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桢
　　张桢，字约中，汴人。幼刻苦读书，登元统元年进士第，授彰德路录事，辟河南行省掾。桢初娶祁氏，祁生贵富家，颇骄纵，见桢贫，不为礼。合卺逾月，即出之。祁之兄讼于官，且污桢以黯昧事，左右司官听之，桢因移疾不出，滞案俱积。平章政事月鲁帖木儿怒曰：“张桢，刚介士也，岂汝曹所当议耶！”郎中虎者秃谒而谢之，乃起。范孟为乱，矫杀月鲁帖木儿等，城中大扰，桢暮夜缒城出，得免。
　　逾年，除高邮县尹，门无私谒。县民张提领，尚任侠，武断乡曲。一日，至县有所嘱，桢执之，尽得其罪状，里中受其抑者，咸来诉焉，乃杖而徒之，人以为快。守城千户狗儿妻崔氏，为其小妇所谮，虐死，其鬼凭七岁女诣县诉桢，备言死状，尸见瘗舍后。桢率吏卒即其所，发土得尸，拘狗儿及小妇，鞫之，皆伏辜，人以为神明焉。
　　累除中政院判官，至正八年，拜监察御史，劾太尉阿乞剌欺罔之罪，并言：“明里董阿、也里牙、月鲁不花，皆陛下不共戴天之仇，伯颜贼杀宗室嘉王、郯王一十二口，稽之古法，当伏门诛，而其子兄弟尚仕于朝，宜急诛窜。别儿怯不花阿附权奸，亦宜远贬。今灾异迭见，盗贼蜂起，海寇敢于要君，阃帅敢于玩寇，若不振举，恐有唐末藩镇噬脐之祸。”不听。
　　及毛贵陷山东，上疏陈十祸，根本之祸有六，征讨之祸有四，历数其弊：一曰轻大臣，二曰解权纲，三曰事安逸，四曰杜言路，五曰离人心，六曰滥刑狱，所谓根本之祸六也。其言事安逸之祸，略曰：“臣伏见陛下以盛年入纂大统，履艰难而登大宝，因循治安，不预防虑，宽仁恭俭，渐不如初。今天下可谓多事矣，海内可谓不宁矣，天道可谓变常矣，民情可谓难保矣，是陛下警省之时，战兢惕厉之日也。陛下宜卧薪尝胆，奋发悔过，思祖宗创业之难，而今日坠亡之易，于是而修实德，则可以答天意，推至诚，则可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劳，声色之好，燕安鸩毒之戒，皆宜痛撤勇改。有不尽者，亦宜防微杜渐，而禁于未然，黜宫女，节浮费，畏天恤人。而陛下乃安焉处之，如天下太平无事时，此所谓根本之祸也。”至若不慎调度，不资群策，不明赏罚，不择将帅，所谓征讨之祸四也。其言不明赏罚之祸，略曰：“臣伏见调兵六年，初无纪律之法，又无激劝之宜，将帅因败为功，指虚为实，大小相谩，上下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赏则同。是以有覆军之将，残民之将，怯懦之将，贪婪之将，曾无惩戒，所经之处，鸡犬一空，货财俱尽。及其面谀游说，反以克复受赏。今克复之地，悉为荒墟，河南提封三千余里，郡县星罗棋布，岁输钱谷数百万计，而今所存者，封丘、延津、登封、偃师三四县而已。两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萧条。夫有土有人有财，然后可望军旅不乏，馈饷不竭。今寇敌已至之境，固不忍言，未至之处，尤可寒心，如此而望军旅不乏，馈饷不竭，使天雨粟，地涌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况以地方有限之费，而供将帅无穷之欲哉！其为自启乱阶，亦已危矣。陛下事佛求福，饭僧消祸，以天寿节而禁屠宰，皆虚名也。今天下杀人矣，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将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颍上之寇，始结白莲，以佛法诱众，终饰威权，以兵抗拒，视其所向，骎骎可畏，其势不至于亡吾社稷、烬吾国家不已也。堂堂天朝，不思靖乱，而反为阶乱，其祸至惨，其毒至深，其关系至大，有识者为之扼腕，有志者为之痛心，此征讨之祸也。”疏奏，不省。权臣恶其讦直。
