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含天地阴阳之灵，有哀乐喜怒之情。乃圣垂范，以为民极，节其骄淫，以防其暴乱；崇高天地，虔敬鬼神，列尊卑之序，成夫妇之义，然后为国为家，可得而治也。《传》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若乃太一初分，燧人钻火，志有暢于恭俭，情不由乎玉帛，而酌玄流于春涧之右，焚封豕于秋林之外，亦无得而阙焉。轩顼依神，唐虞稽古，逮乎隆周，其文大备。或垂百官之范，置不刊之法；或礼经三百，威仪三千，皆所以弘宣天意，雕刻人理。叔代浇讹，王风陵谢，事睽光国，礼亦愆家。赵简子问太叔以揖让周旋之礼，对曰：“盖所谓仪而非礼也。”天经地义之道，自兹尤缺。哀公十一年，孔子自卫反鲁，迹三代之典，垂百王之训，时无明后，道噎不行。
　　若夫情尚分流，堤防之仁是弃；浇讹异术，洙泗之风斯泯。是以汉文罢再期之丧，中兴为一郊之祭，随时之义，不其然欤！而西京元鼎之辰，中兴永平之日，疏璧流而延冠带，启儒门而引诸生，两京之盛，于斯为美。及山鱼登俎，泽豕睽经，礼乐恆委，浮华相尚，而郊禋之制，纲纪或存。魏氏光宅，宪章斯美。王肃、高堂隆之徒，博通前载，三千条之礼，十七篇之学，各以旧文增损当世，岂所谓致君于尧舜之道焉。世属雕墙，时逢秕政，周因之典，务多违俗，而遗编残册，犹有可观者也。景初元年，营洛阳南委粟山以为圆丘，祀之日以始祖帝舜配，房俎生鱼，陶樽玄酒，非搢绅为之纲纪，其孰能兴于此者哉！
　　宣景戎旅，未遑伊制。太康平吴，九州共一，礼经咸至，乐器同归，于是齐鲁诸生，各携缃素。武皇帝亦初平寇乱，意先仪范。其吉礼也，则三茅不翦，日观停瑄；其凶礼也，则深衣布冠，降席撤膳。明乎一谦三益之义，而教化行焉。元皇中兴，事多权道，遗文旧典，不断如发。是以常侍戴邈诣阙上疏云：“方今天地更始，万物权舆，荡近世之流弊，创千龄之英范。是故双剑之节崇，而飞白之俗成；挟琴之容饰，而赴曲之和作。”其所以兴起礼文，劝帝身先之也。穆哀之后，王猷渐替，桓温居揆，政由己出，而有司或曜斯文，增晖执事，主威长谢，臣道专行。《记》曰，“苟无其位，不可以作礼乐”，岂斯之谓欤！
　　晋始则有荀顗、郑冲裁成国典，江左则有荀崧、刁协损益朝仪。《周官》五礼，吉凶军宾嘉，而吉礼之大，莫过祭祀，故《洪范》八政，三日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于神明者也。汉兴，承秦灭学之后，制度多未能复古。历东、西京四百余年，故往往改变。魏氏承汉末大乱，旧章殄灭，命侍中王粲、尚书卫顗草创朝仪。及晋国建，文帝又命荀顗因魏代前事，撰为新礼，参考今古，更其节文，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并共刊定，成百六十五篇，奏之。太康初，尚书仆射硃整奏付尚书郎挚虞讨论之。虞表所宜损增曰：
　　臣典校故太尉顗所撰《五礼》，臣以为夫革命以垂统，帝王之美事也，隆礼以率教，邦国之大务也，是以臣前表礼事稽留，求速讫施行。又以《丧服》最多疑阙，宜见补定。又以今礼篇卷烦重，宜随类通合。事久不出，惧见寝嘿。
　　盖冠婚祭会诸吉礼，其制少变；至于《丧服》，世之要用，而特易失旨。故子张疑高宗谅阴三年，子思不听其子服出母，子游谓异父昆弟大功，而子夏谓之齐衰，及孔子没而门人疑于所服。此等皆明达习礼，仰读周典，俯师仲尼，渐渍圣训，讲肄积年，及遇丧事，尤尚若此，明丧礼易惑，不可不详也。况自此已来，篇章焚散，去圣弥远，丧制诡谬，固其宜矣。是以《丧服》一卷，卷不盈握，而争说纷然。三年之丧，郑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葬之服，郑云服缌三月，王云葬讫而除。继母出嫁，郑云皆服，王云从乎继寄育乃为之服。无服之殇，郑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如此者甚众。《丧服》本文省略，必待注解事义乃彰；其传说差详，世称子夏所作。郑王祖《经》宗《传》，而各有异同，天下并疑，莫知所定，而顗直书古《经》文而已，尽除子夏《传》及先儒注说，其事不可得行。及其行事，故当还颁异说，一彼一此，非所以定制也。臣以为今宜参采《礼记》，略取《传》说，补其未备，一其殊义。可依准王景侯所撰《丧服变除》，使类统明正，以断疑争，然后制无二门，咸同所由。
　　又此礼当班于天下，不宜繁多。顗为百六十五篇，篇为一卷，合十五余万言，臣犹谓卷多文烦，类皆重出。案《尚书·尧典》祀山川之礼，惟于东岳备称牲币之数，陈所用之仪，其余则但曰“如初”。《周礼》祀天地五帝享先王，其事同者皆曰“亦如之”，文约而义举。今礼仪事同而名异者，辄别为篇，卷烦而不典。皆宜省文通事，随类合之，事有不同，乃列其异。如此，所减三分之一。
　　虞讨论新礼讫，以元康元年上之。所陈惟明堂五帝、二社六宗及吉凶王公制度，凡十五篇。有诏可其议。后虞与傅咸缵续其事，竟未成功。中原覆没，虞之《决疑注》，是其遗事也。逮于江左，仆射刁协、太常荀崧补缉旧文，光禄大夫蔡谟又踵修其事云。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于是时，二汉郊禋之制具存，魏所损益可知。四年八月，天子东巡，过繁昌，使执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禅坛。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圜丘。诏曰：“昔汉氏之初，承秦灭学之后，采摭残缺，以备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宫五畤，神祗兆位，多不经见，并以兴废无常，一彼一此，四百余年，废无禘礼，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阙焉。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号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祗，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于圜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自正始以后，终魏世不复郊祀。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使持节侍中太保郑冲、兼太尉司隶校尉李憙奉皇帝玺绶策书，禅位于晋。丙寅，武皇帝设坛场于南郊，柴燎告类于上帝，是时尚未有祖配。泰始二年正月，诏曰：“有司前奏郊祀权用魏礼，朕不虑改作之难，令便为永制，众议纷互，遂不时定，不得以时供飨神祗，配以祖考。日夕难企，贬食忘安，其便郊祀。”时群臣又议，五帝即天也，王气时异，故殊其号，虽名有五，其实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号，皆同称昊天上帝，各设一坐而已。地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从之。二月丁丑，郊礼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议奏，古者丘郊不异，宜并圆丘方丘于南北郊，更修立坛兆，其二至之祀合于二郊。帝又从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肃议也。是月庚寅冬至，帝亲祠圆丘于南郊。自是后，圆丘方泽不别立。
　　太康三年正月，帝亲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十年十月，又诏曰：“《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则明堂上帝不得为天也。往者众议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礼文不正。且《诗序》曰‘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创业，既已配天，复以先帝配天，于义亦所不安。其复明堂及南郊五帝位。愍帝都长安，未及立郊庙而败。
　　元帝渡江，太兴二年始议立郊祀仪。尚书令刁协、国子祭酒杜夷议，宜须旋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组据汉献帝都许即便立郊，自宜于此修奉。骠骑王导、仆射荀崧、太常华恆、中书侍郎庾亮皆同组议，事遂施行，立南郊于已地。其制度皆太常贺循所定，多依汉及晋初之仪。三月辛卯，帝亲郊祀，飨配之礼一依武帝始郊故事。是时尚未立北坛，地祗众神共在天郊。
