明则约与孔子（前551-479）同时，而年辈稍晚。他是当时著名史家、学者与思想家，著有《春秋左氏传》、《国语》等。他左丘明的最重要贡献在于其所著《春秋左氏传》与《国语》二书。左氏家族世为太史，左丘明又与孔子一起“如周，观书于周史”，故熟悉诸国史事，并深刻理解孔子思想。

介绍

典故

作为太史，左丘明非常关心国家政事，积极参政议政。如鲁定公想任命孔子为司徒，打算找三桓进行商议，事先征求左丘明的意见。左丘明说：“孔子是当今的大圣人。圣人一当政，犯错误的人就很难保住自己的官位。您要任用孔子，却又想和三桓商量，他们怎会支持您的主张呢？”鲁定公百思不得其解地问道：“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同意？”左丘明笑了笑，回答道：“从前，周朝有个人很喜欢毛皮大衣，同时也很喜欢美味肉食。他想做件价值千金的皮大衣，于是就去和狐狸商量，直接向狐狸索要皮毛；他想办桌味道鲜美的牲祭，于是就去同羊儿商量，直接向羊索要羊肉。话还没说完，狐狸和羊儿便都躲藏了起来。因此，五年过去了，这人一件皮大衣也没做成；十年过去了，一次牲祭也没做上。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周人的谋略不对。你打算任命孔子为司徒，却召集三桓来商量，这同与狐狸商量做皮大衣、与羊儿商量做牲祭是同一个道理。”

左丘明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孔子主张削弱三桓，加强君权，曾向鲁定公提出“堕三都”的建议。“三都”指三桓的三个据点：季孙氏的费邑、叔孙氏的睩邑和孟孙氏的成邑。“三都”是三桓对抗公室的私有据点。由于三桓住在国都，封邑由家臣掌管，因此“三都”对三桓本身来说同样也是一种威胁。孔子通过游说曾一度使鲁公拆掉了叔孙氏的睩邑，如此这样，三桓怎么会支持鲁定公任用孔子呢？左丘明冷静地看到了三桓与孔子之间的矛盾，所以当鲁定公征求自己的意见时，他便用两个寓言故事比喻说明，建议避开三桓直接任用孔子。于是，鲁定公听从左丘明的建议，没经三桓同意就直接任命了孔子。

影响

左丘明的品行和对人类历史的伟大贡献，得到了世人的尊重和敬仰。左丘明逝世不久，人们即将他著述过的地方称作“左传精舍”，予以保护，并代有修葺。

汉初，肥城置县伊始，就在县城兴建了“左传精舍”，并立重修碑以志。公元1~6年，《左传》初立学宫。公元25~56年，《左传》复立。《后汉书·郑兴范升、陈元、贾逵、张霸列传》载：陛下知丘明至贤，亲受孔子，而公羊传谷梁传闻于后世，故诏立《左氏》。晋夏侯湛赋诗赞左丘明曰：“世乱谗胜，君子道忧。丘明达圣，致志《春秋》。微言逃难，旁行不流。庶几斯文，希志训猷。”

公元637年，太宗李世民颁《左丘明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子庙诏》，封左丘明为“经师”，从祀文庙。左丘明后裔为此植槐纪念，称“谢唐槐”。1008年，宋真宗赵恒，追封左丘明为瑕丘伯，授其四十七代孙丘芳衣巾，以主祀事。翌年，平阴县令王讽重修“左传精舍”并立碑详述追封之事。1111年宋徽宗赵佶封左丘明为中都伯。宋宰相丁谓亦诗赞左丘明曰：“猗欤左氏，闻道素王。依经作传，微旨用彰。词有余韵，人镣末光。庆封锡壤，广鲁之疆。”

元集贤大学士致仕李谦、翰林承旨张起岩均曾为左丘明赋诗作赞，或曰其“文章史学之治”，或称其“盲於目而不盲目于心者”。1371年肥城知县丘明后裔丘思齐重修“左传精舍”。1530年明世宗朱厚璁追封左丘明为“先儒”，敕建墓门坊，并亲书“先儒之墓”。1642年明毅宗朱由检敕封左丘明为“先贤”。肥城知县王惟精与左丘明第六十四代孙丘云特辑订《左传精舍志》。《左传精舍志》设遗像志、本传志、祠墓志、艺文志、谱系志等五卷，1741年增辑本现存于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档案馆。

清左丘明六十八代孙丘行键与六十九代孙丘玉洁捐资七千余两重修县学宫、痒门，咸丰皇帝书赠“敦崇名教”，以旌表其行。袭封衍圣公、孔子第七十代孙孔广启题赠“承先卫道”匾。