　　二十一年，除佥山南道肃政廉访司事，至则劾中书参知政事也先不花、枢密院副使脱脱木儿、治书侍御史奴奴弄权误国之罪，又不报。方是时，孛罗帖木儿驻兵大同，察罕帖木儿驻兵洛阳，而毛贵据山东，势逼京畿，二将玩寇不进，方以争晋、冀为事，构兵相攻，互有胜负。朝廷乃遣也先不花、脱脱木儿、奴奴往解之，既受命，不前进。桢又言其“贪懦庸鄙，苟怀自安之计，无忧国致身之忠。朝廷将使二家释憾，协心讨贼，此国之大事，谓宜风驰电走，而乃迂回退慑，枉道延安以西，绕曲数千里，迟迟而行，使两军日夜仇杀，黎庶肝脑涂地，实此三人之所致也，宜急殛之，以救时危。”亦不报。桢乃慨然叹曰：“天下事不可为矣。”即辞去，居河中安邑山谷间，结茅仅容膝。有访之者，不复言时事，但对之流涕而已。
　　二十四年，孛罗帖木儿犯阙，皇太子出居冀宁，奏除赞善，又除翰林学士，皆不起。扩廓帖木儿将辅皇太子入讨孛罗帖木儿，遣使传皇太子旨，赐以上尊，且访时事，桢复书曰：“今燕赵齐鲁之境，大河内外，长淮南北，悉为丘墟，关陕之区，所存无几，江左日思荐食上国，湘汉荆楚川蜀，淫名僣号，幸我有变，利我多虞。阁下国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蔺之于赵，寇、贾之于汉乎？京师一残，假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泽，借名义，尊君父，倡其说于天下，阁下将何以处之乎！守京师者，能聚不能散，御外侮者，能进不能退，纷纷籍籍，神分志夺，国家之事，能不为阁下忧乎！《志》曰‘不备不虞，不可以为师’，仆之惓惓为言者，献忠之道也。然为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卫生灵，三也。请以近似者陈其一二：卫出公据国，至于不父其父；赵有沙丘之变，其臣成、兑平之，不可谓无功，而后至于不君其君；唐肃宗流播之中，怵于邪谋，遂成灵武之纂。千载之下，虽有智辩百出，不能为雪。呜呼！是岂可以不鉴之乎！然吾闻之，天之所废不骤也，骤其得志，肆其宠乐，使忘其觉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罚也。天遂其欲，民厌其汰，而鬼神弗福也。其能久乎？阁下览观焉，谋出于万全，则善矣。询之舆议，急则其变不测，徐则其衅必起，通其往来之使，达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则得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寄，青宫在下者如寄，生民之忧，国家之忧也，可不深思而熟计之哉！”扩廓帖木儿深纳其说，是用事克有成。后三年，卒。
　　归旸
　　归，旸字彦温，汴梁人。将生，其母杨氏梦朝日出东山上，有轻云来掩之，故名旸。学无师传，而精敏过人。登至顺元年进士第，授同知颍州事，鉏奸击强，人不敢以年少易之。山东盐司遣奏差至颍，恃势为不法，旸执以下狱。时州县奉盐司甚谨，颐指气使，辄奔走之，旸独不为屈。转大都路儒学提举，未上。