　　明帝太宁三年七月，始诏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及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前旨，于覆舟山南立之。天郊则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轩辕、后土、太一、天一、太微、句陈、北极、雨师、雷电、司空、风伯、老人，凡六十二神也。地郊则五岳、四望、四海、四渎、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岳山、白山、霍山、医无闾山、蒋山、松江、会稽山、钱唐江、先农，凡四十四神也。江南诸小山，盖江左所立，犹如汉西京关中小水皆有祭秩也。是月辛未，祀北郊，始以宣穆张皇后配，此魏氏故事，非晋旧也。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将北郊，有疑议。太常顾和表：“泰始中，合二至之礼于二郊。北郊之月，古无明文，或以夏至，或同用阳月。汉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则与南郊同月。及中兴草创，百度从简，合七郊于一丘，宪章未备，权用斯礼，盖时宜也。至咸和中，议别立北郊，同用正月。魏承后汉，正月祭天以地配。时高堂隆等以为礼祭天不以地配，而称《周礼》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于是从和议。是月辛未南郊，辛已北郊，帝皆亲奉。
　　安帝元兴三年，刘裕讨桓玄，走之。已卯，告义功于南郊。是年，帝蒙尘江陵未反。其明年应郊，朝议以为宜依《周礼》，宗伯摄职，三公行事。尚书左丞王纳之独曰：“既殡郊祀，自是天子当阳，有君存焉，禀命而行，何所辩也。郊之兴否，岂如今日之比乎！”议者又云：“今宜郊，故是承制所得令三公行事。”又“郊天极尊，惟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也。庶人以上，莫不蒸尝，嫡子居外，介子执事，未有不亲受命而可祭天者。”纳之又曰：“武皇受禅，用二月郊，元帝中兴，以三月郊。今郊时未过，日望舆驾，无为欲速，而使皇舆旋反，更不得亲奉也。”于是从纳之议。
　　郊庙牲币璧玉之色，虽有成文，秦世多以骝驹，汉则但云犊，未辩其色。江左南北郊同用玄牲，明堂庙社同以赤牲。
　　礼，有事告祖祢宜社之文，未有告郊之典也。汉仪，天子之丧，使太尉告谥于南郊，他无闻焉。魏文帝黄初四年七月，帝将东巡，以大军当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及文帝崩，太尉钟繇告谥南郊，皆是有事于郊也。江左则废。
　　礼，春分祀朝日于东，秋分祀夕月于西。汉武帝郊泰畤，平旦出竹宫，东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既郊明，又不在东西郊也。后遂旦夕常拜。故魏文帝诏曰：“汉氏不拜日于东郊，而旦夕常于殿下东西拜日月，烦亵似家人之事，非事天神之道也。”黄初二年正月乙亥，祀朝日于东门之外，又违礼二分之义。魏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祀朝日于东郊，八月己丑，祀夕月于西郊，始得古礼。及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依旧请车驾祀朝日，寒温未适，可不亲出。诏曰：“礼仪宜有常，若如所奏，与故太尉所撰不同，复为无定制也。间者方难未平，故每从所奏，今戎事弭息，惟此为大。”案此诏，帝复为亲祀朝日也。此后废。
　　礼，“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魏文帝即位，用汉明堂而未有配。明帝太和元年，始宗祀文帝于明堂，齐王亦行其礼。
　　晋初以文帝配，后复以宣帝，寻复还以文帝配，其余无所变革。是则郊与明堂，同配异配，参差不同矣。挚虞议以为：“汉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礼，五帝即上帝，即天帝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案仲尼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周礼》，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则上帝非天，断可识矣。郊丘之祀，扫地而祭，牲用茧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远祖。明堂之祭，备物以荐，玉牲并陈，笾豆成列，礼同人鬼，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异体，牲牢品物，质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谓尊严之美，三日再祀，非谓不黩之义，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为明王，没则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农配火，少昊配金，颛顼配水，黄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于四郊，报之于明堂。祀天，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或以为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废，晋初始从异议。《庚午诏书》，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礼奉而用之。前太医令韩杨上书，宜如旧祀五帝。太康十年，诏已施用。宜定新礼，明堂及郊祀五帝如旧。”诏从之。江左以后，未遑修建。
　　汉仪，太史每岁上其年历，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读五时令，皇帝所服，各随五时之色。帝升御坐，尚书令以下就席位，尚书三公郎以令置案上，奉以入，就席伏读讫，赐酒一卮。魏氏常行其礼。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白曰：“前后但见读春夏秋冬四时令，至于服黄之时，独阙不读，今不解其故。”散骑常侍领太史令高堂隆以为“黄于五行，中央土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生于火，故于火用事之末服黄，三季则否。其令则随四时，不以五行为令也，是以服黄无令。”斯则魏氏不读大暑令也。
　　及晋受命，亦有其制。傅咸云：“立秋一日，白路光于紫庭，白旗陈于玉阶。”然则其日旗路皆白也。成帝咸和五年六月丁未，有司奏读秋令。兼侍中散骑常侍荀奕、兼黄门侍郎散骑侍郎曹宇驳曰：“尚书三公曹奏读秋令，仪注旧典未备。臣等参议光禄大夫臣华恆议，武皇帝以秋夏盛暑，常阙不读令，在春冬不废也。夫先王所以顺时读令者，盖后天而奉天时，正服尊严之所重。今服章多阙，加比热隆赫，臣等谓可如恆议，依故事阙而不读。”诏可。六年三月，有司奏“今月十六日立夏。今正服渐备，四时读令，是祗述天和隆杀之道，谓今故宜读夏令。”奏可。
　　《礼》，孟春之月，“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至秦灭学，其礼久废。汉文帝之后，始行斯典。魏之三祖，亦皆亲耕藉田。
　　及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耕祠先农，可，令有司行事。诏曰：“夫国之大事，在祀与农。是以古之圣王，躬耕帝藉，以供郊庙之粢盛，且以训化天下。近世以来，耕藉止于数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无供祀训农之实，而有百官车徒之费。今修千亩之制，当与群公卿士躬稼穑之艰难，以率先天下。主者详具其制，下河南，处田地于东郊之南，洛水之北。若无官田，随宜使换，而不得侵人也。”于是乘舆御木辂以耕，以太牢祀先农。自惠帝之后，其事便废。