1725年，为避孔丘讳，上谕除“四书”“五经”外，凡丘均加“邑”部为“邱”，丘明及其后裔的丘字均改写为“邱”。民初，丘氏后人闽杭清举人丘荷、台湾清进士丘逢甲认为雍正所为不公，呼吁去“邑”复“丘”，还祖先本来姓字。丘氏族人闻者纷纷响应，恢复了“丘”姓，而未闻者则仍沿用“邱”字至今。因此，丘与邱本是一姓，都是左丘明的后裔。1751年，清礼部重新确认丘明之谪孙为世袭奉祀生，并赐祭田18亩。

左丘明与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孔子与其同好恶，称其为君子，是一位品德高尚，值得尊敬的先儒、先贤。左丘明的著作及其学术思想是儒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左传》作为一部记述详备、论述精辟的编年史，具有很高的史学、文学价值，又是一部著名的军事著作，是中国历史经典之一。

生平

左丘明，姓丘，名明，刚。”富城遗址位于肥城市王庄镇，其疆城包括今肥城市的王庄、桃园、石横、湖屯等乡镇。《汉书人表考》也载：左丘明“葬泰安肥城县西南五十里肥河乡都君庄”。清康熙十一年《肥城县志》载：“左丘明墓在城西南五十里肥河乡都君庄正觉寺之西。”宋王去非诗《题左丘明墓》也准确说明了其位置。诗中说：“寺压古坟阙已摧，坟前古树已凋衰。未能迁寺还封树，每到都君一泪垂。”清俞正燮在《左丘明墓考》中，更依据《水经注》《魏书》《通志》《元和郡县志》《天顺一统志》等史料，力排左丘墓在东平、峄、曹说，认定“丘明墓依古籍在今肥城，审矣！”。

评价

简述左丘明知识渊博，品德高尚，孔子言与其同耻。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汉代太史司马迁称其为“鲁君子”。647年李世民封左丘明为“经师”，墓前建石坊。1530年明世宗封左丘明为“先儒”。

1642年朱由检封左丘明为“先贤”。

详述为人品格左丘明品德高尚，胸怀坦荡，深得鲁侯器重。现存于孔府档案馆的《左传精舍志·荐圣图》载：“赵师圣云：鲁侯欲以孔子为司徒，将召三桓议之，乃谓左丘明。左丘明曰：‘孔丘其圣人欤，夫圣人在政，过者离位焉。君虽欲谋，其将弗合乎？'鲁侯曰：‘吾子奚已知之？'左丘明曰：‘周人有爱裘而好珍馐，欲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欲为少牢之珍而与羊谋其馐。言未卒，狐相与逃于重丘之下；羊相与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制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谋失矣。今君欲以孔丘为司徒，召三桓而议之，亦与狐谋裘与羊谋馐也。'于是，鲁侯遂不与三桓谋，即召孔子为司徒。”

左丘明深得世人尊敬和爱戴，孔子视其为君子，尊称其左丘明，谓之与其共好恶。《肥城县志》载：“乐正子春曰：‘子适齐过肥。肥有君子也。'”是以《史记》称左丘明为“鲁君子”，肥城亦因此而获“君子之邑”之美称。《论语·公冶长》载：“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还与左丘明一起入周观史修《春秋》，《孔子家语·观周》载：“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入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其为表里。”

情操高尚君子之风左丘明的故里，至今仍存有许多关于他的文化遗迹。“都君庄”，意思是君子的居住地，仅这一故里的名称，就生动地反映出左丘明当年的“君子”风范。左丘明的生平事迹，确实是充满了“君子”的美誉。春秋时代史官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便是崇尚历史文献记录的真实性。例如，齐国大臣崔杼恼恨齐庄公与妻子姜氏通奸，便制造机会，诱骗齐庄公到自己家里与姜氏幽会，然后借机杀掉了齐庄公。事后齐国太史记录国史时，便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很生气，杀掉了太史。太史的两个弟弟先后继任太史，又因如实记录而被崔杼杀掉。他们的弟弟继任后，仍在国史上如实书写，崔杼怕引起公愤没敢再杀。当时有位史官南史氏，听说齐太史兄弟被杀，怕国史上留不下崔杼弑君的记载，就手持竹简前往临淄，要继续完成记录，后来得知已经完成，才中途返回。齐太史兄弟、南史氏都是那个时代著名的良史，他们把历史的真实性看得很神圣，在记录史事时，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不虚饰、不隐恶的原则，即使作出牺牲也要捍卫国史的求真精神，表现了中国古代史官高尚的职业道德和人格。忠于历史是史家的天职，正是这种良好的史官文化和求真精神，铸就了左丘明那高尚的道德情操，使他博得了广泛赞扬和“君子”美誉。左丘明与孔子同为春秋末期人，二人关系密切。他曾与孔子一同前往周室，鼎力支持孔子从政，受到孔子的好评。孔子曾以左丘明为楷模谈论自己的做人原则：“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也就是说，甜言蜜语、谗言媚色、卑躬屈膝，这种态度，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隐匿怨恨而佯装友好，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觉得可耻。孔子评价左丘明的这些话，反映出左丘明是一位诚实耿直、品德优良的人，这与秉笔直书的春秋史官文化精神是一致的。孔子曾多次赞叹左丘明的“君子”风范。例如，有一次孔子前往齐国，路过肥邑，感叹道：“肥有君子焉。”意思是说，肥邑这块地方出了位令人仰慕的君子，对左丘明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另外，《论语·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胜质才称得上史笔，文质彬彬才算得上君子，敬重的也是左丘明。