　　至元五年十一月，杞县人范孟谋不轨，诈为诏使，至河南省中，杀平章月鲁帖木儿、左丞劫烈、廉访使完者不花、总管撒里麻，召官属及去位者，署而用之，以段辅为左丞，使旸北守黄河口。旸力拒不从，贼怒，系于狱，众叵测所为，旸无惧色。已而贼败，污贼者皆获罪，旸独免。同里有吴炳者，尝以翰林待制征，不起。贼呼炳司卯酉历，炳不敢辞。时人为之语曰：“归旸出角，吴炳无光。”旸自此名誉赫然。明年，转国子博士，拜监察御史。及入谢，台臣奏曰：“此即河南抗贼者也。”帝曰：“好事卿宜数为之。”赐以上尊。已而辞官归，养亲汴上，亲既殁，家食久之。
　　至正五年，除佥河南廉访司事，行部西京，以法绳赵王府官属之贪暴者，王三遣使请，不为动。宣宁县有杀人者，蔓引数十人，一谳得其情，尽释之。沁州民郭仲玉，为人所杀，有司以蒲察山儿当之，旸察其诬，踪迹得其杀人者，山儿遂不死。六年，转佥淮东廉访司事，改宣文阁监书博士，兼经筵译文官。
　　七年，迁右司都事。顺江酋长乐孙求内附，请立宣抚司，及置郡县一十三处，旸曰：“古人有言：鞭虽长，不及马腹。使郡县果设，有事不救，则孤来附之意，救之，则罢中国而事外夷，所谓获虚名而受实祸也。”与左丞吕思诚抗辨甚力。丞相太平笑曰：“归都事善戆如此，何相抗乃尔邪！然其策果将焉出？”旸曰：“其酋长可授宣抚，勿责其贡赋，使者赐以金帛，遣归足矣。”卒从旸言。京师苦寒，有丐诉丞相马前，丞相索皮服予之，仍核在官所藏皮服之数，悉给贫民。旸曰：“宰相当以广济天下为心，皮服能几何，而欲给之邪！莫若录寒饥者，稍赈之耳。”丞相悟而止。云南死可伐叛，诏以元帅述律遵道往喻之；未几，命平章政事亦都浑将兵讨之，事久无功。二人上疏纷纭，中书欲罪述律，旸曰：“彼事未白，而专罪一人，岂法意乎？况一谕之而一讨之，彼将何所适从？然亦非使者之罪也。”湖广行省左丞沙班卒，其子沙的方为中书掾，请奔丧，丞相以沙的有兄弟，不许，旸曰：“孝者，人子之同情，以其有兄弟而沮其请，非所以孝治天下也。”遂从之。广海猺贼入寇，诏朵儿只班将思播杨元帅军以讨之，旸曰：“易军而将不谙教令，恐不能决胜。若命杨就统其众，彼悦于恩命，必能自效，所谓以夷狄攻夷狄，中国之利也。”帝不从，后竟无功。
　　八年，升左司员外郎。中书用旸言，损河间余盐五万引以裕民。楮币壅不行，廷议出楮币五百万锭易银实内藏，旸复持不可曰：“富商大贾，尽易其钞于私家，小民何利哉！”六月，迁参议枢密院事。时方国珍未附，诏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朵儿只班讨之，一军皆没，而朵儿只班被执，将罪之，旸曰：“将之失利，其罪固当，然所部皆北方步骑，不习水战，是驱之死地耳。宜募海滨之民习水利者擒之。”既而国珍遣人从朵儿只班走京师请降，旸曰：“国珍已败我王师，又拘我王臣，力屈而来，非真降也。必讨之以令四方。”时朝廷方事姑息，卒从其请，后果屡叛，如旸言。迁御史台都事，俄复参议枢密院事，十二月，升枢密院判官。
　　九年正月，转河西廉访使，未上，改礼部尚书。会开端本堂，皇太子就学，召旸为赞善。未几，迁翰林直学士、同修国史，仍兼前职。旸言：“师傅当与皇太子东西相向授书，其属亦以次列坐，虚其中座，以待至尊临幸，不然，则师道不立矣。”时众言人人殊，卒从旸议。俄以疾辞，帝遣左司郎中赵琏赐白金文绮，不受。初，旸在上都时，脱脱自甘州还，且入相，中书参议赵期颐、员外郎李稷谒旸私第，致脱脱之命，属草诏，旸辞曰：“丞相将为伊、周事业，入相之诏，当命词臣视草，今属笔于旸，恐累丞相之贤也。”期颐曰：“若帝命为之，奈何？”旸曰：“事理非顺，亦当固辞。”期颐知不可屈，乃已。十年正月，迁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十二年，除刑部尚书，十五年，再除刑部尚书，凡三迁，皆以疾辞。十七年，授集贤学士，兼国子祭酒，使者迫之，旸舆疾至京师，卧于南城不起。时海内多故，旸上三策：一曰振纪纲，二曰选将材，三曰审形势。亹亹数千言，时以为老生常谈，不能用。十一月，以集贤学士、资德大夫致仕，给半俸终身，辞不受。明年，乞骸骨，侨居弘州，徙蔚州，又徙宣德，皆间关避兵。寻抵大同。及关陕小宁，来居解之夏县。皇太子出冀宁，强起之，居数月，复还夏县。二十七年卒，年六十三。