　　江左元帝将修耕藉，尚书符问“藉田至尊应躬祠先农不”？贺循答：“汉仪无，止有至尊应自祭之文。然则《周礼》王者祭四望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絺冕，以此不为无亲祭之义也。宜立两仪注。”贺循等所上仪注又未详允，事竟不行。后哀帝复欲行其典，亦不能遂。
　　汉仪，县邑常以乙未日祠先农，乃耕于乙地，以丙戌日祠风伯于戌地，以已丑日祠雨师于丑地，牲用羊豕。立春之日，皆青幡帻迎春于东郊外野中。迎春至自野中出，则迎拜之而还，弗祭。三时不迎。
　　魏氏虽天子耕藉，籓镇阙诸侯百亩之礼。及武帝末，有司奏：“古诸侯耕藉田百亩，躬执耒以奉社稷宗庙，以劝率农功。今诸王临国，宜依修耕藉之义。”然竟未施行。
　　《周礼》，王后帅内外命妇享先蚕于北郊。汉仪，皇后亲桑东郊苑中，蚕室祭蚕神，曰苑窳妇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命中宫蚕于北郊，依周典也。
　　及武帝太康六年，散骑常侍华峤奏：“先王之制，天子诸侯亲耕藉田千亩，后夫人躬蚕桑。今陛下以圣明至仁，修先王之绪，皇后体资生之德，合配乾之义，而坤道未光，蚕礼尚缺。以为宜依古式，备斯盛典。”诏曰：“昔天子亲藉，以供粢盛，后夫人躬蚕，以备祭服，所以聿遵孝敬，明教示训也。今藉田有制，而蚕礼不修，由中间务多，未暇崇备。今天下无事，宜修礼以示四海。其详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参今宜，明年施行。”于是蚕于西郊，盖与藉田对其方也。乃使侍中成粲草定其仪。先蚕坛高一丈，方二丈，为四出陛，陛广五尺，在皇后采桑坛东南帷宫外门之外，而东南去帷宫十丈，在蚕室西南，桑林在其东。取列侯妻六人为蚕母。蚕将生，择吉日，皇后著十二笄步摇，依汉魏故事，衣青衣，乘油画云母安车，驾六騩马。女尚书著貂蝉佩玺陪乘，载筐钩。公主、三夫人、九嫔、世妇、诸太妃、太夫人及县乡君、郡公侯特进夫人、外世妇、命妇皆步摇、衣青，各载筐钩从蚕。先桑二日，蚕室生蚕著薄上。桑日，皇后未到，太祝令质明以一太牢告祠，谒者一人监祠。祠毕撤馔，班余胙于从桑及奉祠者。皇后至西郊升坛，公主以下陪列坛东。皇后东面躬桑，采三条，诸妃公主各采五条，县乡君以下各采九条，悉以桑授蚕母，还蚕室。事讫，皇后还便坐，公主以下乃就位，设飨宴，赐绢各有差。
　　前汉但置官社而无官稷，王莽置官稷，后复省。故汉至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无稷，故常二社一稷也。
　　晋初仍魏，无所增损。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庙，而社稷坛一庙俱徙。乃诏曰：“社实一神，其并二社之祀。”于是车骑司马傅咸表曰：
　　《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义。天子尊事郊庙，故冕而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亲耕故自报，自为立社者，为藉田而报者也。国以人为本，人以谷为命，故又为百姓立社而祈报焉。事异报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
　　王景侯之论王社，亦谓春祈藉田，秋而报之也。其论太社，则曰王者布下圻内，为百姓立之，谓之大社，不自立之于京都也。景侯此论据《祭法》。《祭法》：“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则以置社为人间之社矣。而别论复以太社为人间之社，未晓此旨也。太社，天子为百姓而祀，故称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风雨。”以群姓之众，王者通为立社，故称太社也。若夫置社，其数不一，盖以里所为名，《左氏传》盟于清丘之社是也。众庶之社，既已不称太矣，若复不立之京都，当安所立乎！
　　《祭法》又曰，王为群姓立七祀，王自为立七祀。言自为者，自为而祀也；为群姓者，为群姓而祀也。太社与七祀其文正等。说者穷此，因云坟籍但有五祀，无七祀也。案祭，五祀国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礼》所云祭凡小祀，则墨冕之属也。景侯解大厉曰，“如周杜伯，鬼有所归，乃不为厉”。今云无二社者称景侯，《祭法》不谓无二，则曰“口传无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拟议而后为解，而欲以口论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当见思惟，景侯之后解亦未易除也。
　　前被敕，《尚书·召告》乃社于新邑，惟一太牢，不二社之明义也。案《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无二，则稷无牲矣。说者曰，举社则稷可知。苟可举社以明稷，何独不举一以明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若有二而除之，不若过而存之。况存之有义，而除之无据乎？
　　《周礼》封人掌设社壝，无稷字。今帝社无稷，盖出于此。然国主社稷，故经传动称社稷。《周礼》王祭社稷则絺冕，此王社有稷之交也。封人所掌社壝之无稷字，说者以为略文，从可知也。谓宜仍旧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
　　时成粲义称景侯论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郑氏学。咸重表以为：“如粲之论，景侯之解文以此坏。《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大社也。’景侯解《诗》，即用此说。《禹贡》‘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为太社，封四方诸侯，各割其方色土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复为立京都也。不知此论何从而出，而与解乖，上违经记明文，下坏景侯之解。臣虽顽蔽，少长学门，不能默已，谨复续上。”刘寔与咸议同。诏曰：“社实一神，而相袭二位，众议不同，何必改作！其便仍旧，一如魏制。”

译文

　　人类包含着天地阴阳之间的灵气，有着悲哀欢乐喜悦愤怒的情感。圣人传下典范，作为人民的准则。节制他们的骄淫，来防止他们暴乱；崇拜天地，虔心敬奉鬼神，排列尊卑位序，定下夫妇道义，然后对国家对家族，就能够治理好了。《传》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至于从开天辟地以来，燧人氏钻木取火，志向重在谦恭俭朴，情怀不在乎玉帛财物，而是在春天的溪涧岸边酌饮清流，在秋天的森林附近放火驱赶封豕，也没有什么不完美的地方。轩辕颛顼依从神灵，唐尧虞舜查考古制，传到兴隆的周朝，典章制度大为完备。既留下了设置百官的榜样，制定了不可更改的法规；又有关于礼的规章三百条，各种仪式三千种，都是用来弘扬传布上天的意旨，调整规范人类的行为。周代末期世风浇薄讹变，王道衰微，事情违背了美好国家的传统，礼仪中连治家之道也已丧失。趟简子向太叔询问揖让周旋的礼节，回答说：“那祇能叫做仪式而不是真正的礼。”天经地义的道理，从此更加无人理会。哀公十一年，孔子从卫国回到鲁国，探究三代的典范，传写百王的教训，当时没有明君，他的主张无法施行。
　　如果任情发展，则仁必然被抛到一边；如果听任异端作怪，则儒学之风可能被排斥在外。因此汉文帝废除了两年的丧制，光武帝将郊祀并成一次进行。这种迎合时俗的做法，是不值得肯定的可是西汉元鼎年间，束汉永平时代，推行教化尊重士绅，倡导儒学任用儒生，两漠时代的兴盛，在造时期最为美好。到后来山中小鱼成了庙堂的供品，沼泽的野猪也一反常规，礼乐制度长期被弃，世风崇尚浮华，不过祭祀的礼仪，大体上还保存着。曹魏时期，典章制度很好。王盛、高堂隆等人，博学通晓前人的记载，像三千条的《周礼》，十七篇的仪礼等学问，分别根据旧有的文献整理后行于当世，这岂不是常称道的帮助国君遵循尧舜的原则吗。人们希望天下大治，可当时赶上的却不是善政，周代传下的典章，行用太多就违反了当时的习俗，但是残留下来的篇章典册裹还是有可供参考的东西的。景初元年，在洛阳南边的委粟山营造圆丘，祭祀的那天用始祖帝舜配飨，玉制的祭器中盛着鲜鱼，陶制的容器中装着清水，不是士大夫们为他策划，那么谁能够做到这些事呢!