如果说《论语·公冶长》所引孔子的话是在赞叹左丘明的高尚品格，那么《论语·雍也》就是在赞扬左丘明的史家文笔了。春秋以后，左丘明的“君子”美称一直沿用下来，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称左丘明为“鲁君子”，可见左丘明“君子”美誉的深远影响。

生卒年推断

根据存世的刘向《别录》佚文“左丘明授曾申”，以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所记“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等史料判断，可知左丘明的出生年代约与孔子晚年弟子曾参及曹恤等人大致相当。即左丘明在年龄上应为孔子的孙子辈，而约生于鲁定公在位的中期；而据《左传》、《国语》二书对于历史人物的称呼来看，可知左丘明应当卒于鲁元公在位时期，即公元前五世纪晚期。

家族历史

家世渊源学识渊博相传，左丘明是齐开国之君姜太公的后代。西周建立后，周公分封诸侯，姜太公因灭商有功被封于齐，都于营丘。姜太公死后，嫡长子丁公继位，小儿子印依营丘居住，改姓为丘。丁公死后三世，哀公即位。这时，纪国的国君与他不和，遂向周王进谗，挑拨哀公和周王的关系，致使周王一怒之下烹煮了哀公。哀公的弟弟静被立为诸侯，即胡公。哀公同母之弟山不服胡公，组织同党率领营丘的人马杀死胡公，自立为国君，是为献公。当时，印的后人娄嘉被迫随山参与了此次宫廷之争。斗争虽取得胜利，但骨肉相残，又背着弑君的罪名，娄嘉担心祸及己身，于是离开齐国投奔到楚国，出任楚国的左史官。那个时代的官职，往往是父死子继，所以古人常以所任官职为姓。娄嘉及其后人世代担任楚国的左史官，所以便改丘姓为左，长期在楚国定居下来。娄嘉的十二代孙倚相，史称“左史倚相”，是春秋时期杰出的史官，在楚国政治地位较高。倚相生儿子成。成任左史时楚国发生争夺君权的内乱：楚公子比弑杀其君，随后又被公子弃疾杀死。为躲避内乱，成投奔到鲁国，做了鲁国的太史。成生子左丘明，袭父亲官职为鲁国的太史。[6]从姜太公封齐、庶子印以丘为姓，到娄嘉奔楚、改姓左氏，再到成避乱迁鲁，左丘明的先人经过了自“姜”而“丘”，由“丘”改“左”的姓氏转换，同时也经历了齐、楚、鲁三地的坎坷迁移，可以说是家世遥远、演变曲折。左丘明的儿子瞻，精通儒道，学识渊博，品德高尚。孙子启同样博学多才，长期做鲁国的大夫。四代孙诚是位超凡脱俗的隐士，才华出众。王莽新政时，曾召集天下学者为其所用，十五代孙起也受到招聘。起因不愿为王莽效力，担心王莽加害自己，于是改姓为丘，逃避到陶阳隐居起来。

1725年，为了表示对孔子的尊敬、避孔丘名讳，乾隆帝下令丘氏宗族改姓为“邱”。辛亥革命后，闽杭举人邱荷公及台湾进士丘逢甲倡议恢复原来的丘姓。这一提倡，得到了沿海、海外及山东等地丘氏族人的响应，“邱”恢复为“丘”。但也有不少人因没有得知此倡议而沿用原来的“邱”姓。这样，左丘明的后裔中，就有了左、丘和邱三个不同的姓氏，而且这三个不同姓氏的后裔中人才辈出。