　　陈祖仁王逊志
　　陈祖仁，字子山，汴人也。其父安国，仕为常州晋陵尹。祖仁性嗜学，早从师南方，有文名。
　　至正元年，科举复行，祖仁以《春秋》中河南乡贡。明年会试，在前列，及对策大廷，遂魁多士，赐进士及第，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历太庙署令、太常博士，迁翰林待制，出佥山东肃政廉访司事，擢监察御史，复出为山北肃政廉访司副使，召拜翰林直学士，升侍讲学士，除参议中书省事。
　　二十年五月，帝欲修上都宫阙，工役大兴，祖仁上疏，其略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艰虞多难之时，孰不欲奋发有为，成不世之功，以光复祖宗之业。苟或上不奉于天道，下不顺于民心，缓急失宜，举措未当，虽以此道持盈守成，犹或致乱，而况欲拨乱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宫阙，创自先帝，修于累朝，自经兵火，焚毁殆尽，所不忍言，此陛下所为日夜痛心，所宜亟图兴复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疮痍未瘳，仓库告虚，财用将竭，乃欲驱疲民以供大役，废其耕耨，而荒其田亩，何异扼其吭而夺之食，以速其毙乎！陛下追惟祖宗宫阙，念兹在兹，然不思今日所当兴复，乃有大于此者。假令上都宫阙未复，固无妨于陛下之寝处，使因是而违天道，失人心，或致大业之隳废，则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而轻弃之乎！愿陛下以生养民力为本，以恢复天下为务，信赏必罚，以驱策英雄，亲正人，远邪佞，以图谋治道。夫如是，则承平之观，不日咸复，讵止上都宫阙而已乎！”疏奏，帝嘉纳之。
　　二十三年十二月，拜治书侍御史。时宦者资正使朴不花与宣政使橐驩，内恃皇太子，外结丞相搠思监，骄恣不法，监察御史傅公让上章暴其过，忤皇太子意，左迁吐蕃宣慰司经历。它御史连章论谏，皆外除。祖仁上疏皇太子言：“御史纠劾橐驩、不花奸邪等事，此非御史之私言，乃天下之公论，台臣审问尤悉，故以上启。今殿下未赐详察，辄加沮抑，摈斥御史，诘责台臣，使奸臣蠹政之情，不得达于君父，则亦过矣。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台谏者祖宗之所建立，以二竖之微，而于天下之重、台谏之言，一切不恤，独不念祖宗乎！且殿下职分，止于监国抚军、问安视膳而已，此外予夺赏罚之权，自在君父。今方毓德春宫，而使谏臣结舌，凶人肆志，岂惟君父徒拥虚器，而天下苍生，亦将奚望！”疏上，皇太子怒，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谕祖仁，以谓“台臣所言虽是，但橐驩等俱无是事，御史纠言不实，已与美除。昔裕宗为皇太子，兼中书令、枢密使，凡军国重事合奏闻者，乃许上闻，非独我今日如是也。”祖仁乃复上疏言：“御史所劾，得于田野之间，殿下所询，不出宫墙之外，所以全此二人者，止缘不见其奸。昔唐德宗云：‘人言卢杞奸邪，朕殊不觉。’