　　宣帝景帝戎马征战，没来得及制定造方面的制度。立尘年间平定呈玺，九州统一，礼仪典籍都集中了，乐器祭器归属一处，于是齐鲁一带的儒生们各自携带著书籍来投奔。武皇帝也因为平定寇盗祸乱，想要提倡礼仪规范。那时的祭祀吉礼中，使用的三脊菁茅不加修剪，在日观峰祭天不用大的碹玉；那时的丧葬凶礼中，穿深衣戴布冠，撤宴减膳。宣扬了一谦三益的道理，教化就推行开来了。元帝中兴晋朝时，事务有很多要权宜处置，从前的典章制度，几乎消亡。因此常侍戴邈上朝呈递表章说：“当今天地更新，万物开始兴盛，扫荡近代的流弊，创立千年的表率。因此崇尚忠义的节操，成就文教的风俗；整理好弹琴的仪容，就能引出和谐的共鸣。”他是要用这些来倡导礼仪文明，鼓励皇帝以身作则的。以后，王道衰落，里过掌权，政令由他自己发出，而有关官员玷污斯文，粉饰权臣，皇帝威风扫地，大臣为所欲为。《记》说：“如果没有名位，就不可能推行礼乐。”难道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吗置开始有苞塑、堑迚制定出国家典章，墓置时期有苞盗、王协修订朝廷礼仪。《周官》中的五种礼，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其中吉礼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祭祀，所以《洪范》中的八政，第三位的叫做祀。祀，就是用来表达孝心事奉祖先，和神明沟通的方式。汉朝建立，在秦摧残儒学之后，制度上有很多方面还没有能够恢复古代的样子。历经东京、西京四百多年，故有不少改变。魏室接着汉末的大乱，旧的典章被破坏干净，下令侍中王粲、尚书卫觊起草拟定朝廷礼仪。到晋国建立，文帝又命令荀颉接着魏代做过的事，撰修新的礼仪制度，参考当时情况和古代遣制，更改其中的章节条文，羊枯、任恺、庾峻、应贞共同审定，成为一百六十五篇，奏献给皇上。太康初年，尚书仆射朱整上奏请求交付尚书郎挚虞推敲。挚虞就其当改之处上奏章说：臣整理已故太尉荀频所修撰的《五礼》，臣认为开创帝业而传诸后世，是帝王的美事；使礼仪兴隆来引导教化，是治理邦国的大事。因此臣以前上表陈述礼仪方面事宜而被延滞，请尽速施行。又认为《丧服》部分疑缺的最多，应当补充并确定。又认为现在的礼制篇幅太多，应当归类合并。奏章很久没有得到批示，因而害怕受到忽视。凡是冠婚祭会一类的吉礼，有关的制度变化很少；至于《丧服》，生活中很常用，但特别容易丧失要旨。所以子张怀疑高宗居丧三年而不说话的事，子思不允许他的儿子为已被休弃的生母服丧，子游认为异父兄弟之间服大功，可是子夏认为应该服齐衰，到孔子去世后门人就不明白如何服丧了。这些人都是聪明通达研习礼制，上读周朝典章，下从师仲尼，浸润在圣人训诫中，讲习钻研了很多年，可是遇到丧事，仍然还是这样，这说明丧礼容易糊涂，不能不仔细对待。何况从那以后，典章被焚毁散失，离圣人更远，丧制中的错谬，就是很自然的了。因此《丧服》一卷，卷帙不足一握，可是争论解说纷然繁多。三年的丧期，郑玄说二十七个月，王肃说二十五个月。改葬后的丧服，郑玄说穿三个月鳃服，王肃说葬事一结束就不穿了。改嫁了的继母去世后，郑玄说应该服丧，王肃说跟着继母寄居别人家中得到养育后才为她服丧。对于不满八岁而夭折的孩子，郑玄说孩子生下后满了一个月就哭他一天，王卢说把哭的日敷改成服丧一个月。像这样的情况很多。《丧服》的本文很简略，必须有注解才能弄明白它的内容；后人的解释欠详，世人说是子夏作的。郑玄王肃以《经》和《传》为本，却各有异同，天下人都弄不清楚，没有谁明白哪个正确。然而荀题衹写下古代的《经》文而已，完全删除了王夏的《传》和前代大儒的注解，那样做是不可能施行的。到了应用到具体事情上时，自然还要出现不同的解释，一个那样说一个这样说，不能用它来确定制度。臣认为现在应当参考《礼记》，适当选取《传》的说法，弥补它的不足，统一其中不同的地方。可以依照王星堡所撰写的《丧服变除》，使事类条例明白无误，以此根除疑问争端，然后使制度没有两种形式，全都根据同样的规定。另外遣部礼规要在天下颁行，所以不应该太繁琐。苞题定为一百六十五篇，每篇为一卷，共十五万多字，臣仍然认为卷数多文辞繁，大部分都是重复的。试看《尚书．尧典》祭祀山川的礼，祇对东岳详细列出了牺牲和币物的数目，陈说了应用的仪式，其余的就祇是说“如初”。《周礼》中记载祭祀天地五帝和供享先王的礼，对事情相同的都衹说“也和它一样”，文辞简约而意思明了。如今礼仪情况相同而名称不同的，就另立成篇，卷帙繁多而不明白。都应该省略文辞沟通事类，根据情况合并它们，事情不同，就列出它们的不同处。像这样的话，减去的有三分之一。
　　垫虞将新的礼规推敲完毕后，在元康元年呈上。他提出的衹有明堂五帝、二社六宗以及吉凶王公方面的制度，共十五篇。有诏令下来批准了他的提议。后来垫廛和坛盛接着从事这件工作，最终没有告成。中原陷落了，挚虞的《决疑注》，就成了那时的遣事。到了东晋时期，仆射刁协、太常苞盛补充整理旧时文献，光禄大夫蔡谟又接着做过这方面的工作。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帝来配享上天，在明堂宗祀文帝来配享上天。在当时，两汉郊里的制度都留存着，魏对它进行的增损情况很清楚。四年八月，天子到东部巡枧，路过繁昌，派执金吾臧霸代行太尉的事，用公牛祭受禅坛。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开始在洛阳南面的委粟山营造圆丘。韶令说：“西汉初年，正值秦朝焚书坑儒之后，收集残存的文献，以供祭天祀地之用。从甘泉的后土，到雍的五峙，神祇的祭坛和方位，很多都不常见，都因为设置和废除没有常规，一时那样一时这样，四百多年，没有了梢祭的礼仪，古时候历代都有的事，竟然有了缺漏。直压的世系，是从查廛压传下来的。现在祭礼圆丘用始祖帝舜配享，称号圆丘为皇皇帝天。在方丘祭祀的叫皇皇后地，用舜的妃子伊氏配享。在天郊祭祀的叫皇天之神，用太祖武皇帝配享。在地郊祭祀的叫皇地之祇，用武宣皇后配享。在明堂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用来配享上天。”十二月壬子冬至日，首次在圆丘祭祀皇皇帝天，用始祖直处帝爱配享。从正盘以后，直到魏世结束都不再有郊祀。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使持节侍中太保壑迚、兼太尉司隶校尉奎台捧着皇帝的玉玺和策书，禅位给晋。丙寅，武皇帝在南郊设立坛场，烧柴祭天向上天报告，当时还没有用祖先配享。