渊源血统关系《精舍志》卷二《本传志》云：“先贤左邱明，授经图曰：鲁人，楚左史倚相之后。”“授经图”现本作“受经图”，没有文字说明，上述文字当出于现本《精舍志》所依据的更早本。《精舍志》卷五《谱系志》“姓谱”云：“左子先世系出姜姓。太公封于营邱，嫡子丁公伋立为诸侯，其支子印遂以邱为姓嘉因杀胡公，恐后及难，遂奔楚，世为楚左史官……倚相。周景王十有五年，楚子伐徐，次于乾溪，右尹子革夕，楚子见之，与之语，左史倚相趋过，楚子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十有六年，楚公子比弑其君，处于乾溪，相之子避国乱，遂适鲁，为鲁太史官。生邱明，世为鲁左史官。”据《精舍志》所载，左丘明乃楚左史倚相之孙。旧方志所谓左丘明为“楚左史倚相之后”③当本于《精舍志》。如果左丘明确系楚左史倚相之孙，则左丘明的家世或许可以向前追溯，但文献证明两人根本没有血统关系。首先，倚相、孔子、左丘明系同一代人，而左丘明年龄应当略长。孔子生卒年代明确，无须考证。倚相始见《左传》昭公十二年，是年即前530年，上文《精舍志》所云倚相事即本《左传》。当时倚相随军出征，能读《三坟》等书，年龄不会少于20岁。《韩非子·说林下》云：“越已胜吴，又索卒于荆而攻晋。左史倚相谓荆王曰：‘夫越破吴，豪士死，锐卒尽，大甲伤。今又索卒以攻晋，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师与分吴。’荆王曰：‘善。’因起师而从越。越王乃割露山之阴五百里以赂之。”《史记·越王句践世家》云：“句践已平吴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楚世家》云：“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所谓“已平吴”、“已灭吴”皆指越国灭吴，前473，越灭吴后，左史倚相仍然健在，并给楚王出谋划策。所以有人推断：“按左史倚相于西元前530年在楚，楚灵王说他是良史，至西元前482年还存在，是倚相以寿八十岁计，当是550年以前生的，奔楚时约20余岁，至480年左右卒的”④其中表达有误：“550”当为“前550”，“奔楚”当为“首见楚”或“在楚”，“前482”指越灭吴当为“前473”，“480”当为“前470”，如此方能计以八十。按纠误后的推测，倚相生卒年约为前550至前470左右，生年大致同于孔子，卒年比孔子至少要晚六年。至于左丘明，生卒年虽无可考，但可从孔子与其关系推测大概。《论语·公冶长》：“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以尊重口吻将左丘明视为自己的人格楷模。《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胜质才称得上史笔，文质彬彬才算得上君子，似乎也是敬重的左丘明。如果说《公冶长》是在赞扬左丘明的高尚品格，那么《雍也》就是在赞扬左丘明的史家文笔。元初翰林学士李谦《肇建肥城庙学记》曰：“匾其讲授之堂曰‘君子’，取乐正子春所谓‘肥有君子’之义。”⑤因为“昔乐正子春日：子适齐，过肥，肥有君子焉。”⑤“肥有君子焉”乃孔子感叹语，意为肥邑这地方出了位令人仰慕的君子，其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孔子如此尊重左丘明，可见他是孔子心目中的长者，当年长于孔子。《精舍志》卷一《遗像志》有一“荐圣图”，文字曰：“赵师圣云：鲁侯欲以孔子为司徒，将召三桓议之，乃谓左邱明。左邱明曰：‘孔丘其圣人欤？夫圣人在政，过者离位焉。君虽欲谋，其将弗合乎！’鲁侯曰：‘吾子奚以知之？’左邱明曰：‘周人有爱裘而好珍羞，欲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欲为少牢之珍而与羊谋其羞。言未卒，狐相与逃于重邱之下，羊相与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制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谋失矣。今君欲以孔丘为司徒，召三桓而议之，亦与狐谋裘、与羊谋羞也。’于是鲁侯遂不与三桓谋，即召孔子为司徒。”孔子曾任司寇，司徒乃司寇之讹。赵师圣者不知何人，然从其文学古朴，内容合乎孔子打击三桓，左丘明荐孔与上文孔子长者身份相合三点观之，该节文字似有所本，当为比较可信的文献资料。荐孔一事明确排除了左丘明乃孔子前人或孔子后人的各种经今文学说，进一步佐证了左丘明是年龄稍长孔子并深受孔子敬重的鲁太史和鲁君子。倚相大体与孔子同龄，左丘明既年长孔子，亦必年长倚相，焉得成为倚相之孙？即使倚相40岁生孙左丘明，则丘明在孔子任司寇时才十来岁，到孔子死时也不过30岁左右的孙辈人物，又何以推荐孔子，何以令孔子敬重如斯？另据《汉书·古今人表》倚相在时序上居于丘明之后。其次，《左传》没有丝毫痕迹。前529年楚国确实发生内乱，《左传》对是年楚国内乱的记载颇为详细。《左传》往往记载各国大夫、官员出奔，倘若作者生父果在这场内乱中逃来鲁国，详细记载中何以毫无蛛丝马迹？况且，楚国内乱这年倚相至多20余岁，他本人没有离楚，襁褓中的其子何以奔鲁？再次，有人研究以为，“左史应是倚相与左史老的氏称”，“晋楚左史皆系氏称，氏称源于官名”，“楚左史当来自于晋左史”，是鲁襄公二十一年“与栾氏一起逃奔到了楚国”⑥。其说并非毫无根据，倘若成立，则倚相不出于齐。最后，《精舍志》卷五《谱系志》分“姓谱”“世系”两部分，前者追述左丘明以前的邱姓世系，从太公支子印到左丘明之父共19代，后者从左丘明开始逐代谱列以后的世系，正如序言所谓“世次详明”。但其中存有两个疑点：第一，“姓谱”19代中前18代的名字都很清楚，惟有最近的第19代左丘明之父没有名字；第二，既是邱氏谱系，当以邱氏开祖印为“一代”，若以居鲁而计也当以左丘明之父为“一代”，而邱氏谱氏的代次却是将左丘明列为“一代”。左丘明之父是左丘明之前邱氏来源的关键环节，如此避而不言，反映了左丘明之前邱氏谱系的依托痕迹。