使德宗早觉，杞安得相？是杞之奸邪，当时知之，独德宗不知尔。今此二人，亦皆奸邪，举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知之，独殿下未知耳。且裕宗既领军国重事，理宜先阅其纲。若至台谏封章，自是御前开拆，假使必皆经由东宫，君父或有差失，谏臣有言，太子将使之闻奏乎，不使之闻奏乎？使之闻奏，则伤其父心，不使闻奏，则陷父于恶，殿下将安所处！如知此说，则今日纠劾之章，不宜阻矣，御史不宜斥矣。斥其人而美其除，不知御史所言，为天下国家乎，为一身官爵乎？斥者去，来者言，言者无穷，而美除有限，殿下又安所处？”祖仁疏既再上，即辞职，而御史下至吏卒皆辞闲。于是皇太子以其事闻，朴不花、橐驩乃皆辞退。而天子令老的沙谕旨祖仁等，祖仁复上书天子曰：“祖宗以天下传之陛下，今乃坏乱不可救药，虽曰天运使然，亦陛下刑赏不明之所致也。且区区二竖，犹不能除，况于大者！愿陛下俯从台谏之言，摈斥此二人，不令其以辞退为名，成其奸计，使海内皆知陛下信赏必罚自二人始，则将士孰不效力。天下可全，而有以还祖宗之旧，若犹优柔不断，则臣宁有饿死于家，誓不与之同朝，牵联及祸，以待后世正人同罪。”书奏，天子大怒，而是时侍御史李国凤亦上疏，言此二人必当斥，于是台臣自老的沙以下皆左迁，而祖仁出为甘肃行省参知政事。时天极寒，衣单甚，以弱女托于其友朱毅，即日就道。
　　明年七月，孛罗帖木儿入中书为丞相，除祖仁山北道肃政廉访使，召拜国子祭酒，迁枢密副使，累上疏言军政利害，不报，辞职。除翰林学士，遂拜中书参知政事。是时天下乱已甚，而祖仁性刚直，遇事与时宰论议数不合，乃超授其阶荣禄大夫，而仍还翰林为学士，寻迁太常礼仪院使。

译文

　　张桢字约中，汴梁人。幼年刻苦读书，登元统元年(1333)进士及第，授彰德路录事，征召为河南行省属官。桢初娶祁氏，祁生于富贵之家，自命不凡，见桢贫穷，不以礼相待，结婚一月将她离弃。祁的兄长向官府控告，并且污蔑桢有不可告人之事，左右司官信以为真，桢因此称病不到任视事，以致积案堆积很多，平章政事月鲁帖木儿愤怒地说“：张桢是刚强正直之士，岂是你们能议论的么？”郎中虎者秃拜谒谢罪，这才上任视事。范孟作乱，杀害月鲁帖木儿等，城中大乱，桢深夜逃出城外，得幸免。
　　过了一年，授高邮县尹，县民没有因私情拜谒他的。县民张提领，以侠义自任，以威势擅自决断乡里是非。一日，到县有所托，桢将他逮住，弄清了他的全部罪行，乡里中受他压抑的人都来控诉，于是对他施以杖刑并流放，人们都称快。守城千户狗儿妻崔氏，被她家的小老婆说坏话，虐待而死，其鬼魂依附于七岁女孩到县向桢控诉，拘留狗儿及其小妾，审问都认罪，人们以为桢是神明。
　　任中政院判官，至正八年(1348)，拜监察御史，弹劾太尉阿乞剌欺蒙皇上之罪，并说：“明里董阿、也里牙、月鲁不花，都是陛下不共戴天之仇，伯颜贼杀害皇室嘉王、郯王一十二口人，根据古代法律，应全家抄斩，而今他的儿子兄弟还在朝廷任官职，应赶快杀掉或放逐。别儿怯不花依附权势，也应迅速贬官远逐。现在灾害异常不断，盗贼蜂起，海寇敢于欺君，边防统帅敢于轻视寇情，若不整顿，可能会有唐末藩镇之祸，后悔不及。”皇上不听。