泰始二年正月，韶令说：“有司以前奏议郊祀时权且应用魏的礼仪，朕想到重新制定很难，便把它作为定制执行，以至于议论纷纭，没有及时确定，不能够按时供飨神衹，用祖考配享。时间流逝就难以追上，减少了对神灵祖先的供飨就难以心安，还是马上郊祀。”当时群臣又讨论，五帝就是天，王气因时而异，所以称号不一样，其实是同一个神。在明堂宗祀和在南郊祭天，应当除去五帝的神位，五郊时改掉关于五方之星的五精的称号，都共同称为昊天上帝、各设一个神位就可以了。地郊时又除去用先后配祀的做法。帝一概同意了。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用以配享天，在明堂宗祀文皇帝用以配享上帝。这一年的十一月，有司又奏上一个提议，说古时候营造丘和进行郊祀是一致的，应该在南郊北郊都营造圆丘和方丘，另外修建坛场，将夏至冬至时的祭祀合并到二郊去。帝又同意了，完全和宣帝采用王卢的提议一样。这个月的庚寅日是冬至，帝亲自在南郊祭天。从此以后，圆丘和方泽不再分别设置。
　　太康三年正月，帝亲自在郊祭祀，皇太子、皇子们全都侍从祭祀。十年十月，又下诏说“《孝经》说‘郊祀时用后稷来配享上天，宗祀时在明堂用塞王来配享上天’。可是《周官》说‘祀天时位列上帝，，又说‘祀地时位列四方山川。山川不等于地，那么明堂上帝就不能是等于天的。以往众人提议去除明堂中的五帝神位，根据礼仪文献考察是不正确的。况且《诗序》说‘塞王亘逗的功业，是从后墨开始的，，因此推出他来配享上天。宣帝凭神武创业，已经配享上天了，又用先帝来配享上天，从道理上来说是不合适的。还是恢复明堂和南郊的五帝的神位。”堕童在旦塞建都，还没来得及建立郊庙就败亡了。
　　五童渡辽以后，主兴二年才开始商议设立郊祀仪规。尚书令刁协、国子祭酒杜夷提议，应当等回到首都盗昼之后再设置。司徒苞塑根据选麸查一迁都尽量就设立郊祀，认为自然应当在当地施行奉祀。骠骑将军王导、仆射荀崧、太常华垣、中书侍郎厘壶都同意茎组的提议，于是这件事情就施行了，在巳地设立南郊。当时的制度都是太常贺遁制定的，大部分依照坠和晋初的仪规。二月辛卯，帝亲自郊祀，飨配方面的礼规一概依从以前亘竖童首次郊祀的情况。当时还没有设立北坛，地衹等神明都和天神放在一起。
　　三年七月，才下诏设立北郊，还没来得及建立而明帝就去世了。到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念前代的旨意，在覆舟山南边设立了它。祭天时有五帝和其他的神：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轩辕、后土、太一、天一、太微、句陈、北极、雨师、雷电、司空、风伯、老人，共是六十二位神。祭地时有五岳、四望、四海、四渎、五湖、五人帝、五人帝的佐臣、沂山、岳山、白山、霍山、医无题山、蓝山、查巡、盒登山、钱卢辽、先农，共是四十四位神。江南各座小山的神位，都是束晋时期设立的，正像汉代西京时期关中的小河流都有祭祀的位次一样。这个月辛未，在北郊祭祀，开始用宣穆张皇后配享，这是魏时就有的先例，不是晋的旧制。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打算在北郊祭祀，有表示疑惑的议论。太常顾和上表说：“泰始年间，将冬夏二至的祭礼合并到天地二祀的郊祀中去。北郊的时间，古代没有明文规定传下来，有的在夏至，有的在阳气复归的冬至。汉光武正月辛未，开始行北郊礼，逭就和南郊礼同在一个月。到中兴后，各种制度都从简，将七种郊祀礼合并在一处进行，宪章规制还没有完全制定出来，权且应用这样的礼仪，也是随时合宜的事。到咸和年问，议定另外设立北郊，同在正月进行。魏继承{继的制度，在正月祭天而用地配享。当时高堂建等人认为按照礼规祭天时不用地配享，并称道《周礼》中三王的郊祀一概用的是夏历。”于是采纳题塑的提议。当月辛未进行南郊礼，辛巳进行北郊礼，皇帝全都亲自参与行祭。
　　三年，窒蜒讨伐但宝，打跑了他。己卯，在南郊以大功祭告于天。这一年，帝落难到没有返回。第二年应该进行郊祀礼，朝中意见认为应该依照《周礼》，由宗伯代行主祭，由三公执行祭事。衹有尚书左丞王纳之说：“既然要祭天，自然是天子南面而治的时候，有国君在那裹，禀承旨意去执行，有什么可讨论的。是否应该郊祀，哪裹能像今天这样商议决定呀!”提议的人又说：“现在就应当郊祀，所以承奉以前的礼制而可以让三公代行其事。”纳之又说：“祭天为至尊之事，衹能由一人为之，所以不是天子不能祭祀。庶人以上的人，没有不是衹行蒸祭尝祭礼的。嫡子在外，就由庶子执行，还没有不是亲身接受丫上天的使命却可以去祭天的人。”纳之又说：“武皇接受禅让，在二月郊祀；元帝中兴，在三月郊祀。如今郊祀的时候还没有过去，天天盼望皇帝回来，不要做那种提前的事，以致皇帝返回以后，再不能亲自奉祭。”于是听从了纳之的意见。
　　郊祀庙祭时用的牺牲币帛玉璧玉器的颜色，虽有明文规定，但是秦多用赤毛黑鬣的聊驹，汉却衹说用牛犊，不管它的颜色。束晋时期南郊祀和北郊祀都用玄色牲口，明堂祭和庙祭社祭都用赤色牺牲。
　　礼规中有如果有事要告诉祖先应该在社庙祭告的条文，没有在郊庙祭告的规章。漠代的仪典中说，天子去世后，让太尉在南郊把给他的谧号祭告给上天和亡灵，其他的就没有听说了。魏文童董翅四年七月，帝将要去东方巡视，因为大军要出发，派太常用一头大公牛到南郊祭天。到塞童崩后，太尉钟逊在南郊告谧于天，都是因为有大事而郊祀。东晋时期废置了这些礼仪。
　　礼的规定，春分时早晨在束边祭太阳，秋分时黄昏在西边祭月亮。汉武帝在泰时祭天，清晨从笪宣出门，朝东向太阳行揖礼，当天黄昏朝西向月亮行揖礼。利用郊祀的日子，并不到柬边或西边去行祭祀礼。以后就在清晨和黄昏进行经常性的拜礼。所以魏文帝的诏书说：“汉氏不在东郊拜祭太阳，而是早晨或黄昏在宫殿的前边朝东或朝西拜祭太阳月亮，烦琐粗俗像是普通人家做的事，不是事奉上天和神交往的正道。”黄初二年正月乙亥，在东门的外面朝祭太阳，逭又违背了在二分的时候祭拜日月的礼规。魏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在东边的郊外朝祭太阳，八月己丑，在西边的郊外夕祭月亮，这才符合古礼。到了亘逊左尘二年，有司奏报说，春分时依照旧例皇帝要去朝祭太阳，因为气候冷暖不合适，可以不必亲自出城。诏书说：“礼仪应当持之以恒，如果像奏告的那样做了，和已故太尉撰定的礼规不同，又成了没有定制了。以前正逢国难还没有平定，所以常常听从你们的奏议，如今战事已经结束，祇有这些事是最重要的。”根据这道韶书，皇帝又亲自朝祭太阳。这一条后来给废止了。