以上四点，可知左丘明与楚左史倚相没有血统关系，《精舍志》的“姓谱”部分当多属依托，正如嘉庆八年礼部驳议：“此固太公少子以邱为氏，故牵合附会。”⑦旧方志所谓肥城邱氏出于太公、倚相本自“姓谱”，皆不足为训。

后人姓氏《精舍志》卷五《谱系志》“姓谱”云：“生邱明，世为鲁左史官。故自迁楚以来，因以左为姓氏。其后裔十五代孙名起者工文学，王莽征召不就，恐及于祸，又去左袭邱，隐居陶阳，复以邱为姓氏。”世系记载了从“一代左邱明”到“六十九代玉洁”的69代世系，其中“十五代起工文学？，生子五：、堂、懿、寿、考”；“十六代汉光武建武五年授湖阳主薄”；“四十七代芳世居于鲁古肥子国地，宋大中祥符元年真宗如曲阜，以太牢祀孔子，追封左邱明为瑕丘伯，授芳衣巾”；“五十七代奠，元末大乱，举族流于枣强，寄居二世”，“五十九代江，明永乐二年自枣强抱姓谱及亲族还肥邑”；“六十四代云街？明天启元年本邑知县王惟精重修左氏祠墓，访求邱明后裔，得云街”。按《精舍志》记载，肥城都君邱氏即左丘明嫡传后裔，这支后裔世系清楚，两千多年来一直居守故邑祖墓。此就左丘明姓氏、都君邱氏姓氏及其世系真伪等问题略作讨论。左丘明姓氏历来存在争议，或云姓左，或曰姓丘，或谓复姓左丘。姓氏不清，遂影响到名字不明。三姓中首先应该排除复姓左丘，因为先秦两汉有不少以“丘”字居尾的复姓，却单单没有左丘，而且后代文献中也从无一个复姓左丘的人证。尽管司马迁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但犹如“晋重”“史迁”，不过别称而己，不足说明问题。其次应该排除邱姓，邱姓也没任何根据。或以为尊称不单呼名，汉人多呼丘明，故必姓邱。按第二人称尊称不单呼名容或有之，第三人称则不尽然，单呼名者普遍见诸文献，未必皆非尊称，第二人称的习惯用法不可用来证明第三人称尤其是后人对古人的第三人称。左姓最有可能。《汉书·艺文志》云：“左丘明，鲁太史。”孔颖达《礼记正义·玉藻》曰：“在君左厢记事，则大史为左史也。”春秋是个造姓时代，由左职生出左姓合乎造姓规律。不论左丘明原来姓左还是另有其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汉代人是把他作为左姓看待的。所谓《左氏春秋》《春秋左氏》或《左氏传》等就是明证。汉代经家流派多以姓氏命名，只有《诗》齐、鲁两家以地命名，以职命名者一家没有，《春秋》五家皆用姓氏命名，可见汉人认左丘明姓左。这透露出一个信息，即左丘明后人亦应姓左。此与《精舍志》的资料恰好吻合。《精舍志》云：“自迁楚以来，因以左为姓氏。”所谓“迁楚”固属附会，但十五代孙起以前“以左为姓氏”却记得十分明确。另外，《精舍志》各卷图谱文字多称“左子”，此称颇似先人所传，置于先秦时代去看，定乃姓氏而非职称。由此看来，说左丘明及其后人姓左当无大误。都君邱氏姓氏出于左丘明。《风俗通义佚文·姓氏》曰：“丘氏，鲁左丘明之后。”⑧是左丘明后裔有姓邱氏者或邱氏有出左丘明者在东汉文献有证。丘、邱通用，耳旁为后加。左丘明及其早期后裔姓左，与都君邱氏在两汉之际改左为邱相连贯。《精舍志》所谓“去左袭邱”实乃“改左为邱”，即去掉左姓而袭用丘明的丘字为姓。其中“袭”字在作《志》者本意是要说明原来就姓邱，因为“姓谱”是追述到营邱的，而实际上却是“袭”的“丘明”之“丘”，从上文可知根本与营邱无关。且不说按“姓谱”邱氏的左姓从嘉逃楚开始至起改姓已经34代千有余年，即使从左丘明开始而至起也己有500多年，500多年把邱姓放在一边不用而一直姓左，500多年后又忽然继续使用它，如何可能？