　　待毛贵攻陷山东，上奏疏陈述十祸，其中根本之祸有六，征讨之祸有四，历数其弊端：一是轻大臣，二是权纲不振，三是图安逸，四是杜绝言路，五是人心涣散，六是滥施刑狱，这都是根本的祸害。至于他说的图安逸的祸大意是“：臣伏见陛下在盛年时，继承王位，经历艰难而登大宝，因循治安，没有预先防忧，宽厚、仁爱、恭敬、节俭，渐不如初。现在天下问题很多，国内可算是不安宁了，天道可说是反常了，民情可说是难保了，是陛下猛省之时，小心谨戒危机发生之日。陛下宜卧薪尝胆，奋发悔过，思念祖宗创业的艰难，而今天坠亡之容易。从此实行政德，就可以答谢天意，对百姓诚心诚意，就可以挽回人心。凡是土木的兴建，声色的爱好，饮酒取乐之事，都应勇于痛改。有未指出的地方，也应防微杜渐，在未发生前就予以制止。废除宫女，节省浮费，敬畏天地，抚恤百姓。然而陛下还是安然处之，如同天下太平无事时一样，这就是所说的根本之祸。”至于不慎于调度，不依靠群策群力，不明赏罚，不善于选择将帅，这就是征讨方面的四种大祸。所谓不明赏罚之祸，他说：“臣伏见调兵六年，开始没有规定纪律之法则，又没有激励劝慰的措施，将帅中败而报功，指虚为实，大小相欺骗，上下相依赖，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赏之心相同，因而有使军队覆没之将，残害民众之将，胆小怕死之将，贪婪之将。对他们没有惩罚、警戒，军队所到之处，鸡犬抢劫一空，财货抢尽。及其当面奉承，反而受赏。现在克复的地方，皆为荒墟之地，河南的封地三千余里，郡县星罗棋布，每年税收钱粮以数百万计算，而今天所存的仅封丘、延津、登封、偃师三四个县。两淮之北，大河之南，到处萧条。众所周知，有土有人有财，然后才可希望军不缺人，粮饷不缺，现在寇敌所到之处，固然不忍心去说它，即使未到之处，尤可寒心，像这样而希望不缺乏军队，不缺粮饷，除非使老天下雨长庄稼，地里涌出金子。如今朝不保夕，何况以地方有限之财力，而去供给将帅无穷之贪欲呢？这就是祸乱的来由。陛下供佛求福，养着僧人祈求消除祸灾，天寿节禁止屠宰，这些都是虚名。现在天下已在杀人，陛下泰然不理，而说我将以这样的方式求福，可是福从哪儿来呢？颍州之寇，开始时勾结白莲教，以佛法诱惑众人，终于形成权威，以兵抗拒，观其动向，迅速可畏，其势非亡我国家不可。堂堂天朝，不思平乱，反而成祸乱的根源，其祸极惨，其毒极深，关系最大，有识之人为之惋惜，有志之人为之痛心，这就是征讨祸啊。”奏疏进呈后，皇帝并没有省悟，权臣讨厌他的鲠直而无法容忍。
　　二十一年任山南道肃政廉访佥事，到了那里就弹劾中书参知政事也先不花、枢密院副使脱脱木儿、治书侍御史奴奴弄权误国之罪，这些劾奏均没有答复。正当此时，孛罗帖木儿驻兵大同，察罕铁木儿驻兵洛阳，而毛贵占据山东，势力向京畿逼近，二将坐视寇贼不进军，正在以争夺晋、冀为其能事，相互交战，互有胜负，朝廷派遣也先不花、脱脱木儿、奴奴前往解劝，接受命令后，又不前进。桢又说他们“贪婪、软弱、昏庸、卑鄙，心怀苟且偷安之计，无忧国献身之忠。朝廷要二家消除仇恨，协力讨伐盗贼，这是国家之大事，应风驰电掣般地迅速前去，而他们却迂回退缩，绕道延安以西，绕曲数千里，迟迟而行，使两军日夜仇杀，黎民百姓肝脑涂地，实际是这三个人造成的。应马上杀掉他们，以挽救危险的时局。”这奏疏也无答复。桢慨然叹息说“：天下事不可挽救了。”辞职而去，居住河中安邑山间，盖茅屋仅能容膝，有来访问的人，不再谈时事，只是对他们流泪罢了。
　　二十四年，孛罗帖木儿进犯朝廷，皇太子出走冀宁，奏请任桢为赞善，又委为翰林学士，他都不出任。扩廓帖木儿将辅佐皇太子讨伐孛罗帖木儿，遣使臣传皇太子旨，赐桢上等美酒，并询问时事。张桢在给扩廓帖木儿的复信中，详细陈述和分析了当前国家形势，提出保君父、保社稷、保人民的希望。扩廓帖木儿采纳了他的意见。三年后，张桢去世。
　　归旸字彦温，汴梁人。将出生时，母亲梦见朝阳从东山出来，有薄云掩盖，所以取名旸。旸学习未经老师传授，而其聪敏才智超过常人。至顺元年(1330)考上进士，授予同知颍州事，去除奸害，打击强人的能力很强，人们不敢因年少而轻视他。山东盐司奉差至颍州，仗势为非作歹， 旸将他捕获投入狱中。当时州县侍奉盐司都很谨慎，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只有旸不屈服。转任大都路儒学提举，未就任。