　　礼的规定，“郊祀后稷来配享上天，在明堂宗祀文王来配享上帝”。魏文帝即位后，用汉代的明堂礼仪却没有配享的。明帝太和元年，才在明堂宗祀文帝，齐王也实行这种礼仪。
　　晋朝初年用文帝配享，后来又用宣帝，不久又用文帝配享，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变革。这样看来郊祀和明堂的礼仪中，在配享方面，情况是不一致的。挚虞的意见认为：“汉魏的旧例，在明堂祭祀五帝的神灵。新礼的规定，五帝就是上帝，就是天帝。在明堂中去除五帝的神位，衹祭上帝。案仲尼说‘郊祀后稷来配享天，在明堂宗祀文王来配享上帝，。《周礼》上规定，祀天时旅祭上帝，祀地时旅祭四望。望不等于地，那么上帝不等于天，就完全可以清楚了。在郊外圆丘的祭祀，扫干净一块地方就地设祭，贡奉的牺牲用的是蚕茧和栗子，器皿用的是陶器之类，事物返回到它开始的样子，所以用远祖配享。明堂的祭祀，陈列各种物品作为供品，玉器牺牲都献上，篷豆祭器成行成列，礼仪方面人间和鬼神没有区别，所以用较近的祖辈配享。郊丘明堂祭坛神位，居然不一样，牺牲牢畜祭品器物，粗劣和精细完全不同。而且用祖辈一同配享，不是说尊重庄严的美德，三天裹两次祭祀，不是说不过分的道理。那不是一个神，也就很清楚了。以往在上古时期，活着是明王，去世后就和五行相配，所以太吴和木相配，神农和火相配，少吴和金相配，颛顼和水相配，黄帝和土相配。这五位帝王，是配享上天的神，一同在四郊祭祀，在明堂报祭。祀天的时候，穿大裘而戴冕，祀五帝的时候也像这样。有人认为主宰五精的帝王，是辅佐上天化育万物的。前代相传下来，没有人废除它，晋的初期才听从了不同的意见。《庚午韶书》规定，明堂祭祀和南郊祭祀时去除五帝的神位，衹祭祀天神，新的礼规采用了它。以前太史令韩杨上书提议，应该照旧例祭祀五帝。太康十年，韶令已经施行。应该制定新的礼规，在明堂和郊祀时祭祀五帝就和旧仪一样。”韶令批准了他的意见。束晋时期，没有顾得上施行。
　　汉的礼仪规定，太史每年呈上当年的年历，在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之前常常要宣读关于五时的政令，皇帝穿的服装，分别依从五时的颜色。皇帝就坐，尚书令以下官员各就各位，尚书三公郎将令放在案上，捧着进去，在各自的席位上读完后，赐给一卮酒。魏氏常常施行这种礼。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官说：“现在衹看到读春夏秋冬四时的政令，至于穿黄色服装的时令，单单缺了没有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散骑常侍领太史令高堂隆认为“黄色在五行当中，是代表中央土的，在四季中各有十八天。土生于火，所以在火主事的末期穿黄色服装，其他三个季节就不这么做。有关的政令就随着四季发布，不根据五行来发布，因此穿黄色服装却没有政令”。这说明魏氏的时候不读大暑令。
　　到置承受天命，也有那些制度。傅咸说：“立秋这一天，白色的车辆在宫廷中闪耀，白色的旌旗在玉阶前陈列。”那么那一天的旌旗和车辆都是白色的了。成帝咸和五年六月丁未。有司奏请读秋季的政令。兼侍中散骑常侍荀奕、兼黄门侍郎散骑侍郎曹宇反驳说：“尚书三公曹奏请读秋季政令，仪式方面的旧有典章中没有这样的规定。臣等人根据光禄大夫臣华恒的提议商议，武皇帝因为秋夏盛暑，常常空缺而不读政令，在春冬季节就不取消这一活动。先王之所以随着季节读政令，是因为在天时到来时遵奉天时，是使服色正确并表示尊敬庄严的大事。如今服饰典章多半已不合旧礼，加上天气炎热异常，臣等认为可以按照华恒的提议，依从旧例不读政令。”韶令批准了。六年三月，有司上奏说“本月十六立夏。如今正服逐渐完备，四季都读政令，这是敬述天和使国家兴隆的方法，因此提议现在应当读夏季的政令”。奏议被批准了。
　　《礼》书上讲孟春之月，“于是选择吉日良辰，天子亲自背着耒耜，把它们放置在副车的车夫旁边，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藉田”。到台毁灭学术，那些礼仪长时间被废止。汉文帝以后，才实行这一典礼。魏的前三位皇帝，也都亲自耕作藉田。
　　到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请在开始耕作时要祠祭先农神，可以让有司执行这件事。诏令说：“国家的大事，在祭祀和农事方面。因此古代的圣王，亲耕藉田，用来作为郊祀庙祭时的供品，并且以自己的行动来教育感化天下的人。近代以来，耕种藉田祇限于下地走几步，空有慕古之名，并无供奉祭祀鼓励农耕之实，不过是兴师动众徒费钱财。如今遵循千亩藉田的周代制度，要和群公卿士们亲自体会务农的艰难，来为天下人做表率。主办的人详细修定有关制度，去河南，在束郊的南面，洛水的北面找好田地。如果没有官田，就根据情况调整更换，不许侵占百姓的田地。”于是皇帝乘坐木辖车去耕作，用太牢祭祀先农神。从惠帝以后，这些事就废置了。
　　时期五童打算恢复耕种藉田的制度，尚书台下文书征询“耕种藉田时皇帝是否应该亲自祠祭先农神”?贺循回答说：“选的礼仪中没有关于至尊应该亲自祭祀的条文，但是《周礼》说王者祭祀四望时穿毳衣戴冕，祭祀社稷和五祀时戴有绣饰的礼帽，根据这点不能说没有亲祭的道理。应该增订两条礼仪规定。”贺循等人奏上的条文又不够周详得当，事情终于没有施行。后来哀帝又想实行那种仪式，也没有能够如愿。
　　礼仪规定，县邑一级的地方上通常在乙未这天祠祭先农神，并在乙方田地上耕作。在丙戌这天到戌方田地上祠祭风伯，在己丑这天到丑方田地上祠祭雨师，牺牲都用羊和猪。立春逭一天，都打着青色旗戴着青色头巾到束郊外的田野中举行迎春祭礼。迎春的人向他祭拜后回城，不敬献祭品。其他三个季节不迎。
　　虽然天子行耕种藉田的礼，各藩镇却没有遵行诸侯要耕种百亩藉田的礼。到武帝末期。有司上奏说：“古代诸侯耕种百亩藉田，亲自执掌耒耜生产来供奉社稷宗庙，以此鼓励倡导从事农业生产。现在各王治理自己的王国，应该依照古礼实行耕种藉田的制度。”但是最终没有施行。
　　《周礼》规定，王后带领命妇们在北郊祭蚕。运的礼仪规定，皇后亲自到束郊的苑中采桑，在蚕室祭蚕神，叫做苑菰妇人、寓氏公主。祠祭时用少牢做牺牲。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命中宫皇后在北郊祭蚕神，是依照周代的典章。