如果是复姓左丘，倒是有可能去左留邱，可实际又证明历来没有复姓左丘，邱氏谱系本身也不存在复姓问题。看来只有一个解释：作为左丘明后裔的都君邱氏本来姓左，他们尊左丘明为第一代先祖，所以在“世系”中首列“一代左邱明”，明确列出一个“左”字为其姓氏，邱明之后当然概不列姓，到十五代起改姓时，因邱明为一代始祖，且功德显赫，便袭取其名的“邱”字以为新姓氏，又附会太公支子营邱的古说以托邱氏渊源悠远。应该说，都君邱氏的邱姓出于左丘明的“丘”字，与营邱没有任何关系。肥城都君庄义为君子邑聚，相传是左丘明故里。左丘明后裔邱氏宗族世守都君，其家谱《左传精舍志》所记左丘明以来的世系，北宋初年以后可靠资料日多，有不少史籍、方志、碑记、诗文等作证，可以不用怀疑。这里主要讨论宋代以前。宋代以前从东汉初年开始渐有零星的佐证资料。上引汉人《风俗通义》谓邱氏出于左丘明。北齐《魏书·地形志》、唐《元和郡县志》都记载了左丘明墓，地址与都君吻合。清光绪十七年《肥城县志·礼仪志》云：“左邱子祠，在县署东南，邱氏奉祀生奉祀。嘉庆八年邱明善所上汉建武六年十七世孙邱堂《左传精舍志序》称‘左传精舍’，此即故址。”清志虽然较晚，但其中资料信息却较早，且绝对不是邱明善伪造。《精舍志》卷三《祠墓志》曰：“先贤左子祠在肥城县城内文庙东南，旧名‘左传精舍’，相传即左邱明传《春秋》处也。”《精舍志》卷四《艺文志》收有“宋祥符二年平阴令范讽重修左传精舍记”碑记，其中说：“县之东古肥子国地，即左子故里，古庙犹存，访其遗迹，知此即为传《春秋》之处，故名曰‘左传精舍’。洁奠，下询其居守子孙，则后裔邱芳携其旧谱而至间其家世，乃避新莽之乱，去左袭邱……观其庙貌渐颓，因为之重新焉。”按上引邱氏“世系”，邱堂乃十六世孙，排行居二，根据上述资料，建武五年嫡兄邱授湖阳主簿，次年邱堂写出所谓《左传精舍志序》，是邱堂建起“左传精舍”，并就精舍建成重修家谱。嘉庆八年邱廷煜为邱明善请立博士所上呈文佐证了这一点：“十六代孙邱堂纂续旧谱，重修祠宇，子孙世守，依墓而居，递及六十九代孙即生胞伯祖邱玉洁，祠墓宗谱凡经五修。”⑨而实际重修次数恐怕更多。经千余年50多代展转重修相传，建武六年邱堂的所谓《左传精舍志序》原貌肯定已经难于说清，所以当时礼部驳议也就振振有辞：“既称‘志序’，当别有《左传精舍志》一书，乃谱中所称即是此序，序中所言又全是家谱，末提‘建武六年十七世孙邱堂薰沐敬书’，汉代无此款式”⑦；“三图既称旧谱所传，则衣冠器具必作古制，乃孔子、左邱明皆著束发道冠，又有高几坐墩，及纸本书籍笔墨砚水中丞之类，全同时式”⑦；“《前汉书·鲍宣传》中凡王莽征召不出者具列姓名，其中并无邱起，且既改姓避莽，何以又筑左传精舍，使欲盖弥彰？”⑦礼部驳议看似不无道理，但毕竟有些不顾历史变迁而过于苛求古本。又王莽征召人才甚滥，《鲍宣传》焉能包罗“具列”不出者名单，而建左传精舍时已时过境迁，岂得谓其欲盖弥彰呢？我们应该历史地去看待左传精舍与邱氏家谱的出现。东汉初年它们出现之前，左丘明后裔在文献中没有任何踪迹，原因何在？这与《左氏春秋》原为独立编年史、尚未向《春秋》学演变相一致，如果当时有其踪迹才是怪事。西汉经学的兴盛和刘歆对《左氏春秋》的珍重使其开始向传演变，嗜好经古文学的王莽寻求左丘明后裔本在情理之中，而丘明后裔却不知是福是祸，不敢轻易登上王莽的险船。东汉初年江山易手，经学统治地位依然，尽管经今古文学家对《左氏》是否传《春秋》还在进行争论，时代却给邱氏提供了借经人仕和光宗耀祖的良好条件，于是邱氏宗族便开始有所活跃。对于古代重视宗统的文化家族，15代世系的记忆并非难事，所以“邱堂纂续旧谱”当有所据，尽管这段时期文献无征，但结合历史去看倒也基本可信。