　　至元五年(1335)十一月，杞县人范孟图谋不轨，伪称是诏使，到河南省杀平章月鲁帖木儿、左丞劫烈、廉访使完者不花、总管撒里麻，把那些已离职的官属召来，签署使用，以段辅为左丞，使 旸北守黄河口，旸坚决不从。范孟大怒，将他关入狱中，众人不知他们要干什么，都感不安，而旸毫无惧色。不久，范孟失败，顺从范孟的人都被办罪，只有归 旸得免。第二年，转国子博士，拜为监察御史，进朝廷致谢时，台臣奏禀皇上说：“他就是黄河抵抗贼寇的人。”帝说“：对于好事应该多做。”赐予上尊美酒。不久，辞官归故里，在汴侍奉父母，双亲去世后，在家中住了很久。
　　至正五年(1345)任河南廉访司佥事，巡查西京地方，对赵王府官属中贪暴者绳之以法，王三次派人去说情，不为所动。宣宁县有杀人者，牵连数十人，经审查得其实情，受牵连者全部释放。沁州平民郭仲玉，被人杀害，有司以薄察山儿抵罪， 旸得知是诬罪，跟踪索迹侦察得知杀人罪犯，山儿免死。六年，转淮东廉访司佥事，改宣文阁监书博士，兼经筵译文官。
　　七年，迁右司都事，顺江酋长乐孙请求归附，请立宣抚司及置郡县一十三处， 旸认为“：古人说过，鞭长莫及。假如郡县都设立了，有事不救，就辜负了来归附的意义。救之，就放下了中国的事而去侍奉外夷，徒获虚名而实受祸害。”与左丞吕思诚激烈抗辩，丞相太平笑着说道：“归都事善良憨厚如此，为何如此相抗呀？然而你将拿出什么良策？”旸说“：他们的酋长可以授宣抚，不要求他们交纳贡赋。对其使者赐以金银丝绸，遣送回去足够了。”于是依从 旸之言。京师苦于寒冷，有乞丐在丞相的马前诉苦，丞相要来一件皮服给他，又核实官藏皮服数量，全部给予贫民。旸说“：宰相之心应当是广救天下之人，皮服能有多少，而用来供给他们？不如调查饥寒者，赈济他们。”丞相领悟。云南死可伐反叛，下诏让元帅述律遵道前往说服；不久，命平章政事亦都浑率兵讨伐，虽费时很久却未见功效。二人上奏，说法不一，中书要对述律问罪， 旸说：“他们的事情未弄明白，而要办一人之罪，岂是法律所应该的么？况且一个是前往说服，一个是征讨，他们何所适从，而且也不是使者之罪。”湖广行省左丞沙班死，其子沙的刚刚任中书掾，请假奔丧，丞相以沙的有兄弟，不许， 旸说“：孝亲，是为人子的共同心情，以他有兄弟而不准假，这不是以孝治天下。”于是允假。广海瑶族人民反叛，下诏命朵儿只班率领思播杨元帅的军队讨伐， 旸说“：调换军队而将不熟悉教令，恐怕不能决胜。假如命令杨统帅他的部队，他们感于恩命，一定能自动效力，所谓以夷狄攻夷狄，有利于中国。”帝不听，后来果然无功效。
　　八年，升左司员外郎。中书采用 旸的意见，减少河间多征的五万担盐以有利于民。楮币不能发行流通，朝廷打算拿出楮币五百万锭换银藏入国库，旸又说不可“：富商大贾，都为自己换钞，对平民有何利益？”六月迁调参议枢密院事。当时方国珍未归附，皇帝下诏命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朵儿只班讨伐，全军覆没，拘捕朵儿只班，朝廷将问罪， 旸说“：将帅战败，当然应该办罪，然而他的部队都是北方步骑兵，不熟悉水战，这等于是驱他们去死。应该招募海滨之民熟悉水利的人去擒拿。”后来国珍遣人随同朵儿只班去京师请降， 旸说：“国珍已战败我王师，又拘留我王臣，他是无力再战了，并非是真降。必须进行讨伐，以号令四方。”当时朝廷同意方的请降，后来果然如 旸所说，多次叛变。迁御史台都事，不久又任参议枢密院事，十二月，升枢密院判官。