　　到武帝太康六年，散骑常侍华娇上奏说：“先王的制度，天子诸侯亲自耕种千亩藉田，皇后夫人亲自从事养蚕采桑。如今陛下凭着圣明至仁，遵循先王的传统，皇后体现资生大德，合于辅助乾纲的道义，然而坤道还没有光大，蚕礼还有不足。因此认为应该依从古代的先例，实行逭一盛典。”诏令说：“以往天子亲自耕种藉田，用来供奉神明，后夫人亲自养蚕，用来准备祭祀时的礼服，是用这些行为来遵行孝敬，宣扬教化。现在藉田已有制度，可是蚕礼没有施行，是由于宫内事务繁多，没有顾得上施行。如今天下太平无事，应该遵行礼仪来昭示四海。将仔细依从古代的典章，加上近代的先例，来考虑现在的情况，明年施行。”于是在西郊行蚕礼，这是要和行藉田礼的方位相对。就让侍中成粲草拟有关仪式的条文。先蚕坛高一丈，边长二丈，向四方伸出台阶，台阶宽五尺，在皇后采桑坛东南方向的帷宫外门的外面，而往东南距离帷宫十丈，在蚕室的西南，桑林在它的束面。选择列侯的妻子共六人担任蚕母。蚕将要出生的时候，挑选吉，皇后戴十二笄步摇，按照汉魏先例，穿青衣，乘坐以油彩描绘的云母安车，用六匹浅黑色马驾车。女尚书戴着貂蝉佩玺陪着乘坐，车上装着筐钩。公主、三夫人、九嫔、世妇、诸太妃、太夫人和县乡君、郡公侯特进夫人、外世归、命妇都戴着步摇，穿青色衣裳，各自装载着筐钩随从行蚕礼。采桑前两天，蚕宫生的蚕放在薄上。采桑这一天，皇后还没到，太祝令在天刚亮的时候用一太牢告祭，由一名谒者监祭。告祭完毕撤去供品，将剩余下来的供品分发给随从采桑和侍奉告祭的人。皇后到西郊登上先蚕坛，公主以下的人陪伴排列在坛的束侧。皇后面向束亲自采桑，采三条桑枝的桑叶，妃嫔和公主们各采五条桑枝的桑叶，县邑君以下的各采九条桑枝的桑叶，都将桑叶交给蚕母，回到蚕室。事情完毕，皇后回来坐下后，公主以下的人才就座，设宴席，按等级赏赐绢。
　　前汉衹设置官社而没有官稷，王莽设置官稷，后又撤销了。所以漠到魏时期衹有太社有稷神，而官社没有稷神，所以常常是两个社神一个稷神。
　　晋初仍用魏制，没有增减。到太康九年，改建宗庙，而将社稷坛和宗庙一起迁址。于是下诏说：“社神其实是一个神，现合并两个社到一处祭祀。”于是车骑司马傅咸上表说：《祭法》对王社和太社，分别有相应的叙述。天子要恭敬地从事郊祀和庙祭，所以戴着帝冕而亲自耕作。亲自耕作的原因，就是表示重视祭祀的供品。亲自耕作所以亲自供奉，为自己立的社庙，是要耕种藉田来供奉的。国家以人为根本，人以粮食为命根子，所以又为百姓立社庙来祈祷供奉。情况不同供奉也不一样，造就是为什么有两个社庙的原因。王景侯论议王社的时候，也说是春季祈祷藉田丰收，秋季将收成供奉给神明。论议太社时，却说王者关心畿内，为百姓立社庙，称为太社，不再在京城为自己立社庙。景侯的这种观点是根据《祭法》提出的。条法》：“大夫以下的人到一定数量后就立社庙，叫做置社。”景侯解释说：“就是现今的里社。”景侯解释《祭法》，是将置社作为人间的社了。可是在别的讨论中又将太社作为人间的社，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太社，是天子替百姓去祭祀，所以称为天子社。《郊特牲》说：“天子在太社祭祀，必然会受到霜露风雨。”由于各种姓氏的人很多，王者就统一为他们立社庙，所以称作太社。如果是置社，那数量是不一致的，大致是用里的地名作为名称，《左传》中提到的在清丘的社结盟就是这种情况。普通民众的社庙，既然已经不称作“太”了，如果又不在京城立庙，那到什么地方立呀!《祭法》又说，王为各姓立七祀，王为自己立七祀。说为自己，就是为自己去祭祀；为各姓，就是为各姓去祭祀。太社和七祀在记录的行文上看正好是一样的。解释者对这一点没了办法，于是说坟典古籍当中是衹有五祀，没有七祀的。我认为祭礼中，五祀是国家的大祀，七祀就是小祀。《周礼》上提到的祭礼中凡是小祀，就都是玄冕一类的冕服。景侯解释大厉时说：“就像周时的杜伯，鬼魂如果有了归宿，就不会成为厉鬼。”如今说没有二社的人声称是景侯的主张，《祭法》不说没有二社，却说“是传说而没有有关的文字记载”。凭景侯的明达，尚且用比拟的方式来进行解释，而有人想要凭口头的意见废除有明文规定的典章，像这样就不仅是二社应当受到重视，景侯所作的解释也是不能轻易废除的。不久前接受到敕令，《尚书．召诰》就在新邑进行了社祭，衹用一套太牢作祭品，正是不进行二社的明证。考《郊特牲》说社稷祭祀用太牢，如果一定要援引一套太牢的记载来证明社祭中没有二社之说，那么稷祭中就没有用牺牲了。解释的人说，举出社祭了那么稷祭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如果可以举出社祭来说明稷祭，为什么不可以举出一个祭礼来说明二社之礼呢?邦国的大事，就在祭祀和戎事上。如果有二社的祭礼却废除一个，不如多祭来保存它。何况保存它有依据，而废除它没有依据呢?《周礼》中记载封人执掌设立社祭坛四周的矮土墙，没有提到稷。如今帝王的社庙中不设稷神，大概就根据这个记载。然而国家主祭社稷，所以经传文献中动不动就提到社稷。《周礼》中记载王祭祀社稷时就戴绪冕，这是王的社庙有稷神的明文。在封人执掌社坛的记载中没有提到稷，解释的人认为是省略行文，根据上文就可以推理出来。建议应当仍旧设立二社，而在帝社中增设稷神。
　　当时成粲提出景侯论述遇太社不立在京都，想要推翻郑氏的学说。傅咸再次上表认为：“要按照成粲的说法，那么景侯的解释就会因此而被破坏。《大雅》说‘于是就设立冢土’，毛公解释说，‘冢土，就是太社’。景侯解释《诗经》，就采用了逭一说解。《禹贡》中(J睦土五色’一句，景侯解释说，‘王者取用五种颜色的土做成太社，分封四方的诸侯时，分别用其方位颜色的土以示割土分封，。照这么说，太社又是设在京都了。不知道所谓景侯的论述是从什么地方找出来的，竟然和景侯的解释乖离不合，上违反了经典记录中的明文，下破坏了景侯的解释。臣虽然顽劣不开窍，但是从小求学，不能沉默，谨再次上表。”刘塞和傅咸的意见相同。诏令说：“社神本来是一个神，可是相沿成了两位，众人意见不同，没有必要改变!还是依照旧例，完全和魏的制度一样。”
　　后来挚虞上奏，认为：“臣案《祭法》说‘王为各姓立社叫做太社，王为自己立社叫做王社，。《周礼》讲大司徒负责‘设立其社稷坛四周的矮土墙，，又说‘用血祭来祭社稷’，说的就是太社。又说‘封人掌管修建王之社坛’，又提到军旅应当在社祭坛进行有关仪式，说的就是王社。在太社替百姓祈祷告知天神，这种祈祷报告有一定的时候，主持的人不能不遵行。所以凡是祓除灾殃祭祀社神杀生祭军鼓等，主持者都在这裹恭行其事。这些都是有二社的明文记载，前代王朝一直尊奉的规矩。因为《尚书．召诰》上的用三牲在新邑祭社神的记载，《诗经》上说的‘于是就设立冢土’，都没有提到两社。所以废置帝社，衹设立太社。《诗》《书》上讲的，各指一件事情，又都产生在周公旦制定礼乐制度以前，不能用来改变《周礼》中的明文典章、《祭法》中的正式规定。以前改建庙和社，营造一处社祭的地方，朝中议论纷纷，拿古礼来匡正今制。世祖武皇帝亲自发出明智的诏命，肯定了二社的制度，作为长久不变的制度。应当确定新的礼规，依从二社的规制。”韶令听从了他的意见。