可以说，都君邱氏即左丘明嫡传后裔。他们世居祖地，战国、西汉默默无闻，到新莽时改左为邱，东汉初年随着《左氏》传经而大修祠堂家谱，其后便在文献中逐渐露出了清晰面貌。

左、邱两姓《精舍志》卷五《谱系志》“姓谱”云：“太公封于营邱？支子印遂以邱为姓。”又云：“因以左为姓氏，其后裔？去左袭邱，隐居陶阳，复以邱为姓氏。”“世系”对改姓记载同于“姓谱”。卷四《艺文志》所收“宋祥符二年平阴令范讽重修左传精舍记”碑记亦谓“乃避新莽之乱，去左袭邱。”这些资料透露出两点信息：一是丘明当有左、邱两姓后裔，二是邱姓并非皆出丘明。按“世系”所录，左丘明及其后人为左姓时共15代，15代中第4、8、9、12四代各生二子，第6代生三子，其余各代都是单传。“世系”专记嫡长子，嫡长子所生之次、庶子或许有所忽略，因此所谓单传未必就是实际上的单传，旁支当比“世系”所录更多。即以“世系”所录计算，嫡长子一支始终为一，旁支在不同时间的四代中杈出有六，六支尚会继续分杈，是两者比例至少为1：6。邱起改姓时，第4、6两代的半数旁支与嫡长子的血缘关系己隔10代左右，8、9代两个旁支也早已出了五服。他们或许已经迁离故土，或许继续守居祖墓，前者应当继续姓左，后者也不一定全部追随邱起改姓邱氏。例如，据《大明一统志》《山东通志》《曹州府志》《曹南文献录》等方志记载，定陶一带有陶丘，或名左山，有左丘明墓及左姓居民；又据地方调查，今汉上南陶村有不少左姓居民，皆奉左丘明为远祖。邱起“隐居陶阳”当与彼两地相关，很可能正是投靠那里的旁支同宗隐居。旁支后裔迁离故土定居，起一始祖坟墓供奉并不奇怪。上述两地左姓或许就是邱起之前左氏旁支后裔，不可轻易予以否定。邱起之前旁支保留左姓，且宗族规模应该大于改为邱姓的嫡支，邱起之后嫡支改为邱姓，是左丘明当有左、邱二裔。《姓谱》所谓太公支子以邱为姓，在《风俗通义佚文·姓氏》《通志·氏族略》《姓考》等姓氏文献中查之有据，是邱姓有出于周初姜太公者；《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有邾大夫丘弱，是邱姓有出于春秋邱弱者；《风俗通义佚文·姓氏》云“汉末丘俊持节江淮，属王莽篡位，遂留江左，居吴兴”，是邱姓有出于西汉丘俊者。三者皆非左丘明后裔。又据《风俗通义佚文·姓氏》，汉代有常丘、商丘、瑕丘、蛇丘、佘丘、虞丘、渠丘、葘丘、谢丘等复姓，多为后世不见，或许去复为单而成邱姓。古人依邱而居即可姓邱，是邱姓多源，不出于左丘明者多也。左姓多出于左职，左职并非仅有左史，左史并非仅有左丘明，《淮南子·览冥训》《史记·龟策列传》有商末左强，是左姓亦为多源格局。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左传精舍志》的主体资料基本可信，具有一定研究价值，不过左丘明与楚左史倚相没有血统关系，“姓谱”部分多属伪托。从现有资料看，左丘明后人当有左、邱二姓，其中作为嫡系后裔的肥城都君邱氏宗族比较可信，其余各地左、邱两姓中的旁支后裔尚有待探讨。

1725年为避孔子名讳，奉旨“丘”旁加“阝”改为邱氏，今石横邱氏皆为左丘明之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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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产告范宣子轻币

  [春秋] 左丘明

  　　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郑人病之。
  　　二月，郑伯如晋。子产寓书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
  　　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临女，无贰尔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则令名载而行之，是以远至迩安。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
  　　宣子说，乃轻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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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相绝秦