　　九年正月，转河西廉访使，未上任，改任礼部尚书。不久设立端本堂，皇太子就学，召 旸为赞善。不久，转任翰林直学士、同修国史，仍兼前述职务。旸说：“师傅应当与皇太子东西相向授书，其他随从，按等级入位，中间位置空着，以待皇上驾临，否则尊师之道不能建立。”当时众人意见不一，终于依 旸的议论。不久，因病辞职，帝派遣左司郎中赵琏赐白金、丝绸，未受。原先，旸在上都时，脱脱从甘州回朝廷，且任宰相，中书参议赵期颐、员外郎李稷，到 旸家拜访，转达脱脱之命令，嘱咐他草拟诏书，旸推辞说“：丞相将为伊、周之业，入朝任宰相的诏书，应当让词臣考虑草拟，现在嘱 旸执笔，恐怕有累于丞相的贤能。”期颐说“：假如是皇帝命你写，会怎样呢？”旸说：“事理不顺，当然也应该推辞。”期颐知道 旸是不会屈服的，只得作罢了。十年正月，迁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十二年，授予刑部尚书之职，十五年，再授刑部尚书职位，经三次转换，都以病辞退。
　　十七年授集贤学士，兼国子祭酒，使臣催他上任， 旸抱病登车至京师，病倒于南城，当时国内多事故，旸上疏三策：一是振兴纲纪，二是挑选将才，三是审察形势。长达数千言，当时以为是老生常谈，不能用。十一月，以集贤学士、资德大夫辞职隐退，享用终身半俸，推辞未受。第二年，请求辞官，侨居弘州，后迁蔚州，又迁宣德，都是为了逃避兵灾。不久又抵达大同及关陕小住，又迁到解州之夏县。皇太子出巡冀宁，强行起用他，过了几个月又回到夏县。至正二十七年去世，年六十三岁。
　　曹鉴字克明，宛平人。聪颖超人，举止不同于一般的儿童。二十岁后，到南方游览，通晓《五经》大义。
　　大德五年(1301)，经翰林侍讲学士郝彬推荐，任镇江淮海书院山长。十一年，南行台中丞廉恒聘为掾史。母亲去世，服孝期满，授兴文署。命其伴送安南使者，沿途使者向他提出许多疑问，他应答如流。使者叹服，认为中国有人才。
　　至治二年(1322)，授江浙行省左右司员外郎。第二年，奉旨核查佛教白云宗的田产，由于稽查得法，不到几个月时间，事已完成，对百姓毫无侵扰。泰定年间，调任湖广左右司员外郎。当时的丞相忽剌歹仗势为所欲为，他的下属官员都因害怕而回避，曹鉴遇事遵循事理而行，独不回避。湖北廉访司举荐曹鉴任监察官。但未上报。
　　天历元年(1328)，调江浙财赋府副总管。所属淮、浙地区大水，民众报告灾情，鉴减赋税十之六七，有钱有势之家用诡计获免赋税的，鉴核实之后，下令让他们首先交纳。元统二年(1334)，升同佥太常礼仪院，鉴熟悉典故，达古通今，凡礼乐、度数、名物制度，没有不知晓的。因而召集大臣们议论，刚死的明宗皇后附祭于先祖之事，鉴引礼据经，辨析详细明确，君子都称赞他。至元元年(1335)，由中大夫升礼部尚书，不久，因生病而卒，终年六十五岁，追封谯君侯，谥号文穆。
　　鉴天性纯朴孝顺，对亲族中贫困者，接济惟恐太晚。当官三十多年，仍住着旧屋。逝世时，家中没有积蓄，只有数千卷书，都是经过他亲自校定的。鉴写诗、写赋，崇拜《离骚》、《尔雅》，写文章都效法西汉，每成一篇，学者都争相传诵。家中藏有他的文集若干卷。
　　鉴任湖广员外郎时，有一故旧下属叫顾渊伯，赠送他一包辰砂。鉴随手放进一个小箱子中，半年后因要用辰砂合药，命人取出一看，其中夹杂了三两黄金。鉴惊叹地说“：渊伯以为我是怎样一个人啊！”渊伯已死，鉴把他的儿子叫来，还给他黄金。其廉洁、谨慎到此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