　　到元帝建武元年，又在洛京设立二社和一稷的祭祀场所。那时的太社的祝说：“地德无私，恩惠无疆。设立太社，保佑万邦。悠悠四海，无不安康。”那时的帝社的祝说：“坤德深厚，国家无忧。设立帝社，地道发扬，按时祭奉，幸福普降。”
　　汉代的礼仪规定，每月初一的早晨，太史要呈上当月的历表，各有关部门的侍郎尚书们静听宣读政令，照历表按时执行。初一的前后两天，牵羊持酒到社神前祭太阳神。太阳如果有变故，就杀羊来祠祭社神，以此来救发生变故的太阳。主持人戴长冠，穿领子袖口有绛色边饰的中衣、绛色裤子和袜子来行礼，就像以往的做法一样。自从晋建国后，日月将要交会时，太史便报告合朔的情况，尚书在事前三天，宣布并负责宫内宫外的戒严。挚虞的《决疑》中说：“凡是救日食的，都戴赤色帧巾，用来助长阳的力量。日食将要发生时，天子穿素色衣服离开正殿，宫内宫外严密警戒。太史登上灵台，等到太阳的变故发生，就在宫门敲鼓。听到鼓声，侍奉的臣子都戴上赤色帧巾，佩带宝剑进宫侍卫。三台令史以上的官员都各自拿剑，站在他们机构的门前。卫尉卿骑马环绕宫城，巡察戒备，周而复始。同时也在社庙敲鼓，用的是周朝的礼。又用赤色丝线编成绳来系住社神，祝史对社神陈辞来责备它。社神就是勾龙神，是天子的上公，所以陈辞来责备它。太阳恢复常态，这才作罢。”
　　汉代建安中期，将要在元旦朝会群臣，可是太史报告，元旦那天正值日食。朝臣们不知道是否应该朝会，共同向尚书令荀或请教。当时广平的计吏刘邵在座，说：“梓慎、裨宠，是古代的良史，但是在预测水灾火灾方面，有时还会错过天时。《礼》书上规定，诸侯们一起朝见天子时，进了门却不能进行完礼仪的原因有四种，日食是其中一种。然而圣人传下的制度，不因为有变故异象就事先取消朝会的礼仪，这是因为有时灾异自行消失而不发生，有时推算会有错误。”荀或和大家都认为有道理而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照旧朝会，也没有发生日食，刘邵因为这件事而出了名。
　　到武帝咸宁三年、四年，都因为元旦赶上合朔而取消元旦的朝会，是改变了魏的旧制。元帝太兴元年四月，合朔，中书侍郎孔愉上奏说：“《春秋》上说，有日食的时候，天子在社庙击鼓，是向阴进攻；诸侯在朝堂击鼓，是向自己进攻。根据尚书台发出的符令，如果太阳有变故，就在各门前击鼓，这是违反售有典章规定的。”诏令说： “陈述的问题是符合正道的，立即传令外面改变原来的布置。”
　　到康帝建元元年，太史报告说元旦将合朔，后来又不清楚是否应该取消朝会。庾冰正辅佐朝政，写了刘邵的议论出示给位至八座的高级官员们看。当时有人说刘邵的意见不符合礼的精神，荀或听从他，那是高明的人一时的过失。因此蔡谟就写了论文批评刘邵，说：“刘邵提出的灾异自行消失而不发生，又认为连梓慎、裨灶都有失误，所以对太史的报告，也不必十分当真，这些道理自然是对的。可是他说圣人传下的制度，不因为会有灾变异象而事先取消朝会的礼仪，这就错了。灾祥的发生，是为了谴责并告知人君，是王者很重视的上天的告诫，所以穿素色服装而停止奏乐，退避出正寝，百官穿素色服装，奉上供品并击鼓，亲自去救它。凡是敬神接受上天告诫的事，与其怀疑而取消它，不如谨慎地奉行它。所以孔子、老聃在乡里帮人行葬礼时，因为丧事要在不见星星的情况下进行，所以发生日食时就停下灵柩，说是怎么能知道不会出现星星呢。可是刘邵取消了这种礼，这是抛弃圣贤的成规呀。鲁桓公壬申日遇到灾，却在三天后的乙亥日举行尝祭，《春秋》书中批评了他。灾事已经过去，仍然感到恐惧不止，所以取消宗庙的祭事，何况得知天眚将要到来，而举行欢庆娱乐的聚会，就违背礼了。《礼记》所说的诸侯进门后不能完成礼仪的情况，指的是曰官没有预告，诸侯进去之后，见到日食发生才知道，不是先得知会有日食而不取消朝会。引用这条，可以称得上是失去了它的本意。刘邵依据的是《礼记》，夫子、老聃在乡里的事，也是《礼记》上说的，却违反了它，取舍都没有根据。可是荀令称道，汉朝奉行，于是使得这些说法到今天仍被称引，没有人明白它的错误，将来的君子们会根据它来作为法式，故此要纠正它。”于是庾冰听从众人的意见，因此就取消了朝会。
　　至永和年间，殷浩辅佐朝政，又想采纳刘邵的主张而不取消朝会。王彪之依据咸宁、建元时的旧例，又说：“《礼》书说诸侯一同朝见天子，不能完成礼而中止的原因有四种，自认为是指突然发生意外，而不是指事先知道那些事件会发生，却寄希望于史官推算失误，所以不预先取消朝会的礼仪。”于是又听从了彪之的意见。
　　《尚书》的“向六宗里祭”造句话，儒生们说解纷纭，往往不一样。王莽根据《易经》中提到的“六子”，就设立了六宗祠。魏明帝在位时怀疑这件事，询问王肃，王肃也认为是《易经》说的六子，所以没有取消。到晋承受天命之后，司马彪等人上表说明六宗的祭祀不应该特别设立新的礼规，于是就停止了那些祭祀。后来挚虞就这件事上奏，又认为：“考察舜承受帝位时，‘类祭上帝，里祭六宗，望祭山川，那么六宗不是上帝的神名，又不是山的神灵。《周礼》关于肆师的职责中说：‘在祭祀社宗时掌管用牲。’关于党正的职责中说：‘春秋的祭荣也像这样。’肆师职责中说的宗，和社并列，那么等级是和社相同的。党正职责中说的荣祭，行文没有涉及社，那么这个神是和社不同的。周朝的祭祀，没有比郊社更重要的，宗同等于社，那么它是重要的神就很清楚了。此外，《月令》讲孟冬时向天宗祈祷，那么《周礼》的祭荣，《月令》的天宗，就是六宗的神。汉光武在高邑即位，依照《虞书》里祭六宗。安帝元初年间，在干的方位上设立祭祀场所，礼仪和太社相同。魏继承了这一制度，到景初二年，对这个神进行广泛讨论，朝臣们议论纷纭，各持己见。衹有散骑常侍刘邵认为万物都包涵着阴阳两种相反相成之气，二者互相激荡而产生中和之气。六宗，就是太极冲和的气，是作为六气的宗的。《虞书》称为六宗，《周书》称为天宗。当时考察研究了有关的各种异同的情况，就听从了他的意见。汉魏相沿用，成为重要的祭祀。凡是崇仰奉祀百神，一旦放纵不祀神就不来保佑，已经设立了的，就没有人敢取消它。应该制定新的礼规，祭祀六宗就像从前一样。”诏令听从了他的意见。
　　《礼》书上说，王为各姓设立七祀，叫做司命、中霤、国门、国行、大厉、户、灶。仲春月玄乌到的那一天，用太牢祭祀高梅神。在《毛诗》的《丝衣篇》中，高子