  [春秋] 左丘明

  　　夏四月戊午，晋侯使吕相绝秦，曰：“昔逮我献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祸晋国，文公如齐，惠公如秦。无禄，献公即世。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晋。又不能成大勋，而为韩之师。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则亦既报旧德矣。郑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帅诸侯及秦围郑。秦大夫不询于我寡君，擅及郑盟。诸侯疾之，将致命于秦。文公恐惧，绥静诸侯，秦师克还无害，则是我有大造于西也。
  　　“无禄，文公即世；穆为不吊，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肴地，奸绝我好，伐我保城。殄灭我费滑，散离我兄弟，挠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我襄公未忘君之旧勋，而惧社稷之陨，是以有淆之师。犹愿赦罪于穆公，穆公弗听，而即楚谋我。天诱其衷，成王陨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
  　　“穆、襄即世，康、灵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阙翦我公室，倾覆我社稷，帅我蝥贼，以来荡摇我边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羁马，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则是康公绝我好也。
  　　“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领西望曰：‘庶抚我乎！’君亦不惠称盟，利吾有狄难，入我河县，焚我箕、郜，芟夷我农功，虔刘我边垂，我是以有辅氏之聚。君亦悔祸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献、穆，使伯车来命我景公曰：‘吾与女同好弃恶，复脩旧德，以追念前勋。’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会。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昏姻也。君来赐命曰：‘吾与女伐狄。’寡君不敢顾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晋将伐女。’狄应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恶君之二三其德也，亦来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来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不榖恶其无成德，是用宣之，以惩不壹。’诸侯备闻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帅以听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顾诸侯，矜哀寡人，而赐之盟，则寡人之愿也，其承宁诸侯以退，岂敢徼乱？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诸侯退矣。敢尽布之执事，俾执事实图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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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梁谏追楚师

  [春秋] 左丘明

  　　楚武王侵随，使薳章求成焉，军于瑕以待之。随人使少师董成。
  　　斗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请羸师以张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斗伯比曰:“以为后图。少师得其君。”
  　　王毁军而纳少师。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
  　　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丰备，何则不信？”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腯。’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瘯蠡也，谓其备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洁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香，无谗慝也。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
  　　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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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郑交质

  [春秋] 左丘明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
  　　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苹蘩蕴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荐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蘩》、《采苹》，《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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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鱼论战

  [春秋] 左丘明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须句。夏，宋公、卫侯、许男、滕子伐郑。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战于升陉。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
  　　楚人伐宋以救郑。宋公将战。大司马固谏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弗听。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
  　　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我敌也。虽及胡耇，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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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许越成

  [春秋] 左丘明

  　　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报槜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会稽，使大夫种因吴太宰嚭以行成。
  　　吴子将许之。伍员曰：“不可。臣闻之：‘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今吴不如过，而越大于少康，或将丰之，不亦难乎？勾践能亲而务施，施不失人，亲不弃劳，与我同壤而世为仇雠。于是乎克而弗取，将又存之，违天而长寇雠，后虽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蛮夷，而长寇雠，以是求伯，必不行矣。”
  　　弗听。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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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祁奚请免叔向

  [春秋] 左丘明

  　　栾盈出奔楚。宣子杀羊舌虎，囚叔向。人谓叔向曰：“子离于罪，其为不知乎？”叔向曰：“与其死亡若何？诗曰：‘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知也。”
  　　乐王鲋见叔向曰：“吾为子请。”叔向弗应，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闻之曰：“乐王鲋言于君无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许；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乐王鲋从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其独遗我乎？诗曰：‘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夫子，觉者也。”
  　　晋侯问叔向之罪于乐王鲋。对曰：“不弃其亲，其有焉。”
  　　于是祁奚老矣，闻之，乘驲而见宣子，曰：“《诗》曰：‘惠我无疆，子孙保之。’《书》曰：‘圣有谟勋，明征定保。’夫谋而鲜过，惠训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犹将十世宥之，以劝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鲧殛而禹兴；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无怨色；管蔡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为善，谁敢不勉，多杀何为？”宣子说，与之乘，以言诸公而免之。不见叔向而归，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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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庄公戒饬守臣

  [春秋] 左丘明

  　　秋七月，公会齐侯、郑伯伐许。庚辰，傅于许。颍考叔取郑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颠。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郑师毕登。壬午，遂入许。许庄公奔卫。齐侯以许让公。公曰：“君谓许不共，故从君讨之。许既伏其罪矣。虽君有命，寡人弗敢与闻。”乃与郑人。
  　　郑伯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曰：“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于许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亿，其敢以许自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其况能久有许乎？吾子其奉许叔以抚柔此民也，吾将使获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没于地，天其以礼悔祸于许，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唯我郑国之有请谒焉，如旧昏媾，其能降以相从也。无滋他族实逼处此，以与我郑国争此土也。吾子孙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禋祀许乎？寡人之使吾子处此，不惟许国之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孙获处许西偏，曰：“凡而器用财贿，无置于许。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夫许，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其能与许争乎？”
  　　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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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齐攻鲁,求其岑鼎

  [春秋] 左丘明

  　　昔齐攻鲁,求其岑鼎.鲁侯伪献他鼎而请盟焉。齐侯不信，曰：“若柳季云是，则请受之。”鲁欲使柳季。柳季曰：“君以鼎为国，信者亦臣之国，今欲破臣之国，全君之国，臣所难”鲁侯乃献岑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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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碏谏宠州吁

  [春秋] 左丘明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又娶于陈，曰厉妫。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妫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
  　　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鲜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通“事”]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弗听。
  　　其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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